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伯来诗歌

一、圣经时期

希伯来文学有着丰富而深远的诗歌气质。不仅在《德博拉之歌》和《摩西之歌》等早期圣经篇章中，对战争胜利的庆贺是以诗歌的形式表现的，而且劳动和舞蹈，这些人类活动的原始形式，也伴以有节奏的诗歌(《旧约全书》《民数纪》21章第17—18节，《出埃及记》第15章第21节)。希伯来文学历经三千多年，毫无衰退迹象，其诗歌的丰硕成就得到了充分的显示。希伯来诗歌的的伦理观念对西方文化的人性化进程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因为这种伦理观念是用诗的语言表现的，所以它能够产生持久的影响。

希伯来人最古老的典籍中有些肯定是纯粹的诗歌，《圣经》中的《雅煞珥书》(《约书亚记》第10章12—13节，《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第8—27节，可能还有《列王纪上》第8章第12—13节)以及引自《主的战书》的诗句，都可资佐证。圣经不是一本普通的书，而是一本已有一千多年历史的文学杂集。从形式上看，它在很大程度上堪称是一本诗集。从内容上讲，它是由三部分组成的一部古代民族的史书：首先是摩西五经(即《旧约全书》前五卷)，是关于这个民族开端的一部伟大的史诗。第二部分“前圣先知”，则把内部斗争和外部斗争的重大时刻所发生的事件加以戏剧化。《旧约全书》的第三部分是圣经传记，它从灵感的角度讲，是富有抒情性和哲理性的。这部分在一定程度上重复了这一民族的故事，并把它一直继续到巴比伦人活动时期之后。但是，即使在摩西五经、《约书亚记》、《士师纪》、《撒母耳记》(上、下)、《列王纪》(上、下)、《历代志》(上、下)、《以斯拉记》以及《尼希米记》等经卷中，用散文记载的重大史实里，都有着诗歌的节奏。《以斯帖记》和《路得记》，是现代文学中短篇小说的先驱，其中抑扬顿挫的句子很像诗歌。古典学者和闪米特语的学者喜欢把希腊和希伯来诗歌的相关优点加以比较。而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地中海东部的史诗传统，估计要早于希腊人和希伯来人的最早历史，正是这一传统给荷马史诗和圣经提供了丰富营养。在希伯来诗歌中，没有希腊音律那样丰富的音乐变化。圣经作者，尽管他们富有智慧，并付出了大量的劳动，但却未能在圣经中建起扬抑抑格的六音步(希腊史诗的主要音律格式)或抑扬格五音步(希腊悲剧的主要音律格式)。为了找到一个并不存在的音律格式，知识渊博的学者，曾不厌其烦地对圣经进行校勘，希伯来诗歌中，仅有初级的音律。

音步，是西方诗歌的基本要素，而埃及人，迦南人和希伯来人，在他们的诗歌中却讲究单元的对称性，而不是音步对称性。虽然中世纪犹太人的圣经注释者，已经注意到这种对称性，但只是到了200多年前，才由著名学者、英国国教的主教罗伯特·洛思，给它另起了个科学的名称——排比句(par-allelismus membrorum)。排比基本上有三种：同一式、对偶式和补充式。圣经《诗篇》第102篇第6诗行，就是同一式排比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好像旷原上的一只鹈鹕，

我好像荒场上的一只猫头鹰。

在这里，诗人寂寞凄凉的绝望情绪，通过鹈鹕的孤独，象征地表达出来，并由荒场上的另一个外来动物猫头鹰加以强调突出。概念与形象的对称，通过重复而得到进一步加强。在希伯来原文中，是通过每个单元或诗行中的三个词，而达到这种完美对称的。在这两行美丽诗句原文中出现的行中韵，则是很偶然的。直到犹太人教堂礼拜仪式发展的初期，希伯来诗歌才有了韵。

最好的对偶式排比例子，是圣经《传道书》第3章第4节中的一首精辟的警句诗：

哭泣有时

欢笑有时。

这首警句诗，是以两种普通感情的永恒对比为基础的，它是2500年来，诗歌爱好者极其赞赏的一系列对比诗句之一。在希伯来原文中，每个单元(诗行)仅有两个词，就足够表达思想了。

圣经《箴言》第19章第21节中，有补充式排比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人心多有计谋，

