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杨士奇

【原文】：

洪武乙亥⁽¹⁾，余客武昌。武昌蒋隐溪先生，始吾庐陵人，年已八十余，好道家书。其子立恭，兼治儒术，能诗。皆意度阔略⁽²⁾。然深自晦匿，不妄交游，独与余相得也。

是岁三月朔⁽³⁾，余三人者，携童子四五人，载酒殽出游⁽⁴⁾。隐溪乘小肩舆⁽⁵⁾，余与立恭徒步。天未明，东行，过洪山寺二里许，折北，穿小径可十里，度松林，涉涧。涧水澄彻，深处可浮小舟。傍有盤石，容坐十数人。松柏竹树之阴，森布蒙密。时风日和畅，草木之葩烂然⁽⁶⁾，香气拂拂袭衣。禽鸟之声不一类⁽⁷⁾，遂扫石而坐。

坐久，闻鸡犬声。余招立恭起，东行数十步，过小冈，田畴平衍弥望，有茅屋十数家，遂造焉⁽⁸⁾。一叟可七十余岁，素发如雪，被两肩，容色腴泽，类饮酒者。手一卷，坐庭中，盖齐邱《化书》⁽⁹⁾。延余两人坐。一媪⁽¹⁰⁾捧茗碗饮客。牖下有书数帙⁽¹¹⁾，立恭探得《列子》，余得《白虎通》⁽¹²⁾，皆欲取而难于言。叟识其意，曰：“老夫无用也。”各怀之而出。

还坐石上，指顾童子摘芋叶为盘，载肉。立恭举匏壶注酒⁽¹³⁾，传觞数行。立恭赋七言近体诗一章，余和之。酒半，有骑而过者，余故人武昌左护卫李千户也。骇而笑，不下马，径驰去。须臾，具盛馔，及一道士偕来。道士岳州人刘氏。遂共酌。道士出《太乙真人图》求诗。余赋五言古体一章，书之。立恭不作，但酌酒饮道士不已。道士不能胜，降跽谢过⁽¹⁴⁾。众皆大笑。李出琵琶弹数曲。立恭折竹，窍而吹之⁽¹⁵⁾，作洞箫声。隐溪歌费无隐《苏武慢》。道士起舞蹁跹，两童子拍手跳跃随其后。已而道士复揖立恭曰：“奈何不与道士诗?”立恭援笔书数绝句，语益奇。遂复酌。余与立恭饮少，皆醉。

起，缘涧观鱼。大者三四寸，小者如指。余糁饼饵投之⁽¹⁶⁾，翕然聚⁽¹⁷⁾，已而往来相忘也。立恭戏以小石掷之，辄尽散不复。因共慨叹海鸥之事⁽¹⁸⁾，各赋七言绝诗一首。道士出茶一饼，众折而嚼之。余半饼，遣童子遗予两人。

已而夕阳距西峰仅丈许，隐溪呼余还，曰：“乐其无已乎?”遂与李及道士别。李以卒从二骑送立恭及余。时恐晚不能入城，度涧折北而西，取捷径，望草埠门以归⁽¹⁹⁾。中道，隐溪指道旁冈麓顾余曰⁽²⁰⁾：“是吾所营乐邱处也⁽²¹⁾。”又指道旁桃花语余曰：“明年看花时索我于此。”

既归，立恭曰：“是游宜有记。”属⁽²²⁾未暇也。

是冬，隐溪卒，余哭之。明年寒食，与立恭豫约诣墓下。及期余病，不果行。未几，余归庐陵，过立恭宿别，始命笔追记之。未毕，立恭取读，恸哭；余亦泣下，遂罢。然念蒋氏父子交好之厚，且在武昌山水之游屡矣，而乐无加乎此，故勉而终记之。手录一通，遗立恭。呜呼!人生聚散靡常⁽²³⁾，异时或相望千里之外，一展读此文，存没离合之感其能已于中耶⁽²⁴⁾?

