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横渠：即张载。《正蒙》：张载所著。理一而分殊：程朱理学的重要概念，即理一分殊。理一分殊是指天下之理为一，即天理；具体事物各具一理，但都体现出完整之天理。蔽：弊病。私胜：为私心所胜。比：比拟。

(张剑光)

 

〔鉴赏〕《西铭》，为北宋张载所著的一篇铭文，后合于《正蒙》书中，作为《乾称篇》的首段。张载在横渠学堂讲学时，曾把这一段和《乾称篇》的末段录出，贴于学堂的双牖，作为座右铭。前者题为《订顽》，后者题为《砭愚》。后程颐将《订顽》改称《西铭》，《砭愚》改称《东铭》。在张载所有的著作中，最受二程和后来理学家赞扬的就是《西铭》。张载去世以后，二程以《西铭》教学，此文就是北宋学者程颐与其学生杨时讨论《西铭》的书信。

要了解程颐与其学生的讨论，就必须首先了解《西铭》篇的主要内容。在北宋五子中，张载别具一格地提出了气本体论。他认为太虚即气，“气”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和本体，它体用不二，“有无”、“虚实”的统一是其“体”，“聚散”、“出入”运动变化是其“用”。万物(包括人)就是由气之聚、散即气化而产生的。从人和物都具有气之性出发，张载在《西铭》篇中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认为天地是人和万物的父母，人是渺小的，与万物浑然共处于天地之间。充满于天地间的气构成了我的身体，统帅天地的气之性是我的本性。人民是我的同胞兄弟，万物是我的同伴侪辈。所以，我应该爱一切人、一切物。张载的这一主张在形式上具有泛爱主义的特点，它曲折反映了当时社会下层人民要求平等互爱的愿望。

正因如此，程颐的学生杨时在学习《西铭》时，“疑《西铭》言体而不及用，恐其流于兼爱”(《河南程氏粹言》卷一)。以为《西铭》之论与墨子“兼爱”之说无异，于是与程颐往返致书。程颐否定了这一看法，写下此文。此书信全文仅199字，但寓意深刻。程颐首先充分肯定了《西铭》篇的基本思想，指出“横渠立言，诚有过者，乃在《正蒙》。《西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直言自己在本体论上尽管和张载有着重大原则分歧，但是对张载还是礼敬甚备，因为张载在道德伦理观和人性论上与孟子是一致的。理由有二：其一，张载推演说，由于人与天地同出一源，均为气之聚合，所以从本质上说，人的本性也就是天地之性。张载设想天地之性没有缺点，故而人的本性也是善的。所谓“性于人无不善”。这就与孟子的“性善论”一致，并为“性善论”提供了理论依据，使它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其二，张载又提出了“气质之性”，认为每个具体的人，有了生命之后，就有了不同于他人的本性。这一本性和他的生理条件、身体特点结合在一起，是气质之性。张载提出的目的在于解决人何以有恶的问题，也是为了更好地向人们灌输封建道德观点，这就把人性论和封建的修养论紧紧结合起来，这与孟子的“养气论”有异曲同工之妙。难怪二程在其他场合称此说是“道尽高，言尽醇。自孟子后，儒者都无他见识”(《二程遗书》卷二上)。朱熹后来也称此说“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

继而，程颐指出《西铭》的思想与墨子的“兼爱”说有本质的区别。《西铭》主张“理一而分殊”，“兼爱”说是“二本而无分”。张载在《西铭》中说，“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认为君主是父母(天地)的长子，大臣是帮助长子的管事人。尊敬老人，就是尊敬兄长，慈爱孤儿小孩，就是慈爱幼弟。天下所有衰疲、残病、鳏寡的人，都是我们可怜无告的兄弟。张载的这一说法，其实是突出了宗法制。所以，程颐指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理一”；人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便是“分殊”。天道人道原是“一本”，本来就是“一理”。而“爱无差等”是“二本”，是天道人道“二本”，不分亲疏是“无分”，可见二种学说完全不同。同时，程颐强调“分殊”的流弊在于为私心所胜而丧失“仁”，但在分殊的基础上推致“理一”，就能防止私心太胜而成就“仁”。这与“兼爱”无分的过错在于“兼爱而无义”根本不同。“无分”便走向“无文之极”是否定亲疏有别的宗法观念，是“义之贼”，是禽兽。

最后，程颐告诉杨时，《西铭》既讲明了“理一分殊”的道理，又欲使人实际推行，这就是“用”。所以，绝不能理解为“上言体而不及用”。

《答杨时论西铭书》作为一篇诠释《西铭》的书信，为人们全面理解《西铭》民胞物与的理论实质，提供了独到的见解。同时，程颐在此书信中第一次提出了作为宋明理学重要特色的“理一分殊”命题，“理一分殊”学说后来经过二程、朱熹的发挥，成为理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经张载到二程，我们不难看出宋代理学产生、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所以，此书信也是掌握二程思想体系的重要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