惟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

这些例子表明：希伯来诗人在形式和内容上竭力追求对称的完美。在圣经旧约的《诗篇》《箴言》《约伯书》《雅歌》《耶利米哀歌》《传道书》中，甚至在旧约的其他某些散文体片段中，希伯来作者都达到了这种对称的完美。然而，对诗歌产生最强有力影响的还是希伯来预言家。他们通过情感产生的强有力影响，而避免了格调上的千篇一律，而这种千篇一律是使用这种朴素诗歌形式时，一直存在的一种危险。他们写出或吟出富有灵感的诗歌，这些半预言性和半意识的诗歌，都包含着永恒的洞悉和智慧。

到本世纪初，为全世界的圣经批评定下调子的德国圣经批评家，喜欢把圣经诗歌的全部独创性历数备至。由于从以前属于阿拉伯人、埃及人、苏美尔人、阿卡得人、叙利亚人和赫梯人的领土上获得的重要考古和碑文方面的发现，为圣经批评界提供了大量的证据，学者们发现了许多与圣经诗歌具有相似之处的材料。这些材料可以看作是创作美妙诗歌的素材。在北叙利亚的拉斯·谢姆拉(即古代的乌加里特)所进行的考古发现，无可争议地证实了希伯来诗歌的悠久历史和圣经经文的无比准确性。C·F·A·谢弗在那里发掘出数百件公元前14世纪的泥制书板和刻有楔形字母的泥制书板碎片。美国考古学界权威廉·福克斯韦尔·奥尔布赖特坚持认为：“乌加里特文学的光辉现在映照在所有各个时期的希伯来圣经诗歌上，它不仅使得希伯来圣经文学能够以惊人的准确性传播，而且在结构上，也证实了其相应的古代风格。”在这些希伯来圣经诗歌中多有祈祷文，仪式，法律和神话。在有些泥制书板及碎片上的诗歌中，主人公和情节很像《圣经》中大家十分熟悉的那些章节中所载的人物和故事：乌加里特神话中至高无上的神埃尔，就是圣经中称为上帝的名字;阿希拉特，是上帝的配偶，就是众所周知的阿斯塔特;巴尔是掌管下雨和生育的神，处女阿那斯是掌管战争的女神;这些都是圣经中提到过的。雅姆是掌管海洋的神，摩特是掌管死亡的神，这些神在希伯来文的圣经中，都已失去了神的性格，仅只用来分别表示“海洋”和“死亡”。尽管许多来自迦南人的词语，以及意象和谚语进入以色列的古代文学中，圣经中的语言已经达到了精练的程度。到大约公元前586年，迦勒底人征服犹太人的时候，希伯来人在诗歌领域中，已达到了历史上任何时期的诗歌都不可比拟的极高境界。希伯来诗歌对邻近各种文化知识的吸收和消化，不管是过去和现在，都一直是希伯来人独有的特性。

希伯来诗歌和预言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东方或西方各个民族都无法与之相比的。尽管希伯来诗歌与东方古代诗歌之间，表面上有着许多极其相似之处，但这只是一种独特的现象。据中世纪一位伟大的哲人迈蒙尼德斯讲：“那是人类能够达到的最完美的境地”。一位敏锐的批评家西格蒙德·莫温克尔，曾对预言作出这样的评论：“预言家充满了神奇的力量，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世世代代的学者，犹太先哲以及教会神父、哲学家和诗人，都试图用他们的直觉与推理能力，来解出预言这个斯芬克斯之谜，但是倾其知识和精神上的全部力量，终不能理解。充其量只能用主观上的词语对这种预言进行一番描述和评价罢了。强烈的感受和强烈的表达，是希伯来诗歌重要的特征。像莎士比亚和歌德那样的诗人笔下的伟大诗歌，也可以具有这样的特征。使预言家成为独特诗人的是一种信仰。他们坚信自己的言词是受到一位无所不见、无所不知的超越人类智慧的神力的启迪，这神力就是上帝。从这个观点来看，预言家就是有信仰的诗人。所谓“预言家”这个词，在希腊语里和其他西方语言里，是指“能预先告知未发生事情的人”。在希伯来语中，与此词意义相当的是nabi，“受到感召者”。但是，不管预言家的这种神奇力量的本质是什么，或其心醉神迷的感受又是什么，即使它是一种精神张力超常或演化的形式，他们的言词在时间上的无限性，以及他们所传递的信息的普遍性，已为他们的赞赏者及毁损者所关注。然而，他们绝没有忽视以色列，他们希望以色列能够使其纯粹的道德上的力量高踞于所有邻族之上。在这些诗歌中，沙文主义和普济主义纠缠在一起。

