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甲子：周历武王十三年(前1046)二月五日。昧爽：黎明。王：周武王姬发。他创立周朝，建都于镐(今陕西西安西南沣水东岸)。朝：早晨。商郊：商朝别都朝歌(今河南淇县)之郊。牧野：朝歌南七十里，当今淇县原朝歌镇南。甲子朝征商的事为铜器铭文证实。杖：持拿。钺(yuè)：大斧。旄(máo)：饰有牛尾的旗。麾(huī)：指挥。逖(tì)：远。冢(zhǒng)君：大君，对各友邦君主的尊称，即下述庸、蜀等国国君。御事：对分职治理政务及事务的各级官吏的泛称。司徒：官名，主管土地、人口。司马：主管军政和军赋的官。司空：主管工程的官。庸：古代部族国，都于上庸(今湖北竹山西南)。蜀：古代部族国。其地当今汉中东南至四川西部平原。羌：古代部族国，在今陕甘境内。髳(máo)：一作髦，其地在当时周之西南方。微：古部族国，其地在今陕西眉县附近。卢：古部族国，其地在今湖北宜城西南。彭：古部族国，其地在今湖北房县、谷城之间。濮：约在今湖北郧县和河南邓县之间。称：举起。尔：你。戈：兵器。比：按次排列。干：兵器。牝鸡无晨：母鸡不会晨啼。索：破落。受：即纣、帝辛。据说他暴虐荒淫，征东夷而胜，却为周联合西南各族所败。自焚身亡，商为周代。昏弃：泯弃。厥：其，指帝辛。肆：祭祀先祖。弗：不。答：问。迪：任用。俾：使。奸宄(ɡuǐ)：为非作歹。商邑：商国。发：姬发。愆：超越。齐：整齐队形。夫子：对成年男子的尊称。勖(xù)：勉力。伐：一击一刺称为一伐。桓桓：勇武威严之貌。貔(pí)：豹类猛兽。罴(pí)：大熊。迓(yà)：抵御。克：杀害。奔：来降之敌。役：服役。躬：身。

(贺圣迪)

 

〔鉴赏〕《牧誓》分三个部分，先是说反商联军进至商郊牧野，武王与友邦冢君、御事宣誓伐纣。接着列举殷纣王罪状，最后讲如何进军，如何攻击，如何对待来降之敌。总之，这是一篇气壮山河的战前动员令。

《牧誓》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历史真实性。1976年出土的周初青铜器《利簋》的文字与它相符，进一步证明了它的可信。牧野之战是中国古代极其重要的一场战争，它决定了商、周两国的命运。战争的直接结果是周朝的建立，由此对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以至于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牧誓》是同战争直接相关的历史文献，它记载了战争发生的时间、地点，参战部队的组成，战争的理由，伐商盟军使用的战术，以及军事纪律。它不仅提供了第一手原始材料，而且我们可以借以了解商周之际的思想观念，以及政治、社会状况。

《牧誓》宣布庸、蜀、羌、微、卢、彭、濮等部族同周人合力“恭行天之罚”。这是一支声势十分浩大的联军，战士来自今天的陕西、甘肃、四川、湖北、河南等地，这在古代来说，动员的地区非常广。以前人们大多把殷军在牧野之战中的惨败归因于“前徒倒戈”，即奴隶起义，但是从《牧誓》我们可以看到这场战争主要是以商、周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的一场生死较量，这一性质不能因为奴隶起义而被忽视。正因为攻方是许多部族的联合，各个部分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所以周武王特别强调各支部队之间要协调配合。他提出，在决战中要稳步推进，相互之间不要拉开太远，队伍乱了就要停下来，整理队形。

周原来是认商为宗主国的，至晚在武丁时期，周族首领就接受了商王给予的爵位“周侯”，从属于商。周原出土的早周卜辞表明，当地曾祭祀过商王帝乙。周人曾从商征伐商西北不臣服的部族。参加反商联军的部族如羌原来也是商的藩属，《诗经·商颂·殷武》中“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就是对这种关系的描绘。因此，商已经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是由于周族的兴起，原来的力量平衡被打破，实际的利益冲突导致了两大军事集团的决战。这场规模空前的大战既是不同政权之间的激烈冲突，又是更大规模的民族融合的新过程的开始，其结果是产生了以周为首的新的多民族的国家，进而形成华夏民族。

毫无疑问，牧野之战发生的原因是各诸侯国之间在政治、经济上不可调和的矛盾和重大的利害冲突，然而武王在檄文中对此一点也没有提及，他所列举的纣王罪行却全属于商王朝在内政上的过错。这也表明各族正在形成一个大家庭，逐渐连成一体，因此大国商的内政成为各国共同干预的理由。而战争的结局从民族关系上说则是以商王为天下共主转变为以周王为天下之共主。

由于时代过于久远，武王的谴责具体地牵涉到什么人、什么事，难以详考，因此今人不可能准确地判断是非曲直，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纣王的暴政激化了当时社会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纣王拒绝谏诤，因此其叔父箕子装疯被废为奴，庶兄微子去国，忠臣比干被杀，这大概就是文中“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之说所指。然而人们如果不受传统见解的束缚，就能发现武王声讨的某些罪行并不能成立，对它们加以客观而细致的研究可能会显示以前曾经被人们忽略的商朝社会和政治的某些真实状况。

特别值得人们注意的首先是商朝妇女的社会地位。《牧誓》指责商王“惟妇言是用”，如果不只是指某个恶妇乱政，只就这些文字本身的含义加以分析，那么我们可以推测妇女在当时的社会中的地位可能高于后世，考古材料也印证了这一推测。商朝妇女可以拥有自己的奴隶、土地，以及其他财富，能够独立地经营田产；死后可单独下葬，独自享受子孙的特祭；可以参与作为政治活动的祭祀、占卜，甚至可以担任主祭，因而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她们中还有人统率军队，守备地方，参与演习，率师出征，商王武丁之妻妇好就曾率领数万精兵远征巴、羌。因此，纣王“惟妇言是用”有可能是沿袭商朝传统的做法。

其次，《牧誓》言纣王对“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今人也难以弄清这些所谓的“多罪逋逃”是哪些人，犯了什么样的罪行。但是，我们确知在奴隶社会，确实有许多“罪犯”是只因为逃亡而犯罪的奴隶，这里“多罪逋逃”很可能大部分是逃亡奴隶。实际上商朝从开国之初就有重用有才干的奴隶的做法。商朝的开创者成汤就任命其妻有莘氏的陪嫁奴隶伊尹为相，平定天下。成汤第十世孙武丁将从事版筑的奴隶傅说提拔为相，使商得以中兴。可见，纣王重用才智卓越的奴隶是商朝常见的做法。当然少数杰出奴隶被置于高位并不能改变整个奴隶阶级的悲惨命运，如果政治举措不当，反而可能加剧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纣王的做法最终就成为反殷的口实，从而引起拥有奴隶的盟军各部首领或贵族的愤恨。

武王伐纣被称为一场人民大革命，这主要是因为它铲除了纣王的暴政，开启了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短短的三百字的一篇文章虽然不能全面揭示战争的重大意义，却保存了有关这场战争和当时社会的状况的真实史料，这就使它的每一个字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