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刘彻
汉武帝刘彻，西汉第五个皇帝，在位54年(前140—前87)，是我国历史上一位雄才大略、多有建树的封建帝王。他继承 “文景之治”造成的富强国势和安定政局，一改旧制，放弃汉初黄老 “无为”政治，提倡儒家学术，实行多欲进取政治，对内加强皇权，巩固统一，对外开疆拓土，宣扬国威，是完成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大帝国的重要历史人物。在他以后，战国以来的物质文化方面的分裂状态彻底改变，地方割据逐渐消失，民族融合加强，统一的文化得到迅速发展。可以说，中国真正的统一是到汉武帝以后才确立的，这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汉武帝把西汉王朝推向了极盛时期，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光辉时代。
一
刘彻生于汉景帝前元元年(前156)，其父刘启 (即汉景帝)正好这一年登基，因此他一出生便是皇子，其母为王美人(美人是宫中妃子的一种称号)，据王美人自己说，她初怀刘彻时，曾梦见太阳入怀，汉景帝说这是个吉梦，是刘彻将来必然大福大贵的征兆。这个吉梦很快传遍宫中，在刘彻身上也就增添了一层神奇色彩。但其母只是个妃子，他也只能算作庶子，按封建宗法规定，庶子是没有资格继承皇位的。
刘彻共有兄弟十三人，上有几个哥哥，下有几个弟弟，刘彻4岁的时候，依照惯例被封为胶东王。他的大哥刘荣被封为皇太子。
汉景帝有个姐姐叫刘嫖，称为长公主。长公主有个女儿叫陈阿娇，长公主想把女儿许配给皇太子刘荣，但刘荣的生母栗姬不答应，长公主让女儿为皇后的希望成为泡影，便与栗姬结下了仇。长公主一向很喜欢刘彻，便想把女儿许给他，但陈阿娇比刘彻大几岁，汉景帝不太同意。长公主便略施小计，有一天当着汉景帝的面问刘彻，要不要娶阿娇为妻，小小刘彻竟然聪明地答道： “如果能娶阿娇为妻，我一定要造一所金屋子给她。” 引得大家都笑起来，这就是成语“金屋藏娇” 的来历。汉景帝从笑声中看到了刘彻的聪明伶俐，便同意了这门亲事。从此长公主与王美人结成亲家，关系更密切了。
长公主刘嫖颇有心计，在景帝一朝是个举足轻重的政界人物，能对弟弟景帝施加重要影响，这对刘彻后来被立为太子有极重要作用。
汉景帝的正妻薄皇后因为没生儿子被废，景帝想立栗姬为后，但栗姬不识大体，使景帝很生气，长公主趁机对景帝说：“栗姬心胸太狭，如果她做了皇后，悲惨的人彘事件①难免不会重现。”长公主还经常在景帝面前夸刘彻和王美人，景帝再不提让栗姬做皇后的事了。
又过了一年，有几个大臣出面请立栗姬为皇后，景帝大怒，把为首的杀了。不久，撤掉刘荣的皇太子，改封临江王，栗姬的兄弟栗卿等出来反对，结果也被杀了头，栗姬气得害病，不久就死去了。
刘荣被废去皇太子后，朝廷展开了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斗争。梁王刘武对皇帝的宝座早就垂涎三尺，马上赶到京城进行活动，希望取得王位继承权。刘武一到京城便向窦太后表白了自己的心思，窦太后又转告给景帝，景帝召集大臣进行讨论。有个叫袁盎的大臣出来表示反对，提出宋宣公传弟不传子引起大乱，希望景帝引以为戒。景帝只好遵守“传子不传弟”的规定，刘武的希望落空，为泄愤，竟谋杀了袁盎等十多个大臣。
经过多次斗争，汉景帝终于在前元七年(前150)立王美人为皇后，立刘彻为太子。七岁的刘彻取得了皇位继承权。
刘彻从小就表现出聪明才智，汉景帝本来就喜欢他，立为太子后，更是精心培育，请来德高望众的卫绾来做他的老师。卫绾是个具有多方面才能的学者，精通儒学和文学，还懂得修车驾车等一套技术，曾辅导过河间王刘德，使刘德成为具有真才实学的学问家。在平定 “吴楚七国之乱”中，卫绾指挥军队作战有功，被升为中尉，后又被封建陵侯。能文能武的卫绾对刘彻培育了六、七年之久，给刘彻以很大影响。
幼年的刘彻很喜欢学习，对儒学经典、骑射、文学，都有很大兴趣。他读到当时着名文学家枚乘的赋，十分佩服，一直想见到枚乘本人，后来他做了皇帝，用安车蒲轮把枚乘接进京。他还向出生在匈奴的韩王信的后代韩嫣学习骑射。这样他发展成一个具有多方面才能，能文能武，有胆有识，思想活跃，心境开阔的人，为他未来的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建元元年 (前140) 16岁的刘彻继位当皇帝。在此之前，是 “文景之治”时期，汉朝经过六、七十年的发展，到文景时期，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汉武帝继位时期，“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②这都是汉初实行“清静无为”政治而带来的结果，但这表面繁荣现象的背后却潜伏着尖锐的阶级矛盾，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出现了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地主阶级得到最大的好处，农民则处在 “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的悲惨境地，被迫起来进行反抗斗争。
针对这种情况，年轻的汉武帝锐意进取，他一登基就迫不及待地进行了几项改革。首先，他认识到非大批良才无以治国，下诏给宰相以下的官吏，号召他们推荐人才，“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不久，全国各地推荐上来一百多人，其中以品德优良的称为 “贤良”，以文词见长的称为 “文学”。汉武帝命令这些人先在长安笔试，合格者再经面试。这次考试名列榜首的乃是大名鼎鼎的董仲舒，年轻的汉武帝非常高兴，要面试这些人才，第一个召见的便是董仲舒。
这天，汉武帝非常兴奋，首先提出要效法三皇五帝，希望淳风流畅，奸恶不生，百姓和乐，政治清明，世道太平，百谷丰登，洋溢的德泽足以施及四海群生，不知怎样才能实现?