预言家也曾是诗歌中理想化的梦幻世界的建筑师。他们还为托马斯·莫尔爵士和塞缪尔·勃特勒，塞巴斯蒂安·默西埃和雷蒂夫·德·拉·布勒东，贝拉米和奥威尔等文学大师树立了榜样和范例。他们并没有用“乌托邦”这个词，而是用“世界末日”这一说法。“乌托邦”这个词，在希腊语里的意思是“不知道的地方”。托马斯·莫尔把这个词选作他的书名。然而人们应该记住的是，古代以色列也像它的近邻伊斯兰教国家和它的远邻古希腊一样，在其发展初期有过一段“黄金时代”。大多数以色列预言家都曾亲身经历过他们祖国危亡的历史紧急关头，其中的耶利米和以西结，曾生活在耶路撒冷被毁和犹太国覆灭期间。他们中仅有少数几位有幸目睹了祖国的劫后重生。这些预言家以他们的雄辩口才，放肆抨击其他文化，把犹太人推崇为上帝的宠儿。他们的这种思想，长期以来都遭到人们的抨击，也遭到当代犹太教改革与复兴运动的拒绝。这些预言家提倡对人类的责任感与为人类服务的思想。尽管他们的预言作品种类繁多，但是这种“对人类负责，为人类服务”的思想，却贯穿各家说法之中。这些预言家又是诗人，他们运用诗歌的各种意象和想象，来表达他们简朴精炼的思想，而对犹太民族以至全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他们以其所塑造的形象，形成了一个民族——这也许可以说是世界史上惟一的一个借诗歌神奇力量，改造一个民族形象的例子。

正像各种预言书一样，收集了150首赞美诗的《诗篇》是一个独特的选集。像萨福或阿基罗库斯那样的抒情诗，是不能与它们相比的。在奥尔甫斯赞美诗中和巴比伦颂诗中，有些确实达到了《诗篇》所具灵感的高度。但是圣经的《诗篇》里，那些向上帝虔诚祈祷的词句，确是无双的。在这里，自然或人类不再作为宇宙中的独立因素而存在;他们是一种超验力量的表现。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

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诗篇》第8章第4—5节)

《诗篇》的另一特征，就是个人和民族之间的界限经常是模糊不清的。《诗篇》中的“我”，经常是指某个个人，或指一个群体，或两者兼指。本世纪几位最伟大的《诗篇》评论家赫尔曼·贡克尔和西格蒙德·莫温克尔认为：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是《诗篇》中那些赞美诗，主要都是崇拜诗或礼拜仪式诗，这些诗和古代耶路撒冷犹太教圣殿里所进行的礼拜活动有关。

如果说《诗篇》是对神吟咏的赞美抒情诗，那么《雅歌》就是对人吟咏的爱情抒情诗。《耶利米哀歌》就是呈献给被蹂躏的耶路撒冷城的一组哀歌体抒情诗。《雅歌》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影响是很大的。欧洲的爱情抒情诗，很少有这种表达上的朴素和直接。犹太教教士阿基巴，把这种抒情诗解释为一种代表上帝和以色列人之间爱情的讽喻，并且宣称：“圣经中所有名篇都是神圣的，而《雅歌》则是这些神圣篇章中最为神圣的篇章。”

进入更加成熟的时代以后，希伯来人追求富于哲理的表达形式，他们写的也正是诗歌。圣经中《约伯记》和《传道书》的作者，首先是诗人，其次才是哲学家。虽然前者强调的是要忍受苦难，而后者则揭露人类的种种浮华虚荣，但二者都属于悲观主义的诗人。M·J·达胡德神父在他近期的一篇研究论文中指出：不管《传道书》的作者是腓尼基人使用腓尼基语写成这卷经文，还是像当代卓越的圣经学者H·L·金斯伯格所认为是用阿拉姆语写成这卷书的，我们应该对现存的希伯来文本《传道书》心满意足了。这个文本尽管偶尔也有讹误，但毕竟是古代文学伟大的经典著作之一。但是，注释中的许多困难使海因里希·海涅把这本书描述成“怀疑主义的典型”。弗朗茨·德利奇，一位著名的德国学者，把《传道书》看作是“虔诚的典型”。

