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斋三笔

晁景迂经说

【原文】

景迂子晁以道留意六经之学，各着一书，发明具旨，故有《易规》、《书传》、《诗序论》,《中庸》、《洪范传》、《三传说》。其说多与世儒异。谓《易》之学者所谓应、所谓位、所谓承乘、所谓主，皆非是。大抵云，《系辞》言卦交象数刚柔变通之类非一[1]，未尝及初应四、二应五、三应六也。以阳居阳、以阴居阴为得位，得位者吉[2]。以阳居阴、以阴居阳为失位，失位者凶。然则九五、九三、六二、六四俱善乎？六五、六三、九二、九四俱不善乎？既为有应无应、得位不得位之说，而求之或不通，则又为承乘之说。谓阴承阳则顺，阳承阴则逆，阳乘柔则吉，阴乘刚则凶，其不思亦甚矣。又必以位而论中正，如六二、九五为中且正，则六五、九二俱不善乎？初、上、三、四永不得用中乎？卦各有主，而一概主之于五，亦非也。

其论《书》曰：予于《尧典》，见天文矣，而言四时者不知中星。《禹贡》敷土治水，而言九州者不知经水。《洪范》性命之原，而言九畴者不知数。舜于四凶，以尧庭之旧而流放窜殛之。穆王将善其祥刑，而先丑其耄荒。汤之伐桀，出不意而夺农时。文王受命为僭王，召公之不说，类乎无上。太甲以不顺伊尹而放，群叔才有流言而诛，启行孥戮之刑以誓不用命，盘庚行劓殄之刑而迁国，周人饮酒而死，鲁人不板干而屋诛。先时不及时而杀无赦。威不可讫，老不足敬，祸不足畏，凶德不足忌之类。惟此经遭秦火煨烬之后，孔壁朽折之余，孔安国初以隶篆推科斗。既而古今文字错出东京，乃取正于杜林。传至唐，弥不能一，明皇帝诏卫包悉以今文易之，其去本几何其远矣！今之学者尽信不疑，殆如手授于诛、泗间，不亦惑乎？论《尧典》中星云，于春分日而南方井、鬼七宿合，昏毕见者，孔氏之误也。岂有七宿百九度，而于一夕间毕见者哉？此实春分之一时正位之中星，非常夜昏见之中星也。于夏至而东方角、亢七宿合，昏毕见者，孔氏之误也。岂有七宿七十七度，而于一夕间毕见者哉？此夏至一时之中星，非常夜昏见者也。秋分、冬至之说皆然。凡此以上，皆晁氏之说。所辩圣典，非所敢知。但验之天文，不以四时，其同在天者常有十余宿。自昏至旦，除太阳所舍外，余出者过三之二，安得言七宿不能于一夕间毕见哉？盖晁不识星故云尔。

其论《诗序》云，作诗者不必有序。今之说者曰，《序》与《诗》同作，无乃惑欤！旦逸诗之传者，岐下之石鼓也，又安覩[3]序邪？谓晋武公盗立，秦仲者石勒之流，秦襄公取周地，皆不应美。《文王有声》为继伐，是文王以伐纣为志，武王以伐纣为功。《庭燎》、《沔水》、《鹤鸣》、《白驹》，箴、规、海、刺于宣王，则《云汉》、《韩奕》、《崧高》、《烝民》之作妄也。未有《小雅》之恶如此，而《大雅》之善如彼者也。谓《子衿》、《候人》、《采绿》之《序》骈蔓无益，《樛木》、《日月》之《序》为自戾，《定之方中》、《木瓜》之《序》为不纯。孟子、荀卿、左氏、贾谊、刘向汉诸儒，论说及《诗》多矣，未尝有一言以《诗序》为议者，则《序》之所作晚矣。晁所论是否，亦未敢辄言。但其中有云，秦康公隳穆公之业，日称兵于母家，自丧服以寻干戈，终身战不知已，而序《渭阳》，称其“我见舅氏，如母存焉”，是果纯孝欤？陈厉公弑佗代立，而序《墓门》责佗“无良师傅”，失其类矣。予谓康公《渭阳》之诗，乃赠送晋文公入晋时所作，去其即位十六年。衰服用兵，盖晋襄公耳，《传》云“子墨衰绖”者也。康公送公子雍于晋，盖徇其请。晋背约而与之战，康公何罪哉？责其称兵于母家，则不可。陈佗杀威太子而代之，故蔡人杀佗而立厉公，非厉公罪也。晁诋厉以申伦，亦为不可。

