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发人物简历简介,李金发文学代表作品介绍
一、在严格的要求下成长
1900年，被称为“诗怪”的李金发诞生于广东省梅县螺田径。
李金发的祖辈家境贫困，居住在离螺田径五里远的山腰上破屋里。李家含辛茹苦，过着饥寒交加的生活。李金发的父亲在二十多岁时不甘再过这种穷困的生活，他告别长辈，冒险坐船下南洋，到南非洲左岸不远的英属小岛毛里求斯，去实现他心中的宏图。他要使李家富起来，使下一代再也不过这种饥不择食的日子。经过几年的奋斗，终于使他摸到了经商的窍门，打开了局面，他从一个一贫如洗的冒险者成为一个腰缠万贯的富商。李金发的父亲用积蓄的钱财在家乡购置田地，盖起几幢大楼，顿时，寒酸的李家一跃而成显赫的门户。
由于李金发的父亲出身在穷苦人家，尽管他以后致富了，但他懂得要维持这个家的繁华，决不能对子女放纵奢养，而要严加管束，使他们明白今日的富是靠努力得来的，所以他经常给子女讲自己下南洋创业的历史和如何受人欺侮的沧桑，他不准子女在平时大声说话，放肆谈笑，更不准他们赌博，闲荡。父亲经常不断的教诲，在子女们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懂得了世上有许多人是为疏懒而误了自己的人生的道路。李金发的父亲共有子女十三人，其中兄弟五人，姐妹八人，李金发在五兄弟中排行最小。在李金发心目中，父亲是他以后做人的楷模，因此虽然李金发生活在一个条件优越的家庭，才十五岁出头的他在农忙季节仍参加劳动，帮家里烧饭，到田里耘田，还学会了放风车、喂猪、晒谷。
李金发在六岁时进当地私塾念书，老师只会教“死书”，一古脑儿地将儿童根本不懂的古文、古诗灌向学生，小小的脑袋瓜当然接受不了这些高深莫测的文字，老师又是不问青红皂白地打骂学生，李金发忍受不了这种专制横蛮的教育，他经常逃学。在他看来这个私塾就是地狱，他情愿在烈日下种田，也不愿正襟危坐在教室里读书，因此李金发在十几岁时，还仅仅只能写封简短而生硬的信。然而李金发虽然在课堂上得不到知识，却在民间汲取了大量的营养熏陶了他的灵魂。在梅县有一个风俗，那里的妇女因丈夫多年下南洋，为表达她们的思念之情，常自编自唱许多缠绵缱绻的恋歌，这些兴会淋漓、神采横溢的歌声使李金发十分陶醉，令他流连忘返，百听不厌。有次他随堂兄去参加酒宴，宴会上又听到了这些情歌，十三岁的李金发没有被酒宴上的酒所灌醉，却被这些歌声所迷恋，这对他以后从事诗歌创作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1916年，即李金发十六岁那年，父亲因病谢世，李家的里工外工就由他大哥操劳主持。大哥将最小的弟弟送到梅县县城读高等小学，在这个小学里，李金发的国文成绩最好，他已爱上了文学，他“躲在书房里，看《玉梨魂》、 《牡丹亭》之类的书籍，倦了就睡，醒了再看，养成徐枕亚式的多愁多病的青年。”(李金发《三十六年前在香港》，载1955年10月香港《文坛》117期)
高小毕业后，李金发想到上海或广州去读中学，但又不敢独自外出。正在家闲居时，二哥从南洋经商回来，鼓励他再继续去升学，于是李金发和同乡两位少年一起乘船到香港读书。开始他在香港找不到学校，就一人回广州到青年会办的学校读了几周英语。后又回到香港，进荷里活道的谭卫芝补习学校攻英语。不久他经一个姓朱的邻村人介绍，进入圣约瑟中学，接受了良好的正规教育，李金发在学校里认真攻读，成绩名列前茅。
李金发十九岁那年，来到上海进南洋中学留法预备班，准备在该班学习二年，再去法国勤工俭学，后听说第六批勤工俭学就要去法，此刻父亲生前要子女敢于创业的话语在他耳边响起，李金发感到自己已到了立业的年令，理想本是计划的草稿，现在正是使这个草稿完成的时候，他就毅然决定放弃读预备班，而直接去法国留学。
二、法国的学校生活
1919年的冬天，李金发和李立三、张道藩等六十多位中国青年，离开了自己的祖国，漂洋过海，来到了远隔万里的法国。踏上了法国的土地后，异国的风光并没使李金发目不暇接，在他面前展现的是宽广的世界。凡是有勇气走进这大世界，寻找真正知识的人，都有着一种希望和恐惧，此时的李金发也有着这种心情，但希望压倒了恐惧，仿佛这个世界就是为他的成功而创造的，他心中只是想着如何在这块土地学到更多的本领，使自己成为一个光宗耀祖的人。鉴于祖国的科学落后状况，李金发的计划中并不是想当个文学家，而是企求能成为一位化学家或飞机设计师。他由华法教育会送到巴黎枫丹白露镇公立学校补习法文，学费由该教育会津贴。
