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璇琮先生已经离开我们近一年了，然而每当我回想到那个先生驾鹤西去的寒冷日子，眼眸不禁盈上了泪丝，绵绵伤感涌上心头，当时那伤悼的情绪仍然弥漫开来，不能自已。那时我于哀伤中给傅璇琮先生治丧小组写下了以下唁函：
惊悉傅璇琮先生于天寒地冻之际，遽而驾鹤仙去。巨星陨落，玉树凋零。天曷丧斯文，无任伤恸之至！傅先生是当今极为杰出的学者，中国古典文学、文献学成就卓著的大家，唐代文学最著名的学者和领军将帅。几十年来，他以卓著的学术成果和高尚的人品，严谨的治学态度与理念，垂范学林，惠泽广被，在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人人皆碑的德高望重的著名学术大师。先生几十年来对我关怀备至，垂爱有加，谆谆教导，扶持奖掖，于我可谓恩重如山的至爱老师和兄长。先生此德此恩，永生难忘；先生之盖天功业，将长存天地之间！
傅璇琮先生永垂千古！
学生吴在庆拜挽追悼傅先生仪式在北京举行那天，我情不自已地写下了《哭悼傅璇琮恩师》，云：
巨星陨落九天寒，动地悲声摧胆肝。
道德楷模悬帐，文章轨范耸云端。
已滋教泽兰千亩，还播慈恩事百般。
彦圣登遐无觅处，望空祭拜泪澜澜。
诚如我在悼词所说：“先生几十年来对我关怀备至，垂爱有加，谆谆教导，扶持奖掖，于我可谓恩重如山的至爱老师和兄长。”关于这方面的具体事迹，我在《我与傅璇琮先生的交往与学术合作》（见《傅璇琮先生学术评论》，宁波出版社2007年版）和《北大的传统精神魅力与我的读书治学之路》（两文均见拙著《听涛斋雪泥鸿爪集》，团结出版社2015年版）皆有较详细的记叙，此处我仅补充记叙若干难于忘怀的事迹。
傅璇琮先生在唐代文学研究界所作的巨大贡献，不仅在于自己身体力行，撰著了引领学术研究方向的标杆成果，如《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举与文学》等著作，而且在于他总是从研究的整体出发，做长远的研究规划，并以此引领学者们一起考虑与参与，比如他邀请我参加撰著的《唐才子传校笺》《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五代史书汇编》等书即是。此外他于2005年12月出版于遼海出版社的《唐翰林学士传论》以及不久后出版的《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也是唐代文学研究的标志性著作。这一著作在出版前的十年傅先生即有所规划了，并有意让我参加，以此指引我的研究。1996年3月24日他写信给我说：“晚唐稿（庆按：指《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晚唐卷》）作完后，我极愿与你继续合作。我过去在《唐代科举与文学》自序中曾提到唐代文人生活可写的，一为翰林学士，一为幕府。幕府已有人写，翰林学士则不仅唐代，宋代亦极可写，明清两代之翰学亦极重要。我极欲将唐至清的翰林学士作通盘研究，其途径亦为文史结合。此为封建社会后期知识分子之一大内容，极有研究价值。不知你有兴趣否？你可在晚唐编年时注意其时翰学情况，摘录有关材料，以后有便时我们一起讨论。”接此信我即于4月1日回信说：“很高兴您俯允以后合作事。我前些年即有研究唐五代文人生活心态与文学的构想，唯尚未有充足时间，并感到范围太大，尚未确定以其中若干方面为研究对象。今先生有翰学之构想，甚可喜。我将留意此事，待编年稿完成后，再具体商议研究内容、体例等。先生如百忙中得暇，亦请先作总体考虑。”后来由于我忙于其他研究项目，虽然也关注翰林学士的有关材料，但终无暇参与傅先生的《唐翰林学士传论》之著。傅先生这一巨著出版后，他即时寄书给我，我读后即写了《广搜慎考，精撰新史——〈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读后》（见拙著《听涛斋中古文史论稿》，黄山书社2011年版）给予高度评价。尽管我未能参与傅先生此著之撰写，但是傅先生的这一著作仍然对我起了学术研究的指引作用。在此启发下，其时我有做《唐代中书舍人考论》《唐代中书舍人与文学》的规划。后来还是由于忙，自己未能从事于此，遂指导我的博士生做有关此课题的研究。
