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仲游二书

毕仲游二书

【原文】

元祐初[1]，司马温公当国[2]，尽改[3]王荆公所行政事，士大夫言利害者以千百数，闻朝廷更化，莫不欢然相贺，唯毕仲游一书，究尽本末。其略云：“昔安石以兴作之说动先帝，而患财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财者无不用。盖散青苗、置市易、敛役钱、变盐法者，事也，而欲兴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兴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敛变置之事，是以百说而百不行。今遂欲废青苗、罢市易，蠲役钱、去盐法，凡号为财利而伤民者，一扫而更之，则向来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废，市易不可罢，役钱不可蠲，盐法不可去，必探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动上意，虽致石人而使听之，犹将动也。如是则废者可复散，罢者可复置，蠲者可复敛，去者可复存矣。则不足之情可不预治哉！为今之策，当大举天下之计，深明出入之数，以诸路所积之钱粟，一归地官，使经费可支二十年之用。数年之间，又将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晓然知天下之余于财也，则不足之论不得陈于前，然后所谓新法者，始可永罢而不复行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敝，而左右侍从职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虽起二三旧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数，乌在其势之可为也！势未可为而欲为之，则青苗虽废将复散，况未废乎？市易虽罢且复置，况未罢乎？役钱、盐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间，其父兄子弟喜见颜色，而未敢贺者，意其病之在也。”先是东坡公在馆阁，颇因言语文章，规切时政，仲游忧其及祸，贻书戒之曰：“孟轲不得已而后辩，孔子欲无言。古人所以精谋极虑，固功业而养寿命者，未尝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来，祸福利害系身者未尝言，顾直惜其言尔。夫言语之累，不特出口者为言，其形于诗歌、赞于赋颂、托于碑铭、着于序记者，亦言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则见是者喜，非其所非，则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济君之谋，而怨者或已败君之事矣！天下论君之文，如孙膑之用兵、扁鹊之医疾，固所指名者矣，虽无是非之言，犹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官非谏臣，职非御史，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触讳以游其间，殆由抱石而救溺也。”二公得书耸然，竟如其虑。予顷修史时，因得其集，读二书思欲为之表见，故官虽不显，亦为之立传云。