董仲舒不慌不忙，认真地答道：据《春秋》记载，天人相应，国家如有乱事出现，上天会用灾害怪异进行警告，但只要不是大无道的时代，上天是愿意扶持天子的，不过天子要强力勉励于行道。所谓道，是循着它走向治的路途。仁义礼乐，乃是推行道的工具，古代的圣王已经去世，而他们的子孙能长久安宁，都是出于礼乐教化的功效，并提出王道的开端在于君王的正心，要上承天意，任用德教。尤其陈述了要搞好治道就要改弦易辙——变更教化的问题。还提出实行 “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主张。
董仲舒以“贤良”身份到长安对答皇帝的提问，提出了颇有见解的治国安邦之策，轰动了朝野，人称此事为“贤良对策”，汉武帝吃惊不小，大开眼界，这次对策中所提出的见解和理论，为汉武帝变通政治、进行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和依据。
汉武帝立即任用董仲舒为江都相，江都王刘非是汉武帝的哥哥，平时骄傲武断，不易对待。董仲舒晓以大义，用礼义纠正他的错误，取得了他的尊重。汉武帝的老师卫绾是第一任丞相，这是景帝有意安排的，景帝看到他很正派持重，提拔他做御史大夫、丞相，辅佐汉武帝。卫绾本来很喜欢儒术，听说董仲舒在对策中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非常高兴，请求汉武帝把那些专学 “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罢免回家，免得他们日后搬弄是非，扰乱国政。汉武帝马上表示同意，没有任用儒家以外的贤良。这表明，汉武帝是倾向于儒说的，这也可以说是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第一次实施。
其次，贤良对策后，汉武帝就着手政治改革，第一任丞相卫绾年事已高，政治上缺乏进取心，而且在景帝生病期间，滥杀了一些官吏，引起许多人的不满，汉武帝感到很失望。卫绾有自知之明，借病请求退休，汉武帝马上批准了他的请求，让魏其侯窦婴接替了他的职务，汉武帝还叫母舅田蚡做太尉，掌管军队。窦婴和田蚡都喜欢儒术，他们又向汉武帝推荐了儒生出身的赵绾做御史大夫，王臧做郎中令。赵绾和王臧又推荐自己的老师、《诗经》博士申培改革祭礼和研究明堂制度。汉武帝派人用蒲车和礼物聘迎申培到长安做太中大夫。
雄心勃勃的汉武帝与这些儒臣合作，决心大干一番事业，进行改革，推行多欲进取的政治措施。首先，严格法制，要求臣下检举那些行为不轨的皇亲国戚，罪行核实后给予贬谪。为削弱王侯的权力，下令要求住京的王侯迁回自己的封地去。接着是对百姓施行一些减轻负担的措施，减省 “转置迎送” 的卫士一万人，停止喂养苑马，将苑地赐给贫民，废除关卡的税收制度。施行恩德，振兴教化。汉武帝下令： 年满八十的老人，给他家里免除两个人的口算钱; 年满九十的老人，还免除他家里的口赋钱，并免除一个儿子服役。继而又设立明堂，起草巡狩、封禅制度，准备变更历法和服色，顺利地进入太平盛世。此外，汉武帝还要求做好反击匈奴的准备，并于建元三年(前138)派张骞出使西域，联合西方的大月氏国，联合夹击匈奴，汉武帝对外政策也开始改变了。
这些政策和措施，几乎都是在汉武帝登基一、两年内推行的，说明初登帝位的汉武帝改革的心情是多么迫切。但此时朝中大权仍操纵在 “好黄帝、老子言” 的窦太皇太后手里。窦太皇太后从立为皇后开始，已有四十年之久，在宫中地位高，权势大。其家族恃宠怙势，为非作歹，遭到检举和贬谪的人很多，列侯的夫人们多是公主，他们在京城的势力盘根错节，都不愿回到封地去，因此这些皇亲国戚们不断到他们的总后台窦太皇太后那里去告状，诽谤新的政治措施，加上窦太皇太后本人“好黄帝、老子言”，不喜欢儒家思想，因此，以她为核心形成了一个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反对集团。
建元二年(前139)，御史大夫赵绾又上书提议不要再让窦太皇太后干预国政，这等于取消窦太皇太后的特权，她大发雷霆，迫使汉武帝废除新的政治措施，罢免丞相窦婴和太尉田蚡，关押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送走太中大夫申培。不久，赵绾和王臧在狱中被逼自杀。
汉武帝的新政措施中断了，继任的丞相是许昌、御史大夫是庄青翟、郎中令是石建，他们都是窦太皇太后的人，而且不是儒家。政权基本上操纵在窦太皇太后手中，汉武帝无可奈何，他在等待时机。
汉武帝初试锋芒，进行新的改革受挫后，无可奈何地度日，等待时机。他生性好动，精力充沛，便利用这个机会到外面游猎，北到池阳 (今陕西泾阳县西北)、西到黄山 (今陕西兴平县以北)，南到长杨 (今陕西周至县)，东到宜春 (今西安东南)。为游猎方便，吩咐在十二个地方修建行宫，作为储备粮食、换衣、休息和住宿的处所。后来又决定扩修秦代的上林苑，叫太中大夫吾丘寿王去办理，东方朔出来规劝汉武帝不要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招致殷纣兴修九市宫，楚灵王建筑章华台、秦始皇大修阿房宫的恶果。汉武帝夸他话讲得好，提拔他做太中大夫，同时仍命吾丘寿王建上林苑。到建元三年(前138)，上林苑的扩建工程竣工，上林苑规模宏大，周围三百多里，其中离宫七十多座，佳木果树茂盛、奇花异草丛生，山岭旷野相连、溪涧深池相通，怪兽杂集，禽鸟群栖，别有一番天地。年轻的汉武帝在上林苑中驰骋、狩猎，修身养性，研读诗赋。
有一天，他读到了 描写诸侯游猎场面的《子虚赋》，大加赞赏，惋惜地说： “此作虽好，可我不能与作者同时啊!”太监杨得意说：“我有个同乡司马相如，就是《子虚赋》的作者。”汉武帝大喜，下令司马相如速速进京，司马相如又当场作《上林赋》，洋洋三万言，词藻华丽，音韵铿锵。汉武帝看后，非常满意，留他在京城做郎官。
汉武帝自幼喜欢文学，又得到司马相如的指点，兴趣更浓，写下了不少诗词歌赋，如今留传下来的有《瓠子歌》、《天马歌》、《孝夫人歌》、《秋风辞》等。此后，他还创立了乐府官署，掌管俗乐，收集民间歌辞，这也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
在汉武帝初试锋芒，受挫窦后的这段时间里，他并没有完全沉湎于游玩之中，而是积极地读书求知、发掘人才，培植自己的势力，等待时机，再展宏图。后来成为一代名臣的韩安国、汲黯、公孙弘，着名文学家司马相如、东方朔，开拓东南、西南立下汗马功劳的唐蒙、庄助，都是汉武帝在这一时期发现的人才，这些人以后都成了汉武帝的左膀右臂。并且，此时期汉武帝成功地解决了东南沿海的东瓯和闽越问题，树立了自己的威信，稳定了地位，并对窦后集团进行反击，于建元五年(前136)，根据董仲舒的建议，下令设五经博士，再一次执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这对窦后集团是个有力的打击，汉武帝又要大展宏图了。
建元六年(前135)，窦太皇太后病死，汉武帝摆脱了束缚，立即下令罢免丞相许昌和御史大夫庄青翟，清除了窦太皇太后安插在朝内的所有亲信党羽，任命田蚡为丞相，韩安国为御史大夫。此后，他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终止了黄老思想指导下的“无为”政治。采纳了董仲舒的新儒家学说，推行多欲进取政治，开创了一个辉煌的时代。
二
汉朝是在秦末农民起义胜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汉初的朝廷官员多是军功贵族，刘邦虽下过求贤令，表示与贤士大夫共治天下，然而贤士大夫并没有大量进入朝廷，史称“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初定，公卿皆军吏”。孝惠帝、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功臣”。到文景时期，仍不任儒，都是任用有最高军功爵列侯、关内侯的军人或嗣袭侯爵的军功贵族子弟，太常属官博士虽由文人担任，不过具官待问，也没进入公卿行列，一直到汉武帝继位之初，汉朝仍然是军人贵族政府，汉武帝决心改变这种情况，适应地主阶级要求在政治上享有更多权利的要求，广泛地选拔人才，扩大其统治基础。
汉武帝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极为重视并善于选用贤士大夫，一即位就派使者用安车蒲轮征召文学家枚乘，枚乘年老，死在路上，其子枚皋，也颇有才华，到京上书，武帝大喜，让他做过去只有贵族和高官子弟才有资格担任的高级侍卫郎官。汉武帝决心向贤士大夫、文人术士打开政权的大门，打破军功贵族垄断政权的局面，改变政府的官员构成。
建元元年(前140)，刚继位不久的汉武帝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亲自策试。在着名的 “贤良对策”中，董仲舒指出汉初从高官子弟中选官和论资排辈的用人制度有很大的弊病，使大量的有才之士因为出身和资历的限制而被埋没。董仲舒提出了养士求贤的建议：兴建太学，培养人才，革除陋习，“实试贤能为上，量才而授官，录德而定位”。汉武帝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制定了选官用人的方针，即《史记》中所记：“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古，无所阿私。”这条方针的实施，打破了论资排辈的陋习和军功贵族独占政府要职的局面，以后，汉武帝又通过一系列法令、措施，建立并健全了由察举、太学、征召以及公车上书等组成的以选拔文官为主的用人制度。
