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选一)①
百日归期恰及春②，余年乐事最关身。
出门便旋风吹面③，走马联翩鹊啅人④。
却对酒杯浑似梦⑤，试拈诗笔己如神⑥。
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⑦。
【注释】
①十二月二十八日：元丰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乌台诗案”结案，苏轼出狱，受到贬官黄州的处分。检校：在正官之外的加官，属定员以外的“散官”。团练副使：团练使是主管一个地区(一州或若干州)军事的长官，宋代多为武将兼衔，官阶低于防御使。团练副使是团练使的副手。此诗原作二首，这里选第一首。
②百日：苏轼八月十八日入御史台狱，至出狱计一百三十天，这里是举其成数而言“百日”。
③便旋：轻捷貌。
④鹊啅(zhuo)人：喜鹊朝着人啼叫。
④浑似梦：一作“浑是梦”。
⑥试拈：一作“偶拈”。
⑦窃禄：做官的谦称，言己窃据官位、无功受禄。
【评析】
宋神宗元丰二年七月，发生了北宋历史上一场有名的文字狱，即震惊朝野的“乌台诗案”。
熙宁九年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新法运动逐渐发生变化，统治阶级内部围绕变法所进行的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逐步演变成排斥、打击异己的斗争。以蔡确为首的一批投机变法的小人结成“新党”，为了巩固他们的权势，对已被排挤的“旧党”开始进行更大的政治迫害。
元丰二年三月，苏轼奉命移知湖州，曾在《湖州谢上表》中发了两句牢骚，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云云。其中“新进”、“生事”等语，刺痛了那些投机新法、势利钻营的小人，结果遭到他们的群起攻击、连章弹劾。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三月二十七日进呈札子，攻击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谤讪讥骂，无所不为”。御史中丞李定奏称苏轼有四条“可废之罪”：一是“怙终不悔，其恶已著”，二是“傲悖之语，日闻中外”，三是“言伪而辩”、“行伪而坚”，四是“陛下修明政事，怨己不用”。认为苏轼“讪上骂下，法所不宥”。权监察御史里行舒亶捃摭苏轼的一些诗语，向神宗诬告说：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苏轼)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群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攻击苏轼“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让讟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神宗本来不愿追究，但在御史们众口一辞的围攻下，只好于七月下令，将苏轼拘捕入京，送御史台审问。因为汉代将御史台称为“乌台”，所以此案即被称作“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是北宋一场有名的文字狱，开我国历史上以诗治罪的先例。李定、舒亶之流所摭拾的苏轼诗语中，虽确有一些讥刺、批评了新法，但大多数，只不过是针砭时弊、反映水旱灾害和人民疾苦而已，并非攻击新法;还有一些，则纯属李、舒之流的捕风捉影、深文周纳。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置苏轼于死地，并借此株连更多的人，把“旧党”统统打下去。但由于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意见不能统一，朝廷内外许多正直的大臣，甚至曹太后、王安石等都纷纷出面营救，加上神宗自己也因赏识苏轼的才华，不欲深究，所以乌台诗案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结案，苏轼受到“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的处分。我们这里分析的《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一诗，就是苏轼刚刚出狱时所作的。
在这首诗中，我们看到了什么呢?作者在这首诗中，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什么样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呢?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作者的乐观精神。
