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起、钱珝诗考辨

钱起，大历十才子之一，有诗名，诗集十卷，传于今，称《钱考功集》。《全唐诗》据之共录钱起诗五百三十一首。

但是，详考钱起集流传原委，就不难发现问题。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钱起诗一卷”，王尧臣《崇文总目》、郑樵《通志·艺文略》著录钱起集，均作一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钱起集，作二卷。北宋鲍钦止于《夷白堂小集》中记云：“钱起考功诗，世所藏本皆不同，宋次道旧有五卷，王仲至续为八卷。”北宋蔡居厚《诗史》也说：“唐太清宫使、翰林学士钱起，多作佳篇，人收起诗，不过百首，有钱蒙仲得《江行无题》一百绝，皆人家藏本所无。”至南宋时期，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才著录《钱考功集》十卷，又言蜀本作十三卷，《宋史·艺文志》作“十二卷”。

由此可见，就在有宋一代，钱起诗便由一卷逐渐增至十卷，甚至多达十三卷。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指出：“《提要》谓后人分二卷为十卷，未必然也。”说得很对。随着卷数的增多，诗篇数也必然增多。这固然可以裒集到不少钱起的遗诗，然而随之也就羼入了一些他人的作品(钱起集和他人集重出的诗，有赵起、王维、崔峒、卢纶、刘长卿等)，其中最突出的，数量最多的，便是钱起的曾孙、晚唐诗人钱珝的诗篇。

最早指出钱起集中混入钱珝诗的，便是元祐进士鲍钦止慎由。“鲍钦止谓昭宗时有中书舍人钱珝，亦起之诸孙，今起集中恐亦有珝所作者。”语见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他仅仅提出了疑问，却并没有拿出象样的证据来。随之，葛立方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见解，《韵语阳秋》卷二云：

余初未知其(指鲍钦止)所据也，比见前集中有《同程七早入中书》一篇云：“不意云霄能自致，空惊鹓鹭忽相随。腊雪新晴柏子殿，春风欲上万年枝。”《和王员外晴雪早朝》云：“紫微晴雪带恩光，绕仗偏随鹓鹭行。长信月留宁避晓，宜春花满不飞香。”二诗皆珝所作无疑，盖起未尝入中书也。集中又有《登彭祖楼》一诗，而薛能集亦载，则知所编甚驳也。

至明代，胡震亨对此有详明的考辩。《唐音癸签》卷三十二云：

“钱氏家集之误，则宋钱蒙仲已先为之淆矣。”

“钱珝，起之曾孙也。起释褐校书，终尚书考功郎。珝官历中书舍人，掌纶诰，后坐累贬抚州司马。其江行绝句百首，正赴抚时涂中所作也。珝有他文，载《英华》中云：‘夏六月获谴佐郡，秋八月自襄阳浮舟而下。’今其诗有‘润色非东南，官曹更建章’;‘去指龙沙路，徒悬象阙心’;‘岘山回首望，如别故乡人’;及‘好日当秋半，九日自佳节’等句。其官，其谪地，其经涂，其时日，无勿与珝合者，起无是也。后人重起名，借篇贻厥，为起公增美耳。宋鲍钦止尝疑起集有珝诗杂入，葛立方亦疑集中《同程九早入中书》、《和王员外雪晴早朝》二律非起作。吾谓雪晴早朝声调还应属起，至早入中书一篇，起未为此官，与江行百首，并当归珝为是。”

《唐音统签》亦有同样的记载，文字略有异同，迻录于下，供同好参考：

《江行无题一百首》，旧作钱起诗。今考诗系迁谪途中杂咏，起无谪官事，而珝自中书谪抚州，其《舟中集序》(企按：《全唐文》卷七○七载钱珝《舟中录序》，云：‘所编联不敢以集称，理诸舟中，遂曰《舟中录》。’)云：‘秋八月，从襄阳浮江而行’，诗中岘山、沔、武昌、匡庐、鄱湖、浔阳诸地，经途所历，一一吻合，而秋半、九日，尤为左验。其为珝诗无疑。

近人岑仲勉《唐史余瀋》卷二“钱起诗”条，郭绍虞《宋诗话辑佚》《诗史》按语，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钱起考》，都对钱起诗中混入钱珝诗，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提供了确凿的证据，作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

除了前人和近人已经指出的《江行百题》为钱珝诗以外，《钱考功集》中还有不少作品是钱珝诗。我们可以在前人的启迪下，以科学的态度，做踏实细致的工作，采用直证、旁证的方法，对钱起、钱珝诗作一番考辨。我们不仅应该把钱珝诗甄辨出来，也应根据可靠的证据，把钱起诗确定下来，这对于整理和研究唐人诗，将是不无裨益的。
 