自武帝建元元年 (前140) 那次全国大规模推举后，又于元光五年 (前134)、元封五年(前106)几次要求郡国推举孝廉、贤良方正、秀才，并且规定不举孝廉者罪。并允许官民上书言政，还下诏表示要将这些 “有非常之功”的 “非常之人”，破格任用为 “将相”或 “使绝国者” (出使远方国家的使臣)，这就是汉朝的察举选官制，这种制度汉初就已存在，有贤良和孝廉二科，武帝又增加了科门，明文规定郡国各以人口比例定额选举： “郡国人口二十万以上，岁察一人; 四十万以上，二人;六十万，三人; 八十万，四人; 百万，五人; 百二十万，六人; 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 不满十万，三岁一人”。科门有四： 第一科是德行，第二科是学术和儒学，第三科是明习法令的法律人才，第四科是行政人员，元封五年又增加茂材异国科。汉武帝健全了这种选官方式，使察举制完善起来。同时实行公车上书制，允许吏民直接向朝廷上书言事，有才能的人可以毛遂自荐，武帝时上书言事的人很多，即位之初，“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炫鬻者以千数”。上书得官的着名人物如东方朔、主父偃、徐乐、严安等。主父偃是当时文士，贫穷不得志，长期怀才不遇，元朔元年(前128)上书九条给汉武帝，阐明健全法律和反击匈奴方面的政治观点，以求施展抱负。汉武帝看后，大加赞赏，当时他正感到律令的陈旧不合时宜，反击匈奴战争也未打开局面。汉武帝马上召见了主交偃等三人，与他们交谈甚欢，兴奋地说： “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 以后，他重用主父偃，一年提拔四次，主父偃是后来 “推恩令”政策的主要筹划者，为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作出了贡献。
汉武帝看到象主父偃这样的人才险些被埋没，又见于吏道日非，作出严格规定：“各地长官，一次不推荐人才的黜爵，两次的黜地，三次的爵地全黜。附于欺上者死，附上欺下者刑。参预国政而无益于民，和在上位而不能进贤的斥退。二千石的高官不举孝廉，不奉诏的，应以不敬论处; 不廉洁、不胜任工作的，应当免官”。
汉武帝在完善察举制的同时，还建立了征召制，征召那些有一定才能又不肯出仕的社会贤者、隐居高士、学者名流。建元征召，有文学家枚乘、儒学大师申培等。此后汉武帝又在元光五年 (前130) 征召通世务晓习道术者，元狩元年 (前122)，派遣博士行天下征召君子隐士。征召制、察举制与公车上书制相配合，汉武帝网罗了大批人才。
建元年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兴建太学，设五经博士。太学是我国第一所国立大学，“养天下之士”，完全是培养文官人才的制度。朝廷由太常选拔18岁以上的优秀青年入学受业做博士弟子，郡国也可以挑选品学兼优的青年送到太学。学习一年，经过考试，凡通一经以上者，可补文学掌故的官缺; 成绩甲等者并为郎官; 下材而不通一艺的不用;如有特别优异的茂材异等，名字直接上报。这是教育与选官相结合的制度，它定期地、经常地向朝廷输送文官，是政府各级官员的主要来源。
这套选官制度为朝廷输送了大批文官，特别是太学制度创立后，“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政府官员成份发生了巨大变化。元朔五年(前122)武帝打破列侯拜相的旧例，直接任命贤良对策出身的老儒公孙弘为丞相，汉代的文人学士第一次占据了政府的最高职位，这是由汉初军人贵族政府转变成文官政府的标志，汉初政制的巨大改革终于在汉武帝时期完成了，这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大进步。
通过上述用人制度的改革，汉武帝直接或间接地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形成了以皇权为中心的官僚制度，使地主阶级中下层的知识分子踏上了仕途，扩大了西汉王朝的统治基础。在汉武帝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学等方面的人才，如提出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经学家董仲舒，大政治家主父偃，大史学家司马迁，大文学家司马相加，大军事家卫青、霍去病，大农学家赵过，大探险家、外交家张骞以及从牧羊人中提拔的卜式，从商贾中提拔的桑弘羊，从少数民族中任用的金日， 再加上公孙弘、 韩安国、 郑当时、 苏武、 霍光等， 构成了整个一代辅佐之臣、 开拓将领，出现了 “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的兴盛局面。
汉武帝能大胆改革用人制度，打破各种人为限制，不拘一格，广开仕途，招贤任能，大胆任用了一大批开拓型人才，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改革，真正体现了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为后代史家赞不绝口，清代史论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 “武帝长驾远驭，所用皆跅(tuo)驰(放荡不羁)之者不计流品……史称雄才大略，固不虚也。”这一批文才武将在各自的领域里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的辉煌成就使这一时期的历史放射出夺目的光彩，汉武一代，众星璀璨，刘彻以帝王之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这个灿烂时期杰出人物的总代表。
三
用人制度的改革，使用人权集中到皇帝手中，察举制、征召制和博士弟子优选官制度，为朝廷输送了大批高质量的文官，进一步充实和加强了封建统治机构，加强了中央集权。汉武帝又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使统治权力更加集中。
首先，削弱相权，强化皇权，行生杀之威。汉武帝一登基，就寻求论证君权神授的学说，经学大师董仲舒的 “天人合一”说迎合了汉武帝的需要。董仲舒论述了天道和人道的关系，指出天人关系的实质是天王合一，提出 “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天子“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 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洁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这样，给皇权笼罩上一层神秘色彩，使皇权神圣不可侵犯，为汉武帝加强皇权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汉武帝为了独揽一切大权，着手削弱丞相的权力。汉初丞相都是开国功臣，他们总摄朝政，百官恭谨从命，朝中群臣甚至象内史 (首都市长) 这样的高官，丞相认为有过失都可以先斩后奏，在同皇帝商量国事时，丞相的意见也倍受尊重，一般是照准的，丞相推荐的官员甚至一出任就可以充任九卿郡守品级的大官，丞相的权力往往超过皇权。汉武帝对这种丞相分权的情况极为不满，他上任后开始逐步改变这种情况。这时，适逢汉初功臣元老也大都去世，汉武帝便趁机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逐步改变军功贵族专权的状况，用儒生来为他的政治服务，通过一系列官制改革，取消军功贵族的特权地位，至元朔五年(前122)，武帝打破列侯拜相的旧制，任命出身贫苦的儒生公孙弘为丞相，彻底摧毁了军功贵族的特权。公孙弘就是以顺从皇帝旨意，能用诗书礼乐的词句来文饰政事为特长的，更谈不上什么特权和势力，显然是皇帝的忠实奴仆，不会与皇帝争权。不仅如此，汉武帝还把朝官分为中朝和外朝。他从“贤良文学”以及直接向皇帝上书的文士中选拔贤才，随侍左右，又将少府属下一个主管文书档案的机构“尚书”，作为审阅公文，谋划政事，起草诏令的日常工作机关，与侍中、中书组成 “中朝”。在这里聚集了大批智囊人物，他们商量国家大事，成为决策机构，作出决定后再交给 “外朝”的丞相去公布执行，以丞相为首的 “外朝”成了执行机构，九卿不再通过丞相而直接上奏给皇帝，以丞相为首的政权机关被架空了，相权旁落，皇帝通过 “中朝”大权独揽。