【注释】

[1]元祐初：宋哲宗元祐初年。[2]当国：上台执政。[3]尽改：全部废除。

【译文】

宋哲宗元祐初年，司马光上台执政，全部废除了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议论新法利害关系的士大夫成百上千，当听说朝廷更改法度时，无不欢庆相贺，唯有毕仲游在其上书中，对新法的前后利弊作了详尽的分析。上书中大致这样说：“过去王安石以振兴革弊的语言打动了神宗皇帝，由于担心国家财力不足，所以凡可以获得民财的措施无不采用。像散发青苗钱、推行市易法、收取敛役钱、变更盐法等，都是他所采取的办法。而振兴改作，忧虑国贫之说，则是他能诱惑人的根源。如果不能杜绝他振兴改作的说辞，而仅仅是禁止他推行的聚敛民财的措施，这是百说百不行的事。现在要立刻废除青苗、罢去市易、蠲免役钱、废除盐法，把凡认为聚敛财利有害于民的新法，一概废除，那么向来倾心于推行新法的人必定加以反对。这些反对者，必然不但会说青苗不可废，市易不可罢，役钱不可蠲，盐法不可去，而且还会探求财政不足之情，申辩财政不足之事，以此来打动当今皇帝之心，即使铁石心肠之人听了这些论辩之词，也会为之感动。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废除的可以再重来，罢去的可以再复置，蠲免的可再收敛，取消的可重新保持下来。如此说来，怎么能不预先考虑消除财力不足的实际情况呢？当今之策，应当统一整顿天下的财政，深入而详细地了解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情况，将各路积聚的钱粮，交由户部统一掌管，保证国家经费可支付二十年之用。这样数年之间，财政收入将会十倍于今日。使天子确切知道天下的财物有大量余剩，那么财政不足的议论就不会纷纷上奏朝廷，这样，过去推行的所谓新法就可永久废除而不会再有反复的情况了。过去王安石执政时，朝中内外无不是他的支持者。所以他的新法能够推行。今日要惩改前日的弊端，而皇帝左右的侍从以及任职司使之类的官，十有七八是王安石的党徒，虽然起用二三个旧臣僚，录用六七个厚德之人，但在数百官僚中也仅占十几人，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以废除新法呢？在形势不允许的情况下执意要这样做，那么青苗法虽废还可以再实行，更何况还没有废除呢！市易法虽罢也将会再设置，何况也还未罢去呢！役钱、盐法也都如此。用这种方式以革除前日新政的弊端，犹如人长久生病而稍有好转，他的父兄子弟虽可喜形于色，而不敢为此庆贺，因为他的病根仍然在身。”过去苏东坡在馆阁任职时，经常发表议论和文章以规诫、切论时政得失。毕仲游担心他会因此而灾祸临身，致书告诫他说：“孟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申辩，孔子欲说而无言。古人之所以精心谋划、周密考虑，未尝不是明哲保身的做法，以保护、巩固功名成就和延长寿命。君自入朝廷为官以来，有关自身祸福利害的话从未说过，看上去真像是吝惜自己的语言。但大凡因言语受牵累的，不仅仅是出于口中说的，其他表现于诗歌、赋颂碑铭、序记的也是语言。现在你只担心出自于口的语言，而不忌讳形诸文字的语言。文章言论中你认为对的就直书其对，受到你肯定者必然高兴。你认为错的就直言其错，遭到你指责的必然怨愤。高兴者对你的主张不能有所帮助，而怨愤者可能败坏你的事情。天下人议论你的文章，就像议论孙膑用兵、扁鹊行医一样为人所指名道姓，即使你的文章中没有评论是非的言论，但也有述说是非的嫌疑，更何况有的直接评论了是非呢！你官非谏臣，职非御史，而非议别人未曾非议过的事情，赞同别人未曾赞同的东西，触犯了许多忌讳的问题使自己处于险境，这真像抱着石头去营救溺水的人一样。”司马光、苏轼分别得到以上两篇文书之后，都有惊惶之感。后来的结果正如毕仲游所预料的那样。我不久参与编修国史时，看到了毕仲游的文集，阅读这两文章时觉得很有见地，因此毕仲游官位虽不显贵，也为他单独立传以扬其言。

【评析】

毕仲游，北宋代州云中（今山西大同）人，生长在官宦之家，24岁登进士第，开始了宦场生涯。毕仲游早年受知于司马光，也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一员。宋神宗病逝后，年幼的宋哲宗赵煦即位，由高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等昔日的重臣们又得以重新掌政，于是尽废新法，史称“元祐更化”。旧党官员个个欢欣鼓舞，而改革派人士如蔡确、章惇、吕惠卿、曾布等人全被贬黜。这时，冷静的毕仲游写信给司马光，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不应该高兴得太早。果然，元祐八年九月，高太后去世，宋哲宗掌握大权。他全面否定元祐更化，大力打击元祐大臣。毕仲游也被列入“元祐奸党”，此后患难流离，“甘忍贫贱，百为皆废”，贫病交集，郁郁而终。从他给司马光、苏轼的两封信中，可以看出毕仲游晓畅世事，并不执拗。《宋史》载，太原铜器名天下，毕仲游在出任河东路刑狱期间一件铜器也没买，怕人认为他故意卖弄清廉，卸任时买了两只茶匙。或许在今人看来，他的行为可能有些虚伪，但是比起王安石、司马光又有可称道之处。王安石被称为“拗相公”，苏轼给他的新法提合理建议，他都毫不理会。而司马光废除新法，实在是带有十余年来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的个人仇恨情绪，以至酿成党争。苏轼也曾将自己实践免役法的好处告诉司马光，但司马光一意孤行。苏轼十分愤慨，怒呼：“司马牛，司马牛！”从这两件事也可看出苏轼此人“不太会说话”，提出正确的意见却不能被执政者采纳，反而遭受怨恨。这也正是毕仲游劝诫他的。毕仲游为文长于策论，论事明白详尽，切中情理，不为浮夸诞漫之谈。虽然在后人看来，他反对变法的理由和提出的废除新法后的善后之策几近迂腐，毫无事实基础，但是在当时的官员中，也算得上是合格的政治家了。因此作者将其记录下来，作为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