一 钱起集中的钱珝诗

钱珝，字文瑞，吴兴人，唐著名诗人钱起的曾孙(起子徽，徽次子方义，方义子珝)。僖宗广明元年中举，(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九“乾宁六年郑蔼榜及第”，误。一则乾宁无六年，二则钱珝于乙卯年，即乾宁二年已由尚书郎掌诰命，怎么反而在乾宁六年中举呢?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十三云：“广明元年，郑蔼榜中举进士钱珝。”徐松根据《永乐大典》引《苏州府志》：“广明元年，钱珝、杨钜登第。”当从之。)曾先后任京兆府参军、蓝田县尉、集贤校理、章陵令等职(见《文苑英华》卷四○○薛廷珪《授前京兆府参军钱珝蓝田尉充集贤校理，乡贡进士崔昭纬秘书省秘书郎充集贤校理制》。钱珝任章陵令事，详见下文。考薛廷珪掌诰命，始于大顺初，则钱珝任蓝田尉，即在其时。)唐昭宗乾宁二年，由宰相王搏推荐，任膳部郎中兼知制诏，后又除中书舍人。光化三年，被贬为抚州司马。(见《文苑英华》卷四○○薛廷珪《授膳部郎中知制诰钱珝守中书舍人制》及钱珝《舟中录序》)以后，其行踪失载。

钱珝诗，在唐代已经流传。所以，唐人选录的钱珝诗，时代相近，比较可靠。见于韦縠《才调集》卷一的钱珝诗，共七首：《客舍寓怀》、《春恨三首》、《蜀国偶题》、《送王郎中》、《未展芭蕉》。计有功《唐诗纪事》录钱珝诗也是这七首。《全唐诗》卷七百十二收钱珝诗一卷，就是根据《才调集》、《唐诗纪事》，加上胡震亨所指出的江行百绝和《同程九早入中书》，别无新的补充。

其实，钱珝诗远不止这些。有一些诗，已经混入到《钱考功集》中去。经过稽考史料，我以为下列这些诗篇是钱珝的，应该从《钱考功集》中分离开来。

钱珝中举后，先任京兆府参军，这不仅有他同时代人薛廷珪的制文(见前)为据，还有他当时在京兆府衙门里写下的诗篇《京兆府厅前甘棠树降甘露》可以证明。考薛廷珪在昭宗大顺初始掌诰命，则钱珝写这首诗的时间，应在广明元年中举以后到大顺初以前之间。

《钱考功集》中的《罢章陵令山居过中峰道者二首》(卷三)、《赴章陵酬李卿赠别》(卷十)三首诗，是钱珝诗混入的。

岑仲勉先生《读全唐诗札记》：“此非文宗之章陵，殆指章怀太子陵。”岑氏这句话，殆牵就《罢章陵令山居过中峰道者二首》为钱起诗而言之。实际上，这三首诗里的章陵，乃是文宗李昂的园陵，绝不能指称章怀太子陵。因为：一，章怀太子李贤死后，并没有单独的园陵，而是陪葬于乾陵。《旧唐书·章怀太子传》：“文明元年，则天临朝，令左金吾将军丘神勋往巴州检校贤宅，以备外虞。神勋遂闭于别室逼令自杀，年三十二。则天举哀于显福门，追封贤为雍王。神龙初，追封司徒，仍遣使迎其丧柩，陪葬于乾陵。”(《新唐书·章怀太子传》略同)，王溥《唐会要》卷二十一“陪陵名位”条云：“乾陵陪葬名氏 章怀太子贤”。二，园陵的命名，从来没有以君王或太子的庙号、谥号取名的，如太宗陵名昭陵，高宗陵名乾陵，玄宗陵名泰陵。太子陵也是如此，恭懿太子陵名佋陵，昭靖太子陵名邈陵，惠昭太子陵名宁陵;并不能称懿德太子陵为懿陵，节闵太子陵为节陵，昭靖太子陵称昭陵。因此，章陵专指文宗陵，章怀太子陵称章陵者，不合典章。三，陪葬诸陵的官员称为留守，与园陵令有别。《唐会要》卷二十一“陪陵诸陵”条云：“凡诸陵(指陪葬陵)皆置留守，领甲士，与陵令相知，巡警左石兆域内，禁人无得葬埋。”同卷同条又云;“元和元年十二月，太常奏，隐太子章怀、懿德、节闵、惠庄、惠文、惠宣、靖恭、恭懿、昭靖九太子陵，世数已远，官额空存，今请除陵户外并停，从之。二年正月，停诸陵留守。”因此，文宗的章陵始立，钱起早已物化，不可能任章陵令。按《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六云：“开成五年，秋八月，葬于章陵，庙号文宗。”这与钱珝的世次相近，任章陵令的当是钱珝，上述三首诗，也是钱珝的作品。至于钱珝于何时任章陵令，不明，具体年月俟考。