汉武帝不仅削弱相权，还经常对丞相采取谴责、黜免，甚至处死。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共用了十三名丞相，除田蚡、公孙弘、石庆和田千秋四人外，其余卫绾、许昌、薛泽被“免相”; 李蔡、庄青翟和赵周畏罪“自杀”; 窦婴、公孙贺和刘屈氂(mao)被“斩”。丞相职务竟没有人愿意担任了。汉武帝建立中朝制，极力削弱了相权，强化了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为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采取 “强干弱枝”的政策，着手削弱地方割据势力。汉初的诸王国在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虽然普遍削弱，但有的诸侯大国仍然“连城数十，地方千里”，拥有很大的势力，往往违法乱纪以至谋反中央，是中央集权国家的隐患。比如汉武帝的叔叔梁王刘武，完全不把汉武帝放在眼里，出行如天子一样威风，千乘万骑，前呼后拥，他还“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东游士莫不至”。自作弩弓数千万，府库银钱“且百钜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再如江都王刘非在地方上为非作歹，横行霸道，他的儿子刘建看中了邯郸梁蚡的女儿，与父亲刘非争风吃醋，最后刘建霸占了梁女，派人杀死梁蚡，朝廷不敢受理这一案件。显然，这些独霸一方的诸侯王对中央政权是不小的威胁，他们的横行霸道也给当地百姓带来巨大灾难，中央政令无法在这些地方施行。汉武帝为巩固西汉政权，缓和阶级矛盾，采取了继续对诸侯王进行打击和削弱的措施。
首先汉武帝从董仲舒提出的 “大一统”理论中找到了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地方势力的理论依据，他极力宣扬大一统的理论。并于元朔二年(前127)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清除分封制。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由长子继承王位外，还可以推恩将其余的诸子在原封地内封侯，新封的侯国不再受原国王管辖，直接由各地的郡县来管理。这一措施名义上是皇帝施以恩德，实际上剥夺了诸侯王的政治军事权力，缩小了诸侯王的地盘，此后“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推恩令分封的小侯国，只能“衣食租税”，不再享有政治上的特权。这样，使很多有权有势的诸侯王国大大地削弱了，如梁国被分为五，长沙国分为十六，菑川国分为十七。为此，诸侯王对汉朝的“削藩”不满，一些强有力的诸侯王起而反抗，出现了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蓄谋叛乱。
刘安、刘赐是亲兄弟，乃汉高祖刘邦之孙，其父刘长骄傲勇武，为夺取皇位，曾派人谋杀汉文帝，事败自杀。在“吴楚七国之乱”中，刘安曾发兵响应叛乱，没有得逞，一直虎视眈眈，注视着中央政权。“推恩令”颁布后，刘安大为不满，勾结衡山王刘赐，“阴征宾客，拊循百姓，为畔逆事”，他们甚至制成了自己登位用的皇帝、丞相、御史大夫的印绶。他们串通一气，准备联合向长安进攻，篡夺帝位。元狩元年 (前122)，他们的阴谋暴露，汉武帝与丞相公孙弘、御史大夫李蔡和诸侯王联席廷议，大家一致认为：刘安“大逆无道，谋反明白，当伏诛”。汉武帝随即命令廷尉把刘安逮捕法办，刘安闻风自杀。淮南国和衡山国被废除，其地改为九江郡和衡山郡。在严惩刘安、刘赐的过程中，汉武帝发现朝廷有人与诸侯王密谋勾结，为限制诸侯王网罗人才，结党营私，颁布了 “左官之律”、“附益之法”和“阿党法”，用以打击那些不事天子，专事诸侯，与诸侯王结成逆党的分子。从此，诸侯王的势力一落千丈，失去了因分封制而存在的独立性，对中央皇权的威胁基本上解除了。元鼎五年(前112)汉武帝对南越用兵，做齐相的卜式上书给汉武帝，愿意父子当兵，死在南越。汉武帝下诏表扬，并封做关内侯，布告全国，号召向他学习。但响应者甚少，一百多个列侯没有一个从军的，汉武帝非常生气，到宗庙祭祀时，借故诸侯王奉献给宗庙的黄金成色不好或分量不足，夺爵一百零六人，废其封国，改设郡县。以后连侯国也越来越少了。据统计，汉初因功封侯的有一百四十余人，到武帝太初年间，只剩下五人。这样汉初以来的分封诸侯与中央集权的矛盾在汉武帝手中最后解决了，分封制名存实亡，中央集权的体制全面巩固下来。
汉武帝在打击地方势力的过程中，还着手打击地方豪强势力，加强对地方官吏的控制。汉初禁网疏漏，减轻刑罚，地方豪强势力得到很大发展，各地出现了一批“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横行乡里的强宗豪右和地方官僚。他们有的勾结诸侯王，利用封建宗法关系，有的拉帮结伙，招纳宾客，“权行州城，力折公侯”，独霸一方。这种现象，显然不利于中央集权统治，危害国家政策的施行和社会安定。为加强对他们的控制，汉武帝一方面继续推行汉初以来迁徙豪强的办法，把他们迁到关中，置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内实京师，外销奸滑”，做到“不诛而害除”，另一方面，任用酷吏诛杀豪强，如河内太守王温，“捕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产全部没收。经过这次打击，河内治安明显好转，“郡中无犬吠之盗”。
汉武帝还改革汉初的监察制度，于元封五年(前106)，把全国划分为十三部(州)每部 (州)派刺史一人，于每年秋天巡行郡国，按“六条问事”的职权，监督郡国，第一条就是对“强宗豪右”的限制。刺史不处理一般行政事务，专门检查各地豪强的违法乱行和地方长官郡守，国相等人的营私舞弊行为，经考察认为优秀的地方长官可以推荐到中央任九卿，认为恶劣的可罢免。刺史职权重大，升迁迅速，是代表皇帝监督地方官员的得力干将，同时由于刺史品级不高，又不管理日常事务，就使部 (州) 只是一个监察区域而不会形成一级新的地方行政组织，从而防止它权力膨胀以致发展成新的独立王国。这一措施的施行，使地方豪强势力受到了遏制，社会趋于安定。
汉武帝还进一步整顿吏治，办法有二，一是叫张汤和赵禹共同制定各种法律条文，约束官吏; 二是任用酷吏严格执行这些法律条文，惩办违法官吏，当时出色的酷吏除张汤和赵禹之外，还有周阳由、义纵、王温舒、尹齐、臧宣、杜周等人。元狩三年(前120)，汉武帝开挖昆明池，参加劳动的尽是“谪吏”，估计至少有十万左右，可见当时犯法的官吏之多，整饬之严。
此外，汉武帝还在兵制和法制方面加强了中央集权，如在中央常备军中增设八校尉，隶属北军： 增设期门军、羽林军，隶属南军，又增设楼船 (水军)等军种。这样使中央集权有了更加坚强的支柱，同时也加强了对外作战和对内镇压的力量。汉武帝时期的法律更为严密烦苛，律令多至“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这也表明了封建专制主义对人民统治的残酷性。
汉武帝采取了打击地方割据势力，改革政治，集权中央的措施，使国家从政治上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强盛的保证。
四
由于频繁战争和宫廷奢侈，汉武帝继位后，经济出现紧张的局面。单是元狩二年(前121) 至元狩四年 (前119) 的三年间，用去的钱物数字就相当惊人： 匈奴浑邪王招降时，赏赐的财物价百多亿;山东发生水灾时，郡国仓库的钱粮用光了，只得把72.5万关东贫民迁到西北和东南，用去钱物很多，使县库大空;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带去钱物价值几千万。这样，因支出过多，无法弥补，汉朝出现财政困难，汉武帝决心改革这种状况，进行了经济改革，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改革币制，把铸币权收归中央。
汉初，允许郡国私自铸钱，文帝时“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于是“盗铸如云而起，弃市之罪不足以禁矣”。这一方面造成币制混乱，物价上涨，钱币贬值，阻碍了商品流通。另一方面也使一些贵族官僚、富商大贾操纵造币之权，富垺天子，威胁中央。例如，景帝时“七国之乱”的首谋吴王刘濞，就是利用铸币、煮盐发家，聚集了雄厚的经济力量。吴王在起兵叛乱时说：“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于吴，诸王日夜用之不能尽。有当赐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遗之”。可见，诸侯王操纵铸币权，势力膨胀，成为吴楚“七国之乱”的经济基础。元鼎四年 (前113)，汉武帝下令禁止郡国铸钱，销毁各地私铸的钱币，在全国成立专门的铸币机构。由水衡都尉的属官钟官、辨铜、技巧三官负责铸造五铢钱，钟官负责铸造，辨铜负责审查铜的质量、成色，技巧负责刻范。新铸的钱称五铢钱 (也称上林钱或三官钱)，重如其文，钱的质量很高，便于流通，自武帝中叶以后到隋朝止的六、七百年间，五铢钱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统一使用的标准货币。在币制改革时汉武帝公布法令： “凡私自制造各种钱币的，罪皆死。”后来吏民因铸币而犯法被处死的有十万人之多。许多商贾看到改革钱币，便把所积的货币变成货物囤积起来，使劳动人民受害不小。
