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即曼谷王朝七世王时期，泰国的近代文学在思想内容上大体已经泰国化了，在形式上虽仍以借鉴西方文学作品为主，但已经有了自己的创造。这时，作为一种过渡形态的文学，泰国近代文学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泰国现代文学时期随即开始了。
回顾一下泰国近代文学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是两方面的变革构成了近代文学的血肉和灵魂。
一个是思想方面的变革，即是所谓的“近代意识”的来临。虽然在泰国它是朦胧的，大多数的文人、作家、学者也没有这种自觉的时代意识，像天宛那样的思想家、报人又如凤毛麟角，但我们却难以否定它的存在。四世王的倡导学习西方，五世王的改革，六世王的继往开来，他们治国维新的核心思想就是力图摆脱西方殖民者的欺压和凌辱，用“师夷”的方法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从而实现“制夷”的目标。这并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行为，而是反映了开明贵族对国家民族命运思考之后所取得的共识。虽然这种改变落后的方法几近天真，但是却是几代人的梦想和不懈的追求。这种思想反映在文学上，是打开了文人、作家、翻译家的眼界，使他们的时代感增强。面对世界和新的潮流，面对社会的变动和人生的转折，文学界形成了一股求新、求变、求用的新风。尽管泰国的近代文学在思想内容方面还相当幼稚，但是泰国近代所发生的大事在文学作品中还是或多或少都有所反映，近代文学的后期又初步接触到了反对封建的人身束缚的问题。文学与人民的爱国激情，文学与人的生活和命运的这种联系是古代文学所无法比拟的，这正是近代文学得以生存、得以发展的灵魂。
另一方面的革命发生在艺术形式上。
近代著名作家申通（銮本雅玛诺帕尼）在回顾泰国新文学的创作历程时曾说：
我感到泰语开始了革命，是《仇敌》出现的那一年。因为在《腊威特亚》杂志上所印出来的这部小说的语言对于不熟悉英文的泰国人说来是全新的，故事和新的趣味都是引人注目的。
那个时代，“加加翁翁”之类的故事很受老百姓的喜爱。从中国历史演义故事移植过来的如《三国》《水浒》《薛仁贵征东》等也很受中产阶级人家的欢迎——这一阶层的人是不看《瓦奇拉奄》杂志的。当他们从像《瓦奇拉奄》那样的杂志所刊登的各种消遣故事中找到了乐趣，从那时候起泰语的革命便开始了。申通：《语言与书籍》，奥丁沙多出版社，1961，第6页。
其实，如果谈到“泰语革命”，笔者认为，它的发生应该追溯得更早一些，即1802年翻译《三国》时就开始了。
泰国是个诗歌之国，散文类作品稀少，《三国》等36部中国历史演义故事的翻译促成了散文类文学语言划时代的发展，这就为后来吸纳西方文学准备了语言上的条件。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没有这个条件是不可想象的。只不过中国的历史演义故事还属于旧文学的范畴；同是汉藏语系的中泰文的对译也远不如与印欧语系的西方文学的对译反差巨大以及新鲜感强烈。这一点笔者在谈《三国》的移植时已有论述，在此不再啰唆。
像东方各国一样，由于泰国古代文学向近代文学的转变“是嫁接杂交”式的，所以在艺术形式上也不能不是一场革命，因为许多文学体裁都不是泰国原来就有的，即使原来就有，艺术形式、表现方法也有差异。这就好像一棵树，被拦腰截断，嫁接的父本是西方文学，长出新的幼树便是泰国的近代文学。当幼树亭亭如盖，能够遮阴避阳之时，即宣告了现代文学期的到来。
泰国文学向西方文学学习、移植了许多东西：从立意到构思；从情节的安排到人物的塑造；从环境的描写到心理的刻画；总之，从取材的方法一直到表现的手段，无不照搬、模仿、改造、应用……久而久之，便部分地、全部地变成了自己的东西。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泰国的古代文学转变为现代文学经过的是一场脱胎换骨的改造，而这之间的过渡期便是近代文学。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衔接虽然界限有些“模糊”，但二者仍有阶段性的差别而不能混同。举例来说，我们当然应该把《沙奴的回忆》和《不是仇敌》看成是泰国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源头，但是却不能把它们归类于现代文学之中，因为它们更多地像一个中间体，还不是一个成熟的东西，就像蝌蚪对于青蛙一样。
由于当时的世界形势，泰国所处的环境和自身的特点使泰国近代文学形成了许多自身独具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有的则变成了基因遗传给了泰国的现代文学。
（1）泰国的近代文学反帝反殖反封的思想内容相当薄弱。
19世纪中叶以后，泰国经历了丧失部分主权和领土的痛苦，经历了半殖民化的过程。前面已说过，这一切在文学作品中或多或少都有反映，但大多不过是偶尔提及，发发议论，以此作为作品主要内容的一部也没有。后来英法为了满足他们之间既要利益均沾又不火并的需要，又把泰国作为缓冲国，和邻国的命运大不一样，保持了形式上的独立，这又助长了社会上的乐观情绪，把西方视为朋友比看作敌人的恐怕更多。