《钱考功集》卷三有《裴侍郎湘川迥以青竹筒相遗因而赠之》，并不是钱起诗，这是钱珝在乾符六年写的。

这首诗里的侍郎，是何部副长官?这个裴侍郎，大名是什么?这位裴侍郎为何到湘川去，何时回来?钱起和钱珝同时代的姓裴的侍郎，有好几个，但与以上各个条件都不符合，只有裴瓒其人的经历和诗题、诗意相吻合。这首诗当是答赠裴瓒的。《旧唐书·僖宗纪》云：“乾符元年七月，以礼部侍郎裴瓒为检校左散骑常侍，潭州刺史，御史大夫，湖南观察使。”《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南来吴裴房”有“瓒，字公器，刑部尚书”。裴瓒于何时回京，史籍无载。《旧唐书·僖宗纪》仅仅提到“乾符五年三月，王铎奏兗州节度使李係为统府左司马兼潭州刺史充湖南都团练观察使。”但与《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三、《新唐书·僖宗纪》的记载不同。《资治通鉴》据实录和新纪表以为王铎奏李係为行营副都统兼湖南观察使，是在乾符六年五月(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三《考异》)，今从之。乾符五、六年，黄巢起义部队在江西、湖北一带活动，裴瓒是文臣，所以王铎奏请以李晟(名将)之曾孙李係代湖南观察使职，以加强武备。裴瓒侍郎自湘川归来后，以青竹筒遗钱珝。当时钱珝尚未中举，正在长安应考，裴瓒竟赠以青竹筒，因而写诗酬谢，写出了“长跪捧嘉贶，岁寒惭所钦”这种感激不已的诗句来。诗云：“入用随宪简，积文不受金。体将丹凤直，色映秋霜深。宁能假伶伦，谬为龙凤吟。惟将翰院客，昔秘瑶华音。”这明明是讲将用青竹筒贮诗文。以竹筒盛诗，始于元白。《唐语林·文学》：“白居易作杭州刺史，与钱徽、李穰以诗相寄赠，元稹到会稽，常以竹筒盛诗”。裴瓒赠青竹筒，是雅意;钱珝亦将效学乃祖风，不负前辈的一番美意。

葛立方在《韵语阳秋》里指出：“起未尝入中书”，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胡震亨、岑仲勉两位也很注意它。可惜，他们还都没有全面考察《钱考功集》，仅仅指出《同程七早入中书》、《和王员外雪晴早朝》两首为钱珝所作。今天，我们如果循此继续深入下去，对全部钱起诗作一番考察，还能把更多的钱珝诗甄辨出来。

《同程七早入中书》当是珝作无疑，不再赘述。《和王员外雪晴早朝》，始见于《文苑英华》，《钱考功集》卷三无“王员外”三字，胡震亨以为“雪晴早朝声调还应属起”。既然还有异说，这里有再作考辨的必要。岑仲勉先生《唐史余瀋》卷三引黄朝英《缃素杂记》言“唐故事中书省植紫微花”为证，以为《和王员外雪晴早朝》诗“紫微晴雪带恩光，绕仗偏随鹓鹭行”确系钱珝所作。企按：这里的王员外，指王钜，与钱珝同时任职于中书省，是同僚，又是好友。钱珝有《授考功员外郎王钜驾部员外郎知制诰》(见《文苑英华》卷三百八十二、《全唐文》卷八百三十一)可证。当是王钜先有《雪晴早朝》诗，钱珝和作，“紫微晴雪带恩光”云云，点出这位王员外已入中书。惜乎王钜此诗，今已不传。同样，《钱考功集》卷四中的《陪考功王员外城东池亭宴》，也是钱珝的作品，不过，写作的时间要比前一首略早一点。

循着任职中书这条线索，我们更可以考知《中书王舍人辋川别业》(《钱考功集》卷七)，亦是钱珝作。这位中书王舍人是谁?就是王钜，因为发表他当中书舍人的制文，还是钱珝写的，《文苑英华》卷三百八十二、《全唐文》卷八百三十一载钱珝《授祠部郎中知制诰赐绯王钜守中书舍人制》。