天下事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必然的趋势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得到了表现。一次李金发去卢森堡美术院游览，看到一尊石雕美女像，在一簇发卷上，在白皙和丰满的前额上、在端正的鼻子和耳朵上、在盛开的花瓣般的弓形的鲜红嘴唇上，对这位来自中国的青年有着极大的魔力，李金发在后来回忆他看到石雕时的感受说：“其时幼稚无瑕的天真心灵，不知受了怎样的一种美丽的感动。”(李金发《留法追忆》载1938年9月1日《西风》月刊)就这样，想当化学家或飞机设计师的李金发爱上了雕刻。又有一天，他和同学们去学校附近林中游玩，用刀子无意在树身上刻了一个“匚”字，一些同学竟讲他刻得“工整可爱”，“有雕刻天资”，热情的赞赏和恭维，使李金发不管这些话是真是假，有点飘飘然了，使他决定了“从事这个美术的命运”。 (李金发《邂逅》载1928年12月《美育》二期)
1921年春，因华法教育会不再向留学生供给学费津贴，李金发与同学林风眠两人自费去法国中部帝种(Dijon)美术专门学校求学。由于那里从未有过中国留学生，加上中国的落后，中国人被看作东亚病夫，因此他们常遭到法国人的侮辱、讥讽。李金发在学校里过着很清苦的生活，常常是几片面包填饱肚子就行。李金发对这些并不在乎，但他受不了白种人尖刻的挖苦，难堪的诘问，他感到精神刺激太大。有了精神上的痛苦，肉体的痛苦就变得不足道了。每当夜深人静时，李金发尽管抛掉白天那些令人生厌的反复见闻，在他灵魂中充满了对家乡的思念、幼时的回忆，他开始写白话诗以抒发自己的感情。从此他白天更是认真学习美术，在李金发看来，美术能帮助自己超脱现实而求安慰于理想境界。过度的疲劳，加倍的努力，加上学校条件差，李金发在这时眼睛就很近视了。
在这个学校呆了二个月，李金发和林风眠假托有了官费，就转到巴黎帝国美术学校的雕刻教授布谢和历史画家高尔蒙教授那里学习。他俩住在塞纳河畔拉丁区一个廉价旅馆里。然而在新的环境中，中国留学生还是遭到欺侮，法国学生强迫他们罚酒费，当仆役，甚至逼迫他们在大庭广众下裸体并涂上油墨。有一次临摹时，一个法国学生责令李金发让出位子，李金发不肯，法国人就强行动手，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李金发给予还击，他怀着满腔怒火拔拳打了法国学生，以后这类事经常发生。在这所学院，李金发看到了许多令人泣下沾襟的事，特别看到一个七十多岁的意大利老翁，原是著名画家罗丹雇用做圣约翰巴的斯作品的老人，如今风烛残年，还支撑着做模特儿，终于有一次昏倒在画坛上的情景，这一切都使年青的李金发感到非常伤感，他看到的人生就是如此邪恶。另外他在这段时期曾恋上了一个法国姑娘，因种族不同而告吹，这对李金发心灵打击很大，他简直认为这个世界充满了狡猾、自私、妒嫉、虚伪、憎恨、癫狂、癡呆、愚蠢……他在异乡没有亲人，而是由白眼、冷漠裹拥着他，李金发在课余就在书籍中寻找安慰，他看了魏尔伦、瓦雷利、沙庞等许多法国象征诗派的作品，其中特别喜欢波特莱尔的《恶之花》。在这种颓废诗风的影响下，李金发萌发了早就埋在心底的欲望，也写了大量的诗，以倾泄心中的幽怨。这些诗后来都收入他的第一部诗集《微雨》 (共九十九首诗)。在这些诗中憎恨、鄙视象狂涛巨浪一般冲出字里行间，“他此时受了种种压迫，所以是厌世的，远人的，思想是颓废的、神奇的”(黄参岛《<微雨>及其作者》载《美育》杂志第2期)这些诗写得弯扭、不可理解，当我们了解到李金发是在这种心境下写的诗，也许可以谅解些。此刻李金发的厌世情绪不但体现在诗歌中，还在他的雕刻中得以表现，他的人物雕塑全是作可怕的呻吟、苦楚状，放在一起简直令人感到如临魔窟。
1922年的春天，李金发为同学林风眠、刘既漂各做了一尊石刻胸像，应征送到法国巴黎春季展览会，被展览会办事处批准入选。中国人的艺术品能首次挤入法国沙龙，使李金发声誉鹊起，同胞们为他高兴，法国人中既有向他祝贺的，也有人更仇视他。李金发并没被这些荣誉弄得沾沾自喜，他仿佛已看透了这个世界，他只相信自己，他把自己的精神看作是一种园地，他只在这块园地中活动，而决不越雷池一步。在这段时间他参观画院，游览博物馆，揣摩世界名画，还拚命地看小说，“日看小说，夜看小说，不知不觉地把托尔斯泰和罗曼·罗兰的小说，看了几十本，直至神经衰弱都还不知。”有一次竟晕倒而生病，在病中“昏昏迷迷，老是梦见一个白衣金发的女神，领着我遨游空中，自己好象身轻如羽，两脚一拨，即在空气中前进数丈，这样的梦，继续了好几天，一直到病好为止，我后来觉得这次没有病死，或许是天使的帮忙，不可不纪念她，于是好几次将金发做文章的笔名，后来朋友们认为很新颖，遂索性大胆地作为自己唯一的名字”。 (李金发《我名字的来源》载《异国情调》)李金发的原名叫李淑良，但人们只知他叫李金发，他用李淑良的真名曾在1925年2月16日《语丝》第十四期上，第一次在国内发表诗作，以后只是偶尔用过几次，其他的文章或诗篇都以李金发署名。
三、步入诗坛
