老屋灯火温暖的记忆
走合作社插互助组那年，父亲七兄弟分了家。秋头子，父亲把家搬到东头姥姥家的西下屋。第二年开春儿，在西头后街选房场、拉房框、叉房墙，草草盖起两间土平房。西头后街没几户人家，紧挨紧地住着。天刚擦黑儿，家家紧闭房门，大人领着孩子猫在屋里不敢出来，怕狼。有一年冬天的一个晚上，父亲去生产队粉房漏粉，母亲领着我们在家，黑灯瞎火地挤在土炕上不敢出声，生怕把狼招来。越怕越有事，隐隐约约听到屋外门口有动静，房前来了个东西，吧嗒、吧嗒，先在当院儿来回走了几趟，后在外屋门口停住了，不住地拱门。母亲仗胆子哆嗦着到外屋摸火叉子，不撒手，堵住洋门口，在黑暗中与外面的那个东西较着劲。好容易熬到了后半夜，父亲从外面回来了，一冲，那个东西从西院儿墙豁子走了。母亲听见父亲语声，扔掉火叉子，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放松下来，一屁股坐到地上。“二小子，点上灯下地给你爹开门。”年幼的二哥摸着黑点上煤油灯给父亲开了门。第二天早上推开门一看，门口和西墙豁子满是牛蹄丫子印儿，窗根儿底下还有一泡挂霜的牛粪，这才知道昨晚来吓唬人儿的是个牛犊子。
一晃二哥二十出头，和后屯老李家姑娘订了亲，眼看着就要娶媳妇儿。两间房，一铺炕，七八口人，这可往哪娶呀？一时急坏了母亲，整天磨叨父亲。父亲是个乐观的人，尽管家里要钱没钱、要檩子没檩子，就放话说盖房子。开犁之前，和生产队长一说，叫上二三十号劳力，砌墙底儿的砌墙底儿，和泥的和泥，叉墙的叉墙，两天工夫，三间房框就平口了，干上个把月就可以上梁。父亲从西山坡树地砍回一车小树做椽子，可檩子咋办？生产队长给足了父亲面子，特批一挂大马车，选一个成手老板子，去了一趟北山里，拉回一车上等果松。木头扒了皮，干着。铲完头遍地，房子就盖上了。父亲到后屯和万木匠换工（父亲去给他们队里社员说书，万木匠到我家做木工活），把盖房子剩下的果松破了，打上了松木的窗和门。盖好房子，外面抹黄泥，里边挂沙里，大哥从学校拿回来一打报纸糊纸棚。年根儿，把二嫂娶回了家，全家人欢天喜地过年。
这一住，就是四十来年。当年的新房子变成了老房子。
父亲早早地离开了我们。三姐、四姐、老妹相继出嫁。我毕业参加工作以后，在老房子里结婚，不久调到外乡工作，后进县城，母亲和二哥二嫂守着老房过。
前年，我帮二哥在老房子前边儿盖上了瓦房。
往新房搬那天，母亲犯了愁，新房子的防盗门不好开，出来进去费劲不说，自己装得满满登登的大木头柜搬不进去，找个随手用的东西还得回老房去找。在新房子里刚吃过饭，母亲就叫上重孙女回老房炕上吃零嘴去了。入秋了，我们怕她着凉，叫了好多遍，母亲才慢慢挪下炕，一步三回头地走出老房。看着母亲熟睡的面容，我猜想，母亲梦里一定还在老房子门前喂鸡喂猪；一定还在老房子煤油灯下为我们缝缝补补；一定还在老房子灶坑口为我们烘烤棉衣，把烤热的棉衣塞进我们各自的被窝，然后回过身去，扑扑手上的柴灰，扎上围裙，燃起炊烟，躺在热炕上的我们，听着锅里扑腾扑腾的沸腾之声，不久就会嗅到那诱人的缕缕饭香……
场院笑声荡漾的时光