即是基于有如上述的我个人的具体体会，和更为众多的傅先生引领后学的大量事例，我在2015年末应邀参加第三届思勉原创奖颁奖大会上，对获奖的傅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做了以下的学术评价：“这深孚众望，实至名归……《唐代科举与文学》颇具原创性，运用文史结合，也就是傅先生所说的‘将科举作为中介环节，把它与文学沟通起来’，‘尝试通过史学与文学的相互渗透或沟通，来综合考察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与心理状态，并且努力重现当时部分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值得称道的是这一研究做得极为成功，它以丰富具体的资料，细致地展现了唐代科举的各个细节及其与文学的关系，从而描绘出‘唐代文学中微妙鲜活的情感表现，更加立体地’展现唐代文士的科举与文学创作活动的真实生动的社会风俗史。这一研究推动了古典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早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具有广泛深远的影响。”我在评议中又说：“三十多年来，傅先生在古典文学、古典文献学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是这一时代组织众多研究项目的优秀组织者，也是引领众多后辈学者的杰出导师。我和尚君兄就是他所关怀，悉心具体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众多后辈学者中的两人。”我又说：“以我来说，当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阅读傅先生赠送我的《唐代诗人丛考》一书后，我深深地被其繁征博引文史资料、细密而审慎的考证立论所折服，所震撼了。此后在这本著作的影响下，我遂有《唐五代文史丛考》、《增补唐五代文史丛考》二书。同样受《唐代科举与文学》的影响，我遂有当时国家教委的项目《唐代文士的生活心态与文学》一书。在这一书中，我从唐代文士的读书习业、科举求仕、集会宴游等五方面来考察唐代文士的不同生活、心态与文学的关系。应该说我的这几部书即是效仿傅著的。”
傅先生虚怀若谷，既尊仰前辈，又爱护后辈学者，颇有“到处逢人说项斯”之风；有时甚至极为谦抑，以此推奖后辈学者如我者。他这种让人极为敬仰的长者之风，我们学界中人多有感受，每每称道。我于此也深有感受，且举我所经历一二事以为例。
自从曹丕“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之说起，后世遂多以此论文人。此偏颇之说，我则期期不以为然。学者之中虚怀若谷，彼此推重仰慕，深心相契，“到处逢人说项斯”者亦大有人在。缪钺、傅璇琮先生等学者即如此。1987年秋，我从四川经三峡返校后不久，即收到了缪老写于初秋的墨宝。他书录了一首作于1981年的《虞美人》词惠赠。此事中华书局总编傅璇琮先生知道后颇为欣羡，来信云：“缪钺先生我至今未见过，你能得他的法书，亦殊不易也。不知能为我求一幅否？如方便，请函告缪先生，向他致我的仰慕之情。我怕他不便书写，因此多年来虽有求得之心，终不好开口。”我遂将傅先生此意函告缪老。傅先生此信是1987年9月25日写的，很快地我即收到缪先生10月14日的复信，中云：“函中提起傅璇琮先生拟请我写条幅一事。我与傅先生虽末曾识面，然读其著作，深佩他研治唐代文学，精思博览，造诣超卓。”并让我转告傅先生他可以写一条幅相赠。后来，缪老所写的条幅经我的一位蜀籍学生带来，终于转交给傅先生。
我的《听涛斋中古文史论稿》在2011年5月由黄山书社出版之前，我曾请傅先生赐序，后来傅先生因故未能作序，而是题了“文史合研，务实求真；淡泊名利，更创新境。在庆先生治学清历傅璇琮谨书二一年春”的题辞。说实在的，获此题辞我真是喜出望外，这不仅在于这样的题辞确实概括了我治学所追求之境界，真实体现了傅先生与我三十年来学术交往的感受和评价，而且更在于这可能是傅先生首次给晚辈学者的题辞，更何况此题辞之字体又是如此之清劲而娟秀，很能体现傅先生为人与为文之风概。今天看来，这一题辞当是傅先生有限的存世墨宝真迹之一。不过这一改赐序为题辞的背后，却隐有一段令我至今仍难于释怀的曾使傅先生为难的愧疚。事情是这样的，我向傅先生求序后，傅先生于2010年4月25日回复云：
今有一事奉商，已延有多时，我思想负担甚重，怕兄对我有意见，故一直不敢写此信。即遵嘱为尊著撰序，我确逐篇细读，甚受教益，深感您治学谨严，成果充实，但也许正因此，我深感自己学力不足，不易下笔。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为学人撰序，当没有问题，但现在，一是年龄大，二是身体不好，三是情绪乱，负担重。为尊著撰序，也当是我的荣誉，但我确不能成文。因此特请兄宽厚谅我。但我仍草拟一份题辞，今寄上，请酌处。