像《传道书》的作者一样，《约伯记》的作者可能也是一个外国人或是借用外国人(很可能是以东人)的故事。但是作者把故事变成他对各个时代的生动质疑：为什么恶人反倒成功?为什么好人反而失败?他是否有意提供一个答案仍然值得怀疑。最后一段，即上帝和约伯之间的对话是这种的挫折的高潮。人类对上天的种种不可理解的做法，既无法非难，也不能改变：

要发出你满溢的怒气，

见一切骄傲的人，使他降卑;

见一切骄傲的人，将他制伏。

把恶人践踏在本处，

将他们一同隐藏在尘土中，

把他们的脸蒙蔽在隐密处;

我就认你右手能以救自己。



我知道你万事能做，

你的旨意不能拦阻。

……

因此我厌恶自己，

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

(《约伯记》第40章第11—14节;第42章第2、6节)

二、后圣经时期

后圣经时期，在希伯来诗歌中是一个中间时期。大致从公元前2世纪的《圣经》最末版出版，到公元6世纪或7世纪。继《圣经》之后发展起来的希伯来文学，大部分可以看作是对《圣经》进行的广泛评论——是对那部无出其右的经典著作以诗歌、说教、神秘、或哲理等形式进行的解释。通过把《圣经》翻译成拉丁文(译于公元4世纪)，使《圣经》对基督教中世纪时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通过《圣经》的本国语译本，对文艺复兴及文艺复兴以后时期的各国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原文版本的《圣经》，从未停止过对博学的、知识丰富的西方杰出人物的激励鼓舞。它塑造了《圣经》创作者的品质和命运。

《圣经》后期文学，是由“圣贤智慧”这类主题所支配的。这类主题从给尘世间人们立身行事提供贤达告诫的朴素谚语，到为人们提供宗教的及道德方面完美的详尽论著。崇尚智慧原是《圣经》中的《约伯记》《传道书》《箴言》甚至《诗篇》的特色。在后圣经时期文学中，这种对智慧的尊崇达到了神化的程度。枯燥的知识性教育诗歌，基本取代了抒情诗歌。这类书紧随《圣经》之后出版最终变成《次经》和《伪经》等经外书的正典。这些书只作教诲而无激励的作用。一个大家喜欢的主题是善与恶，一个最受欢迎的主旨是神义论：上帝是正确的。《传道书》或《本·西拉的智慧》，以及《所罗门的智慧》和《所罗门的诗篇》，都属于这一类。这些作品包含了大量的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智慧的结晶。

以“死海书稿”闻名的手抄本，从哲学和语义学的观点来看，给希伯来诗歌增加了许多饶有兴味的内容。这种像感恩节的赞美诗一样对《诗篇》苍白无力的模仿，从文学的观点来看，几乎没有什么价值。然而，必须记住，对“死海书稿”的充分评价，仍有待于这些书稿的内容及涵义被全部解开，并公开出版之时。在后圣经时期初始，诗歌还是抄袭《圣经》的一些典范作品，甚至这些诗歌的神秘和启示的形式都可以在《圣经》的《但以理书》中找到其来源。但是犹太人的语言希伯来语渐渐让位给阿拉姆语。在希腊化时期，一些犹太文化的重要中心，在巴勒斯坦以外也发展起来了。在讲希腊语的犹太人居住的亚历山大，菲洛创造了一种新的哲学。根据哈里·奥斯特里·沃尔夫森教授的研究成果，正是这种哲学确定了此后1500年的哲学发展进程。亚历山大名不见经传的伊齐基尔，依照古典希腊悲剧的形式写了他的剧本《出埃及记》。巴勒斯坦本土各种类型的城市都完全希腊化了。当犹太人扩散到地中海所有国家，接着又深入到欧洲腹地的时候，他们使用许多语言来发展他们的文学，并为文学史家制造了很大的困难。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文学，会像犹太文学那样显示出如此惊人的异花传粉现象。然而希伯来语，却仍然是犹太作家首选的语言。甚至在11、12、13世纪这三个世纪(这一时期被看作是西班牙文学的黄金时代)，诗人们仍然主要是用希伯来语写作的。身兼诗人和哲学家的哈勒维和加比罗尔，也显示出一种奇特的“双轨”现象;他们用阿拉伯语写哲学著作，然而却用希伯来语写诗歌。