钱珝任职中书省时，写过一些抒情言怀、赠别应对的诗篇，如《中书遇雨》(《钱考功集》卷六)：“济旱惟宸虑，为霖即上台。纶阁飞丝度，龙渠激溜回。”这是即景抒怀诗，扣住中书省署和中书省职责着笔的。钱珝撰写的《为宰相贺雨表》：“臣某等今月某日京兆府奏降雨分寸者，伏以顷属时雨，稍愆圣虑忧轸，寻举祀典，用祷玄功。”“臣等虽充位，力不足于为霖，空喜滂沱，敢言燮理，甫田皆润，沴气全销，信可律于丰秾，更何求于符瑞。臣等无任贺圣欣跃抃舞之至。”(见《文苑英华》卷五百六十二)文意和诗意相侔，写作时间亦相当。《钱考功集》卷四有一首《省中春暮酬嵩阳焦道士见招》诗，《全唐诗》于题下附注：“一作《中书省言怀因酬嵩阳张道士见寄》”，此题本出《文苑英华》。既云中书省言怀，当为钱珝作。又有《和范郎中宿直中书晓玩清池赠南省同僚两垣遗补》、《见上林春雁翔青云寄杨起居李员外》，亦为钱珝作。前者描写自己和范郎中宿直中书的情景，诗云：“青琐留才子，春池静禁林。自矜仙岛胜，宛在掖垣深”，“兰气飘红岸，文星动碧浔。凤栖长近日，虯卧欲为霖”，“司言兼逸趣，鼓兴接知音。六义惊摛藻，三台响掷金。”中书省舍人院邻近掖庭宫，旁有池，与诗景一致。按范郎中本为南省官，不当入宿中书。这位范郎中既然宿直中书，一定是兼知制诰，任司言之职，方能与钱珝一同直宿中书。这有先例。白居易初任主客郎中知制诰，与王十一、李七、元九三位中书舍人同宿中书省，感旧抒怀，写了一首诗《初除主客郎中知制诰与王十一、李七、元九三舍人中书同宿话旧感怀》，载《白氏长庆集》卷十九。后诗托物抒情，借着飞翔于青天的上林雁，诉说着自己对中书同僚的忆念。起居，起居舍人，中书省属官;员外，当是兼知制诰。诗云：“顾影怜青籞，传声入紫微，夜陪池鹭宿，朝出苑花飞。宁忆寒乡侣?鸾凰一见稀。”这当然也是钱珝的作品。

《禁闱玩雪寄薛左丞》(《钱考功集》卷六)中的薛左丞，是薛廷珪，钱珝的好友。《旧唐书·文苑传·薛廷珪传》：“光化中，复为中书舍人，迁刑部、吏部二侍郎，权知礼部贡举，拜尚书左丞。”《新唐书》的薛廷珪传，附在《文艺传·薛能传》的后面。薛廷珪是薛能的儿子，进士及第，大顺初，以司勋员外郎知制诰，迁中书舍人，“光化中，复为舍人，累尚书左丞”。钱珝是在光化三年六月被贬为抚州司马的，因此，《禁闱玩雪寄薛左丞》必是写于被贬之前，而薛廷珪任尚书左丞，也该在光化二、三年间。

此外，还有一些诗，可以推知是钱珝的。钱起在长安任职时，有住宅在新昌里，夏承焘先生《唐代诗人长安事迹图》载之，起有《新昌里言怀》可证。而集中另一首《晚春永宁墅小园独坐寄上王相公》，我以为是钱珝写的。永宁，长安里坊名。从钱起到钱珝，历三世，屡经变迁，新昌里钱宅已更易主人，到钱珝时代，则另置永宁墅。况且，这首诗是寄上王相公的。这一位“王相公”，不是钱起时代常相交往的王缙，而是钱珝的知遇之交，推荐他当中书舍人的天搏。集中的《送杨著作归东海》也该是钱珝的作品。钱珝的同时代人徐夤有《赠杨著(一作著作)》，两诗中的杨著作，当是同一人，空怀宏才，身老不遇。钱、徐二人送别，不胜惆怅之至。无限感喟尽在诗句中：“酒酣暂轻别，路远始相思。欲识离心尽，斜阳到海时。”(钱珝诗)“李广不侯身渐老，子山操赋恨何深。钓鱼台上频相访，共说长安泪满襟。”(徐夤诗)由此推知《送杨著作归东海》一诗，是钱珝的作品。

二 有写作年代可考的钱起诗

我们可以通过对钱起的行藏、交游的考查，确定《钱考功集》中的许多作品，是钱起的诗篇，有一些还可以考出其写作年月。在这一方面，傅璇琮同志的近作《唐代诗人丛考》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为唐诗研究者提供了确切的第一手资料。为节省篇幅，本文不再复述。这里，将在傅璇琮同志的研究基础上，作一些补充。

