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历史事迹,评价,人物简介
蔡锷，是我国民国初年的杰出的军事家。他在人世只生活了三十四年，却参加领导了两次重大的革命战争——辛亥云南重九起义和讨袁护国战争。并留下了数篇凝结着他超群的才华和智慧的军事著作，在近代中国享有崇高的声望。朱德同志曾高度评价他： “思想敏捷，知识丰富，见解精辟，坚韧和无私”，当时 “在西南，还没有人能赶得上蔡锷的才华”①。蔡锷病逝后，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寄赠挽联写道： “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②
投身辛亥革命
蔡锷，字松坡，1882年生于湖南宝庆(今湖南邵阳)。姐弟共四人，蔡锷居长。时母亲务农，父亲为人缝纫，家境贫寒，无力供其读书，幸六岁时被当地一位名士收为免费弟子。蔡锷性格持重，沉默寡言，进私塾后，刻苦学习，进步很快，十岁时便读完“四书五经”，能写出比较流畅的文章，被乡亲誉为“神童”。十三岁应院试，被补为县学生，十六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在时务学堂，蔡锷以其优异的成绩和激进的思想，得到当时任学堂中文总教习的梁启超的赏识，二人建立了深厚的师生友谊。
当时，中国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腐朽的清王朝风雨飘摇。1894年爆发的中日战争的失败，使中华民族遭受了奇耻大辱，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激起了当时众多先进人士的忧虑和斗争。1895年4月，主张变法，提倡新学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邀约正在北京会试的一千多名举人签名上书，向光绪帝提出拒签中日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的主张，掀起了声势巨大的变法运动。1898年9月下旬，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顽固派的镇压下，戊戌变法遭到失败，谭嗣同等六人殉难，康有为、梁启超出走，长沙时务学堂被解散。蔡锷中途失学，失意徬徨，飘泊到上海。
1899年7月，蔡锷应梁启超海外函招，并得到唐才常的资助，东渡日本求学。先入大同高等学校学习文科，后为了军事救国，决心投笔从戎，改入陆军成城学校学习。1903年11月，又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蔡锷在士官学校思想活跃，成绩突出，与同期的蒋方震、张孝准，同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
这时，蔡锷像许多爱国青年一样，怀着满腔热情，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慷慨激昂地说： “大丈夫当视国如家，努力进行，异日列吾国于第一等强国之列，方不负此七尺躯也”①，表达了他真挚的爱国胸怀。但是，由于受其恩师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蔡锷的思想也充斥着“君宪救国”的改良派的色彩。他不主张推翻清王朝，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暴力革命，而只是希望从改革军事入手，帮助清廷革除弊政，借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
1904年冬，蔡锷毕业归国。先后应聘任江西随军学堂监督、湖南教练处帮办、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广西测绘学堂堂长、陆军小学总办等职。这时蔡锷不过二十几岁，年轻英俊，文武双全，脚蹬长筒靴，腰挎指挥刀，每日扬鞭跃马，指挥练兵，洒脱骄健，威风凛凛，深得官兵们的敬仰，交口赞扬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免”。这期间蔡锷也确实踌躇满志，壮怀激烈，他写诗明志说： “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废寝忘食，忘我工作，尽心竭力，笃于职守，一心想实现从改革军事入手救国救民的抱负。但无奈社会腐败，道路坎坷，落后的封建制度和顽固保守势力，给蔡锷的军事改革设置了重重障碍。蔡锷周转三省苦斗六年，结果毫无建树，不禁感到前途渺茫，产生了隐退之念。就在这时，他接到了云贵总督李经羲的召聘书，邀其赴云南任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蔡锷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于是他整理行装，慨然赴滇。