三、中世纪时期

正像古希腊征服地中海以东国家后的一千年间，给文明世界各国人民留下深刻印象一样，穆罕默德死后阿拉伯的征服使地中海以东国家以及某些欧洲国家，特别在西班牙、普罗旺斯和意大利某些地区产生了一种新的文明。和犹太人一起，阿拉伯人在中世纪初，也迎来东方的文艺复兴。这场文艺复兴实际上比意大利文艺复兴要早几百年。它的伟大人物培育了诗歌、哲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和法律的发展。语言和种族上的亲缘关系，使得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产生了紧密的文化联系。在希腊化时期，希腊的诗歌模式在希伯来诗歌中极少使用。而在犹太历史上的阿拉伯时期，阿拉伯模式却被犹太人模仿。新诗技巧的借用极其普遍，以至于哈勒维极其嫌恶使用他所谓的外国镣铐，并抱怨说：“为了使希伯来语合乎音律，犹太人渴望在对其他民族的模仿中掌握一种诗律”。他们抛弃排比，而崇尚音律体制这种很难掌握的、也很难适应希伯来诗律的形式。阿拉伯人喜欢欢乐的、甚至内容不严肃的诗歌，犹太人也能接受关于美酒、女人、战争、友谊、爱情和风景方面和谐悦耳的诗歌。主题的重复是希伯来诗歌的特点。然而在中世纪初，希伯来文学中首次出现了罕见的海洋诗歌。幽默诗歌则更为罕见，在这方面颇有造诣的名家有亚伯拉罕·伊本·伊兹拉可能是罗伯特·布朗宁的《犹太教教士本·埃兹拉》一诗中那位教士的原型，以及胡达·阿尔哈雷泽(一位希伯来吟游诗人)。到了12世纪打油诗人取代了严肃诗人，他们的作诗法抑制了真正的灵感。甚至一些不可能作为主题的东西，如语法规则，国际象棋，自然科学，也都入诗了。惟一没有受到干扰或侵袭的诗歌领域，是祷告文。犹太人移居国外和重返故土，是富有魅力的主题。这些主题，使得希伯来诗歌生机勃勃。遭受迫害的羞辱，是犹太人中世纪的特征，他们期待着未来的幸福。这种期待和重返故土相联系——这就是中世纪的希伯来诗歌精神力量的源泉。正是在这种祷告文式的诗歌中，撒母耳王子和所罗门·伊本·加比罗尔、叶胡达·哈勒维以及摩西·伊本·伊兹拉树立起伟大的形象。他们的作品，最近经过修订后出版，证明了在过去许多世纪中，他们享有的声誉是当之无愧的;在我们的时代，他们又赢得了新的赞誉。撒母耳王子的诗歌宝藏曾被人们遗忘了许多世纪，但一经发掘出来，就显示出其作者是一位文笔含意深奥、风格独特的大师。所罗门·伊本·盖比罗尔傲慢的悲伤，叶胡达·哈勒维富有音乐感的魅力，摩西·伊本·伊兹拉忏悔的力量，所有这些都值得整个文明世界的诗歌爱好者，更好地加以理解。

众所周知，闪米特人的民族精神渗入并影响了中世纪的西方。甚至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犹太人，都没有摆脱阿拉伯模式的影响。但是他们偏爱模仿法国武功歌的形式来写史诗。在他们的史诗中，传说和历史在幸福和纯真中交混在一起。他们不去描写那些厮打争斗和马上比武，而是描写犹太教圣殿中进行的古代宗教仪式的壮观和人们的敬畏之感。他们也发展了十四行诗，把它作为表现喧闹、玩笑和兴奋纵欲场面的工具;在这点上，他们可与薄伽丘相比。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教会认为，有的诗人作品宣扬色情，而颁布法规，禁绝诗歌。诗人们若不是被贵族迎入城堡或受到平民的欢迎，他们的命运便不得而知了。正像他们的基督教弟兄一样，中世纪的希伯来诗人，也依靠豪门富家的庇护。然而，那些庇护他们的富人，常常带有低级趣味，不像诗人们所期盼的那样豁达慷慨。即使庇护人像哈斯达伊·伊本·谢普卢特那样富有教养，他们对所庇护的诗人依然盛气凌人。那些有幽默感的诗人，对他们的境况或一笑了之，或出走他乡，另择庇护人。