第二，由国家统一经营盐铁事业。
这是汉武帝从经济上向地方豪强争夺财力的一场斗争。汉初，盐铁由私人经营，国家收税，特别汉文帝时，对盐铁经营采取放任政策，富商大贾、豪强大族往往占有山海，“专山泽之饶”，他们往往使用成百上千的人在山区海滨，或采矿冶铁，或煮海制盐，垄断对国计民生有重要影响的冶铁制盐业，这不仅影响中央的财政收入，也助长了分裂割据势力，不利于社会安定。汉武帝为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打击富商大贾的势力，采纳大商人孔仅和东郭咸阳的建议，于元狩五年 (前118) 下令禁止民间从事盐铁业，“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把冶铁、煮盐、酿酒等重要工商部门收归中央，由国家垄断经营，在全国设置盐铁专卖署，任命当地的大盐商为盐官或铁官，管理煮盐、制造铁器和买卖盐铁等事务。不产铁的地方设小铁官，以熔化废铁作农具或用具。当时所设的盐官共有三十七处，铁官四十九处，盐铁官营，加强了中央对经济的管理权，削弱了地方割据势力，也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当时着名的理财家桑弘羊说：“盐铁官营后，政府增加收入达亿万之计，当时四方征讨的费用，全仰 ‘盐铁之福也’。”但是管理盐铁的官吏多为盐铁商人，经营不善，往往产品质量低，价格昂贵，许多贫民买不起官家的盐铁，竟然用木器耕作，吃淡食。
第三，推行均输平准政策。
为对付投机商人的囤积居奇活动，改善政府征收各地贡品的方法，汉武帝采纳桑弘羊的建议，于元封五年(前110)推行均输、平准的新法，由国家统一调剂全国的运输和物价。均输，即调剂运输，由大农令统一在各郡国设均输官，负责将各地的贡品就近转运贩卖，再买当地特产转卖，如此辗转贩运，最后把各地特产集中到长安，减少直接运输的损耗。平准，即平衡物价，由大农令置平准官于京师，总管全国均输官运到京师的物资财货，除去皇帝贵戚所用外，作为官家资本经营官营商业，国家掌握了大批物资，“贵则卖之，贱则买之”，调剂有无，平衡物价，防止富商大贾从中渔利。这一政策，既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又可使百姓免受富商大贾的盘剥。
第四，推行算缗、告缗，打击富商大贾。
为打击富商大贾、高利贷者的经济势力，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汉武帝于元狩四年(前119)颁布了算缗和告缗的命令。算缗就是向大商人、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规定商人财产每二千钱，抽税一算(二十钱)，经营手工业者的财产，凡四千钱，抽一算; 除三老和北边骑士而有轺车者，每辆抽税一算，商人的车则征收二算; 船五丈以上者，征收税一算。凡不如实申报财产的，没收其全部财产并罚往边境戍守一年，并鼓励知情者告发，查实后奖给告发者一半，称为“告缗”。汉武帝派杨可主持告缗事务，一时告缗之风遍及全国，据《汉书·食货志》记载： “中家以上大氐 (抵) 皆遇告。……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 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氐(抵) 破产。”这种办法使封建国家又大发横财，打击了不法大商人，同时也使一些小有资产的百姓破产。
汉武帝进行上述经济改革，都是在重农抑商的原则下进行的，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打击了富商大贾、豪强、贵族的经济势力，增加了西汉政府的财政收入，暂时解决了由于战争和奢侈浪费所造成的困难，从经济上加强中央集权，巩固了地主阶级的专政。但这种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抑制了民间工商业，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汉武帝在推行抑商政策的同时，还采取了一些重农的积极措施，他非常重视水利建设，关中地区许多着名的水利工程，都是在汉武帝时修建的。元光六年(前129)，他起用着名水利工程家徐伯主持漕渠的工程，渠长三百多里，不仅缩短了关东到长安的漕运时间，而且使沿渠万余顷土地得到灌溉。在修漕渠的同时，又征发万余民工修龙首渠，从今陕西澄城县引洛水灌溉今陕西蒲城、大荔一带的田地。在兴修水利中，劳动人民发挥了聪明的智慧，发明了“井下相通行水”的“井渠法”，使龙首渠从地下穿过七里宽的商颜山，这是我国第一条地下水渠。元鼎六年(前111)又在郑国渠上游修了六条辅助的小渠，称六辅渠。太始二年(前95)，汉武帝又征发民工修白渠，全渠长近二百里，灌溉农田四千五百余顷，水中泥土又可肥田。当地人民歌颂说： “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臿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半。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班固也在《西都赋》中赞道： “郑白之沃，衣食之源。”当时关中着名的渠道还有成国渠、 灵轵渠和渠。 这些大规模的水利工程， 对关中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汉武帝还非常重视黄河治理。汉初，黄河屡次决堤，造成了严重的水灾。元光三年(前132)，黄河又在瓠子(河南濮阳西南)决口，泛滥成灾，殃及十六郡。元封二年 (前109)，汉武帝征调几万民工前去修治，并亲自巡视工地检查工程，命将军以下的随从人员都参加填修缺口的劳动。经过这次修治，二十多年没有塞住的黄河决口终于塞住了。汉武帝欣喜倍至，愉快地作了一首《瓠子之歌》，咏述前后的情况。此后八十年间，黄河没有发生大的水灾。
汉武帝还重视农业技术和新的生产工具的推广。他积极推广大农学家赵过发明的代田法和耧车，使汉代的农业开始发生较大的变革，推动了农业的发展。汉武帝还很重视边疆屯垦事业，曾派桑弘羊组织六十万人屯垦，不仅增强了国力，也有效地防范了匈奴的入侵。
五
汉武帝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采取措施，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而且在思想上也加强了统治，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一直经历将近两千年而不衰。
汉初六、七十年间，以 “清静无为”为特点的黄老之说盛行全国，汉初统治者 “反秦之弊”，希望以黄老的 “无为”、“好静”作为手段，收到“民自化”、“民自正”、“民自富”、“民自朴”的效果。的确，汉初由于统治阶级奉行黄老之学，对安定政局、约法省禁、休养生息、发展生产都起了有益的作用。但由于无为、放任，却给诸侯王和富贾豪强以扩张势力、为非作恶的机会，从而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激化了阶级矛盾。到汉武帝继位，地主阶级的统治已经巩固，社会经济有了新发展，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已不能适应地主阶级的要求，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实现大一统的儒家思想便起而代之。
儒家思想和儒家学派在秦始皇 “焚书坑儒”后受到打击，但到汉初已逐渐抬头，如陆贾为刘邦献马上治国策，叔孙通为西汉王朝制定成套的礼仪制度。到了汉武帝继位初年，儒家学派实际上已成为社会上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而此时经济已得到发展，统治阶级的欲望也增强了，汉武帝需要有一种进取精神较强的统治思想来代替黄老“无为”思想。而且平定七国之乱后，地方王国势力受到削弱，为强化皇权提供了基本条件。而儒家学说恰恰适应了这种要求，它博大精深，具有包含政治、哲学、教育、文学、伦理各方面内容丰富、包罗万象的特点，它以 “仁政” 为核心的政治观和道德观，使它便于被统治阶级全面利用，尤其在升平时代用以控制人民，更有适应性。
汉武帝自幼受儒家教育的影响，一上任便在儒家人物窦婴、田蚡、赵绾、王臧等人的合作下进行了新的改革，但受到信奉黄老思想的窦太皇太后的阻挠，当时黄老无为的道家学派势力很大，淮南王刘安曾网罗一批门客，编着了一部集黄老和孔、墨、申、韩之大成的《淮南鸿烈》，极力提倡阴阳之学和道家方术，作为同汉武帝进行政争的舆论工具。窦太皇太后一向是“好黄帝，老子言”，反对汉武帝任用儒派人物进行革新，因此把汉武帝周围的儒家人物全部罢黜，只是到窦太皇太后死后，汉武帝才摆脱了束缚，重新起用儒家代表人物，着手建立大一统的宏伟帝业。