清末的云南和全国一样，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垂死的清王朝对边省人民加强控制，激起了各族人民的更强烈的反抗。大批同盟会会员和陆续从日本回国的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军官，如李烈钧、李根源、唐继尧、罗佩金等人，分布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和新军第九镇中。他们思想激进，活动频繁，积极策动和组织反对清王朝的革命斗争。蔡锷尽管为人处事稳健、沉着，在接任新职之前闭门谢客，埋头辑录《曾胡治兵语录》，但也不能不受到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的影响。他自己未参加同盟会，却暗中与同盟会保持联系，对革命党的活动给予同情和协助，并向同盟会员保证： 一旦发生革命，定给予“绝对同情支持”①。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领导的反清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的火炬点燃了埋葬封建帝制的熊熊烈火。湘、川、黔诸省纷纷举起义旗，云南革命党人也积极行动起来。从10月19日起，云南同盟会会员连续五次召开秘密会议，酝酿响应武昌起义。被认为“稳慎周详”的蔡锷，应邀参加了后四次会议。在第四次秘密会议上， 蔡锷同与会者唐继尧、 刘存厚、 殷承絜等人歃血为盟，决心 “协力同心、恢复汉室”，发动武装起义。在第五次会议上，蔡锷被推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负责拟定起义计划并指挥起义军作战。
10月30日(农历九月九日，又称重九)夜八时，辛亥云南起义爆发。原讲武堂监督李根源等率云南新军第七十三标由昆明北门进攻五华山和军械局，蔡锷则率第七十四标和炮标由南门外巫家坝向城内推进，进攻总督署和五华山。战至次日中午，南北两路义军会师于五华山，击毙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俘获云贵总督李经羲。云南起义是继武昌起义之后战斗最激烈、代价最巨大的一次起义。蔡锷在革命的决定时刻，挺身而出，担任了起义军的临时总司令，坚定指挥，英勇战斗，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11月1日，起义军官兵在五华山组织了“云南军都督府”，公推蔡锷为云南都督。时蔡锷仅二十九岁。
蔡锷就都督职后，积极更新人事，革除弊政，整顿财政，裁减军队，兴办教育，开发实业，并率先节俭俸给，使云南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政权省份，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潜心研究军事
蔡锷是个思想敏捷、才干超群的军事家，一生主要业绩表现在军事方面。他十八岁投笔从戎，直到1916年11月病逝前的十多年中，一直孜孜不倦地学习中外著名军事著作，研究总结世界先进军事经验。不间断地进行军事学术研究，致力于民国军队的改革工作。其中，《军国民篇》、《曾胡治兵语录》(序言和按语)、《军事计划书》、《五省边防计划》等军事著作，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军事思想，是中国军事宝库中不可忽视的遗产。
蔡锷在日本留学时发表的《军国民篇》是其早期的军事代表作。在这篇文章中，他列举了清末社会之所以 “国力孱弱、生气销沉”的八个弊端，即： 教育不普及，学派不统一，文学不健康，风俗不进步，体魄不强壮，武器不先进，精神不振作，国家不团结等，认为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学习日本和西方帝国主义的 “武士道”精神和 “铁血主义”，在中国实行 “军国民主义”。军国民主义是在当时一部分爱国青年中颇为流行的救国主张。他们认为，要想拯救中国，必须要富国强兵，而富国强兵的关键是 “强兵”，即首先从军事方面进行改革，向四万万中国人民灌输军人的 “知识” “精神”和 “本领”，使中国成为军人之国。