《山园秋晚寄杜黄裳少府》(《钱考功集》卷六)、《山下别杜少府》(《钱考功集》卷七)，两诗是钱起在广德年间写的。少府，即县尉，这是杜黄裳中举后初拜的官职，但不知他在何时、于何地任少府。两唐书的杜黄裳传，均未载及授官少府的事。杜黄裳中举年岁，见于宋世綵堂本《柳河东集》卷十二《先君石表阴先友记》，注云：“杜黄裳，字遵素，京兆杜陵人，宝应二年，中进士第。”按《卓异记》载“座主见门人”：“知举有萧昕，杜黄裳，是黄裳为昕门生。”徐松《登科记考》卷十：“宝应二年进士杜黄裳。知贡举，礼部侍郎萧昕。”杜黄裳中举之年可考，其任少府之年岁，亦应在唐代宗广德年间(宝应二年，即广德元年)。这两首诗，就是写在杜黄裳任少府的年月里。

广德二年春，钱起作《登刘宾客高斋》(《钱考功集》卷八)，《全唐诗》于题下附注：“时公初退相”。《文苑英华》选录这首诗，题为《春题刘宾客山斋》。刘相公，是刘晏。钱起与刘晏友善，感情深挚，他的《奉送刘相公江淮催转运》，乃其佳作，钱易《南部新书》云：“升平公主宅即席，李端擅场;送王相之幽州，翃擅场;送刘相巡江淮，钱起擅场。”刘晏在广德元年相代宗，《新唐书·刘晏传》和《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二都有记载。刘晏参政后，因程元振的关系，被罢为太子宾客，史书上也有详明的记载。《新唐书·刘晏传》：“代宗立，复为京兆尹，户部侍郎领度支盐铁转运铸钱租庸使。晏以户部让颜真卿，改国子祭酒。又以京兆让严武，即拜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使如故，坐与程元振善，罢为太子宾客。”可是《新唐书》本传并没有系年。《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二：“(代宗广德元年正月)癸未以国子祭酒刘晏为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又卷二百二十三：“(广德二年正月)癸亥，以刘晏为太子宾客，李岘为詹事，并罢政事。晏坐与程元振交通。”据此可知，刘晏于广德二年正月罢相，钱起登门拜访，作《登刘相公高斋》诗以寄慨，并题于刘晏书斋中，题又云“春题”，约当二月或三月。

《故相国苗公挽歌》(《钱考功集》卷四)当作于永泰元年。按《新唐书·苗晋卿传》：“车驾入蜀，搢绅多陷贼，晋卿间道走金州。肃宗至扶风，召赴行在，拜左相。”“永泰初薨，年八十一，赠太师。”《旧唐书·苗晋卿传》：“永泰元年四月薨，辍朝三日。”钱起挽苗相诗，正作于是时。

钱起有送行陆珽出使新罗国的诗篇。《新唐书·东夷传》记载陆珽出使的事：“大历初，宪英(企按：新罗王)薨，子乾運立，甫丱，遣金隐居入朝待命。诏仓部郎中归崇敬往吊，监察御史陆珽、顾愔为副，册授之，并母金为太妃。”并无确定的年月。《旧唐书·东夷传》云：“大历二年，宪英卒，国人立其子乾运为王。仍遣其大臣金隐居奉表入朝，贡方物，请加册命。”“三年，上遣仓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归崇敬持节赍册书往吊，册之。以乾运为开府仪同三司新罗王，仍册乾运母为太妃。”《旧唐书·代宗纪》：“大历三年正月甲子，册新罗国王金乾运，母为太妃。”《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四仅记新罗王宪英卒事于代宗大历二年十二月，未载遣使册封事。两唐书各传记的记载，详略虽不同，但可以互为补充，知新罗王宪英卒于大历二年底，大历三年正月唐遣使往吊、册封，陆珽出使新罗国，时在大历三年正月，钱起送行，赋《送陆侍御使新罗》二首(《钱考功集》卷五)，也在这时。诗云：“去程沧海月，归思上林春。”送别时在早春，与史载合。京都的春景，常萦留于陆珽的颙想中，诗的构思也巧。钱起又有《重送陆侍御使日本》诗一首，陆侍御，当仍是那一位陆珽，可是，他究于何时重又出使日本，尚不明，俟考。

大历四年，钱起作《送冷朝阳擢第后归金陵觐省》(《钱考功集》卷八)。冷朝阳擢第后，许多人写诗送他归乡，容易见到的是钱起这首诗和李嘉祐的《送冷朝阳登第归江宁》。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三十：“朝阳登大历进士第，为薛嵩幕府。”未云何年登第。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四：“朝阳，金陵人，大历四年齐映榜进士及第。”徐松《登科记考》卷十：“大历四年，齐映榜进士冷朝阳。知贡举上都礼部侍郎薛邕，东都权知留守张延赏。”那么，李嘉祐、钱起的两首送行诗，都应作于斯年。