董仲舒应运而出，适应时代的要求，提出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这一时期新儒家的代表。他在建元元年(前140)贤良对策中提出了他的理论，主要内容有四：第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一思想。汉武帝继位之初，丞相卫绾就提出：“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而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系统地提出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认为 “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决不利于政治统一，“臣愚认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度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要求统一思想，统一法纪，把天下之人的思想统一在儒家思想范畴内。由此可见，汉武帝推行 “独尊儒术”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配合政治上的统一而求得思想上的统一。第二，强调大一统思想。董仲舒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并说“有天子在，诸侯不得专地，不得专封，不得专执……不得致天子之赋，不得适天子之贵”，从理论上为加强中央集权，“强干弱枝”，天子至尊，一统天下找到了根据。第三，提倡“君权神授”，把道家的道统变成封建的法统。董仲舒提出“天人相与”、“君权神授”，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他进一步提出“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天子的职能是“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 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 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这样，用神秘的色彩把皇权的合法性和永恒性固定下来，使皇权成为 “神授”而不可侵犯，为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且从“君权神授”说出发，董仲舒还极力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的等级观念，并提出了 “三纲五常” 的伦理规范。用宗教神学的观点附会“三纲”，“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于是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构成了四种统治权力，从政治到伦理秩序规定了人与人、人与天关系的标准，它虽然对维护国家统一，曾经起过一定积极作用，但象一具无形的镣铐，时刻束缚着人们的手脚，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精神痛苦，对思想文化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第四，提倡儒家的仁政，同时强调法制。儒家反对用严刑对待人民，主张施行“仁政”，董仲舒提出 “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限民名田”以“塞兼并之路”，防止过分的贫富分化，避免出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同时，董仲舒也强调法制，在主张“以教化为大务”的同时，又主张 “正法度之宜”，强调利用法律维护封建统治。
董仲舒的这些主张，是从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出发提出的方案，为汉武帝集权中央，统一思想，一统天下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有利于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是很自然的。
此外，汉武帝为独尊儒术，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儒学教育体制，用儒家思想来培养封建地主阶级的接班人。元朔五年(前124)，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兴办太学。太学完全用儒家五经为课程，教师聘请儒学博士担任，太学生数逐年增加，到西汉末已有一万人。这些用儒家思想培养起来的人才，成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最得力的维护者。除此之外，汉武帝还号召在郡国兴办地方学校，如当时蜀守文翁 “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武帝大加提倡，推广全国。这样，儒学成为士人进身阶梯，把教育体制与用人制度和统一思想协调起来，天下士人为进入仕途，纷纷统一到儒家思想中来。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为了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需要，他的这一文化思想政策，与其政治、经济集权和民族政策，是完全一致的，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
六
汉武帝的雄才大略，还表现在他开疆拓土，威震四方，为巩固和发展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方面作出的贡献。
汉初实行“无为”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 文化上的联系，为以后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创造了有利条件，但这种政治也助长了西北边疆和蒙古高原匈奴贵族的贪婪性和掠夺性，给西汉边疆的吏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也给西汉的政权造成了很大威胁。汉武帝为建立一个 “大一统”的封建帝国，推行抗击和“征抚” 的民族政策，他不断北伐匈奴，迫使匈奴北迁，出现 “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的局面，使中国北部地区得到开发;派人出使西域，确立西汉对西域的宗主地位;平定闽越和南越的叛乱，稳定了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开拓了东北和西北边疆，使今新疆、甘肃西部开始进入中国的版图，东北地区的疆域则从今辽东半岛一直扩大到浑江、鸭绿江流域。
在秦汉之际，匈奴发展很快，势力大增，骚扰北部边境，汉初因为经济凋蔽，国力不足，再加上黄老“无为”思想的指导，对匈奴采取了和亲政策，把汉室公主嫁给单于，每年送去大批的丝绸、粮食、酒等，与匈奴约为兄弟，但仍不能阻挡匈奴的侵扰，汉武帝继位后，随着权力的不断加强，国家经济实力空前雄厚，已无内顾之忧，反击匈奴贵族的条件完全成熟了，汉武帝也一改“无为”政治，采用儒家思想，推行多欲进取政治，对匈奴进行大规模的反击。
建元六年(前135)，匈奴派人来请求和亲，汉武帝召集百官廷议，和战辩论甚为激烈，结果以韩安国为首的主和派占了上风，汉武帝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决定和亲，把一民间女子装扮成公主，嫁给匈奴单于。第二年，雁门马邑土豪聂一知王恢是朝廷内主战派代表，便向他献计说：“现在匈奴正和中国和亲，不会怀疑，我们把它引诱进来，用伏兵袭击，定能取胜。”王恢向汉武帝反映，汉武帝又召集大臣廷议，发生了第二次和战辩论。汉武帝首先发言，定下了主战的调子，王恢引古论今，舌战群雄，强调了反击的好处和诱敌必胜的结果，最后汉武帝决定用武力反击匈奴。
于是，汉武帝调兵遣将，积极准备，元光二年 (前133) 王恢派聂一诈降逃入匈奴，以杀死马邑官吏、开城相迎，引诱单于前来，汉武帝在马邑旁的山谷里埋伏了三十万大军，以李广、公孙贺、王恢、李息、韩安国等人为将军。不料，单于进到离马邑百里远的地方，发现田野里有很多骡马，却没有一个牧人，觉得奇怪，便下令攻打附近的烽火亭，捉住一个尉吏，探知了真相，退兵逃走。汉武帝很是懊恼，责问王恢为何不发出匈奴的运输部队，并使王恢下狱，后来王恢自杀于狱中。此后，汉武帝下令采取备战措施，征调民工在雁门一带修建防御工事，储备军粮，加紧训练军队。在这以后，汉武帝对匈奴用兵十五次，其中最重要的有武帝元朔二年 (前127)，元狩二年 (前121) 和元狩四年 (前119)三次。