四、现代时期

1492年犹太人从西班牙被驱逐.这是伊比利亚半岛在文化上的一个损失，但西班牙的邻国却由此受到益处。犹太诗人和学者被驱逐而流落到意大利、北非和土耳其，却为这些国家带来了艺术和科学上新的活力。1453年拜占庭帝国毁灭后，古典派诗人和学者被迫离开他们的家园。犹太诗人和学者也像拜占庭帝国的古典派诗人和学者一样，遭同样厄运，但也同他们一样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发展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自从1492年犹太人从西班牙被逐出，到1947年以色列国成立，在这455年间，希伯来文学的活动中心便转移到遥远的东欧、美洲和巴勒斯坦。但是，16世纪和17世纪的东欧，仅在法律文学领域内的成就，可以比得上西班牙黄金时代所取得的成就，而在诗歌方面却明显地衰落了。

现代希伯来文学，不是像标准的教科书上所说的那样，以摩西·海伊姆·卢扎托或摩西·门德尔松为开端的。大量的作品不是出现在一个国家，而是出现在许多国家;因此说只有这样一个起点存在，这是不符合实际的。现代希伯来文学，在不同的国家开始于不同的时间：在意大利是16世纪，在荷兰是17世纪，在德国是18世纪，在波兰和俄国是19世纪。现代希伯来文学的起点是1492年，这个日期便于记忆：即犹太人从西班牙被驱逐的日期。

诗歌戏剧的复兴——希伯来文学现代发展的又一表现——是意大利犹太人和荷兰犹太人的一项伟大成就。首先是对一些公认的典型进行模仿和改编，如《梅利比亚与卡利斯托的悲喜剧》。该剧可能是皈依宗教者费尔南多·德·罗哈斯写的。后来，用希伯来原文创作的戏剧便大量涌现。但是犹太教会，并不像基督教会那样，犹太教会自古以来对剧院很反感。希腊化时期的剧院还是半宗教性的、崇拜偶像的公共场所。然而，尽管宗教界不满，为群众欣赏的戏剧还是蓬勃发展起来了。莱奥内·德·索米·波塔莱奥内，写过一部关于婚姻的散文喜剧和一本关于戏剧艺术的手册，前者是第一部用希伯来语写的剧本，后者是用意大利语写的手册。祖籍西班牙的摩西·扎库托，生在荷兰，旅居意大利，写过两部戏剧诗。这两部戏剧诗很像基督教的道德剧。但是，这两部戏剧诗都是为图书馆和读者写的，而不是为舞台演出写的。

摩西·海伊姆·卢扎托标志着希伯来戏剧文学达到了顶点，他的戏剧使人联想到塔索和瓜里尼。他的戏剧对后来陆续出现的诗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的戏剧诗风格是模仿《圣经》的古典诗行。这种风格支配希伯来语言达150年之久，后来，在他不高明的追随者手中，这种风格蜕化为《圣经》中的语句和诗行的混杂体。虽然，卢扎托所用的讽喻对希伯来诗歌的发展是一个阻碍因素，他的人物描写也近乎幼稚，但他对自然界田园诗般的景致所表现的新奇喜悦，以及他对神秘启示的追求，仍然是现代希伯来诗歌中一股强劲的力量。正是由于他的影响，描写田园生活的短诗，变成希伯来诗人更加喜爱的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第一部用希伯来文创作的小说《锡安的爱情》(由亚伯拉罕·马普所写)，在情调上也具有田园短诗般的生动优美，在节奏上是半诗歌式的。莱本逊父子的诗歌和J·L·戈登的一些史诗，描写的也是农村的无比幸福。而切尔尼科夫斯基和希莫尼，则把忒奥克里托斯的六音步诗体，用于创作希伯来的田园诗。卢扎托对神秘启示的追求，以及哈西德主义的宗教热情，曾对文学界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并且对当代诗人——沙洛姆、梅尔泽、拉姆丹和格伦伯格等，也都产生过影响。