那么，怎样实行军国民主义呢?当时爱国青年多方探求，众说不一。蔡锷则认为 “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①，所谓 “国魂”，就是类似日本的 “大和魂”，美国的 “孟鲁(门罗)主义”和俄国的 “斯拉夫人种统一主义”。他说，如果中国有了这种 “国魂”，就有了 “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②。那么，中国的 “国魂”应该是什么东西呢?蔡锷说 “执笔至此，吾汗颜矣”③，他自己未能做出回答。以上说明，蔡锷当时刚刚投身军界，大量接受的是帝国主义的军事理论，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因此，他这时的军事见解既不具体又含有幼稚的成分。当然，他企图从军事教育入手来拯救国家的主张，也是根本行不通的。
《曾胡治兵语录》是1911年春季，蔡锷在云南待职期间编纂的。曾国藩、胡林翼都是清咸丰年间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历史曾以“曾胡并称”。曾胡二人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在军队建设和作战指挥上都有许多独到之处，在中国近代军事领域占有一定的地位。蔡锷搜集了曾、胡的大量奏章、函牍和日记，从中选摘出有价值的言论，分类编辑，并附以按语，写成《曾胡治兵语录》，希望以此作为 “精神讲话”，“挽回补救”腐败的清军，以实现从军事入手救国救民的道路。此书分“将材”、“用人”、“兵机”、“战守”等十二章，反映了曾胡的主要军事思想。在序言和按语中，蔡锷毫不掩饰对曾胡的仰慕之情，尤其赞赏曾胡为清廷奋勇作战的“良心和血性”，反映了他思想的片面性和保守性。当然，蔡锷也结合曾胡的言论，谈了自己对选将用人、治军带兵等问题的看法，提出了他的战略战术观点。他说： “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有拘滞，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于人势将如跛者之竞走，鲜不蹶也”①。因此，他既不死守曾、胡二人“主守不主攻”的成说，又不被当时西方兵学家 “极端的主张攻击”的说法所左右，而是根据清末中国兵力不如邻邦雄厚，军队不如外国精练和军费匮乏、交通落后的特点，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设想。他说： “我国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取波亚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歼除之。昔俄人之蹴拿破仑于境内，使之一蹶不振，可借鉴也”②。这一战略设想在当时能否付诸施行姑且不论，单是这种从本国实际出发研究军事学术的 “因时以制宜”的思想方法，就是非常可贵的。
《五省边防计划》，是蔡锷任云南都督期间主持制定的西南边防协同作战计划草案。该计划是由罗佩金、赵钟奇、谢汝翼等人按照蔡锷的思想意图执笔拟制的，因此也反映了蔡锷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抗击外来侵略的军事战略思想。该计划指出，中华民国虽然已经建立，但 “内讧未靖，外患思乘”，列强侵吞中国之心不死。除沙俄、日本在东、北部边境地区屡挑事端外，英国侵略者也不断从印度以武力干涉西藏，法国也往越南增兵，企图进犯滇桂。在此情况下，“西南边要尤陷危险，民国全局殆哉岌岌”。因此，蔡锷呼吁西南五省(滇、川、黔、桂、粤)实行军事联合，以便随时抗击英法侵略者对西南地区的军事侵略，救亡图存，保卫新生的共和国家。这份计划草案分三编十章，分别对五省联合军的兵力和编成，联合军之作战区域和协同办法，军队的集中展开和作战步骤，以及战前准备、兵站设置、战场建设等项重大问题，都作了详细的阐述和具体明确地规定。它不仅在当时是切实可行的，既使拿到今天，也有一定的实际参考价值。
一九一三年十月蔡锷奉调入京，被任为全国经界局督办，他一方面尽心尽力地领导经界局工作，一方面仍热心开展军事学术活动。他与蒋方震、阎锡山等十一人组织军事研究会，深入讨论和研究各种军事学术问题，在此基础上，他又将赴京前完稿的《军事计划》一书拟具纲要进呈袁世凯。在这部书中，蔡锷分述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练兵的目的、义务兵役制及兵器、教育、军队编制与管理等军事问题，全面系统地阐发了对改革民国军队、加强国防建设的设想。