第二年的春天，因听说德国马克跌价，加上不满巴黎美术学院对异族学生的歧视，李金发和林风眠等中国留学生商定一起去柏林“换换空气，及享受低价马克之福”。 (李金发《中年自述》载1935年10月1日《文艺》2卷1期)在当时李金发对是非曲直没固定的观念，他希望在一个地方充满罪恶的东西，能在另一个地方变为美德，但是一到柏林，所见所闻又使李金发心灰意懒，他还是逃不了人间利益的盘算，人们的恶习照样笼罩这位中国青年，金钱那冷冰冰的光彩依然迫使穷艺术家向它屈服。李金发住在柏林西城达尔曼街十六号，在这间屋里，他读了不少歌德的作品，并潜心研究了叔本华的哲学，使他原来已是悲观的人生观更加强了。他在柏林期间创作欲望很旺盛，写了许多诗，仅两个月就又完成了第二部诗集《食客与凶年》，共收八十九首诗。为了得到名人的支持，“一经品题，卖价十倍”(李金发《从周作人谈到“文人无行”》载《异国情调》)李金发从柏林将《微雨》的手稿寄给当时有赫赫名声的周作人。周作人、宗白华、李璜等人看到李金发的诗篇后，很是惊奇，对他的诗作了过分的肯定，有的将他比作“嚣俄(即雨果——笔者注)早年的作品，范伦纳的声调，”有的称之为：“东方的鲍特莱(即波德莱尔——笔者注)还将李金发誉为“国中诗界的辰星”。周作人在复信中写了许多赞美的话，称“你这种诗是国内所无，别开生面的作品”。 (李金发《从周作人谈到“文人无行”》载《异国情调》)因此周作人将李金发这本诗集推荐给北新书局作为新潮社丛书出版。
李金发的两本诗集在国内出版后，立即引起了文坛的注目，对他的诗作褒贬不一，众说纷纭。有人对这些诗持否定意见，胡适认为写这样难懂、难猜的诗实在不足取;梁实秋则更是直截了当指出“是人就得说人话，人话以明白清楚为第一要义”，他说象征派是“一种堕落的文学风气……我们的一些诗人染上了，使得新诗走上一条窘迫的路上去”。 (梁实秋《我也读“胡适之体”的诗》载《自由评论》12期)诗人任钧也指责了象征派诗歌“好象在听外国人说中国话……读了也等于不曾读”。 (任钧《新诗的歧途》载《新诗话》)而邵洵美等人则对李金发的诗大加称颂，其中黄参岛的文章对李金发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微雨》“是流动的，多元的，易变的，神秘化、个性化、天才化的，不是如普通的诗，可以一目了然的。”对《食客与凶年》的评语是：“有紧切的辞句，新颖的章法，如神龙之笔，纵横驰骋，句读上化人所不敢变化的欧化，说中国人所欲言而不能找到的法国化的诗句”。称李金发为“中国抒情诗的第一人”。 (黄参岛《<微雨>及其作者》，载《美育》杂志2期)李金发的诗以其独特的风格在国内确引起一阵骚动，也有不少青年男女对他的诗十分崇拜，他们给李金发写信说他“是我国文坛之一大明星”，“先生的诗的魔力，的确使我迷离”，有的人讲李金发的诗“尽美矣，又尽善矣”。在这种情况下朱自清、苏雪林、沈从文、冯文炳等作家则对李金发的诗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既指出它的优点，又批评它的不足。
1924年春，李金发怕荒废学业，由柏林再回巴黎帝国美术学院学习。夏天他到离巴黎不远的法国北部海滨圣凡拉利避暑，在那里“做过美满的绮梦，梦想过怎样撞破事业的铁栅，怎样攻打名利的堡垒”。 (李金发《忆法国海滨》)本年，他与法国姑娘屐妲结婚，继《食客与凶年》完成后，隔了六个月又写成第三部诗集《为幸福而歌》。
一般来说，中国的象征主义诗歌反映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的变化，特别是在1925年“五卅”惨案之前就感到一种模糊和不安，尔后又为惨案本身和他们眼前突然出现的走投无路的局面所震惊。他们精神空虚，通过对已逝岁月的哀悼和感伤来寻找慰藉，对于未认清的抽象理想的浪漫地追求，他们惯用的形象是残月、残烛、送葬的钟声、夜、凋零、死亡等。而李金发作为中国第一个象征主义诗人，他是在1925年前就成为讴歌神秘主义的幻想、“典雅”的苦难、不可捉摸的感情和光怪陆离的象征的歌手，这与他在国外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在异域长期受到歧视的生活，使李金发对生活失去信心，对现实表示不相信，他只信任自己，他没有勇气去斗争，然而他却要躲避这个丑恶的世界，这样势必使他走进神秘主义的胡同，不时冒出象雾一样飘忽不定的、同理性水火不相容的观念。 他的诗在“自我通灵”的影响下，表现个人心灵的苦风凄雨，在他笔下的主人公，常常是人生路上孑然飘零的孤客，他诗中恍惚的意象也往往是“残叶溅血”，“阴黑之草地”，“残首”……反映了诗人浓厚的忧悒。例如收在《为幸福而歌》中的《有感》，就充分体现了李金发诗的倾向：
如残叶溅/血在我们/脚上，
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
半死的月下，/载饮载歌，/裂喉的音，/随北风飘散。/吁!/抚慰你所爱的去。
开你户牖/使其羞怯，/征尘蒙其/可爱之眼了。/此是生命/包之羞怯/与愤怒么?/如残叶溅/血在我们/脚上。
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