所谓的19世纪和20世纪的希伯来文艺复兴也像凯尔特族的文艺复兴一样，是个不妥当的提法。这个所谓的希伯来文艺复兴充满了民族主义的激情，其中包括了对希伯来语言的狂热崇拜和发扬。正像10世纪的西班牙一样，20世纪初的20年里，在俄国和波兰，在加利西亚和比萨拉比亚，希伯来文化成分和非希伯来文化成分相互融合，产生了有影响的诗歌。但是历史决不会重演。在西班牙，希伯来诗人吸收了希伯来文化处于鼎盛时期的知识。当各门科学在其广泛的分布范围内全部获得了真正复兴的时候，希伯来诗人也从各门科学中吸收了知识。在东欧，希伯来诗人几乎毫无例外都被狭隘的乡土情趣迷住了;文化中的希伯来成分和非希伯来成分，融合在一种较松弛的气氛中。比亚利克，这位希伯来文艺复兴中最负盛名的代表，对当代世界诗歌的发展趋势，仅有一点贫乏的知识。当他热情地寻求他自己童年的根，寻求犹太民族童年时期的根时，在他孜孜不倦地对这两个主题进行了再创作时，他既是一个最彻底的个人诗人，又是一个最彻底的民族诗人。正像他的《圣经》学前辈一样，他知道如何把个人的和大众的特征结合在一起。他的那些措词巧妙的形象化描述好像是传统的，但事实上却是对传统的大胆突破。像预言家和《诗篇》作者那样，他既严厉批评，又给予安慰。但是他也把一种崭新的抒情风格带给了一个专注于规章律法研究的民族。

也许作为比亚利克的同时代人，是切尔尼科夫斯基的不幸。如果生活在另一个时代，他会创造出一个学派来。他对古典的和后古典的音律和形式他有着丰富的知识和娴熟的技巧，是他所有的同时代人难以相比的。他的作品具有史诗的灵感，他为希伯来诗歌揭示了犹太教神话般的过去——如对塔姆兹(闪米特人的阿多尼斯)和阿斯塔特(闪米特人的维纳斯)的崇拜。正像叶芝在恢复爱尔兰神话方面为爱尔兰诗歌做出贡献一样，在重建闪米特人的万神殿中，切尔尼科夫斯基也为希伯来诗歌作出了贡献。另一位诗人扎尔曼·施诺尔，根据古代希伯来神话和传说，编织了一幅有趣的诗的壁毯。所有这三位诗人在以色列和美国，可能被看作是当代希伯来诗歌的先驱。

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希伯来文学曾以东欧为中心。1917年俄国革命以后，在美国形成了一个中心，在波兰和德国也零星出现了一些不大的中心，并且蓬勃发展了一些年，在巴勒斯坦则出现了一个较大的中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希伯来诗歌迎来了它的新时代。这个过程是十分艰难曲折，这一情形在伊萨克·拉姆丹的组诗《马萨达》中得到了反映。这一组诗在20世纪20至30年代里非常流行，独领风骚。从特征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另一本由乌里·泽维·格伦伯格撰写的诗作成为了以色列重要的诗歌经典。这本诗作是对允许千百万犹太人遭到杀戮的文明世界的起诉书。这篇诗运用了惠特曼诗体，因而在技巧上与《马萨达》不同，但该诗和《马萨达》一样具有深沉的悲观主义情调。当代的以色列诗人菲希曼、希莫尼、科恩、谢洛姆、奥尔特曼、谢勒夫、古里、阿米哈伊及扎克等在他们的诗作中，描绘了巴勒斯坦故土的优美风光与生活画面，怀念起一千多年前居住在死海之滨的祖先，表达了流落异邦的同胞回归故土的愿望。

犹太人重建自己的国家以后，散文和诗歌中的希伯来语言在一定程度上趋于通俗化。年轻的士兵和退伍军人，本土的居民和外来的移民，都将他们侨居国的阿拉伯语、德语、意第绪语、波兰语、俄语和英语中的生动、奇特的表达方式以及俚语成分带入希伯来的口头语言。一些士兵创作了许多战争诗歌，感情激越，真切动人。他们和较早时期的诗人，特别是和多才多艺的语言大师亚伯拉罕·什朗斯基及其众多的追随者一起，给希伯来语言带来了新的表现力。所有这些诗人在希伯来语言的现代化和拓宽希伯来语言的表达力方面都作出了他们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