他在该书一开头指出： “战争者，政略冲突之结果也。军队者，战争之具，所以实行其政略者也”，“故政略定而战略生焉，战略定而军队生焉”，不仅指明了战争的定义和性质，还扼要地阐述了政治、战争和军队三者的关系。
在 “练兵之目的”一章中指出，国家练兵须有一定的目的性，练兵的目的是求战，“故先求敌而后练兵者，其兵强; 先练兵而后求敌者，其兵弱”，主张要带着敌情练兵，带着仇恨练兵，使军队“立必战之志”，才能军壮兵强。
在 “国力与武力与兵力”一章中，辩证地阐述了国力(即人力与资财)、武力(即国防力量)和兵力(军队战斗力)三者的关系。指出，国力 “为国家存在之源，即为武力发生之本，”其中包括国家经济、资源、交通诸因素，更主要的是国民，“国力者，人力之集也”，国民的体力，智力和道德，直接决定着武力的强盛与否。有了强大的国力，再加上良好的 “国家政治之机能” (即国家制度)，必产生强大的武力。但武力与兵力又不相同，强大的武力泛指军队数量，但兵数不等于兵力。兵力系 “加之以军事的组织锻炼者”。“兵在精不在多”，兵力之大小，不在其数量，而在其素质。
在后面各章中，主要围绕着如何增强国家兵力，从质量上加强军队建设而提出了若干措施。一是主张实行义务兵役制，改变佣兵制，使当兵服役成为每一国民的自觉行动，达到 “征之能来”、“来之能教”、“教之能归”、“归之能安”、“临战焉，一令之下，应声而即至”的程度。二要改善军队武器装备。要了解世界新技术，及时买进和制造新武器，还要懂得各种武器构造原理，更要熟练地使用武器，使 “精良之器”发挥最高效能。三要改革军队体制。蔡锷主张把国家武装力量分为野战军、守备军、补充军、国民军、特种兵五部分，使国家军队“有战于外者，有守于内者，有维持于后方者，有应变于临时者，而国乃可言战”。四要加强军事教育。他认为，军事的教育主要在军队，而不是在学校。军人是 “国民之精华”，军队教育的好坏，不仅直接关系到军队的战斗力，而且对整个国民精神影响极大。因此“平时军队之唯一事业，教育是也”。至于教育内容，他认为一是进行技术训练，使官兵熟练掌握基本军事技能。二是严格军纪，使上下一致，号令严明。三是进行爱国教育，使全军贯一爱国心。以上三者，是军事教育之要纲。
这部三万余言的《军事计划》书，论述精辟，内容丰富，是蔡锷十多年军事学术研究和军事实践活动的结晶，是其整个军事思想的总结和概括，同时也反映了他盼望建设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以增强国家实力的强烈愿望。可惜，这样一部饱含蔡锷心血和热望的军事杰作在袁世凯和北洋军阀们的眼里只是一堆废纸，根本不予理睬。
蔡锷毕竟是资产阶级军事人物，其军事思想不可能不受阶级的局限，包含着某些片面的甚至唯心的东西。他在《军国民篇》中，不加分析地吹捧日本的 “大和魂精神”和俾斯表的“铁血主义”，企图用军国主义的精神陶冶中国的军队; 在《曾胡治兵语录》的序言和按语中，又过分地宣扬曾国藩、胡林翼的所谓 “良心和血性”，断言 “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尤为扼要”等等，反映了他不分阶级和国度，生吞活剥各类军事学说的思想倾向。此外，他在一系列著述中，一般只强调军事方面的改革，不涉及政治制度的变革，这在封建王朝或军阀专制的中国，是根本行不通的。
领导护国战争
1913年10月，蔡锷奉调入京，被派任全国经界局督办和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等职。这时蔡锷 “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①。但是，他的这种幻想和热情没维持多久，就被袁世凯疯狂地军事独裁和复辟帝制的行径所扑灭。
1915年5月7日，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企图为复辟帝制寻求靠山，这使蔡锷痛心疾首。8月，在袁的授意下，一个打着 “筹一国之治安”旗号的筹安会在北京冒出来，公然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接着，各类 “联合会”、“请愿团”也纷纷粉墨登场，为帝制唱赞歌。1915年12月，袁世凯完成了复辟帝制的准备，于13日宣布接受帝位，下令取消民国，改用洪宪年号。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罪行，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也擦亮了蔡锷的眼睛，使他看清了袁世凯的丑恶面目，决心以武力反对袁世凯的帝制活动，“为四万万人争人格”。于是他表面上若无其事，常去北京八大胡同，与名妓小凤仙厮混，以蒙蔽袁世凯，暗中却多次潜赴天津，与老师梁启超商量讨袁计划，并初步拟定了赴云南发动武装起义的战略设想。1915年11月，蔡锷秘密离京赴津，旋以治病为名东渡日本，经台湾、香港、越南抵达云南。此时云南昆明正处于革命急风暴雨的前夜。
