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国辨(节选)

章士钊

昨二十八日，有杨铨①君在《申报》著一论文。题曰：《中国能长为农国乎·》于愚“农村立国之义”加以抨击。……然则农国者何也·曰：农国对于当今之工国言之。凡国家以其土宜之所出人工之所就，即人口全部，谋所配置之，取义在均，使有余不足之差，不甚相远，而不攫国外之利益以资挹注②者，谓之农国。反是而其人民生计，不以己国之利源为范围，所有作业专向世界商场权子母之利，不以取备国民服用为原则，因之资产集中，贫富悬殊，国内有劳资两级，相对如寇雠③者，谓之工国。建国之本原既异，所有政治道德法律习惯，皆缘是而两歧。农国讲节欲，勉无为，知足戒争，一言蔽之，老子之书，为用极宏，以不如此不足以消息盈虚，咸得其宜也。工国则反之，纵欲有为，无足贵争，皆其特质。事事积极，人人积极，无所谓招损。损更图满，损满回环，期于必得，以不如此不足以兴集国富，日起有功也。农国尚俭，……工国尚奢，大规模之工作，自上达下，只须有力为之，无不恣意以崇其成。……更分言之：农国政尚清静，以除盗安民，家给人足，为兴太平之事。工国则言建设，求进步，争于物质，显其功能。如吾汲黯卧治④，彼所不解。农国说礼义，尊名分，严器数。工国则标榜平等，一切脱略⑤，惟利之便。农国于财务节流，于人务苦行，于接物务[[!GF8CE]]谦⑥。工国则财以开源为上，人以有幸福求欢虞为上，接物以发扬蹈厉为上。农国重家人父子，推爱及于闾里⑦亲族，衣食施与恒不计。工国以小己为单位，视钱如命，伦理之爱，别为一道，姊弟同车，各出铜币一枚，分购车位，反相安焉。农国恶讼，讼涉贷钱分产，理官每舍律例，言人情，劝两造息争以退。工国则财产之事，毫不肯苟，全部民法，言物权债权者八九，讼师数万，蠹食⑧于兹。最后则农国以试科取人，言官单独闻风奏事，不喜朋党，同利之朋，尤所痛恶。工国则明言财利，内贿外政，比周为党⑨，立代议制，朋分政权。如此之别，不可一二计，综其要归，“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仍史公语)，农国之精神也。欲多而事繁，明争以足财，工国之精神也。其精神之所由起，以财源是否在于本国为断，由此勘入，思过半矣。自十八世纪以还，欧洲机械渐兴，工业日茂，厂肆骈立，农化为工，小资本之生业，逐见衰减，人人轻去乡里，觅食通都，都市生活，为之盛涨。一方田亩荒芜，食料不给，而一方互市海外，生涯畅遂。大地未甚开发之农国，生货填委⑩，可以少许成品，诳取多许，自非食粮，资以活给，稍加造作，旋又往售，生熟出入，利每十倍，因乃本土殷繁，冠冕一世。增造富族，豪侈无论。如是者百余年，迁流之极，弊不胜言!其在国内，贫富两阶，相去太殊。富者木土被文绣，犬马余肉粟，而贫者织不去机，裋褐[[!B11]]不完，终岁勤动，一饱不得。故以南开市人而苦寒露，波多人而病消渴。一国熟视，恬不为怪，何也·举凡所产，固以供转输，博外利，与前民用平人欲之旨去之万里也。工者积不能平，联盟力抗，所谓社会主义者，自共产以至工联，随澈有差，而求所以甘心于资本家者则一。凡在工国，无一能安，患祸奚出，不复可料。其在国外，言制作也，科学久成公器。言贸易也，我往寇亦能追。其初英吉利独为先登，舟车所至，无不如意。既而德、美、法日，相继崛兴，制器功侔[[!B12]]，行商地丑，即前此坐受盘剥之农国，亦各渐染机心，粗能步武，倡行土货，明示抵排。是世界商场，明明日窄一日，而通商惠工之若干国者，机件之益益敏给，效率之益益增大，出品多而成本轻，计算之益益不可低昂，人口之大多数依工为命，作业之益益不可旷废，综计制造全力，如董君时进[[!B13]]所言，“殆足供给更一地球之货品而有余。”(见二十五日《申报·论中国不宜工业化》)自二十世纪开幕以至一九一四年，欧美之工业状况，全陷入于此种供求不应之反比例中。商轨之僢驰[[!B14]]日甚，同业之相煎益急，而谋垄断天下，取威定霸之英德两国，且势力轰其一，以为一时苟且偷托之计，因而惹起古今未有之大战。使凡为商战者，靡不加入。由今思之，正如悬崖转石之必至于地，无可致疑。嘻!欧洲苟其徇工无已，不知更化。则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更越二三十年，战且逾酷。