钱起与李劝、李勉有交往。《钱考功集》中有两诗：《李四劝为尉氏尉李七勉为开封尉》(卷七)和《李大夫赴广州》(卷二)，就是给他们的赠别诗。前者写作年代无考，后者则可以稽覈、推定。按：李大夫即李勉，赴广州，指赴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任。唐代常以御史大夫兼领此职，如权德舆《杜公淮南遗爱碑铭》：“明年，以御史大夫领广州刺史、岭南节度观察使。”李勉亦然。《新唐书·李勉传》云：“勉少喜学，内沈雅外清整，始调开封尉。……入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寻拜岭南节度使。”杜甫在辗转飘泊到衡州时，恰巧与李勉相遇，写了《衡州送李大夫七丈勉赴广州》，诗云：“斧钺下青冥，楼船过洞庭。北风随爽气，南斗避文星。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浮，王孙丈人行，垂老见飘零。”可见，李大夫是确指李勉的。《新唐书》未载李勉赴广州任的年月，《旧唐书·李勉传》则云：“大历二年来朝，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大历四年，李勉除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观察使。”钱谦益注杜甫《衡州送李大夫七丈勉赴广州》诗，也引了《旧唐书》本传的材料(见《钱注杜诗》卷十八)。那末，钱起的《李大夫赴广州》为大历四年作，殆无疑问。

《送蒋尚书居守东都》(《钱考功集》卷七)是钱起在大历七年送别蒋涣时写的。蒋尚书是谁?傅璇琮同志的《唐代诗人丛考·耿湋考》已指明为蒋涣。蒋涣，新旧唐书无传，《旧唐书·代宗纪》：“大历七年五月，……以检校礼部尚书蒋涣充东都留守。”耿湋有诗送行，题为《奉送蒋尚书兼御史大夫东都留守》，诗云：“高旆翻秋日，清铙引细风。蝉稀金谷树，草遍德阳宫。”明写秋景。钱起诗云：“出关秋树直，对阙远山明。”也明写秋景。所以，傅璇琮同志说：“蒋涣受命是在五月，而成行则在秋天。”(见《唐代诗人丛考·耿湋考》)说得很正确，钱起诗，耿湋诗可以作证。

《题吴通微主人》(《钱考功集》卷四)这首诗，我以为是钱起晚年写的。吴通微，吴道瓘的儿子，吴通玄的兄弟。《旧唐书·吴通玄传》后随载他们的一些活动：“父道瓘为道士，善教诱童孺。大历中，召入宫为太子诸王授经。德宗在东宫师道瓘，而通玄兄弟出入宫掖，恒侍太子游。”“通微建中四年，自寿安县令入为金部员外，召充翰林学士。”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七录吴通微临《兰亭叙》帖，是真迹，上有吴通微的题款：“大中大夫，行尚书职方郎中，知制诰，充翰林学士，东海县开国男吴通微临书，时贞元四年，岁次戊辰。”吴通微在建中初，才为寿安县令，到贞元四年，已成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前后仅三四年时间，升迁竟如此迅快。可见，他正是靠着德宗旧臣的关系，在德宗一继大统后，就做起官来，而且官运是那么亨通。钱起死于大历末建中初，诗题又不提吴通微的官衔，而且诗里又说：“食贫无尽日，有愿无时谐。长啸秋光晚，谁知壮士怀?”这些都说明诗是写在吴通微还未显达的时候，大约在大历的后期、钱起的晚年。

三 有证可据的钱起诗

有证可据但无法考定其写作年代的钱起诗，除了傅璇琮同志《唐代诗人丛考·钱起考》一文中胪列、考订的数十首以外，笔者在这里再补证若干首于下。

钱起的部分诗，已见之于唐人所选的唐诗中。因选录者生活的时代较早，如选《中兴间气集》的高仲武，选《极玄集》的姚合，他们是钱起同时代或世次稍后的人，比较了解钱起，况且当时钱珝尚未出生，当然不可能把钱珝诗混入钱起集中。他们所选录的钱起诗，当是无容置疑的。即使选《又玄集》的韦庄，选《才调集》的韦縠，也因为他们和钱珝生活的时代相近，还容易分清那些是钱珝诗，那些是钱起诗。“唐人选唐诗”所提供的资料，该是我们确定钱起诗的重要依据，列表如54页。

《钱考功集》卷十《送张参及第还家》中的张参，与孟浩然《送张参明经举兼泾川觐省》中的张参，当是同一人。权德舆《杜公亚神道碑铭》：“以道义经术研机尽性，合于司徒杨公绾，司业张公参。”李肇《国史补》卷下：“张参为国子司业，年老尝手书九经，以为读书不如写书。”《旧唐书·常衮传》：“先是百官俸料寡薄，绾与衮奏请加之。时韩滉判度支，……滉怒司业张参，唯止给三十千。”张参和孟浩然、杜亚、常衮诸人交游，则《送张参及第还家》一诗，确乃钱起作。何时及第?无记载。徐松《登科记考》把他列在卷二十七的“附考”中，不记中举年岁，仅云：“进士科有张参”，附注：“见钱起诗”。说张参中进士科，徐松误。孟浩然明言张参明经及第，钱起《送张参及第还家》：“太学三年闻琢玉，东堂一举早成名。”《旧唐书·郑絪传》：“大历中，有儒学高名如张参，皆相知重。”再参之权德舆的记载，可知张参长于儒学，孟浩然说他中明经科，当是正确的。