其论《三传》，谓杜预以左氏之耳目，夺夫子之笔削。公羊家失之舛杂，而何休者，又特负于公羊。惟谷梁晚出，监二氏之违畔而正之，然或与之同恶，至其精深远大者，真得子夏之所传。范甯又因诸儒而博辩之，申谷梁之志，其于是非亦少公矣，非若杜征南一切申《传》，决然不敢异同也。此论最善。然则晁公之于群经，可谓自信笃而不诡随者矣。

【注释】

[1]非一：不统一。[2]吉：吉利。[3]覩（dǔ）：同“睹”，发现，看见。

【译文】

号景迂子的晁以道研究六经之学，针对六经各着一书，发表阐明六经的宏旨，书为《易规》、《书传》、《诗序论》、《中庸》、《洪范传》、《三传说》。他的学说与当世儒生多有不同。他说研究《易》的学者所说的应、位、承乘、主等卦象都有错误。他的论述大意是说，《系辞》上所谈及的卦爻、象数、刚柔变通之类并不统一，没有提及初应四、二应五、三应六等卦。以阳居阳、以阴居阴称为得位，得位就吉利。以阳居阴、以阴居阳称为失位，失位就凶险。然而九五、九三、六二、六四都是吉利卦象吗？六五、六三、九二、九四的卦象都不吉利吗？既然持有应无应、得位不得位的说法，而求卦时或不通，则又持承乘之说。说阴承阳则顺，阳承阴则不顺，阳乘柔则吉利，阴乘刚则不吉利，这太缺乏思考了。又必定要以卦位来推测中正，如六二、九五爻为中且正，难道六五、九二都不吉利吗？难道初爻、上爻、三爻、四爻永远都不得用为中吗？卦各有主，而一概以五为主卦，这是不对的。

他评论《尚书》说：我从《尧典》中了解到了天文，但谈论四时的却不知道中星。《禹贡》是专讲施土治水的，但谈论九州的人却不知道经水。《洪范》是专讲性命之源的，而谈论九畴的人却不懂术数。舜对于鲧、共工、驩兜、三苗等四凶，因为他们是尧时旧臣，而将他们流放或杀掉。周穆王将欲改善他的刑罚之前，而先羞辱了他的老臣。商汤将讨伐桀，先出其不意剥夺他的农时。周文王受命于天自号周王，召公不高兴，因为商王还在，认为这是无上行为。商王太甲因不顺从伊尹而被流放，管叔、蔡叔、霍叔因为有流言而被诛戮。夏启实行一人犯罪株连亲族的刑罚，以警告不听从命令的人。盘庚实行割鼻的刑罚来强迫臣民搬迁国都。周朝人饮酒就要被判处死刑，鲁国人不用夹板筑墙造房就有杀头之罪。提前到达与不按时到达都要杀无赦。威严不可以终止，老人不值得敬重，灾祸用不着畏惧，凶德之名声不必顾忌。只是《尚书》遭受过秦始皇的大火焚烧之后，孔宅墙壁的腐朽拆除之余，孔安国才开始以隶书篆书推断辨认蝌蚪文字。随后古文、今文两种文字的《尚书》交错出现于东京洛阳，由经学家杜林进行统一订正。传到唐代以后，更加难以统一，唐明皇诏令卫包全部以今文修改它，至此，这部书距离他本来的面目已不知相差多远了。如今学者尽信不疑，似乎是亲授他们于洙、泗二水之间，这不是很糊涂吗？晁以道论《尧典》中星说道，在春分那天，南边的井、鬼等七星宿会合，黄昏之后全部看得到，这种说法是孔子的失误。哪里会有七颗星宿在一百零九度而于一夕之间全部看得到呢？这实际上是春分的一个时辰而处在正位上的中星，不是每天黄昏所看见的中星。在夏至那天，东方角、亢七星宿合，黄昏后可以看见，这也是孔子的失误，哪里会有七星宿七十七度而于一夕之间全部看得到呢？这是夏至一个时辰的中星，不是每天黄昏所见到的中星。秋分、冬至之说也同样如此。凡是以上这些，都是晁氏的观点。他所争辩的《尧典》中的问题，我不敢发表意见，但验之天文，不论四季的哪个季节，同在天上的星宿常有十余宿。自傍晚至天明，除太阳之外，其余出现的超过了三分二，怎么能说七星宿不能在同一夕之间出现呢？这大概是晁氏不真正认识星宿的缘故吧。