场院是生产队用来碾轧谷物、翻晒粮食和堆放谷草的地方。社里的场院建在屯西南角。
场院长宽足有百米，四周是用石头砌成的围墙，墙头是用土叉的墙帽，面东留有十多米宽的场院门。门是用松木椽子做的，两扇，很沉，关门开门需两个人才能挪动一扇门。场院里边可并排跑开几辆马车，便于农忙时车马人行。
秋收一到，场院里热闹起来。车老板子赶车的吆喝声、卸车的人们高喊声、扒苞米的妇女笑骂声和没到上学年龄跑来场院玩耍的儿童嬉闹声混在一起，嘈杂一片。
庄稼都进了场院，谷子垛有一房子高，苞米堆像小山似的，红彤彤的高粱攒衬着金灿灿的苞米堆，在秋阳下闪着光。生产队里的男女老少脸上有了笑模样，贪黑起早在场院里忙碌着。社员们都盼着社里卖些粮食拿回钱分红，好给爹娘买点好吃的零嘴，给老婆闺女扯上两米花布做个袄，给小子们扯上几米帆布做个褂，再称上几斤猪肉、白面留着过大年包饺子，最后给自己打上一瓶老白干，坐在热炕头上守着老婆孩子喝上两盅，那才叫个美呢。
露天的场院里，打场的赶着四五匹马拉着石头磙子（碌碡），一个链着一个转圈疯跑，翻场的用木杈子一遍接一遍地翻动着谷草，扬场的挥动着木锨富有节奏地扬着粮食，扒苞米的把扒光了皮的苞米一棒接一棒地扔向高高的苞米堆，脱粒的把苞米棒子一筐接一筐地倒进脱粒机……
忙了小半晌，生产队长喊一声“歇气儿啦”，人们扔下手里的活计，有的去喝水，有的去解手，也有的十个八个人凑一起闲扯。队里有一个外号叫小白脸的女社员，四十来岁，长得特别白，胖胖的，个子不高，性格泼辣，是妇女里最敢扯的一位。有一回歇气儿，一个男社员和小白脸撩闲，把她逗急了，喊来几个妇女，把这位男社员摁倒在苞米堆上，撩起大襟，掏出奶头愣往男社员眼睛里挤奶汤子，还觉着不过瘾，回手又抓了一把旱烟面子，照男社员脸上扬了上去，连杀带呛，把男社员收拾得好几天睁不开眼睛。打那以后，谁提小白脸都发怵，小白脸成了降老爷们儿的头号人物。要说小白脸也有失手的时候，有一次小白脸和妇女们坐在地上扒苞米，扒着扒着苞米堆里钻出来一只耗子（老鼠），呲溜一下钻进了小白脸的裤筒子里，咬没咬着不知道，反正把小白脸吓得哇哇直叫满地打滚，妇女们怕耗子谁也不敢伸手，老爷们儿不怕耗子也不好上前呀，这时候，先前被小白脸调理过的男社员一看机会来了，冲上前去，一下子把手伸进了小白脸的裤裆里，把耗子逮了出来。“轰”！大场院里炸了窝，老爷们儿笑得直不起来腰了，妇女们羞臊得脸通红，不好说又不好骂，人家是英雄救美呀，假装从苞米堆上捡起苞米棒子扔向那个男社员，把那个男社员头上打了好几个大包。
打完场以后，场院一下子静了下来，只剩下靠西墙的一个大草垛立在那。下了学的孩子们便三三两两地结伴跳进场院，爬谷草垛，藏猫猫，谷草刮破了脸、扎破了手也不在乎，垛前垛后，跑来跑去，垛上垛下，连滚带翻，为寂静的大场院增添了活力。
菜园星辉洒落的夜晚
那些年，农民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一个整劳动力，在生产队上一年满工，才能挣回五六口人的口粮，多余人口的口粮，只有靠欠三角债领回家。
一年到头，屯子里的人吃的都是自产的粗粮淡饭，蔬菜是老三样——土豆、白菜和大萝卜。农忙时节，社员到社里上工，没时间莳弄小园子。