《送外甥范勉赴常州长史兼觐省》(《钱考功集》卷四)、《送外甥怀素上人归乡侍奉》(卷七)两诗，都是钱起作的。书僧怀素，俗姓范，与范勉是兄弟。《送外甥怀素上人归乡侍奉》诗云：“释子吾家宝，神清慧有余。能翻梵王字，妙尽伯英书。”所以，《唐才子传》卷四云：“子徽能诗，外甥怀素善书，一门之中，艺名森出，可尚矣。”

《秋夜梁七兵曹同宿二首》(《钱考功集》卷四)诗云：“一笑不可得，同心相见稀。”“好饮弃吾道，今霄又遇君。老夫相劝酒，稚子待题文。”可见钱起和梁七兵曹是知己。钱起集中又有《秋夕与梁锽文宴》(卷四)，诗云：“客到衡门下，林香蕙草时。好风能自至，明月不须期。秋水翻荷影，晴光脆柳枝。留欢美清夜，宁觉晓钟迟。”诗中流露的友情，是极深挚的。三首诗写姓梁的主人留饮、留宿、劝酒题文，雅兴蜚然，诗的意境完全契合，我以为它们写的是同一夜的事，而梁七兵曹就是梁锽。七，是梁锽的排行，兵曹是他的官职，芮挺章撰《国秀集》，录梁锽诗二首，在目录中题为“执戟梁锽二首”，和钱起诗中的梁锽当是同一人。芮氏《国秀集》撰于天宝三载，梁锽正是天宝时代人，和钱起有可能结交。《秋夜梁七兵曹同宿二首》、《秋夕与梁锽文宴》正是记录梁、钱友谊的诗篇。

《同邬戴关中旅寓》(《钱考功集》卷七)、《送邬三落第还乡》(卷六)，当是钱起在天宝十三载以前所写的作品。邬三，即邬戴，《唐诗纪事》卷二十七记为“邬载”，古戴、载通用，实是一人。《唐诗纪事》云：“邬载有文名，与钱起友善，起同载旅寓关中，起有诗云云。”又云：“天宝十三载，杨浚舍人下登第。”徐松《登科记考》卷九云：“天宝十三载，进士邬载，知贡举礼部侍郎杨浚。”《送邬三落第还乡》一诗，当是天宝十三载以前的作品。《同邬戴关中旅寓》诗云：“文士皆求遇，今人谁至公。”“吞悲问唐举，何路出屯蒙。”照诗意看，亦是邬戴未中举以前的景况。所以，笔者把它们定在天宝十三载以前作。

钱起与包何有交往，《闲居寄包何》(《钱考功集》卷六)、《送包何东游》(卷二)两诗可证。包何，天宝时人。《新唐书·艺文志》于包融诗一卷下，有小注：“二子何、佶齐名，世称二包。何字幼嗣，次历起居舍人。”《唐才子传》卷三：“何字幼嗣，润州延陵人，包融之子也，与弟佶俱以诗鸣，时称‘二包’。天宝七年，杨誉榜及第。大历中，仕终起居舍人。”包何生活的时代，与钱起相当，两诗确是起作。

《钱考功集》卷四有诗《岁初归旧山酬寄皇甫侍御》，《文苑英华》题作《献岁初归旧居酬皇甫侍御见寄》。这儿的皇甫侍御是皇甫曾。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卷下评皇甫曾云：“昔孟阳之与景阳，诗德远惭厥弟，协居上品，载处下流。今侍御之与补阙，文辞亦尔。”侍御，指皇甫曾;补阙，指其兄皇甫冉。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三云：“皇甫曾，仕历侍御史，后坐事贬舒州司马，量移阳翟令。”钱起与皇甫兄弟是同时代人，互有赠对，亦是自然之理。集中的《苦雨忆皇甫冉》一诗当也是起诗。

《送张五员外东归楚州》(《钱考功集》卷六)诗中的张五员外是张堙。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十：“堙官至刑部员外郎，善草隶，工丹青，与王维、李颀等为诗酒丹青之友，尤善画山水。”(企按：计氏这段材料出于张彦远的《名画记》)《唐才子传》卷二说他：“天宝中，谢官，归故山偃仰，不复来人间矣。”王维有《戏赠张五弟堙》、《送张五归山》、《送张五堙归宣城》;孟浩然有《寻张五回夜园》，韩翃有《赠张五堙归濠州别业》。王、孟、韩三人诗中的张堙，也就是钱起诗中的张堙。张堙是钱起的同时代人，《送张五员外东归楚州》是钱起的送行诗，殆无疑问。