昧者不察，以谓协约国今以公理人道胜，国际之清平可期。以近五年间之事证之，得非梦呓·外之商事之逼拶[[!B15]]也如此，内之工潮之澎湃也如彼，欧洲工制之所由崩坏，大略可知。吾人生当此世，其将何以自处也乎·四五十年来，吾震于欧洲国势之强，学术之盛，工艺之精，凡西来者，率不加考问，一律迎之，以为欧洲若是，吾亦当然为之。举吾旧有，谓与弱国为媒，拉杂唾弃不惜。以本题言，今之倡言，“中国必工业化，然后可以自存”(参观二十九日《申报》戴君英[[!B16]]所著《中国可以不工业化乎》一文)者，尚比比也。尝试论之，苟吾乍经鸦片战争之大创，锐意维新，如日本明治初年之所为焉。则且不问得果之良恶如何，而以犬羊之质，服虎豹之文，求为一外强中干，参伍欧美，尚工形似之国，自属可能。何也·其时工业万能之花，盛开而仍未谢，销场未尽，可供迥旅，群义未滋，工人用命也。而今也王气已收，大战初已，各国之所以自窘于工，如茧之缚者，底里尽露，惩毖无及，于时而谓新兴工化之庞然大国，可容发迹，殆为不解事者之所妄期，况乎工国矫揉浮伪，疵衅万端，凡为右工之民，亦一口能张，两足能举之机器，出作入息，各衔轮齿，莫或之紊焉耳。于兹为群，亦太寡味!借曰可期，岂其所欲，工云工云，不思甚矣!至于外货侵寻，财漏无艺，如杨君所虑数事，又海关之册，近告入超将及三万万元。核其所入，米且二万万石，面粉三百余万石，棉布值二万万两，(如戴君说)骎骎[[!B17]]扼吾农产之吭，使不得吐气，此农国失其所以为农之咎，非农国不能化而为工之咎。所有墨守农法，于今无济，允宜借助工事，励学明艺，农产而外，别兴土物以斥外物各情，俱吾农国之所当有事，只须所兴以为吾用，或为吾用而更能兴，循环操作，功用不出本土，律愚曩[[!B18]]立两种国家界说，其义未出农而入工，而又何疑焉。本此以谈，吾之立国不当有背于农也，断可识矣。杨君发问，“中国能否长为农国·”不待踌躇而宜应之曰，能矣。其实此一问题，不仅吾国独有，比者欧洲工党，倡为第一第二，第二半以及第三国际诸号，以与资本国之帝国主义抗。所言虽不离工，而考其用心，固隐然有逃工归农之意。何以故·以其不主谋利，而主公制作以均民用，多与农国之本义相默契故。无奈欧洲之社会组织，一概托体于资本，如虫百足，不可得僵;而又农亩浸废，众民浮寄，地狭人稠，安所受田·一时名家如潘悌[[!B19]]等，倡言农业复兴，诚有明夷待访[[!B20]]之叹。杨君能否一问，在彼盖未易答，而吾何有焉·吾本农国，今其精英，虽微蚀于伪工制，而大体未坏，谨谢杨君，亦“长为”之而已矣。

原载1926年1月9日《甲寅》周刊1卷26号

〔注释〕　①杨铨(1893—1933)：字杏佛，江西清江(今樟树)人。毕业于上海中国公学，后赴美留学，与任鸿隽等创办《科学》月刊，组织中国科学社。回国后历任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教授，中国科学社第一届理事会理事等。　②挹注：把液体从一个容器中舀出，倒入另一个容器。引申为以有余来弥补不足。　③寇雠(kòu chóu)：雠同“仇”。寇雠指仇视，极端不和谐的见解。　④汲黯卧治：汲黯，汉武帝时大臣，先任东海太守，继为主爵都尉。好黄老之术，施政主无为而治。“黯多病，卧阁内不出。岁余，东海大治，称之。”(《汉书·汲黯传》)后因以“卧治”谓政事清简，无为而治。　⑤脱略：放任，不拘束。　⑥[[!GF8CE]]谦：谓施行谦德。泛指谦逊。语出《易·谦》：“无不利，[[!GF8CE]]谦。”　⑦闾里：邻居。　⑧蠹食：侵蚀。　⑨比周为党：比周，结党营私。指相互勾结，相互偏袒，结党营私。　⑩填委：纷集;堆积。　[[!B11]]裋(shù)褐：粗陋布衣。古代多为贫贱者所服。《列子·力命》：“朕衣则裋褐，食则粢粝，居则蓬室，出则徒行。”　[[!B12]]侔(móu)：相等。　[[!B13]]董君时进：即董时进(1900—1984)，四川垫江人，1924年获康奈尔大学博士，后任教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校，主编《现代农民》，参与发起中国民主同盟，创建中国农民党，对中国土地制度、农村经济有着独到的分析。著有《农业经济学》、《中国农业政策》等。　