生产队长让一个人生活的聋哑舅舅把村西的那十几亩地做了菜地。
那时，我有六七岁。舅舅成了菜园主，我自然成了菜园子里的常客。
舅舅那时四十多岁，清瘦，高个，会编筐窝篓，帮了东邻又帮西舍，人缘好。
刚开始弄菜园那阵子，舅舅一个人干不过来，劳力抽不出来，屯里能干动活的老人和妇女主动到菜园里给舅舅帮忙。足足干了一个多月，菜地成形了。一畦一畦破土而出的新鲜幼苗，迎着风摆，招人喜欢。
舅舅搬进了菜园子，我自然和舅舅一起住进了菜园，朝夕跟在舅舅身后，看舅舅放水、施肥、拔草、去虫……
早晨，太阳照在菜园子里，晶莹的晨露依附在瓜果菜上，一闪一闪的，像是眨着眼睛和虫儿们鸟儿们悄悄地说着话。
傍晚，回村的社员三三五五地走过菜园，先竖起大拇指，对舅舅的杰作赞赏一番，然后掏出几把旱烟，塞进舅舅的烟口袋，才扛起锄头回村。牧归的牛群，也在这个时候进村，放牛娃嘴馋，跑来缠着舅舅要瓜菜吃。舅舅顺手摘下几个，塞进他们怀里。放牛娃拿着乐颠颠地赶牛回村了。
暮色降临了，村子里的喧闹声渐渐消歇远去，我和舅舅乘月色坐在垄台上。我一边看舅舅慢慢悠悠地吸烟，一边听蛙喊虫嚷，湿漉漉的田园空气洇湿了我的身心。
赶上月亏星明之夜，我和舅舅就早早地走进菜园子的窝棚，躲在板铺上，目光越过矮矮的柴门，对着神秘莫测的满天星斗久久凝视。
夜深了。菜园子里万籁俱静，我也于静谧之中悄悄地溜向了无忧无虑的梦乡……
每年的“小满”前后，菜园子里的青枝绿叶引来了蝴蝶和蜜蜂，也招来了羽毛艳丽的小鸟。夜晚，我缠着劳累一天的舅舅在煤油灯下为我盘好鸟夹。白天，我便在菜园里的排水沟边，埋好上了虫的鸟夹子，鸟儿们飞来喝足水后，低头看见虫子，便毫不犹豫地扑向夹口。
天黑以后，舅舅烧好饭，我便把鸟扔进灶坑，上桌草草吃完饭，从灶坑扒拉出小鸟，在煤油灯下，一边看舅舅编炕席，一边嚼着香香的鸟肉。
盛夏，角瓜、黄瓜、茄子和豆角相继成熟。头回分菜那天，菜园里热闹得像过年一样，村民们第一次吃上了生产队里的新鲜蔬菜。
后来，我上学了。放学后，我便撒腿跑向菜园子，老远就看见舅舅一个人在地里干活。舅舅装上一袋旱烟，蹲在地头微微笑，看着我玩儿。舅舅慢慢地吐着烟圈儿，直到把一袋烟抽透，才站起身把烟袋锅放在鞋底上磕几下，收起来，继续干起活来。
舅舅夜里咳得厉害。
一天傍晚，我在灯下做作业，舅舅编席子，编着编着，舅舅停下手来，怔怔地看着我。我忙放下本子，走过去坐在舅舅的腿旁，仰起脸看着舅舅。
第二天，母亲告诉我，说舅舅来过，舅舅想让我在他老的时候为他扛灵，我根本弄不明白这是咋回事，点了点头。从此，舅舅脸上有了笑模样，时常眯着眼瞧我，微微地笑。
我十三岁那年，舅舅真的老了，全村人都给舅舅送葬。我扛起灵幡，在前面一路小跑，把舅舅送到了墓地。
舅舅走了，菜园子无人再去管理，分田单干以后，那十几亩菜地，便分给各家各户做田地了。
去年秋天，我回乡下时，特意去村西老菜地看了一回。
在秋天的风中，我看到成熟的谷穗齐刷刷地低下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