既游之明年，八月戊子记。

【作者简介】：

杨士奇(1365——1444)，初名寓，以字行，明朝泰和，(今江西泰和)人。早孤，家贫，以教授学生为生。惠帝建文初年，以史才荐入翰林院，充编纂官，参修《太祖实录》。成祖即位后，入内阁典机务，仁宗时官至华盖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宣宗、英宗两朝均为台阁重臣，与杨荣、杨溥同朝辅政，并称“三杨”，因居第在西，称“西杨”。后以老病告归，卒谥文贞。

杨士奇工于诗文，为明初“台阁体”的代表作家之一，由于位高权重而在文坛上有很大影响。他的文章平正舒缓，有《东里集》等。

【鉴赏】：

明初诗文大多颂圣应制，歌功颂德，在诗坛则以“三杨”为代表形成了台阁之风，内容多无可取之处，杨士奇诗歌亦如此。然而他的这篇散文《游东山记》却是情真意切，实为难得一见的佳作。

与其它游记不同，这篇作品基本没有描写东山的景色，而是着眼于人物的活动，而以深情贯穿始终。

乍看起来，这篇作品似乎散乱无章，事无巨细皆入笔端，作者仿佛信笔写来，丝毫不加剪裁琢磨，叙事也似过于琐碎。然而读过之后却尽扫起初的观感，而体会到了作者的深心。

大致说来，这篇文章主旨并不在事，而在于情。使种种琐事串连为一体而又浑然天成的正是这种情使然。作者与蒋隐溪父子为君子之交，他写蒋氏父子的意度阔略、不妄交游正是为了突出这种知交的难能可贵，也为下文作了情绪上的铺垫。在写春日出游的过程中，作者不厌其烦地写了种种小事，诸如载酒乘舆、度林涉涧、扫石静坐之类，烘托出一种初春之际风和日丽，鸟语花香的美妙景色，渲染了一种祥和温馨的宁静气氛。不难想象在这种气氛中游者的怡然欢畅的心情。而作者又点缀以村舍取书一事，更增加了一种安乐淳厚的意味，使人疑心置身于世外桃源。

在精心布置了这一种环境之后，作者集中笔墨叙写了朋友欢聚，饮酒赋诗之乐。中间插入李千户及道土，使得场面顿时热烈起来。文章也因此起了一个高潮，但见飞杯换盏，起舞蹁跹，又闻吟诗放歌之声，琵琶竹窍之乐，文章至此，游山之乐已达极致。下面便略收一笔，杂以观鱼嚼茶之事使得热闹的场面又归于平静。接着写黄昏返城，忽入蒋隐溪不祥之语，使本来明朗的画面上调入了一层灰色，为下文蒋隐溪的死埋下了伏笔。

作者写游山之乐其实都是为最后抒发感慨作准备。昔日之乐愈多，则今日之悲愈重。面对坟茔一冢，忆起先时交游之厚，能不使人悲从中来，感慨万千?更何况作者自己也要离开武昌，回到庐陵。死者死矣，生者竟也要分离，细思起来，情何以堪!除非大彻大悟如庄周之人，否则真情犹在，却生离死别，其发言悲戚实为情理中事。便是事不关己之读者观文至此，也不免心生“存没离合之感”而欲掩卷，何况身当此境?

这样看来，作者娓娓述说的琐事末节中其实都是深浸着作者哀悼追忆之情，人死之后再来追记当日之事，两相对照，更加突出了今日的痛切寥落之感，所以说作者选材叙事并非随意为之，而是颇具深心，处处为后文作势。

杨士奇的文章向来以平稳徐纡见长，这篇散文也不例外。作者叙事抒情都是从容写来，不作一句激烈之语，然而在平淡安闲，不动声色中却蕴藏了深厚的情感，可以称得上是“不尚藻辞，不矜丽句，词气安闲，首尾停稳”。他的语言也很有特色，多为短句，不加任何修饰，常常只用几个动词就突现出人物神情。这种句式既俭省了笔墨，读来又顿挫流畅，明白如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