在民主革命志士云集的云南军队中，从8月中旬 “筹安会”成立时起，中下级军官就积极活动，酝酿发动讨袁起义。9月11日以后，以唐继尧为首的团以上军官，又多次举行秘密会议，确立了护国讨袁的战略决策，并着手进行战争准备工作。蔡锷抵达昆明，受到了云南军民的热烈欢迎，加速了云南反袁武装起义的爆发。
1915年12月25日，云南通电宣布独立，众推唐继尧为云南军政府都督，组成护国军三个军，分别从四川、湘西和广西三个方向出师讨袁。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率四个梯团(旅)约八千余人入川，拟对川边敌军突然袭击，出奇制胜，夺占叙州(今宜宾)、泸州诸要地，然后北攻成都，东取重庆，“与北洋军周旋于巫山夔门以外”。然而，由于护国军兵马未动即公开宣战，打乱了秘密开进、突然袭击的作战计划; 加之多路出师分散了兵力，使护国军第一军在战争初期就丧失了战场主动权。
蔡锷组织指挥的四川战役，是护国战争中打得最艰苦、最激烈，也是决定战争命运的战略性战役。当时，蔡锷正患重病，“他瘦得像鬼，两颊下陷，整个脸上只有两眼还闪闪发光”①，身体虚弱得连话都说不出来。然而他决心 “把全部生命献给民国”，坚持抱病指挥讨袁作战。他以刘云峰之第一梯团出昭通攻叙州为左翼，戴戡率一个梯团出松坎攻綦江为右翼，自己亲率顾品珍、赵又新两个梯团约四千人为中路，经贵州毕节，直指四川泸州。
蔡锷率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部于1916年1月14日从昆明出发，命第二梯团之第三支队董鸿勋所部作为先遣队早四天出发。2月5日，董鸿勋与在永宁响应起义的刘存厚之川军第二师(欠一旅)会合，二人拟定计划，争取在主力部队赶到之前一同向泸州发起进攻。
这时，泸州守敌仅川军一个旅。旅长熊祥生得知云南出兵的消息后，已派兵两连，扼守江南之蓝田坝，阻止护国军渡江。2月7日晨，董、刘两部协同攻下蓝田坝，乘势夺占月亮岩。月亮岩雄峙江边，地势高耸，在上面配置炮兵，可居高临下压制泸州。董鸿勋将蓝田坝月亮岩交刘军驻守，自率两营，从下游泰安场渡江攻击泸州侧背。本来，若泸州守敌既无援兵，又无戒备，董、刘两军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攻取泸州不无可能，但这时，已经抵达重庆的北洋军第三、七师之前锋飞速援泸，使泸州敌情发生了很大变化。6日上午，袁军第三师吴佩孚旅和川军李炳之旅抵达泸州，加强了泸州防御力量。但董鸿勋年轻气盛，在攻取蓝田坝后，一不注意侦察分析敌情，二不注意巩固阵地，监视敌人，不待主力部队集中就仓促于8日拂晓从泰安场渡江，向彼岸之敌发动了进攻。这时，驻泸守军和援军已达三个旅之众，袁军一面阻击董鸿勋部的进攻，一面派兵利用夜幕偷渡长江，突袭月亮岩。驻守月亮岩的刘存厚军猝不及防，仓惶退却，团长陈礼门羞愤自戕。这时，已渡过长江进抵罗汉场的董支队，遭到袁军吴佩孚旅的截击，不能前进，只好从原路撤回。12日，泸州敌人倾巢出动，渡江进攻，将董刘两部包围在纳溪安富街一隅，情势非常危急。13日黄昏，护国军何海清支队赶到，冲破敌人包围，解救了董、刘两部。17日，朱德支队也赶到纳溪，马上投入作战，从小路夺占了纳溪东面高地棉花坡，终于打破了敌人对纳溪的包围。23日，蔡锷赶到前线，指挥全军对敌实施反击作战。于是，战斗在江安到蓝田坝的广阔地域内展开。双方夜以继日，反复争夺，多次短兵相接，相互肉搏，战况十分激烈。由于敌人兵力居优势，且又占据险要地形，护国军虽奋战多日，始终未能突破敌军阵地。这时敌人一师两旅的兵力全部压向纳溪，“敌则源源增加，我则后顾难继”①，护国军反复突击，旷日持久，战斗中伤亡和失踪者不下千人，兵力大为减弱，弹药尤其缺乏。在这种困难情况下，与敌硬拼下去，势必一败涂地。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3月6日，蔡锷决定全线撤退。护国军主力撤至大舟驿、叙蓬溪(今护国镇)一线后，蔡锷一面从叙州调集兵力，加强泸、纳战场，一面构筑工事，整顿军队，电催唐继尧接济弹药，准备伺机反攻。