元光六年 (前129)，匈奴大举入侵，进到上谷 (今山西西北部)地方，杀人放火，掠夺财物，汉武帝下令反击，结果除卫青一路获胜外，其余三路都大败而归。元朔二年(前127) 匈奴入侵上谷和渔阳，杀掠吏民一千多人，汉武帝派卫青和李息从云中出发反击敌人，歼敌五千，夺回河南地 (今蒙古河套地区) 之后，汉武帝又采纳主父偃和朱买臣的意见，在河南地设置朔方郡，招募十多万百姓修筑朔方城，开发边地，以后又设置五原郡，修缮蒙恬建立的要塞，巩固黄河边防，使京城安全得到保障。
元狩二年 (前121)，汉武帝三次下令对匈奴用兵，进行远距离的追歼和迎降，是年春，骠骑将军霍去病带兵一万出陇西，转战六天，打过焉支山 (今甘肃山丹县东南) 一千里，直到皋兰山(今甘肃兰州附近)下，经过激战，杀掉匈奴两个王，俘虏了王子、相国和都尉，消灭了他们十分之七的力量，把休屠王的祭天金人也夺了过来，使匈奴受到沉重打击。匈奴的浑邪王带匈奴四万部众降汉，汉武帝把他们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称“五属国”。汉武帝在此战役后在河西走廊设置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把大批内地贫民迁到那里，保证了汉至西域通道的畅通，加强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文化经济交流。
第三次大规模战役在武帝元狩四年 (前119)，此次战役，汉军投入骑兵十万，步兵和运输队几十万，骑兵负责进击，步兵负责防护。由骠骑将军霍去病带五千精骑从定襄出发，行动异常迅速，如飘风一样，北进二千多里，杀掉匈奴的裨王和相国等首领八十三人，灭其主力七万多人。卫青出定襄千余里，与匈奴军相遇，在大漠中展开夜战，匈奴突围而逃，卫青追击二百多里，进到寘颜山赵信城，灭敌一万九千，大胜而还，经过这次打击，匈奴一蹶不振，再无力骚扰中原，“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西汉建国以来百年的匈奴边患，至此基本解除。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制止了匈奴贵族的野蛮掠夺，维护了汉朝边郡的先进的农业生产，使北部边境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是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
汉武帝还开始了对大西北的开发，当时主要原因是“断匈奴右臂”，班固在《汉书·西域传》中写道：“孝武之世，图治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经过元狩二年 (前121) 那次对匈奴的战役，汉武帝控制了河西走廊，并设张掖、酒泉、敦煌等郡，甘肃正式成为汉朝版图的一部分，河西走廊得到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开发和建设，武帝下令移民屯田，修整水利，大大发展了农业生产，建设起一条富饶的河西走廊，不但断了匈奴右臂，隔绝了其与西羌的联络，更重要的是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形成了沟通古代欧亚交通的 “丝绸之路”。
在汉武帝时期，随着河西走廊的开发，内地与西域的联系也逐年加强，公元前138年和前119年，汉武帝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加强了中原和新疆一带少数民族的联系。此后，汉武帝又与乌孙国和亲，建立联盟，使匈奴无法在这一带进行活动。由于匈奴的阻挠和破坏，汉武帝有时也不得不用兵西域，元封三年(前108)派兵出征楼兰(今新疆若羌一带)和姑师(今新疆吐鲁番、乌鲁木齐一带)，攻下了这两个小国，控制了中西交通的咽喉。太初三年 (前102) 又派大将李广利远征大宛 (今苏联中亚安集延一带)，迫使大宛重建亲汉政权，使西汉“威行西域”，确立了西汉王朝对西域的宗主地位。太初四年(前101)，西域许多国家都派王子王弟来长安朝见汉武帝，并留长安作质子。汉武帝为保证西域的通道畅通无阻，在玉门关到盐泽 (今新疆罗布泊) 一线修建了许多要塞，在轮台、渠黎等地设置田卒几百人，开渠种田，积储粮食，以供应往来使者; 还设置使者校尉保护使者在路上的安全，东西往来使者、商贾很多，“丝绸之路”由此畅通并繁荣起来。从此加强了汉族与西北各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交往，汉族的先进冶铁、牛耕、丝织和水利灌溉等技术传往西北各族，西域的牲畜、瓜果、蔬菜的栽培技术和舞蹈、乐器等也传到内地，丰富了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
汉武帝还着手闽越和南越，完成对东南和南方的统一。秦始皇虽然统一了南方，但南方的形势并不稳固，秦亡后，南方和东南方相继出现了几个越族政权，自立为王，这就是东瓯、闽越和南越。汉初无能为力，不得不和他们“剖符通使”，承认现状。闽越国实力雄厚，“甲卒不下数十万”，闽越王根本不把西汉王朝放在眼里，“名为藩臣，贡酬之奉不输，一卒之用不给”，而且还经常发兵骚扰汉境，吴楚“七国之乱”后刘濞败逃东瓯，东瓯王杀之。刘濞的儿子逃到闽越，闽越王收留了他，并与其共同蓄谋反汉。闽越王的反汉活动严重影响了西汉王朝在全国的统治，也给东南人民带来战乱之苦，汉武帝决心消除这一祸患。
汉武帝继位之初的建元三年(前138)，闽越王派兵攻打东瓯，东瓯王派人到长安，请汉武帝出兵相救。汉武帝经过廷议，决定出兵，派庄助带会稽郡 (今江苏苏州) 兵从海上救援东瓯，军队还没到达，闽越王就退了兵，庄助兵不血刃解除了东瓯之围。东瓯王怕汉军走后闽越再来攻打，请求内迁，汉武帝同意，东瓯王率四万军民迁到长江和淮水之间的地区，取消外臣国的地位，使东瓯人民与汉族人民生活在一起，加速了民族融合。
建元六年 (前135)，闽越又出兵进攻南越，南越王一面吩咐军队只守不攻，一面派人向汉武帝请示。经过廷议，汉武帝派王恢和韩安国率两路大军东进闽越，支援南越。闽越内部发生政变，闽越王的弟弟余善杀闽越王郢，献其头颅给将军王恢。汉武帝见首恶已诛，便下令罢兵，立闽越先王的子孙繇君丑为越繇王。并立余善为东越王，迁往东越故地。元鼎六年 (前111)，东越王余善趁南越叛乱之机发兵攻汉，把攻汉的将军称为“吞汉将军”，进攻白沙、武林、梅岭三个地区，杀死三个汉军校尉，还刻成玉玺，准备称帝，与汉朝分庭抗礼。汉武帝接到消息后，下令处死驻守边境、临阵脱逃的大司农张成和前山州侯刘齿，然后命韩说、杨仆等率五路大军水陆并进，进攻东越，汉军势如破竹，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东越内部又发生内讧，部将杀死余善向汉军投降。汉武帝平定这次叛乱后，考虑到东越地方险阻，民俗强悍，其统治者又反复无常，为防止后患，把东越人迁到江淮一带，此后闽越地区一直比较稳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
南越指今两广一带。原为秦始皇新开的南海三郡，秦末变乱时，秦朝的龙川令赵佗代理南海尉据险自守，逐步尽占桂林和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治理得不错，刘邦封其为南越王，南越成为汉王朝的藩属国。汉武帝帮助南越王解除了闽越的威胁，使其感恩戴德，派自己的儿子赵婴齐入侍。赵婴齐在长安与一个邯郸女子摎氏成婚，生子赵兴，后来赵兴成为南越王。但后来南越统治者内部矛盾加剧，丞相吕嘉势力增大，与王太后摎氏发生争执，王太后请求内属，吕嘉极力反对，双方相持不下，竟在朝中动武。吕嘉逃出后，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发兵杀掉南越王赵兴、王太后和汉使。汉武帝认为吕嘉的叛乱给他造成了出兵的机会，便于元鼎五年(前112)派十多万军队分五路进攻南越，第二年，汉军攻下番禺 (今广东广州)，消息传来，汉武帝正出巡走到黄河东边的左邑桐乡，遂把这个地方改名为闻喜县; 不久，走到汲县的新中地方，得到俘获吕嘉的消息，又把这个地方改名为获嘉县，这是今天山西闻喜县和河南获嘉县两个地名的由来。吕嘉反叛平定后，汉武帝在南越设置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台浦、交趾、九真和日南九个郡，前六个郡在两广境内，后三个在今越南境内。以后南方与东南和中原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汉武帝同时也加紧对西南地区的开发。在今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一带，居住着许多语言、风俗互不相同的少数民族，当时称之为 “西南夷”。他们各立 “君长”，组成几十个部落，其中贵州境内的夜郎、云南境内的滇和四川境内的邛都等最大。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虽然早与巴蜀地区的汉民有往来，但道路不便，秦统治时间很短，未及开发，汉初又放弃经营，而各族之间往来并未中断，到汉武帝执政后即决定开发西南。