生与死是李金发的诗写的最高级之范畴，那么这两者的关系究竟如何呢?“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我们的生命太枯萎，如牲口践踏之稻田。”这种晦暗，悲观的色彩，就使他的诗越发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总之，李金发的三本诗集，有几个共同的特点是： (一)不少诗朦胧恍惚，使人捉摸不透其真实思想; (二)充满了感伤，颓废的色彩; (三)富于异国情调; (四)集子中有部分诗能看出诗人的思想，表现了他怀念家乡，眷念故国的情绪，还有一些诗是对资本主义世界尔虞我诈的不满和咀咒。他的象征派诗歌，应该说是瑕瑜互见，菁芜并存，形象地说他的诗只是从国外抱回来的先天不足的病孩儿，虽也在国内受到一些人的宠爱，然而毕竟因不服中国水土而早逝，这是李金发诗的命运。
四、游子回国
第二年初，李金发应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长刘海粟的邀请回国任教。在返途中他游览了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等城市，参观了许多名胜古迹，眼界大开，在走马看花期间，李金发编著了《意大利艺术概要》和翻译了罗曼·罗兰的《雕刻家米西盎则罗传》两书，后来于1926年这两本书请蔡元培题名，从此两人建立了友谊。回国途中，李金发的心情颇为激动，他感到自己在国外这段时期没有白住，他已学到了雕刻的本领，也写出了几部诗集，再加上有爱妻陪伴，而自己年龄精力正值风华正茂，他没有辱没父亲对他的期望，李金发考虑着在国内如何再施展他的才华，攻打名利的堡垒。十月份他在《学艺》月刊第七卷第三号上发表论文《少年艺术家的态度》，第一次公开表明自己的创作主张和态度。他感到“艺术是作家心灵之一撮，心灵悲哀时，就表现出沉郁来，心灵狂喜时，就表现出微笑来”。在他看来艺术家的生活就是超脱现实的生活，艺术作品就是帮助人们超脱现实到理想世界去求安慰的。然而李金发又十分自相矛盾地说：“所谓艺术家的思想，就是一个作家所在其作品里表现出时代的精神，或其个人的灵感。……努力把思想和技巧调和，创造出一点新的东西来”。这种矛盾的思想也贯穿在李金发的创作中，在他的作品里有时是直言不讳的唤呼，有时却是扑朔迷离的呻吟。在他的心中始终纠缠着两种精神，交织着两种人格。
1925年李金发在上海加入文学研究会。他的译作《雕刻家米西盎则罗传》和诗集《为幸福而歌》均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而第二部诗集《食客与凶年》则在印刷厂躺了两年多还没出版，这对李金发的创作的热情有很大的影响，他已对写诗不太感兴趣了，而将精力放到雕塑、美术、写小说、论文、翻译等方面去了。1926年李金发应《申报》赵君豪的请求，为蔡元培塑了一尊铜胸像。后又受孙科及宋庆龄委托，为孙中山塑铜像，结果因宋庆龄不满意，而未被采用，但后来又经杨杏佛、郑振铎介绍为四川重庆中山公园塑了孙中山铜像。
李金发回国后一年多在《小说月报》、 《新女性》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小说和译作，还将从小喜爱的家乡男女情歌编选一集叫《岭东恋歌》，交华东印刷局准备出版，但后来不幸发生火灾，毁了原稿。嗜好能给人以不可思议的力量，李金发并没因为原稿被毁而灰心，他决心重起炉灶。在1928年回故乡梅县，到处收集这类民歌，终于再次编成这本书，于1929年4月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
为了执著地阐明自己的文学观点，李金发翻译了不少法国象征派诗人的作品，他在《小说月报》第十七卷第二期发表的评法国诗人魏尔仑的诗《巴黎之夜景》后，有一段“译者注”，其中写道：“有极多的朋友和读者说：我们诗之美中不足，是太多难解之处。这事我不同意。我的名誉老师是魏尔仑，好，现在就请他出来。这将是其集中最易读者之一，看诸君作何感想。现在正选择其全集，先发表这一首。”但李金发在1934年6月答杜灵格问：“你向来最爱读哪一些外国诗人的诗呢?”李金发却答道：“我虽然是受鲍特莱尔与魏仑的影响而作诗，但我还是喜欢读拉马丁、缪塞、沙庞等的诗，这也许因为与我的性格合适些。我不喜欢读魏仑的诗咧。”这两段互相抵触的话，只能证明李金发仅仅是为象征派诗作辩护，而并非说明他专以何人为师。也许英雄崇拜是人类的一种不能持久的情绪，李金发的情绪也由于时间的推延而有所变动。
