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吞风雅妙无伦，碌碌当年不见珍。
自是古贤因发愤，非关诗道可穷人。
镌镵物象三千首，照耀乾坤四百春。
寂寞有名身后事，惟余孤冢耒江滨。
-----王令

王令对于大诗人杜甫是非常尊敬的。《读老杜诗集》这首七律，既对杜甫诗歌作出高度的评价，又对诗人一生悲辛的遭际，寄予真挚的同情。诗的开头两句:“气吞风雅妙无伦，碌碌当年不见珍。”作者赞叹杜诗的成就，是继承了《诗经》以来的优良传统，又“气吞风雅”，达到精妙无比的程度。然而诗人在当时却被认为是碌碌无奇，虽有绝代的才华，并不能为时所用。《诗经》中的《国风》、《大、小雅》，大都是写实的诗篇，反映出当时的时代面貌。杜甫的名篇《三吏》、《三别》、《羌村》三首等作，不殊《国风》；《兵车行》、《丽人行》、《哀江头》、《哀王孙》等作，可比《小雅》；《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北征》、《述怀》、《彭衙行》等篇，可方《大雅》。所以在杜甫身后，元稹、白居易、韩愈、杜牧、李商隐等诗人，无不对杜诗倍加赞扬，杜诗对后世影响之大，也是无与伦比的。杜甫在世，遭遇坎坷，生活极端困苦，像《同谷七歌》写他自己“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像《醉时歌》“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感叹“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都可以说明他的一生大多在乱离穷困之中度过，并不为当时所重。王令用这两句概括杜甫的一生，用意是极为深沉的。

第三四两句:“自是古贤因发愤，非关诗道可穷人。”进一步表明杜甫诗歌和古代圣贤一样是因发愤而作。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有“诗三百篇，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的话，杜诗也是如此。时代的动乱，人民的苦难，国事的艰危，都使诗人在感情上受到巨大的触动。这就是杜诗创作力量的源泉。诗人的生活，确实大多是困穷的，但王令认为不能因此说他们的诗是因“穷而后工”，更不能说是“诗道可以穷人”。历史上有不少英雄豪杰，他们在没有乘时而起以前，极度困穷，如韩信乞食淮阴，伍员吹箫吴市，他们都不是诗人，也一样的穷困，可见“诗道可穷人”不是确论。有些诗人如曹植、谢灵运、谢朓等人，诗也写得很好，却不因“穷而后工”。足见“穷而后工”之说，至多也只能有部分的道理；尽管工诗者以穷人为多，“诗道可以穷人”的说法，王令是极不赞成的。

诗的第五六两句，是王令诗中被公认的名句:“镌镵物象三千首，照耀乾坤四百春。”“三千首”是约数，杜甫现存的诗歌，只有一千四百多首，但这些诗篇牵涉的内容极为广阔，诗人忧国家之所忧，痛人民之所痛，面对复杂艰虞的社会现实，广泛而深刻地揭示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的灾难。杜甫对于人民的苦难，有着深切的同情；对于国家的命运，有着真挚的关心，不管自己生活多么困苦，而忧国忧民的热情，始终没有衰歇过。除了上述诸种主题以外，即使是咏吟自然景象，怀念亲友，咏史怀古，题画、论艺、论诗、论字，也都有杰出的诗篇。因此“镌镵物象三千首”这句，是颇能概括杜诗的内容的。“四百春”也是举其大数，由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杜甫成年计起，至王令在世的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约近四百年，杜甫的诗歌引起后世的崇拜和共鸣，激励着一代一代的爱国者。那么“照耀乾坤四百春”这句，的确是王令发自内心的崇敬的声音。

诗的结尾两句，是王令对于杜甫的悼念和感叹:“寂寞有名身后事，惟余孤冢耒江滨。”作者感叹杜甫虽然大名辉耀后世，诗篇流传千古，但是这“千秋万岁名”，毕竟是“寂寞身后事”。据《旧唐书》及其他有关记载，杜甫在代宗大历五年(770)，避乱往郴州依其舅氏崔伟，行至耒阳，因贫病交加，卒于舟中。当时草草葬于耒江边，直到四十三年之后(宪宗元和八年)，才由他的孙子杜嗣业把灵柩运归，安葬在今河南偃师西北的首阳山下。诗人的遗体，在王令写诗的时候，已经不在耒阳了。所以有“惟余孤冢耒江滨”的感叹，无非是就杜甫身后萧条的情况而言，以增加对诗人的悼念之情罢了。

全诗寄慨深沉，以赞颂为主，而以叹惋悲愤的心情出之。几千年来，有许多伟大的作家，多不能得志于当世，杜甫是其中之一。王令借此诗代鸣不平，所以有一种傲兀之气，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