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散文名篇·吉州学记》唐宋八大家名作鉴赏

庆历三年秋，天子开天章阁①，召政事之臣八人，问治天下其要有几，施于今者宜何先，使坐而书以对。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顿首，言此非愚臣所宜及，惟陛下所欲为，则天下幸甚。于是诏书屡下，劝农桑，责吏课，举贤才。

其明年三月，遂诏天下皆立学，置学官之员。然后海隅徼塞、四方万里之外，莫不皆有学。呜呼，盛矣！学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视其学之兴废。《记》曰：“国有学，遂有序，党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极盛之时，大备之制也。宋兴盖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学始克大立，岂非盛美之事，须其久而后至于大备欤。是以诏天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后为羞。

其年十月，吉州②之学成。州旧有夫子庙，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宽之至也，谋与州人迁而大之，以为学舍。事方上请而诏已下，学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学也，吉之士率其私钱一百五十万以助。用人之力，积二万二千工，而人不以为劳。其良材坚甓之用，凡二十二万三千五百，而人不以为多。学有堂筵斋讲，有藏书之阁，有宾客之位，有游息之亭，严严翼翼，壮伟闳耀，而人不以为侈。既成，而来学者三百馀人。

予世家于吉③，而滥官于朝，进不能赞扬天子之盛美，退不得与诸生揖让乎其中，然予闻教学之法，本于人性，磨揉④迁革，使趋于善，其勉于人者勤，其入于人者渐。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须迟久之功，至于礼让兴行而风俗纯美，然后为学之成。今州县之吏不得久其职而躬亲于教化也，故李侯之绩及于学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后之人，毋废慢天子之诏而怠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归荣故乡而竭于学门，将见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为公卿。问于其俗，而婚丧饮食皆中礼节。入于其里，而长幼相孝慈于其家。行于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壮者代其负荷于道路。然后乐学之道成，而得时从先生、耆老，席于众宾之后，听乡乐之歌，饮献酬之酒，以诗颂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览学舍，思咏李侯之遗爱，不亦美哉！

故于其始成也，刻辞于石，而立诸其庑⑤以俟。

【注】

①天章阁：宋朝官廷中藏书阁名。宋仁宗即位后，专用于珍藏太祖、太宗御像及真宗御制文集、御书等宫廷物品。②吉州：治所在今江西吉安市，宋时治庐陵、吉水、安福、泰和、龙泉、永新、永丰、万安等八县。③予世家于吉：欧阳修籍属吉州永丰沙溪镇，平生自署庐陵人。④磨揉：即磨炼。⑤庑：堂下周围的走廊、廊屋。

《吉州学记》作于庆历四年（1044）冬，是欧阳修应吉州知州李宽扩迁州学之请而作的一篇叙事性散文。它既是非常规范的叙事性散文，又具有超出一般叙事性散文的文学品位，堪称叙事性散文之典范。

欧阳修散文善以哲理入文，在叙事中加入议论成分，于平常的事件中，发掘出耐人寻味的意旨，《吉州学记》正体现出这样的特点。文章以吉州知州李宽扩迁州学为中心事件，完整地交代了这个事件发生的背景、经过、结果，以及它的意义和影响，体现了叙事性散文的规范性特点。但作者并没有拘泥于单纯叙事，而是从举贤才说起，进而宣扬自己立学的主张，由浅入深，以小喻大，见微知著。

详细来看，吉州知州李宽扩迁州学，只不过是州县的小举措而已，作者却将这个小事放置到“庆历新政”、仁宗下诏在全国范围内立学兴教的大的政治背景中去思考，从而赋予这个小事件普遍性的深广的意义。而后写仁宗问政于臣，以众臣的惶恐失措揭示出举贤才的重要性，而贤良之才的大量涌现又有赖于学校的培养，所以兴教立学也就势在必行。而后以“三代极盛之时”的完备学制为例，又以立学之诏下而臣民云集响应为证，进一步说明立学兴教深得民心。最后提出自己精辟的见解：“然予闻教学之法，本于人性，磨揉迁革，使趋于善，其勉于人者勤，其入于人者渐。”即教学的过程就是对人性的反复磨炼，要孜孜不倦、持之以恒，方才能够有所成就。

从一件小事出发，深入挖掘出发人深省的哲理和启示，而且又能论证有力，一语中的，欧阳修立意之高妙，令人叹服。此外，这篇散文充实的内容、深刻的思想价值、谨严浑融的结构、真挚热切的情感、流畅有致的行文风格，又给人赏心悦目的独特美感，被茅坤誉为“典刑之文”，实非过誉。

后人评论

茅坤《宋大家欧阳文忠公文钞》卷二十一称赞本文是“典刑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