1927年北伐军到了武汉，受到这股强烈的大革命洪流的冲击，李金发也按捺不住了，他竟从上海去武汉加入这个革命的行列，或许是他心中热切希望祖国强盛的愿望得以萌发，也可能是认为这是“攻打名利堡垒”的好时机，他要创一番事业。先在武昌大学美专任教，后又因懂几国外语而在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李金发的这一突兀的举动，并不是没有基础的。在前一年年底，田汉创办的南国影剧社准备拍摄一部叙述一群中国革命青年象俄国“民粹派”那样、发起一个“到民间去”的运动、去发动广大农民起来斗争的影片，片名叫《到民间去》，李金发也参加了拍摄，在影片中演“陪客乙”。后因经费发生困难，影片未能拍成。李金发这个自诩为艺术家的人，能在影片中自告奋勇当个群众角色，这也是异乎寻常的行为，然而这正由于影片的主题与他的理想有某种合拍之处，所以他才甘愿如此做。如今真正的革命起来了，这怎能不叫李金发心动呢?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背叛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遂告失败。李金发只得怏怏地从汉口回到南京，在那里遇见蔡元培，被蔡元培留在大学院任秘书，“代表他会客，每逢星期三、六……常从三点钟到七点钟不断的静听那些国民诉苦……。”(李金发《记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家》)当时与李金发同事的还有杨杏佛、许寿裳等人。第二年春，李金发在杭州刚创办的国立艺术院(后改名为西湖艺术专科学校)任雕塑系主任。这年一月，他与夫人屐妲一起办《美育》杂志，在这本杂志中李金发的文章几乎要占一半篇幅，还刊登了他的许多绘画，他用肩阔、可夺、弹丸、兰蒂、瓶内蛟野三郎等许多笔名发表文章。在编《美育》期间，李金发曾写信向鲁迅约稿，但在鲁迅看来，李金发编的《美育》杂志是为学者、名流、官僚捧场的刊物，“虽有挂艺术招牌者，实则不清不白，倘去发表，反于艺术有伤。”(鲁迅：致李桦函《鲁迅书信集》下册792页)所以鲁迅拒绝所邀，不愿为该刊撰稿。
1929年，李金发与法国籍妻子屐妲离婚，回原籍与梅县梁明馨女士结婚，并于1933年1月生一子。这段时期李金发又开始写了不少诗和小说，发表在《小说月报》、 《现代》、 《世界》、 《东方文艺》、 《文艺月刊》等刊物上。1930年2月，李金发与郑振铎等人曾准备在上海等创办光明大学，由郭泰祺当校长，郑振铎任文学校长，李金发任副校长，原租定海路五百零一号为校址，后又选定祁齐路六十四号为校舍，此事被国民党当局禁止而没实现，李金发即仍在西湖艺术专科学校任职。1931年他应邀去广州为该地火车站塑辛亥革命烈士邓仲元及伍廷芳铜像。并在广州美术学校工作，培养了一批美术工作者。1934年春再由广州去南京工作。
在南京李金发接受了杜灵格的访问，发表了《诗问答》，阐述了他对诗歌创作的观点，杜灵格问他“什么是诗?诗人是怎样的人?”李金发回答：“诗是一种观感灵敏的将所感到所想象用美丽或雄壮之字句将刹那间的意象抓住，使人人可传观的东西;它能言人之所不能言，或言人之所言而未言的事物。诗人是富于哲学意识，自以为了解宇宙人生的人，任何人类的动象，大自然的形表，都使他发生慨叹，不象一般人之徒知养生送死而毫无所感。有时，诗人之所想象超人一等而为普通人不能追纵，于是诗人遂为人所不谅解，以为他是故弄虚玄。”他还说：“世界任何美丑善恶皆是诗的对象。诗人能歌人咏人，但所言不一定是真理，也许是偏执与歪曲。我平日做诗，不曾存寻求或表现真理的观念，只当它是一种抒情的推敲，字句的玩意儿。”
李金发的诗确实有不少是“任何人类的动象， 大自然的形表，都使他发生慨叹。”他的许多诗篇咏风叹雨，伤春悲秋，寄寓了自己的苦闷，例如一首题为《雨》的诗是这样写的：
轻盈而亲密的颤响，/是雨点打着死叶的事实;/你从天涯逃向此处，/做点音乐在我耳鼓里。/这种连续的呻吟，/沉在我心头的哭泣。/我愿死向这连续的呻吟里，/不用诗笔再写神秘。
这从天外逃来的雨点，向人间发出呻吟和颤响，而心底正在哭泣的“我”与雨声发生共鸣，愿在呻吟着的雨声中死去。从这些抑郁悲凉的诗句中能依稀听到诗人临风长叹，向隅而泣的哭声。这就是他所说的：“诗人之所想象超人一等而为普通人不能追纵。”但李金发有不少诗确实写得晦涩难懂，扑朔迷离，即使读者“用自己的想象力搭起桥来”，也无法达到彼岸，譬如“或与山泉长泻在悬崖，然后随红叶俱去;”(《弃妇》)，“彼人已矢其心，在混杂在行商之背而远去”(《夜之歌》)，再如有首名《丑竹》的诗，是这样写的：