泰国启蒙思想运动也很微弱。取法西方，改革维新，是王室领导的，在当时，很少有人能看到封建统治的弊病。反对王权是现代文学时期才出现的。后来，1932年发生了资产阶级维新政变，但是却没有发生深刻的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泰国虽然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却没有触动封建主义的根基，旧思想、旧文化、旧的价值观念依然如故。在这一社会大背景下产生的文学作品要有深刻的思想内涵是很不容易的。反封建的作品也只停留在对民主、自由、平等的向往和对婚姻自主等个性解放的追求上，所以在泰国现代文学的初期，也没有产生彻底反封建的力作。
（2）泰国近代文学的早期翻译家、作家把赏玩当作文学的第一要义，所以他们向泰国读者介绍的大多不是西方文学的精华而是二三流货色或等外品就毫不奇怪。即使他们想介绍好的，恐怕也做不到，因为他们的出身、思想感情、文学修养都限制了他们的眼界。由于本身的审美趣味就不高，因而也谈不上去提高读者的审美情趣，所以，随波逐流，甚至去迎合小市民的口味也是常事，这就造成了泰国消遣文学的畸形发展，形成了近代文学、现代文学的大宗，而消遣文学中爱情小说和家庭生活小说又是主潮。有人做过统计，1933～1974年出版的1670部长篇小说中，爱情小说、家庭生活小说就有993部，占总量的近60%，其他惊险的、打斗的、侦探的、恐怖的、滑稽的小说又占17%，反映社会的小说只占13%，这不是个正常的比例。
（3）文学批评难于开展，理论上的研究和指导还相当欠缺。
1886年泰国第一篇短篇小说《沙奴的回忆》所引起的风波，经五世王书面调停才算了结，但是没有人出来从理论上阐述文学创作和欣赏等一系列问题。长篇小说《生活的戏剧》1929年出版以后，有的评论文章又激起了作者的不满。发生在泰国新文学初创之时的这两件事，对文学的创作和评论都产生了消极影响，文坛上从此把评论视为畏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古立·因图萨和集·普密萨等人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评论泰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引起过震动，但是由于进步文学很快被镇压下去，这种评论和研究也被腰斩。20世纪70年代以后文学评论有所发展，那是大学里有文学硕士研究生，要做论文，对整个文学的影响仍然有限。文学的发展听其自然，理论研究薄弱，已经成了文学发展的制约因素。
（4）政治上的压迫和禁锢摧残着泰国的现代文学。它像大海中的波浪时起时伏，政治气候稍有宽松，文学随即出现繁荣；政治气候严酷，文坛随之凋零。这种禁锢和摧残远的如銮披汶执政时期，1952年和1957年，近的如1976年，都给文学带来了劫难。
（5）20世纪70年代以来，文学受到电视、泛滥成灾的录像带和声色犬马的娱乐的挤压和争夺，读者日益减少，于是出版商便诱使作家媚世趋时，出现了一股文学商业化的逆流，降低了文学的审美品格和陶冶情操的作用。
列举上述特点，乍看似乎讲的都是不足，但是绝不意味着要贬低泰国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请注意，这里讲的仅是特点，而并不意味是给整个文学定位。再者，文学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它的优点或缺点，一个作家的成与败，得或失，都是客观的，都有世界的、民族的、时代的根源和自身的因素，找出其中的原因，促进文学的发展，是文学研究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泰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1928～1938年是现代文学的初期，爱情小说、家庭小说和以国外为背景的小说流行，小说大多充满了罗曼蒂克情调。1932年以后出现了一些现实主义作品。1939～1945年由于銮披汶政府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和日军进驻泰国，文学走入低潮，有影响的作品不多。政见小说和向政府道德规范挑战的作品较为引人注目。1946～1957年由于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各类文学作品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许多著名作品，而“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文学的勃兴和发展是这一时期最突出的文学现象。1958年至1973年“10·14”运动前是文化上的黑暗时期。由于军人独裁政权的统治，消遣文学畸形发展，大众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销声匿迹。1963年沙立元帅死后，青年的反叛和他们不满现状作品的出现以及20世纪60年代末通俗小说作家向现实主义的靠拢，是这一时期最有积极意义的两大潮流；1973年“10·14”运动至1976年“10·6”事件这三年中由于他侬、巴博政权被推翻，民主自由成为社会潮流，文艺成了表达政治思想的一种工具，各种思潮相当活跃，被称为百花齐放时期。1976年他宁政权对学生、工人、农民领袖大肆逮捕和杀戮，封闭出版机构，查禁书刊，作家逃亡，创作又一次跌入低谷。1978年江萨政府实行“招安”政策，对文艺的控制有所松动，逃亡作家纷纷回城，文学渐渐复苏。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平稳发展，多元化趋向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