如可以，则用在扉页上。这几句话，也表示我的心意，我觉得或许比序言更为恰当，有效。今写上两张，请选择……又，5月6日在北京，有一会议，黄山书社领导可能参加，即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纂一套《明代文人别集丛刊》，收有二千多种（影印），由黄山书社出版。选目请专家审阅，我也参与。届时，如方便，我当也会向黄山书社领导提及尊著出版事。
写此信，我思想负担甚大，真有对不起您的心情，故特请宽谅我。
谨候
近祺
傅璇琮上
所书两纸，一为繁体，一为简体，请选。
当我读信时，除了上述的欣悦外，更多的是惶恐不安，这在于：尽管我相信由于傅先生一贯对我厚爱有加，他此次对我书稿的评价是出于真心，但由于他过为自谦，以他的身份和学识说“我深感自己学力不足，不易下笔”，实在令我惶然不安，难以自处。更令我自咎的是傅先生所说的：“我思想负担甚大，真有对不起您的心情，故特请宽谅我。”尽管我深知傅先生这样说是出于他一贯的高风亮节与我们之间长期培育出的深厚师生情谊，但因求序事而让他“思想负担甚重”等等却是我始料不及的，为此我曾深为自咎。当时在惶然之际，我即去信表示我很喜欢而且感激他所赐的题辞，说明他并没有因此而对不起我，请他千万释念。不久余恕诚先生透露给我傅先生之所以不便为我书稿作序（不仅仅是我）的另一因由，我也就明白了傅先生不好明说的另一苦衷。但此事从那时以来我深感愧疚，此后至今我逐渐体悟到傅先生那一阶段之所以暂停作序的难处，以及所体现的思想。记得我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完成《杜牧论稿》后曾请缪钺先生赐序，其时缪老年八十六，不仅早是杜牧研究的权威学者，而且已是誉满国内外的著名文史大家。缪老回信说：“你的《杜牧论稿》，我可以题签，但难于作序。我平日诸事丛脞（包括校内校外），应接不暇，其繁忙情况，不是你所能想象到的。加以近来患砂粒眼，经常磨痛，医嘱少看书写字。所以我没有精力时间为你的《论稿》作序，乞谅。”随信寄来的不仅有《杜牧论稿》的题签，还有一张题识墨宝，中有“吴在庆君治学勤敏，于唐代文学致力尤深。……新思卓见，颇多启发”的称赞之语。获得缪老的题签与题识墨宝，我更能理解缪老之所以“难于作序”之最重要的原因，正是如他所言“其繁忙情况，不是你所能想象到的”。这种原因我自己十多年来也感同身受，尽管我的学术成就与声望难于望缪老之项背。从这一亲身体会来看傅先生之所以改作序为题辞，联系到当时傅先生所承担的千头万绪、极为繁重琐杂的社会的、学术的研究工作，我明白了他的苦楚。然而他不好明白说出，却以极为谦逊的“深感自己学力不足”等为由改作序为题辞。这是何等高尚的古君子之风啊！我那时怎么没有考虑到傅先生之难于想象的繁忙呢！怎么只想到傅先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曾赐序《杜牧论稿》，二十年后如能再一次请益教言，获得赐序，那有多好！我自接到傅先生的回信和题辞后，就一直深深自责着！
傅先生在回信中有“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为学人撰序，当没有问题”之言，这使我联想到他当时为何乐意为求序的众多学人作序的动机。1993年岁末，他曾在《戴伟华〈唐方镇幕僚文职考〉序》中说“他来信要我作序，我觉得在当前出版难、写书难，特别是搞考证资料难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下，我是理应为这部著作说几句话的。这不但是为伟华同志本人，也是为了在目前这样一种特殊的学术氛围中相濡以沫”（见傅璇琮《学林清话》，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我也想起了2006年我为即将出版的《增补唐五代文史丛考》一书请学界某前辈作序，傅先生知道此事时对我说：“其实你现在是不必请人作序的。”尽管他话讲得很简短，但我是能领会话中寓意的。毕竟时移世易，我也年已老大，那时已不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环境，我也已经不是正需要学界长辈着力扶掖的中青年了。
令我有点尴尬，但相当感佩的还有傅先生对我的体贴与多方称扬。《听涛斋中古文史论稿》刚出版，适我将有赴烟台参加小李杜学术会议之行。傅先生知道我将赴会，打电话告诉我，应该多购此书到会上分赠学友，并说他将用自己的经费五百元购买此书，让我请出版社直接寄到会上。我明白傅先生这样做的想法：一认为这样可以让更多的学者看到此书，及时知道我的学术新成果；二他认为我也已经退休，没有科研经费购买学术新著以分赠学友，故想以此减轻我的负担。当时我觉得不妥而尴尬，故在电话中极力辞谢，但无论我怎么说，先生不容我分说，温和而决然地说：“就这么定了！”还叫我尽量不要把此事告诉他人。我遵嘱至今，尽量秘而不宣。但如今先生走了，我觉得我应该将此事昭告学界，以见先生懿范高风之一端。