Yesus行刑处之血腥，/散荡在美人之裙下;/无骄味亦无赞赏与休息，/苍蝇远走数百里。/终飞翔着而歌唱;/行丐颠沛于污泥了。/啊，我所爱，上帝永远知道，/但恶魔迷惑一切。/指骨联构在皮肉下，/我们之生命永靠摸索，/叹气之候，“绝对”才消灭在眼底下。/我愿混迹在摩洛哥;/行商货品之彩色里，/窥视一切人们之藐视。象这些诗句恐怕是很难找到知音的，怪不得连对李金发的诗不是一笔抹煞的评论家也发出惊叹，朱自清说：“他的诗没有寻常的章法，一部分一部分可以懂，合起来却没有意思。”苏雪林说得更绝：“李金发的诗没有一首可以完全教人了解。”巴人也讲：“无论怎么也不能读懂这里面的意义。”赵景深则引了英国作家本涅特的一段话：“既然作者的目的是要取得别人的同情，而作者却不想使自己的作品使别人了解，将情感尽量地留给自己，这真是希奇极了。”连苏联汉学家也说：“李金发的诗只有汉字能说明作者的民族属性。”([苏]契尔卡斯基《论中国象征派》载1983年6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2期)而李金发在1935年11月《文艺大路》第二卷第一期上发表的《是个人灵感的纪录表》一文中对这点说得很彻底：“我作诗的时候，从没有予备怕人家难读，只求发泄全胸中的诗意就是。……我的诗是个人灵感的纪录表，是个人陶醉后引颈的高歌，我不能希望人人能了解。”正由于李金发抱这样的宗旨，他写诗时从不考虑读者，只是自己随心所欲，信手拈来。特别是李金发回国后看到祖国满目疮夷，他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虽也有气愤、不满的表现，然而他毕竟没有抗争的勇气，他只能躲进艺术的象牙之塔去寻求陶醉，“在乌烟瘴气中，过我们的艺术的生命。”(《美育》杂志第一期《编辑后的话》)
在1926年到1937年期间，李金发的诗虽减少了一些象征主义色彩，而增加了一些现实主义成份，但与当时的时代风之依然格格不入，在他的诗和小说中仍是充满了个人郁闷的愁怀，咀嚼重归故乡的悲喜，他对这一点还自鸣得意：“我绝对不能跟人家一样，以诗来写革命思想，来煽动罢工流血……为什么中国的批评家，一定口口声声说要有‘时代意义’、‘暗示光明’、‘革命人生’等等空调名词呢?”(李金发《是个人灵感的纪录表》1935年11月《文艺大路》二卷一期)。
1936年，李金发任广州美术学校校长，并积极筹办《美育》杂志复刊，在此期间他写了一些回忆性散文和在《论语》上发表仅有的两个独幕剧： 《小病》和《我们睡地板好了》。1937年1月1日， 《美育》杂志第四期复刊，由广州美术学校发行，在《复刊感言》中他宣称这本杂志是“专研究艺术的，”“我们有我们坚决的信仰。社会制度，政治活动，都将次第变迁消灭，艺术才是永远无限，我们憧憬着埃及、希腊罗马的光辉。”
五、烽火万里中的波动
日本侵略者的炮火震醒了许多爱国的人士，自然也使这位钻进艺术之塔的李金发，对政治问题表现出关注。他在抗战期间曾被国民党外交部派往越南工作，任中国驻越南使馆文化参赞，后来法国政府屈服于日本的淫威，李金发从河内回国，一路搭车逃难，历经半个月左右的艰辛，但他对抗战胜利仍充满信心，认定“抗战前途，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始终是乐观的。”还说：“我们这样穷，也可以抗战三年，富有反不堪一击，抗战的岁月愈久，愈显得中国的伟大。”(李金发《越南逃难归来》)不久他到广东战时省会韶关办理文化工作，主编《中山日报》副刊。
1940年9月16日，沈从文在桂林《国文月刊》上撰文《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对周作人堕落为汉奸作了谅解，认为“似因年龄堆积，体力衰弱，很自然转而成为消沉，易与隐逸相近，精神方面的衰老，对世事，不免有浮沉自如之感。”李金发见此文后即发表了《从周作人谈到“文人无行”》，对沈从文的错误观点进行驳斥，指出：“周作人，素以利为目的的，如向来在《宇宙风》、 《人世间》投稿，皆着重在抄引古书，连篇累牍，以求稿费，这种人，见名利之所在，又加之东洋黄脍的诱惑，那有不糊涂到底的呢?”并直接了当地认为决不能将周作人当汉奸、“认贼作父”，“曲解为浮沉自如，比之陶潜退隐。”相反，他“在苦雨斋屋顶，悬起太阳旗来……贻羞吾国文化人，是铁一般的事实，用什么西江之水也洗不干净的。”文中还痛斥汪精卫“认贼作父……枉食中国数十年的米谷。”这些都说明李金发在抗日战争中，思想倾向有了一定的转变。
特别是刊登在《抗战诗歌选》中李金发的诗《亡国是可怕的》，很明显地表明了他的爱国情绪，诗的全文如下：
几万万有血肉，有性灵的赤子啊!/你们难道不觉得，/一种死的恐怖，灭亡的威胁，/笼罩着扼制着我们?/没有一刻，我们能自由地呼吸，/没有一句话，能自由的宣说，/没有一件能快愉的度过，/好象我们是再不许在人间生存!/原来一个狠毒的恶魔，/正在吸收我们的血液，/无时不向我们张牙舞爪，/他吞食我们祖先遗留的福地，/屠杀走投无路的同胞，/驱使饥饿的兄弟作牛马;/不出百年这恶魔定使我们灭种，/祖先的田园庐墓，/便成为他的牧马草场，/几万方里的乐土，将为他盘据着。/自然地繁殖他的魔种!/遍地是魔足声相应和，/无数的人将在各处行其过度的鞠躬，/隆隆的飞机巨炮之音，/使地下冤死的片刻不安，/不，那时我们的灵魂也被震碎，/骨屑也会给他作铺路的材料。/假如有少数生存华胄，/定被囚入动物园供其子孙凭币，/或马戏场中献技作揖，/供他们欢笑，但鼻上并不忘/加上铁链，手脚必得加镣，/肌肤上必得文身，/到没有呼吸时候为止!
