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宋之滑稽戏：

托故事以讽时事

在探寻中国戏剧起源时，王国维不仅发现了巫，也找到了优。“巫与优之别：巫以乐神，而优以乐人；巫以歌舞为主，而优以调谑为主；巫为女为之，而优以男为之。”从王国维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信息：巫的目的是娱乐神，优的目的是娱乐人；巫的娱乐手段多为歌舞，优的娱乐手段多为戏谑调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优可以算是最早的戏剧演员。

从“优孟衣冠”开始的戏剧表演

优善于模仿别人的言行举止，巧言善辩，常能在谈笑戏谑间发挥讽谏的作用。《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了一个叫优孟的杂戏的艺人的故事。

楚庄王有一匹心爱的马死了，楚庄王非常伤心，命令大臣为死马治丧，并按大夫的葬礼规格进行安葬。众臣觉得不妥，纷纷劝谏。庄王大怒，说：“如果再有人胆敢为葬马的事情进谏，立刻处死！”结果优孟依靠自己的巧言，不但没触怒庄王，还令庄王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楚国宰相孙叔敖深知优孟是位贤人，十分礼遇他。孙叔敖虽身居高位，但一生清廉，所以没有留下多少家产，所以在临终前嘱咐儿子：“我死了以后，你没有依靠，说不定会贫困，如果那样的话，你就去见优孟吧，告诉他你是孙叔敖的儿子，他会帮你的。”果然如孙叔敖所料，他的儿子没过几年就穷困潦倒，只能依靠给人背柴度日。有一天，他遇到了优孟，就说：“我是孙叔敖的儿子，父亲去世前，嘱咐我贫困的时候就来见您。”优孟花了一年的时间，学着模仿孙叔敖的动作、神韵，达到了惟妙惟肖的程度。

一日，庄王设宴，优孟穿戴上孙叔敖的衣冠，上前敬酒，神态和孙叔敖一模一样。庄王以为孙叔敖复生，让他做宰相。孟以孙叔敖的儿子生活潦倒为辞，并趁机对庄王进行规劝。庄王认识到自己对故臣遗属照顾不周，于是召见孙叔敖的儿子，赐以封地与奴仆，使孙家的生活有了改善。

优孟对孙叔敖的模仿，以及向楚庄王谏言，都是按照自己的设计来做的，完全是扮演人物的有情节的表演，所以许多后世学者将“优孟衣冠”列为戏剧艺术表演的萌芽之一。

划破深沉历史的笑声

优的表演随着时代发展日趋成熟，后来出现了优人嘲讽犯官的表演形式，进而产生了中古时期重要的表演形式——参军戏。到了宋金杂剧的阶段，优人的插科打诨就更加丰富了。

王国维先生在其《宋元戏曲考》中指出，“宋时滑稽戏尤盛”，又说“宋时所谓杂剧，其初殆专指滑稽戏言之”。可见，滑稽戏在宋代的戏曲艺术中占有重要位置。

滑稽的最大魅力在于讽刺，而讽刺的力量无非来自两处，或针砭流行观念之乖谬，或揭示强权人物之过失，从而令人产生解气之快感，获得一种心理上的释放。

宋徽宗时，童贯伐辽不力，在前线打了败仗，狼狈逃回。某日，宫中设宴，教坊演杂剧。只见几个婢女走上台来，发髻各不相同。第一个女子头上只梳了一个发髻，自称“蔡太师家的”，时任太师的蔡京每天都要见皇上，所以梳了个“朝天髻”。第二位女子梳了个偏在一边的“懒梳髻”，自称“郑太宰家的”，郑太宰因为母亲去世，回乡守孝，不问朝政，所以她就梳了这样的发型。第三个女子头上梳满发髻，自称是“童大王家的”，“大王方用兵，此三十六髻也。”以“三十六计（髻），走为上计”的典故，讽刺了童贯拥兵二十万却大败而逃的事实。

秦桧作为曾一手遮天的权臣，也被优人讽刺过。宋高宗时，临安省试，秦桧之子秦熺，侄子秦昌时、秦昌龄三人皆中，其他学子心有不满，却敢怒不敢言。第二年省试前，坊间上演了一出新剧。几个演员扮作士人，聚在一起推测今年主考人选。甲说，主考官定是彭越。乙说，朝中好像没有叫这个名字的大人呀。甲说，自己所说乃是汉代的梁王彭越。乙质疑甲说，彭越死了千年，不可能来做主考官。甲反问，韩信能当去年的主考官，彭越和韩信是同一个朝代的，怎么他就来不得呢？众学子对甲的胡言乱语嗤之以鼻，甲的再次回答却令人不得不服，他说：“若不是韩信，去年又如何取得三秦？”乃是以汉朝名将韩信掠取三秦之地，暗讽上一年秦桧子侄三人全部榜上有名的蹊跷。

宋代滑稽戏不仅讽权臣，还能斥时弊。宋徽宗在位时，蔡京主持改革币值，不顾百姓生活实际，发行以一当十的大额钱币，给人民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于是优人们以此为题，给皇帝编了出戏看。一个艺人扮作卖豆浆的小贩，一个小钱一碗。一位顾客来了，喝了一碗豆浆后，拿出新发的大钱结账。小贩自称刚出来，找不开九个小钱，只好请客人再多喝几碗。顾客没办法，只好继续喝，喝到第五碗时实在喝不下去了，说道：“只是以一当十就这么麻烦，要是将来相爷再发行以一当百的大钱，我们老百姓可怎么办呢？”宋徽宗被这出戏深深打动，很快下令停发当十钱。

滑稽戏在宋代十分盛行，宫廷内宴、官员私宴、瓦舍戏场都有这样的表演，南宋时甚至产生了“台官不如伶官”的说法，《宋元戏曲考》中汇集了不少的相关材料，让我们可以通过文字感受到宋代戏剧的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