我与傅先生交往长达三十六年，期间相见虽不多，但也不下十几次。首次见面在厦门大学，最后一次面别则在2013年10月13日上午，时在南京。这一次见面对于我来说无疑是颇值得记叙的，故容我略作记叙。见面之前我和傅先生有一次电话相约，7月23日的日记我记下了此次相约之事：“下午五点半多，接傅璇琮先生电话。他接到我前几天去信，遂电话云：信中写得很好。问我前南大《新编全唐五代诗》会议为何没有去。知道我十月中旬亦到南大参加程千帆先生百周年诞辰会议，约我届时到南京莫愁湖等地走走，我愉快接受。届时当提前与傅先生商量具体时间。”10月11日午后，我抵达南京后即找先已抵达的傅先生往游我们均未到过的莫愁湖。傅先生原是准备乘的士前往的，但我考虑到更方便傅先生游览，事先约了我在南京工作的学生邹晶莹君驾车来接，并做导游。莫愁湖公园并不大，但傅先生那时已经不良于行，我们只是陪着傅先生在湖边缓慢走走。没多久傅先生累了，我们就坐在湖边的长椅上休息聊天，并让我的学生为我们合影留念。本来我们还计划到秦淮河畔、夫子庙一带逛逛，但终因傅先生体力不支，遂提前回宾馆歇息。第二天九点《程千帆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暨程千帆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在南大文学院开幕，我和傅先生均作为嘉宾出席，并发言稱赞程先生的高尚道德与卓越功业。13日上午，我将离开宾馆时正好遇见也将启程的傅先生。匆促间，因他要向徐师母通报抵达北京的时间，于是用我的手机（他平素不用手机）和师母讲了几句话，我们也没有多谈，就这样匆匆而别了。尽管我们在前一天还相约，在明年苏州举行唐代文学年会之时结伴一起游览苏州，但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竟是我和傅先生的最后一面！
2015年6月29日，傅先生的学生卢燕新博士告诉我，傅先生已经手术住院久之，因吃得很少，缺乏营养而身体非常衰弱，又不配合治疗，状况非常紧急，令人揪心。他请我写一信劝劝傅先生配合治疗，积极疗养以利康复。我在事先不知情之下闻知此事，也心急火燎，遂急忙寫下我给傅先生的最后一封信，其略云：“自前年冬南京莫愁湖一游陪侍先生之后，即未得机缘相见。去年苏州唐代文学会议本与您相约赴会同游苏州，然其时我恰有事未能践约，至今颇为遗憾，亦时时颇想念先生。今日偶与卢燕新君微信联系，方知您住院疗养，心中颇为怅然久之。……这些年来，朋友间每多以不必孜孜于学业工作，而务以身体健康、生活悠闲宽松为劝勉，深长思之，颇为有理。人生的各阶段应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态度，我们以往的岁月已为我们的理想志向尽过力了，对得起社会、历史，也对得起自己的心灵。而老年后即应以身体安康闲适为重，不必再兢兢业业于前所勤勉者。……记得多年前先生曾在极为繁忙中感慨道要留些闲暇的时光陪伴自己的亲人。我当时及近数年每想起您这句话，颇觉得十分明哲有理。故近年来，我也每以此语提醒自己与友人。人到老年难免欠安不适，这也是人生之‘常态’吧。我弟弟数年来也颇受病患之累，昨日我们相聚，他说他最近常去游泳锻炼，觉得身体好多了，并说了以下一段我以为是至理名言的话：人老了病了，不要自弃自放，要以身体健康为要务。你的健康并不是你一己之事，而是关系到亲人与朋友。因此为了至爱亲朋，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切莫自弃。想到先生今身体欠安住院疗养，我想我弟弟的这段话是值得吸取的。您数十年来在古典文学领域建树非凡，乃众多如我似的学人所仰望之北斗，我和大家都热望您积极疗养，健康出院，继续指导我们。近两年未和您相见，十分想念。以上是我想念中的最想说的话。”为了争取时间，信是用电子邮件传给卢燕新，并由他打印出直接交给傅先生的。后来和徐师母电话联系，她说傅先生看到我的信十分感动，看了好几遍，并把信放在枕头下好些日子。
行文至此，我双眼不禁像当初听到师母此话时一样盈满泪花。我知道傅先生看了我的信是有所感触的，他毕竟早就告诉我“要留些闲暇的时光陪伴自己的亲人”，他懂得这道理，并曾因为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古籍整理与古典文学研究事业中去，而自觉有所亏负自己的亲人。然而永无休止的繁重学术事务，并没有让他有喘一口气，歇一歇，好好陪陪亲友的时间！事业剥夺了他颐养天年的所有时光，他是被繁重的事业所压垮的！呜呼，痛哉！痛哉！
始撰于2016年11月感恩节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