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崔曙庭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一百篇，东汉班固撰。
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生于公元32年(东汉光武建武八年)，卒于92年(和帝永元四年)，年六十一岁。班固能撰成《汉书》，同司马迁一样，是有其家学渊源的。他的父亲班彪，才学很好，尤其爱好历史。他看到司马迁的《史记》只写到太初年间，以后虽有继作的人，但都不能令人满意。班彪于是广为收集材料，博采遗文佚事，作《后传》六十五篇，以续补《史记》。班彪死后，二十三岁的班固回到家乡，看到他父亲所写的史书，认为还不够详备，于是就着手编史，以完成他父亲未竟之业。不久，有人向汉明帝上书，控告他私自改作国史，因而被捕下狱，所有书稿均被没收。这时他弟弟班超，怕他的冤狱难明，于是亲赴京师洛阳，向皇帝上书，把班固著书的用意加以说明。同时，地方官吏也把班固的著作送上来了。汉明帝听了班超的申诉，又看了他的著作，觉得班固的史学才能不同一般，不仅没有处分他，反而任命他担任兰台令史的官职。不久，他编写《汉书》的意图，正式得到皇帝的批准，使他有可能长期从事这项工作。经过二十多年的辛勤劳动，终于基本上完成了这一部史学名著的编写，对史学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从《汉书·叙传》和《后汉书·班固传》的记载看，班固生前是把《汉书》全部写成了的。然而在《后汉书·列女传》班昭条下，却说《汉书》的八表和天文志未及完成班固便死去了。八表是班昭续成的，天文志则是马续和班昭共同补作的。二者说法不同，可能是八表和天文志未最后定稿，而班固就遇祸了，因而由班昭、马续最后完成的。本来班固的仕途还是比较顺遂的，因祸得福，自从以史才为明帝所赏识，又以文章为章帝所宠信，日见亲幸。他所担任的官职虽不高，只是郎官，因为是在皇帝的左右任职，地位还是比较重要的。公元89年(和帝永元元年)，班固以中护军的名义，随大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与谋议。在追击匈奴时曾登上燕然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杭爱山)，刻石颂功，由班固撰《封燕然山铭》。后来窦宪在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中失败自杀，班固也因此受到牵连，先是免官，后为仇家洛阳令种兢逮捕入狱，遂死于狱中。
《汉书》记事，上起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元年)，下迄公元24年(刘玄更始二年)，即整个西汉一代(包括王莽的新朝)的二百三十年史事。计有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共一百篇。一百篇也就是一百卷，后人将其中篇幅过长的篇卷，分成上下卷，或上中下卷，如《高祖纪》分上下卷，《王莽传》分上中下卷，《五行志》甚至分成五个分卷，这样就成为现在一百二十卷的《汉书》了。
从体例来看，《汉书》是沿袭了《史记》本纪、列传的记事方式，不过改“书”为“志”，去掉了“世家”这个名目而已。《汉书》本身既称“书”，那么记典章制度这一部分不能再称“书”了，乃改称“志”。以后的纪传体史书，多沿“志”这个名称，只有郑樵的《通志》，因本书既称“志”，所以把属“志”的那部分内容改称为“略”。《通志》有二十略，也就是二十志。《汉书》去掉了“世家”，是由于历史情况变化了，没有必要再设置这一门类了。
《汉书》的八表与《史记》的十表比较，也有它的特点。一是《百官公卿表》，详细介绍了秦汉的官制，实际上是属“志”的内容。从《后汉书》开始，这方面的材料均编成《百官志》或《职官制》。其次，还有一个《古今人表》，把历代著名人物，以儒家思想为标准，分为九等，表列出来。虽称《古今人表》，表中却只有古人，至秦末时止，而没有今人，即西汉时人。前人对《古今人表》非难的颇多，认为《汉书》作为断代史，应只载汉事，而此表却只有汉以前事，偏偏没有汉事，以为不合体例。《古今人表》未载今人，可能是作者顾忌到将西汉时的人分等，怕招惹是非。至于记事不为断代所限，如十志每叙一事，都追本溯源，将沿革兴废写清楚，这正是《汉书》的特点和长处。班固认识到写历史人物和事件，可以只叙西汉一代，而典章制度，往往前后相承，不能只写一个朝代，而割断其前后的联系。尤其有些部门过去还没有过系统的记载，更需要全面系统的介绍，才能把问题说清楚。
《汉书》的十志虽系沿袭《史记》的八书，但有合并，有新增，而且记事比《史记》更详尽，更有系统。如将《律书》和《历书》合成为《律历志》，将《礼书》和《乐书》合成为《礼乐志》。又将《平准书》扩写为《食货志》，增加了不少新内容，成为记载经济制度的重要篇章。新增的《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中，除《五行志》是讲五行灾祥等事，没有多大价值以外，《刑法志》是记载军制和刑法的，为政治史的重要内容，《地理志》为沿革地理最重要的材料，《艺义志》是目录学最早的专著。后世史志，多沿用《汉书》诸志的名目，说明班固在这方面是善于继承发展，因而作出了较大贡献的。
《汉书》最大的特点是记事系统而详尽，正如范晔所评“文赡而事详”。不仅十志如此，纪、传也是一样。从前有人认为司马迁述三千年之事，才五十万字，班固述二百余年事，却用了八十万字，由此便认定固不如迁。以字数的多少来评论史书的优劣是不可取的，而从这个数字却可以说明班固叙事的详尽。《汉书》的史料来源，汉武帝以前多采用《史记》的文字，但也有增删和改易，如《贾谊传》增加《陈政事疏》等三疏，《晁错传》中增加了《举贤良对策》等四疏，因而内容比《史记》的传更丰富，提供了不少新的史料。汉武帝以后的史料，主要有班彪的六十五篇《后传》为依据，除此而外，续《史记》的著作也很多，可供采择。如《汉书·艺文志》就是采用刘歆的《七略》编撰成文的。现在《汉书》中可以看出是班彪撰写的篇章，有元、成二帝纪和韦贤、翟方进、元后三列传。如《元帝纪》末“赞曰：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外祖即指金敞，是班彪的外祖，而不是班固的外祖。韦、翟、元三传后面的赞语，均标明“司徒掾班彪曰”字样，传文为班彪所撰就更清楚了。虽然《汉书》前后均有所承袭，这在修史中是正常现象。象《汉书》这样一部组织严密，体例完整的断代史的出现，影响是深远的，后来的史家纷纷仿效这种体裁撰史，“自尔迄今，无改斯道”，就是明证。班固不仅是一个有名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个大文学家。不仅《汉书》是古代传记文学的代表作品，收录在《后汉书》本传中的两都赋，也是传颂的文学名篇。《汉书》的缺点，主要是思想观点比较保守，事事以儒家的正统思想为准绳，极力为维护当时的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尽量掩盖各种社会矛盾。
《汉书》喜用古字，比较难读。自从它问世以后，替它作注释的人比较多，到唐以前，有名的就有二十三家。唐初的颜师古集众家的长处，加上自己研究的心得，写成新注，即为《汉书》的颜注本。也是现在保存最早流行最广的注本，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的标点本《汉书》，就是采用有颜注的这个本子。唐以后研究《汉书》的成果，清末王先谦撰《汉书补注》一书，把它都吸收进去了。王氏征引有关著作达六十七家之多，可以说是颜注以后又一次集大成的工作。在王氏以后，近人杨树达撰有《汉书窥管》，陈直撰有《汉书新证》，也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书。由冉昭德、陈直主编的《汉书选》，作为中国史学名著选之一，是目前比较好的一个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