“乌台诗案”是一场严酷的文字狱，是苏轼进入仕途后遭到的一次沉重的打击。在御史狱中，他时被考讯，自料必死，已写下寄子由的诀别诗，我们可以想象他当时的处境和心情。可是，当他获释出狱、重新站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却完全看不到一个“罪人”的哭丧脸和可怜相。“百日归期恰及春，余年乐事最关身。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啅人。”这些诗句，生动地表现出苏轼获释后的欢快、兴奋和喜悦之情：他步履轻捷、纵马而驰，他看到象征喜事临门的喜鹊冲着他喳喳地啼叫，感到清冷的风惬意地扑在他滚烫的面颊上;他想到自己出狱的日子恰及春天来临，想到未来的许多“乐事”。字里行间，洋溢着他对生命和生活的乐观的情绪。在一场残酷的政治迫害之后，苏轼在精神上并没有被压倒，他没有沮丧、没有颓废，而是以坦然的态度看待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他的乐观精神，无疑是对统治者的迫害的一种轻蔑和嘲笑!这是苏轼精神的极其可贵之处，这也正是我国人民热爱东坡老人的最重要的原因。
其次，我们看到的，是作者坚定的人生态度。
苏轼一生，屡因文字得罪。他在与此诗同题的第二首诗中，便有“平生文字为吾累”这样的话，可知是有清醒的认识的。然而，当“乌台诗案”结案、当诗人从一场政治噩梦中醒来时，他是否感到后悔?是否要从此抛却诗笔、缄言默口，以求全身远祸呢?苏轼在此诗中的回答是：“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尽管遭受了残酷的打击，尽管贬官黄州实际上近于流放，但苏轼并没有屈服，他没有自诬品节去求得统治者的怜悯，而是坚定地在人生的道路上向前走去。他又一次勇敢地拿起了诗笔，并且激动地感到手中的诗笔“已如神”了。人生的痛苦折磨了他，也历练了他，使他的思想更加深沉、更加成熟起来。此后四年的黄州时期，是他政治上的失意期，却是他文学上的丰收期，他诗、词、文中的许多名篇，都是在黄州写成的。苏辙曾说，黄州之前，他们兄弟的文章还可相“上下”，“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聘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也。”(《东坡先生墓志铭》)政治上的不幸，却玉成了他文学上的成功。
此外，我们在这首诗中，还看到了作者对封建仕途的合理性提出的疑问。
此诗的最后两句是：“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对于这样一场飞来的横祸，苏轼根本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需要“深追咎”的过错，他很清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那些所谓“愚弄朝廷”、“讪上骂下”等等，不过是政敌们为了打倒他而罗织构陷的罪名罢了。如果说自已也确实做了什么错事的话，苏轼觉得，那就是根本不该做官、不该进入仕途!他把“窃禄”看成了自己取祸的根由。应当说，这是苏轼思想中一个虽不甚明显，但却相当重要的变化。
苏轼初入仕途时，就曾说过“慎勿苦爱高官职”这样的话(见《郑州别后马上寄子由》)，后来又多次表示愿弃官归田，但那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厌弃名利、功成身退的思想的反映;而在此诗中，他能够从历史概括的高度，指出“此灾……从来岂有因”，却从根本上表现了对封建仕途的怀疑。千百年来，特别是隋、唐实行科举制度以来，知识分子的“前途”就只能是依附封建统治阶级，“学而优则仕”便是他们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出路”。可是在这里，苏轼却从自己的遭遇中，从历史上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的共同遭遇中，看到了这条“出路”的荒谬和可悲!这不能不说是苏轼在思想上与统治阶级发生的一道裂痕。苏轼从黄州开始有意学陶，这决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陶渊明的精神实质是什么?不就是封建时代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决心不走依附统治阶级的道路吗?苏轼从黄州开始受陶渊明的影响，正说明他的思想在发生某种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到了后来的岭海时期，就变得比较明显了。
苏轼此诗，作于十二月二十八日，也就是他“蒙恩”出狱的那一天。假如是别人，这时候是要说一些表示“悔过”的话的，可是在苏轼的诗中，“却少自省之意”(《纪评苏诗》卷十九)，我们所看到的，是作者乐观的精神、坚定的态度，以及他在思想上对统治阶级的某种背离。尽管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他的思想也曾出现过苦闷和彷徨，他的情绪也曾低落、消沉过，但总的看来，此诗中所表达的思想，始终代表了他思想的主流，贯穿了他的后半生。这也许就是此诗的意义之所在吧!
元丰三年正月初一，也就是传统的“正旦”佳节那一天，苏轼与他的长子苏迈离开汴京，迎着满天风雪，踏上了罪谪黄州的漫漫长途。从此，他开始了一段艰难坎坷的生活道路，同时也揭开了他文学创作的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