《宴崔驸马玉山别业》(《钱考功集》卷五)该是钱起作的。按《新唐书·诸帝公主传》：“(玄宗女)晋国公主，下嫁崔惠童。”崔驸马，即此人。杜甫有《崔驸马山亭宴集》，钱谦益注：“山亭，即京城东驸马崔惠童山池也。”(见《钱注杜诗》卷九)与玉山别业有关的一些诗，如《九日登玉山》、《登玉山诸峰偶至悟真寺》、《题玉山村叟屋壁》、《玉山东溪题李叟屋壁》等篇，想来也是钱起作的。钱起集中又有《过杨驸马亭子》，杨驸马，亦是玄宗的女婿，但《新唐书·诸帝公主传》载玄宗有二十九女，下嫁杨氏的有好几个：“咸直公主，贞顺皇后所生，下嫁杨洄”，“万春公主，杜美人所生，下嫁杨朏，又嫁杨锜”，“卫国公主，下嫁豆卢建，又嫁杨说。”虽然我们无法确知钱起诗中的杨驸马是那一个，但参之独孤及的《宴杨驸马山亭》、陈羽的《宴杨驸马山亭》，《过杨驸马亭子》一诗是肃、代时代的钱起作品，却是可以证明了的。

此外，还有一些作品，诗中写到的人物无法考知，但可以从钱起同时代人的作品推知它们是钱起写的。如《酬卢十一过宿》(《钱考功集》卷五)，皇甫冉有《题卢十一所居》、《酬卢十一过宿》，两人诗中的卢十一，该是同一人，由皇甫冉而推知此诗必是钱起作。又如《送薛八谪居》(《钱考功集》卷五)，孟浩然有《广陵别薛八》、《夜泊牛渚趁薛八船不及》、《云门寺西六七里闻符公兰若最幽与薛八同往》，独孤及《三月三日自京到华阴于水亭独酌寄裴六薛八》，三人诗中的薛八，当是同一人，由孟浩然、独孤及而推知此诗必是钱起作。再如，《送少微师西行》(《钱考功集》卷四)，严维有《送少微上人东南游》，顾况有《送少微上人还鹿门》，三人诗中的“少微”和尚，当是同一人，由严维、顾况而推知此诗必是钱起作。

以上这些钱起诗，或经同时代人选录，或由钱起的经历所证实，或有钱起的交游者可稽查，完全排除钱珝诗混入的可能性。

四 结束语

上面，是我初步考订《钱考功集》的一个札记。简单概括起来，钱起集共有诗五百三十一首，其中，有充分理由可以说明是钱珝诗的，共有一百二十一首，占全集的23%，可以考出写作年代，或则有证可据却无法考知写作年代的钱起诗，共八十九首(傅璇琮同志的《钱起考》得三十九首，笔者得五十首)，占全集的17%，尚有三百余首，还有待进一步查考，不能简单化地统统归之于钱起。由此可见，考辨钱起、钱珝诗，清理《钱考功集》，还有不少疑点要解释清楚，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这方面的问题有：

一，钱起和钱珝都曾做过蓝田尉。《钱考功集》中描写蓝田风物的诗篇很多，有一些诗，是可以确定为钱起所作的，如《晚归蓝田酬王维给事赠别》、《蓝上茆茨期王维补阙》等。然而，还有不少诗篇，就不能轻易确定它们的作者，难道说这些诗篇中就没有钱珝在蓝田任上所写的吗?

二，有一些诗篇提及的人物，其姓名、简历，还有待进一步稽查，以确定他们的生活时代，从而判断这些诗的作者是谁。《钱考功集》中有一些送人中举还家的诗，这些人的情况本不明，徐松《登科记考》却仅据钱起诗一例地把他们看作是钱起时代的人(见《登科记考》卷二十七“附考”栏)。这样做，是很不稳妥的。

三，明人胡震亨指出，钱起集的混乱现象是出于“钱氏家集之误”，而宋人钱蒙仲“已先为之淆矣。”笔者由此而联想到一个新问题：《钱考功集》中，除了混入钱珝的作品外，是否还混入了“钱氏”其他人的作品?有没有钱徽、钱可复、钱方义等人的诗篇?这应当是我们清理《钱考功集》的内容之一。

结束语里，讲的都是工作并没有结束的话，表达了笔者寄希望于将来的一点心愿。我愿意和唐诗爱好者共同努力，逐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