[[!B14]]僢(chuǎn)驰：背道而驰，相违背。　[[!B15]]逼拶(zā)：亦作“逼桚”，逼迫之意。　[[!B16]]戴君英：即恽代英。戴英为笔名。　[[!B17]]骎骎(qīn)：形容马跑迅疾的样子。比喻事业进展很快。　[[!B18]]曩(nǎng)：从前，过去。　[[!B19]]潘悌：英国社会学家，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厌恶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主张以农立国。著有《基尔特制度的复兴》。章士钊曾将自己写成的《业治论》向其请教。　[[!B20]]明夷待访：《明夷待访录》，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黄宗羲著。这是一部抨击封建专制、宣扬民本思想的著作，把古代中国的民主思想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明夷”取自《周易》“箕子之明夷”句。箕子为商大臣，纣王不纳其言，且将其囚于监狱。后周武王伐纣后访问箕子，箕子献《洪范》。“明夷待访”，为黄宗羲自况箕子向周武王进呈《洪范》之意。〔鉴赏〕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笔名黄中黄、烂柯山人等，号秋桐。湖南善化(今长沙)人。清末曾任上海《苏报》主笔，民国建立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学校校长等。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馆长，为著名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面对外忧内患，“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知识界人士的解决方案众说纷纭。1922年秋，从欧洲考察归来的章士钊，目睹战后欧洲经济的衰败和工业文明出现的危机，联系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后的纷乱现状，思想上发生极大转变。他选择的是回归传统，力主“农村立国之义”，否定“以工立国”，主张中国依据传统文化为指向建成“农国”，以实现中国的富强。针对杨铨在《申报》上发表《中国能长为农国乎·》的质疑，他写了这篇《农国辨》，阐述了“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的“农国精神”，批评了“欲多而事繁，明争以足财”的“工国精神”。以农立国，首先需要明晰何谓“农国”·对此章士钊有个界说：“农国对于当今之工国言之。凡国家以其土宜之所出人工之所就，即人口全部，谋所配置之，取义在均，使有余不足之差，不甚相远，而不攫国外之利益以资挹注者，谓之农国。”这是说，农国是处于一种闭关自守的自然经济形态中，有别于为追求资本利润而肆意地攫取他国资源的工国。其次，农国人们的农产品分配比较均平，没有明显的贫富分化。这里，不难见到孔子所主张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影子。为了说明农国的情况，他采取与“工国”相比较的办法，进行了论述。农国与工国的不同，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节欲“知足戒争”与纵欲“无足贵争”、“尚俭”与“尚奢”、“尚清静”与“言建设”、“重家人父子”与“以小己为单位”、“恶讼”与“蠹食”于讼、“以试科取人”与“立代议制”。意思是说，农国重视宗法伦理，工国强调个人主义;农国厌恶法律上的纷争，讲究的是温情脉脉的人情，工国强调民法，动辄“言物权债权”，有数万律师以“讼”为业;农国以科举取士，为国家输送政治上的人才，工国政党林立，设议院为多党政治服务。这些道德、法治与政治上的差别，章士钊归结为农国与工国人们欲望的不同。农国人们注意节制自己的欲望，知足常乐而戒争;工国人们放纵自己的欲望，没有满足的时刻，故对竞争是很注重的。