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于九地之下: 真伪论》三国谋略智慧大全
汉末、三国时代激烈竞争的形势，决定了政治、军事、外交等各种场合的真伪错位，或以假乱真，或以假乱假; 或以真乱真，或以真乱假，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使无智者顿入迷途，无识者难出泥潭。
真伪韬略在三国时代的军事斗争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孙子在其所著《孙子兵法·计篇》 中指出： “兵者，诡道也。”讲究诡秘，从而“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曹操注曰：“兵无常形，以诡计为道。”三国韬略家普遍认为，战无其诈，难以胜敌。而先秦两汉的不少智士认为，“诈伪之道，虽今偷可，后将无复，非长术也。”(《吕氏春秋·义赏》)欺诈的作战方法，可以偶尔为之，绝不可长此以往，一用再用，因为这不是长远能用的方法。这表示了与孙子相反的意见，至少是不一致的意见。这种不同的说法，到三国时代，就没有人再坚持了。人们不是反对这一军事定律，而是积极设法识破欺诈之术，在自身识见上下功夫。
真伪韬略在三国时代的运用十分广泛，大类有诱、迷、骄、误、挑、动、疲、间等法。孙权将领周鲂以兵不厌诈，利之诱之的韬略，大破魏曹休之军。曹操西征，攻打马超，曹军以肥牛健马引诱敌军，使其缓于追击，最后曹军全师渡过黄河，未受损害。此为诱敌。贾诩在危急关头冒充名将段颎外孙，威吓手操生杀大权的叛乱氐人。此外还有赵云空城计等，为迷敌。官渡之战中，曹操解白马之围，至延津南设下埋伏，解鞍放马，丢弃辎重，致使袁军中计，大将文丑被杀，此为示弱骄敌。郑泰阻止董卓征兵，张松、法正劝刘璋迎刘备，孙权致书曹操称帝，陆逊代吕蒙为统帅……均为误敌。三国末期，诸葛诞反魏，司马昭利用敌方矛盾，加以挑动，最后攻下寿春，杀了诸葛诞，用的是挑敌韬略。公元231年，吴将孙布向魏扬州刺史诈降，佯动欺敌，是为动敌。猇亭之战中，陆逊利用刘备求战心切的弱点，与其相持，疲劳蜀军，在长达半年之久的时间中，使蜀军的挑战、求战阴谋落空。当蜀军被拖得精疲力尽时，陆逊寻隙而攻，将蜀军打得落花流水，此为疲敌韬略。王允说动吕布谋杀董卓，杜预设法破坏东吴君臣关系，为间敌。真伪韬略在军事上的使用极为普遍。
政治上，董卓入京，关东联军起兵反对董卓，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司马懿辅魏……都是出于某个集团的需要，实施真伪韬略的结果。
外交上，刘备对袁绍、曹操、刘表的加盟，吴蜀联盟的建立，东吴向曹魏的称臣，刘备与刘彰的友好，曹操对西部势力的宽容……都是采用真伪韬略，因时制宜的结果。
“战阵之间，不厌诈伪”(《韩非子·难一》)，频繁的战争，使政治、外交乃至日常生活都带上了军事的烙印，充满着险恶。何进被宦官杀害，丁原被义子吕布杀死，黄巾军起义前夕唐周告密，刘虞被害，张温被杀，张邈谋叛曹操，祢衡被害，杨彪被诬下狱，杜畿稳定河东，吕蒙夺取荆州，费祎遇刺，钟会、邓艾之死……世人如在刀锋上行走，稍有不慎，便命归黄泉。真伪韬略经三国时代刺激，发育得更为成熟。兵诡必疑，虑疑必败。用兵打仗也好，政治、外交也好，日常活动也好，在充满欺诈的环境下，必有值得可疑之处。当然毫无根据的怀疑，一定会导致失败。
韬略家们必须炼就“火眼金睛”，明识真伪，才能在复杂、险恶的环境中，游刃有余，立于不败之地。正是客观现实的需要，三国韬略家们积极从事真伪韬略的探索，总结了一系列的实践，在理论上形成明确的认识。
首先，真伪韬略运用的成功，必须营造真正的真，因为只有真实，那怕是表面上的真实，才会给人以信心，力量和行动的决心，最后使对方在信以为真的基础上行动，谋方才会受益。曹操离间叔父与自己父亲的关系; 董卓虚张声势，设法让他人感觉大批西凉军队进入洛阳城;赵云设空城之计;孙策诱刘勋进攻上缭;东吴数次诱曹军深入腹地，加以打击……都是以真动人，以真打人。
第二，真伪韬略适应于智囊对非智囊，高水平的智囊对较低水平的智囊，适应于刚愎自用、固执己见的决策者，适用于智囊不起重大作用的军事、政治集团。如果双方智力相当，则双方的争夺会演变为综合实力的竞争，真伪韬略就没有用武之地。诸葛亮的南征北伐，东吴的北攻西拒……均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真伪韬略不能创造永久性的价值，而只能带来暂时的利益。曹魏的建立，蜀汉的历程、东吴的盛衰，均清楚地表明，一个集团、国家的发展壮大，在于更深刻的原因，而不能靠真伪韬略。
第四，真伪韬略的使用会腐蚀韬略家本人，会腐蚀整个社会，曹操虽然霸业辉煌，但在三国时代，“奸雄”、“汉贼”之骂声不绝于书，他的文化形象因其惯于使用真伪韬略，因其“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极端私心而受到严重影响。三国社会，险象环生，真伪难分，流风所及，民无诚信，虚伪、阴险、狡诈，残忍的阴暗人格滋生，极大地腐蚀了民族肌体和社会组织。
由于真伪韬略在对敌斗争中发挥的有效性和普遍应用性，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自然而然地扩大了应用面，导致社会环境的进一步复杂性，增加了社会的磨擦力，增强了各种力量之间斗争的尖锐化，客观上，也使得韬略家们身价百倍，因为他们的真知灼见，是真伪韬略的有力克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