他评论《诗序》说：作诗不一定都要作序，而现在论诗的人却说，《序》与《诗》是同时作的，太糊涂了！就拿逸诗来说吧，它的流传，是因岐山下刻有石鼓文的缘故，又哪里见过序文呢？晁氏说晋武公窃取政权而立，秦仲就像是石勒一类人物，秦襄公靠辅佐平王东迁而取得了周朝的封地，这些人都不应当赞美。《文王有声》的诗篇是宣扬征伐战争的，因此文王以伐纣为志向，武王以伐纣为功德。《庭燎》、《沔水》、《鹤鸣》、《白驹》等诗篇，是对周宣王进行箴贬、规劝、教诲讽刺的，而《云汉》、《韩奕》、《崧高》、《烝民》是荒诞的文章。没有坏到像《小雅》那种程度的，也没有好到像《大雅》那种程度的。他认为《子衿》、《候人》、《采绿》等篇的序文，骈丽杂乱并不好。《木》、《日月》篇的序文是自戾，《定之方中》、《木瓜》等篇的序文不纯正。孟子、荀卿、左丘明、贾谊、刘向以及汉代各个儒生，对于《诗》的论述很多，但很少有谈论到《诗序》的，可能是《诗序》所作很晚（相传为汉人毛享和毛苌所作）。晁氏所论正确与否，我不敢断言。但其中说到秦康公葬送了秦穆公的霸业，经常向母亲的娘家晋国发动战争，自从服丧期间就寻找机会挑起战争，一生打仗不知终止，而诗篇《渭阳》的序中则称他“见到舅舅，就像母亲还活着一样”，这果真表明他有真正的孝情吗？陈厉公杀陈佗并代佗自立，而诗篇《墓门》的序文只是责怪佗“没有好的老师”，此语用非所类。我认为康公《渭阳》之诗，是赠送晋文公入晋时所作的，离他登位还有十六年时间。穿着衰服（丧服的一种）发兵打仗的，是晋襄公，即《左传》上说的“穿黑色丧服系着麻带”一事。秦康公送公子雍去晋国，是依照晋国的请求而为。晋国背约而与秦相战，康公有什么罪呢？责备他向母亲娘家称兵是不对的。陈佗杀威公太子而代立，因此蔡人杀陈佗而立厉公，这不是厉公的罪过。晁氏指责陈厉公而为陈佗申述，也是不应该的。

他评论《三传》说，杜预充当了左丘明的耳目，强夺了孔夫子对《春秋》的笔削订正的功绩。公羊家则舛讹繁杂，而何休又特别负欠于公羊。只有《谷梁传》稍后着成，是谷梁赤对《左传》、《公羊传》进行鉴别纠谬的基础上写成的，虽然仍有些相同的错误，但该传的精深远大之处，则是真正得到了子夏所传的那些部分。范甯又借助诸儒的研究成果对它进行了广博的辨析，引申阐发了谷梁赤的意旨，但对于是非的评断也有不妥之处。但他不像杜预，一切都在为左氏作辩解，不敢提出其他意见。我认为晁氏的这段议论最好。尽管晁氏对六经的论述有值得推敲商榷的地方，但可以说他对于群经的研习充满自信而且不诡饰盲从。

【评析】

晁以道，名说之，字以道，号景迂子，宋代制墨名家。他博通五经，尤精于《易》学，同时又是一位富有创作实绩的作家、画家，与苏轼、黄庭坚等苏门文人、江西诗派作家有着广泛的师友关系。由于元符上书入党籍，其仕途极其坎坷，长期沉沦下僚。他的一生经历了仁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高宗六朝，是难得的一位身入南宋的“元祐名士”。洪迈分析评价了晁以道解说“六经”的着作，指出其中的舛错，但是对晁以道“自信笃而不诡随”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

“六经”是儒家的经典着作，在酸腐文人看来是不容置疑的。然而晁以道就具有独立思考的品质，不盲目地迷信书本，而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事实上，真正的学者从来不会机械地读书。比如《尚书》这本着作，是儒家经典中的经典，然而被称为儒家“亚圣”的孟子却说：“完全相信《尚书》，那么还不如没有《尚书》。我对于《武成》，只取信二三册就罢了。仁者在天下是无敌的，凭借最仁慈的人（周武王）去讨伐最不仁慈的人（商纣王），怎么会血流漂杵呢？”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是精辟透脱的读书法，要求读者善于独立思考问题。古往今来，人们关于书已不知有过多少礼赞，对很多人来说，书是他们崇拜的神圣对象。但是，如果我们唯书本是从，轻则使个人成为书呆子，重则形成所谓“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作风，贻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