护国军在大舟驿休整数日，士气复振，蔡锷决定对敌全线反攻。这次反攻，蔡锷无论是在制定计划，组织协同，还是实施反指挥诸方面，都有条不紊，果断坚决，在整个护国战争中，堪为精彩的一幕。3月15日，蔡锷令右翼赵又新梯团自白节滩经双合场进攻纳溪侧背，为主攻;中路顾品珍梯团一部由渠坝驿沿叙永河向纳溪正面佯攻;朱德、张煦两支队从侧翼向兰田坝迂回前进，阻击泸州援纳之敌;刘存厚师进窥牛滚场，威胁江安守敌，掩护主力攻纳。蔡锷在命令中指出：“逆军极无攻击精神，我军对其正面只宜配布少数之兵，而以主力冲其侧背，彼自溃走。宜切谕诸将领务多留预备队在指挥官之掌握，俾便运用”①。这种避实击虚抄袭翼侧的战术，对于兵力不足的护国军来说，是比较高明的。17日，几路部队同时向敌发起进攻，连战皆捷，朱德一路甚至挺进到距泸州仅几公里的地方。敌人退到纳溪外围组织环形防御。护国军各部因弹药缺乏，未能突破敌人防御。蔡锷见各路进展缓慢，恐合江之敌抄袭后路，遂于24日下令各路军队撤出战斗，退回出发地。经此一战，敌主力“第七师将校伤之殆尽，士兵损失过半，已无再战能力”②，张敬尧只得同意与护国军停战议和。
泸纳战场，护国军以弱于敌人的兵力，在饷弹两缺，无后方接济的情况下，与号称精锐的北洋军队，奋战数月，虽没有夺占泸州，却牵制住了敌军主力，阻止了敌军的推进，有力地配合了其它方向军队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反帝制运动的发展壮大。
在整个泸纳之战中，蔡锷显示了他坚定的战斗意志。蔡锷拖着虚弱的病体，奋不顾身地坚持在前线指挥作战，表现了他① 《护国军第二梯团战斗详报》蔡总司令命令。② 《致梁启超江电》，《蔡松坡先生遗集》之四。坚定不移、临危不惧和为国为民战斗到底的英雄气概。在蔡锷顽强精神的激励下，护国军官兵 “士气坚定，上下一心，虽伤亡颇重，昼夜不得安息，风餐露宿，毫不为阻”①。这种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率领将士同敌人拼杀的战斗精神，是民国以来历次战争中所少见的。
蔡锷在泸纳之战的作战指挥， 存在着缺点错误。 其一是分散兵力，多路突击。在四川方向，蔡锷以八千余众，分散配置，分割指挥，各自为战，使每一突击方向上的兵力很薄弱，不仅不能完成预定的作战任务，甚至连把守关口，阻敌进攻也很困难。后来，蔡锷尽管认识到兵力分散的问题，频频由叙州向纳溪转移兵力，但为时已晚。护国军在泸纳战场已遭到重大消耗，势成强弩之末，根本无力突破泸州、进取重庆了。
其次是强攻死守，战术呆板。蔡锷也沾染着当时军事将领的通病，主要作战着眼点是攻城夺地，因而不惜与敌反复在正面拼杀，强攻死守，而不注意发挥云南军队善于在山岳丛林地带作战的特长，和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人民群众支持等种种有利条件，采取多种战法打击敌人。这就是四川战役初期护国军打得艰苦吃力，付出代价很大而战果甚微的基本原因。也反映了蔡锷在作战指挥方面的缺陷。
在泸纳战场，护国军第一军与袁军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争夺，双方都遭受了相当大的损失，而袁军方面伤亡尤为惨重。3月22日，袁世凯在内外不利形势的逼迫下，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张敬尧见胜利无望，也在31日与蔡锷达成停战 协议。四川战场呈对峙状态。6月6日，袁世凯病死，护国战争随之结束。
1916年6月7日黎元洪继任为民国大总统，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但是，这时蔡锷病情恶化，他草草处理一下川省善后事宜，即于9月东渡日本治病。11月8日上午，蔡锷终因医治无效，病逝于日本，年仅三十四岁。
蔡锷虽然在军事理论研究和革命战争实践中颇有建树，但在政治上却一直追随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是位具有多重性格多种倾向的历史人物。对其总的评价，史学界还颇有争议。然而纵观蔡锷的一生，作为一个杰出的爱国军事家，他还是当之无愧的。
注释
① 转引自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139、141页。②引自《蔡松坡先生遗集》第34页。① 《蔡松坡先生之略史》,《长沙日报》1916年11月15日。① 詹秉忠、孙天霖《忆蔡锷》,《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432页。①②③ 《军国民篇》,《蔡松坡先生遗集》之二。① 《曾胡治兵语录》下,《蔡松坡先生遗集》之二,第15页。② 《曾胡治兵语录》下,《蔡松坡先生遗集》之二,第16页。① 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① 转引自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① 《致唐继尧等廿九子电》,《蔡松坡先生遗集》之四。① 《致唐继尧等廿九子电》,《蔡松坡先生遗集》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