在这首诗中李金发一改过去晦涩的风格，而以明快的节奏，易懂的字句，直接了当地咒骂了侵略我国的“狠毒的恶魔”，还以形象化的场面说明做亡国奴的耻辱。
同年11月16日，在《宇宙风乙刊》第三十八期，发表散文《坚苦卓绝的女性》，歌颂战时为支援反法西斯战争而在后方辛勤工作的美国妇女。
1941年4月30日，李金发在《民族文化》月刊创刊号上发表论文《二十年艺术运动的探讨》，强调“艺术于抗战之功用”，感到应当广泛地用各种艺术形式和手段向前线战士宣传爱国思想，“鼓起其向前冲杀的勇气”。
7月1日，由文艺界抗敌协会曲江分会出版的《文坛》月刊创刊，李金发任主编，在创刊号上他发表了叙事长诗《无依的灵魂》和短篇小说《一个女性的三部曲》。前者通过异族少女赫尔泰和民族战士傅东明的恋爱悲剧，强烈控诉了日寇侵华的滔天罪行。父母和丈夫都被日寇打死，在血的事实面前，赫尔泰连上帝也不信了，她生活得更坚强。后者是写一个叫菊英的女子在旧社会的悲惨生活，控诉了封建制度对妇女的迫害。在《发刊小言》中李金发宣称他的办刊宗旨是：“发扬民族精神，激发抗战情绪，”“我们有一日的力量，则尽一日的责任，求其在抗战文艺史上，印下一点痕迹。”
8月初，李金发由韶关去重庆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任职，沿途目睹民生凋敝、物价飞涨，内心很有感触。十二天后到达重庆，看到了坚固的人造防空洞后，他的心又激起了一股热情，增强了抗战的信心，认为“新民族就这样建树起来，渺小的矮奴，毁灭不了我们的自信心、图强心。”(李金发《入蜀散记》载《文坛》第二期)。
在这段时期中，李金发的艺术观也发生了变化，他批评粤剧在抗战最紧张的年头，“还表演中状元，打情骂俏，无关社会需要的玩意儿，实在太不认识时代。”呼吁“有推进文化责任的人，应该为他们编剧，以抗战建国为中心思想，从而改善其他缺点，使粤剧不致再成笑料。”他认识到：“一切艺术，若不经过真、善、美的天平称过，是无价值的。”(李金发《粤剧的艺术》载《异国情调》)在《异国情调》的“卷头语”中他已承认：“象征派诗出风头的时代已过去。”他收在《异国情调》中的诗文已显示出他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改变之风，从象征主义转向现实主义的趋向。
1942年，李金发一直在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任职。第二年，外交部派他前往柳州第四战区当上校专员兼外事科长，负责策动越南的抗敌工作。李金发在军队生活了一年左右，后因接到外交部“如要出国仍可受训”的指示，于是匆匆返回重庆，去外交部等候委派。
1944年，李金发前往伊朗，任中国驻伊朗大使馆代理大使，从此李金发离开了祖国的大地就再也没踏上这块土地。在伊朗任职两年后，于1946年夏天，调任驻伊拉克代理公使，长期的国外生活使他感到“在国外物质生活当然比国内优裕，惟苦无同胞可以往来，无中文报可阅，致国内政治之变动，殊为隔膜”。 (李金发《近代波斯文学·<附作者来信>》载1946年12月1日《文坛》月刊新11—12号合刊)这几年李金发忙于外交工作，长期辍笔，在文学上毫无建树，直到1947年《文坛》主编卢森多次向他约稿，李金发才开始写文章。在《文坛》月刊第五卷第一期上发表了散文《巴格达素描》，接着又发表短篇小说《鬼屋人踪》，这篇小说写一个上海失业者如何因饥寒交迫而被迫犯罪，最后作者感叹道：“沪上的大小报，都用半页的篇幅，去登载这黄色的新闻。他们都以为新奇好玩。没有人想到生活失败者的悲哀，没有人想到它是社会问题，没有人联想到资本主义生活的黑暗面，没有人想到失业者心理变态的可怕”。李金发这时的作品已减少了过去那种渲染萦纡郁奋、凄厉逼人的情调，而是在悲愤中有沉痛的抗议。他的诗文在抗战后变得好读好懂了。这说明对一个诗人来说，才气和艺术技巧是重要的，但更可贵的还是对人民的热爱，对生活的沉思，和超乎一般见解之上的思想。真正赋予作品生命力的，毕竟是诗人的崇高人格和精神，而不是一些铺采摛文的笔墨。
六、凄凉的晚年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国民党官员的李金发，在国外对新中国的诞生很不理解，也有点害怕，然而他又不愿过宦海生活，于1951年，他举家从黎巴嫩乘船去美国，在离纽约七十哩的一个名叫“林湖”的小城市旅居，买下了一个十英亩的小农场，从此他就一直居住在那里。李金发初到美国，对资本主义的生产速度甚为惊叹，对那里的生活方式也大为赞赏。可是久而久之，李金发发现个人主义是美国生活方式的特点，那里的一切都离不开金钱和个人。他逐渐感到那里并非是他攻打名利堡垒的地方，而且随着年令的增大，他再也没精力去“攻打”了，因此李金发只是居住在自置的农场中写些回忆性散文，陆续发表在香港《文坛》月刊，有《美国乡居杂碎》、 《三十六年前在香港》、《天堂随笔》、 《穿了军服一年》等篇什。在《仰天堂随笔》中李金发流露了明显的反共倾向。
