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独乐园记

司马光

孟子曰：“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如与众乐乐。”此王公大人之乐，非贫贱者所及也。孔子曰：“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颜子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此圣贤之乐，非愚者所及也。若夫鹪鹩巢林，不过一枝;鼴鼠饮河，不过满腹;各尽其分而安之。此乃迂叟之所乐也。

熙宁四年，迂叟始家洛。六年买田二十亩于尊贤坊北，辟以为园。

其中为堂，聚书出五千卷，命之曰读书堂。

堂南有屋一区，引水北流贯宇下，中央为沼，方深各三尺。疏水为五派，注沼中，状若虎爪。自沼北伏流出北阶，悬注庭下，状若象鼻。自是分为二渠，绕庭四隅，会于西北而出，命之曰弄水轩。

堂北为沼，中央有岛。岛上种竹，园周之丈，状若玉玦。揽结其杪，如渔人之庐，命之曰钓鱼庵。

沼北横屋六楹，厚其墉茨以御烈日。开户东出，南北列轩牖以延凉飏。前后多植美竹，为清暑之所，命之曰种竹斋。

沼东治地，为百有二十畦。杂莳草药，辨其名物而揭之。畦北植竹，方径丈，状若棋局。屈其杪，交相掩以为屋。植竹于其前，夹道如步廊，皆以蔓药覆之，四周植木药为藩援，命之曰采药圃。

圃南为六栏，芍药、牡丹、杂花，各居其二。每种止植两本，识其名状而已，不求多也。栏北为亭，命之曰浇花亭。

洛城距山不远，而林薄茂密，常苦不得见。乃于园中筑台，构屋其上，以望万安、轘辕至于太室，命之曰见山台。

迂叟平日多处堂中读书，上师圣人，下友群贤。窥仁义之原，探礼乐之绪。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达无穷之外，事物之理，举集目前。所病者学之未至，夫又何求于人，何待于外哉!志倦体疲，则投竿取鱼，执祍采药，决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热盥手，临高纵目，逍遥徜徉，唯意所适。明月时至，清风自来，行无所牵，止无所柅。耳目肺肠，悉为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间复有何乐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独乐园。

或咎迂叟曰：“吾闻君子所乐必与人共之，今吾子独取足于己，不以及人，其可乎?”迂叟谢曰：“叟愚，何得比君子?自乐恐不足，安能及人?况叟之所乐者，薄陋鄙野，皆世之所弃也，虽推以与人，人且不取，岂得强之乎?必也有人肯同此乐，则再拜而献之矣，安敢专之哉?”

本文是宋人亭台楼阁记中的名篇，写于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实行变法。司马光在第二年的二、三月间，连续给王安石写信三封，反对推行新法，但未得到王安石的采纳和神宗的支持。熙宁四年(1071)司马光自请任职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投闲置散。自此，他六任冗职，居洛长达十五年。

到洛的第三年，他在洛阳买地营造园林，取名“独乐”，并写下了这篇著名的《独乐园记》。

“独乐”二字，语出《孟子·梁惠王》，司马光拈出此二字名园，用心颇深。司马光居洛期间，专心修撰《资治通鉴》，绝口不论政事。实际上，他对王安石推行新法，很不以为然。对一时文士，夤缘钻营，竞附新法而扶摇直上，尤深恶痛绝。以“独乐”名园，即是表示自己绝不随波逐流，趋时逐鹜，而要洁操净守，傲立于世俗之外。但以“独乐”命园，和儒家的兼济之志似有乖违，因此，文章一开篇，即对孟子的非难“独乐”提出异议，同时对孔子的固穷之乐，也表示难以企及。司马光绝不是不赞成孔孟之说，而是借此为自己的“独乐”正名。鹪鹩巢林，鼴鼠饮河，则是对自己的“独乐”之志，先抑上一笔。

独乐园的景观，并无特别之处。司马光有《独乐园七题》诗分咏七景。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独乐园》说：“司马温公在洛阳，自号迂叟，谓其园曰独乐园。园卑小不可与他园班。其曰读书堂者，数十椽屋;浇花亭者，益小;弄水、种竹轩者，尤小;曰见山台者，高不过寻丈;曰钓鱼庵曰采药圃者，又特结竹杪落藩蔓草为之尔。温公自为之序。诸亭台诗颇行于世，所以为人欣慕者，不在园耳!”可见，七景题咏诗的为人熟知，是独乐园名扬洛邑的主要原因。

文中真正畅写“独乐”的是七景之后的一段文字，它以读书之乐为主体，兼及钓鱼、采药、浇花、剖竹、弄水、见山之乐，一派无拘无束，任真自得的情趣。

《记》文的结尾，以再次为自己的“独乐”辩解收结全篇。

这篇亭园记写得含蓄蕴藉，神味隽永。作者满肚皮的不合时宜，绝无一字及之，全凭读者于言外体会。开篇伊始，即正话反说。中间记七景，抒独乐，笔笔以自己的淡泊自持微露对竞逐红尘的俗儒的不满。末尾的自诘自答，明为辩解，实为讽刺。通览全文，抑者扬之，扬者抑之，极尽文意曲折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