建元六年 (前135)，汉武帝派唐蒙带一千人使夜郎，置犍为郡，并凿石开山，修筑了一条长达二千余里、广丈余、深三、四丈的山道。不久又派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在那里“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后来，为了 “专力事匈奴”，乃 “罢西夷，独置南夷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保”。元鼎六年 (前111) 破南越后，再次在西南设郡，以且兰为牂牁郡，邛都为越嶲郡， 筰黎为沈黎郡， 冉駹为汶山郡， 白马为武都郡。 元封二年 (前109)汉武帝又发巴蜀兵伐滇，降滇王，以其地置益州郡。从此云贵地区正式成为汉王朝的郡县，西南地区归入西汉版图。西南各族和汉族人民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了，广大西南地区得到了进一步开发。
元封三年 (前108)，汉武帝又发兵东北，降服了那里的高句丽等部，在那里设玄菟(郡治在今辽宁新宾西)、乐浪 (今朝鲜平壤)、真番、临屯 (皆在今朝鲜境内) 四郡。此后朝鲜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更加密切了。
汉武帝广开三边，大刀阔斧地拓植四方，巩固和发展了庞大的帝国，使我国的版图初具规模，也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加速了民族大融合，为建立和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
七
汉武帝北伐匈奴，南平闽越南越，于西南设郡，开边兴利，继往开来，对中华民族做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但是，在这其中也包含了汉武帝本人的急功近利和好大喜功，造成了人力财力的巨大浪费，给人民带来极大苦难。如元狩四年(前119)对匈奴用兵这一次战役仅对有功将士赏赐就花费了五十万金，相当于汉政府平常的全年总收入，而汉武帝用兵四十年，大小战役不计其数，军费之大实在难以想象。司马迁《史记》中说，汉武帝继位之初，“人给家足”，府库充实，经过几十年对外战争，“海内虚耗”。和秦始皇一样，汉武帝也喜欢巡游，他先后出巡十几次，元封元年(前110)他北至朔方(今蒙古乌拉特前旗南)阅兵，向匈奴炫耀军威，南下登中岳嵩山，东巡海上，至泰山封禅，再沿海北上至碣石 (今河北昌黎)，转向西沿北郡经九原(今蒙古包头西)折回长安。行程达一万八千里，沿途 “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所费远远超过秦始皇。
随着岁月的流逝，汉武帝感到日渐衰老，千方百计地寻求补救，迷信鬼神，寻求长生不老仙药。元鼎五年(前112)，方士栾大来到长安，说自己往来海上，见到过仙人，又说会炼黄金，治黄河决口，招来神仙，找到长生不老的仙药。汉武帝信以为真，陆续封他为五利将军、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乐通侯，赐黄金万斤，并把自己的女儿长公主嫁给他。最后还专门刻一方玉印，以对待宾客的礼仪封他为天道将军，表示不把他作为臣属。满足了栾大的一切狂妄要求后，才派他入海寻求仙方，结果当然是一场骗局。元封元年(前110)，骗局败露，汉武帝腰斩了栾大。但他仍不断派人到海上求仙，幻想有人能够成功。
汉武帝时广开三边，中外交往频繁，远方的奇珍异宝和各种高级奢侈品流入中原，更刺激了汉武帝的骄奢淫欲，他广设苑囿、宫殿，陈设布置穷极豪华，优礼外国使者、商人，招待赏赐无数。
庞大的开支耗尽了文景以来的积蓄，武帝便推行经济改革，扩大政府收入，号 “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但是，“利不从天来，不从地出，一取之民间”，汉武帝虽然名义上不增加正税，但各种负担最后只能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迫使农民大量破产流亡。到元封四年(前107)关东流民达二百万之多，社会矛盾日趋严重，终于酿成了天汉年间(前100——前97) 的农民起义，“天下骚动”，起义遍及南阳 (今河南西南)、楚 (今长江中游) 齐 (今山东)、燕赵之间 (今河北北部)。他们自立名号，攻取城镇，释放罪犯，惩治官吏。汉武帝立即派中央大员到各地督促镇压，这些人身穿绣花衣服，手持节杖、虎符和刀斧，被称为“绣衣使者”，他们对农民镇压相当残酷，有些起义队伍仅几千人，而被屠杀的却有几万人。他们还有权镇压地方官吏，上至州刺史、郡太守，下至一般小吏，凡不能发现起义或捕杀不力的，一律就地正法，称“沉命法”。这样一来，许多官吏也死于非命，一些官吏发现农民起义也不敢上报，以图蒙混过关，农民起义越来越多。
汉武帝晚年多病，疑神疑鬼，有一次梦见数千木人打他，醒后病倒，他认为是臣下吏民诅咒造成的，于是出现“巫蛊之祸”。他派江充去调查，先后害死数万人，其中包括丞相公孙贺父子、武帝亲女诸邑公主、阳石公主、卫皇后的侄儿长平侯卫等显贵人物。后来有人告发太子宫中有木偶人，诬他在诅咒武帝，征和二年(前91)七月，皇太子被迫假传圣旨捕斩江充，发兵攻占长安各要害部门，武帝大怒，令丞相刘屈氂发兵逮捕太子，两军在长安大战数日，皇太子兵败自杀，卫皇后也自杀了。这一案件到第二年被认为是冤狱，太子得以昭雪。后来，丞相刘屈氂和贰师将军李广利也被指控从事巫蛊活动诅咒皇帝，刘屈氂被杀，李广利投降了匈奴，所统帅的七万大军全军覆没。武帝一生多次大胜匈奴，最后却由于非军事原因而遭此惨败，引起他思想上巨大的震动，后来他觉察到所谓巫蛊活动多无实证，纯属江充等人制造的冤案，他诛灭了江充全家，中止了这一惨祸的继续。
一连串的挫折使汉武帝反思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他开始检讨自己的过错，征和四年(前89)，汉武帝最后一次出巡到山东海边，想到海岛上寻找神仙，在东莱海边等了十多天，看到大浪淘沙，无边无际，没法行船，只有绝望地回程，他边走边回顾往事，心中有无限感慨，走到钜定县 (今山东广饶县北) 时，看到农民正忙着春耕，他便拿起耒，亲自到田里参加劳动。他到泰山明堂里祭祀时，对着天地神灵和大臣们自我检查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不久，大鸿胪田千秋请求斥退方士，汉武帝表示同意说： “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悉罢之!”他遣散了所有的方士。这年六月，搜粟都尉桑弘羊又请求汉武帝派人到轮台修筑堡垒，驻扎军队时，汉武帝下轮台罪己之诏，说前此有人请求按人口增加三十钱的赋税作为边用，这是加重老弱孤独者的痛苦，现在又请求到轮台驻军开田，这是“扰劳天下” 的行为，“朕不忍闻”，宣布 “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与民休息。在诏书中深表后悔之意，史称“轮台悔过”。这是中国古代帝王罪己以收民心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也说明汉武帝毕竟是一位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在自己统治的最后时期，能看到自己过去政策中失误，向人民表示忏悔，实属难能可贵，这在古代封建帝王中是不多见的。这也标志着汉武帝一生政策的一大转折，以后他采取了与民休息、思富养民的政策，任命田千秋为丞相，并封为“富民侯”，任命大农学家赵过为搜粟都尉，让他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先进的“代田法”和先进农具，经过两年的努力，社会又趋于安定了，开启了后来的 “昭宣中兴”、媲美文景的西汉盛世。
汉武帝已经精疲力尽，身体日渐衰落，征和四年(前89)，他在甘泉宫避暑时让人画了一张周公背成王朝见大臣的图画，把它赐给奉车都尉霍光，托咐霍光辅佐汉武帝的小儿子刘弗陵继承皇帝位，并且他逼迫刘弗陵的母亲赵婕妤自杀于云阳宫，目的是怕太后干政，出现吕后干政的事件。后元二年(前87)汉武帝在五柞宫一病不起，汉武帝知道自己命在旦夕， 在床前立刘弗陵为太子， 同时封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 金日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嘱咐他们同心协力辅佐皇太子刘弗陵。
又过了一日，汉武帝去世，霍光等人马上加强戒备，把太子刘弗陵扶上皇位，断绝了他三个哥哥的幻想，然后以新皇帝的名义为汉武帝发丧致哀，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送到长安西北的茂陵安葬，其陵墓东北有霍去病和卫青墓，东南有霍光墓。史学家司马光评述了汉武帝晚年的所作所为，指出“其所以有之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是他“晚而改过，顾托得人” 的结果，汉武帝上承 “文景之治”，下启 “昭宣中兴”，作为一代雄才载入史册。
① 指高后吕雉虐杀戚夫人的事件。② 《史记·平准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