一个人到了一定的年令，只要自觉地尝过生活中的欢乐和痛苦，多多少少总要处于一种精神上的危机状态。他对政治已心灰意懒，对文艺也退避三舍，香港曾有学者写信给他，想请教李金发早年有关创作象征派新诗的意见，然而李金发对此已毫无兴趣了。一个人在生活上或财产上遭到大难，也许还可能不为所动，但有时有一种神秘可怕的打击，打在人的心头上，却能使人一蹶不振。李金发他不相信社会主义，可是也看不到缩居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有什么作为，他思念祖国，然而又迷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他的灵魂中已失去精神支柱。人间的沧桑，无情的事实仿佛使李金发遇到伤心惨酷的劫数，船沉掉了，希望的大海上，不曾留下一根绳索，一块薄板，他在抗战时有着满腔的热血为国呼为民唤，如今他只能天天与狗、猫作伴，度过凄凉的晚年。
1976年12月25日，李金发在美国纽约市长岛寓所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七十六岁。他留下二个儿子，均在美国的大学里执教。据说李金发在晚年写过一本回忆录《漂零闲笔》。
一个二十年代曾名噪一时的“诗怪”，命途多舛的人生道路上，经过曲曲折折的行走，以自己的行动写下了自己的历史。李金发的一半生涯在国外度过，最后还是在国外给自己的征途打了句号。
注释
附录一 李金发主要著作目录
《微雨》(诗集),1925年11月北新书局出版;新潮社文艺丛书之八,周作人编辑。
《雕刻家米西盎则罗》(人物传记), 1926年9月商务印书馆初版。文学研究会丛书。
《为幸福而歌》(诗集),1926年11月商务印书馆初版。
《食客与凶年》(诗集), 1927年5月北新书局初版,新潮社文艺丛书。
《意大利及其艺术概要》(艺术史), 1928年5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文学研究会丛书。
《德国文学ABC》 (外国文艺介绍), 1928年9月上海ABC丛书社初版,ABC丛书。
《岭东恋歌》(民歌集),1929年4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
《异国情调》 (诗文集),1942年12月重庆商务印书馆初版。
《鬼屋人踪》(小说,与他人合集), 1949年4月广州《文坛》杂志社初版,文坛丛书之四。
附录二 李金发研究文章主要篇目
钟敬文《李金发的诗》, 1926年12月5日《一般》月刊第1卷第8号。
黄参岛《<微雨>及其作者》,1928年12月《美育》杂志第2期。
豫堂《也来谈谈中国宝贝》, 1929年3月5日《一般》月刊第4卷第3号。
苏雪林《论李金发的诗》, 1933年7月1日《现代》第3卷第3期。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初版《诗集导言》。
任钧《新诗的歧途》,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1948年1月出版的《新诗话》
冯文炳《谈新诗》,新民印书馆1944年11月10日出版。
朱自清《新诗杂话》,作家书屋1947年12月初版。
卢森《<鬼屋人踪>跋》,1949年5月1日《文坛》月刊第9卷第5期,收1949年4月初版“文坛丛书”之四《鬼屋人踪》。
苏雪林《新诗坛象征派创始者李金发》,1959年7月1日台湾《自由青年》第22卷第1期。
痖弦《中国诗坛象征主义的先驱》,1974年11月4日香港《快报·快趣》。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 (第十四章 重整步伐的新诗)1975年1月香港昭明出版社出版。
艾青《中国新诗六十年》,载1980年10月《文艺研究》第5期。
孙玉石《新诗流派发展的启示》,1981年7月《诗探索》季刊第3期。
李旦初《“五四”新诗流派初探》,1981年6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2辑。
契尔卡斯基(苏)《中国新诗》,1981年第20期《文学研究动态》。
杜学忠 穆怀英 邱文治《论李金发的诗歌创作》,1983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1辑。
王佐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1983年10月《文学研究》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