由此带来生活态度上，俭约与奢华的不同，以及对外界看法的区别，农国崇尚太平清静，工国重视开发建设。章士钊指责工国社会里，社会矛盾尖锐，而农国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国内经济，无需掠夺他国，贫富差距不悬殊。因此中国的社会和经济，与西方“建国之本原既异，所有政治道德法律习惯，皆缘是而两歧”。他希望国人抛弃学习西方工业文明的想法，要实行“农国精神”，“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活生生的人都是有欲望的，是人对物质利益或精神生活的一种渴求。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欲望，有着不同的主张。大体来说，有禁欲、节欲、寡欲、纵欲等等。对欲望的追求程度，是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形态相关的。在农业文明时代，前三种主张占据主流地位;在工业文明社会，自然界的开发加速了，人们对财富追求的欲望得以大大提升，多欲以至于纵欲，也就为人们所青睐。章士钊颠倒了经济形态与人们欲望之间的因果关系，所以在理论上缺乏说服力。中国为何不能以工立国·章士钊考察了西方近代历史认为，在工业化生产方式驱使下，资本逐利的本性极度膨胀，由此而来的是社会贫富分化、阶级对立和农业萎缩等弊病。资本的竞争还带来恶性的贸易争夺，最终不可避免导致世界大战。总之，“以工立国”在章士钊看来一无是处。他回顾洋务运动以降，中国人对西方科学技术等现代文明采取了拿来主义态度，“凡西来者，率不加考问，一律迎之，以为欧洲若是，吾亦当然为之”。但这种不加选择的拿来，只能是“以犬羊之质，服虎豹之文”，求得一个“尚工形似”的“外强中干”的国家。他认为，正如时人董时进所说的，资本的扩张必然导致市场的供过于求，中国参与世界市场竞争，也不会有太大的发展空间，反而会导致外资的入侵，掠夺中国的资源。相比较而言，以农立国适合中国国情，可以充分利用广阔的国内市场，使产品供不应求，不会出现大规模失业和罢工，进而保持社会的稳定。因此，国人应该对那种全盘西化的主张，认清其错误所在并加以批判。“以农立国”是否能够长久呢·章士钊认为“不待踌躇而宜应之曰，能矣”。他以方兴未艾的社会主义思潮及运动为例，说第一、第二、第三国际都主张“不主谋利，而主公制作以均民用，多与农国之本义相默契故”，有“逃工归农之意”。由此认定“农国”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有相通之处，因此“以农立国”可以长久。不可否认，章士钊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无产阶级的贫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财富分配的极不平均、列强之间毁灭性的战争等现象，并对社会主义有所向往。但是，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与生俱来的落后、保守及相应的封闭性，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导致中国经济长期停滞。章士钊的农国论，试图以“农国”来抵制工业化，解决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弊端，是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改造中国。他的农国论，其实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总体而言，章士钊以农立国的主张，反映的是一些知识分子力图避免西方工业化所带来的种种毛病的一种空想。但也是当时思想界实况的体现。“农国”与“工国”辩论，应该说有助于中国人对现代化的整体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