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宗爱新觉罗奕詝
爱新觉罗·奕詝(1831——1861)，满族，是大清王朝自顺治帝以来的第七位皇帝。庙号、谥号为文宗协天翊运轨中垂谟懋德振武圣孝渊恭端仁宽敏显皇帝，因他即帝位后的年号是咸丰，所以人们一般又称他为咸丰帝。
咸丰帝在位期间(1850——1861)，大清王朝早已度过了它的黄金时代，进入衰败时期。咸丰自幼性情温和，谦恭孝亲，深得父辈的喜爱。20岁的时候，他继承皇位，立志要有一番中兴的作为，为此，他整饬纲纪、整肃吏治，治理财政，选贤任能。然而，时势不让人，他所统治的时期，正是大清王朝的多事之秋，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在内部，太平天国革命方兴未艾，蓬勃发展，占据了清王朝的半壁河山;在外部，西方列强步步进逼，仗势欺人，无理索求，甚至不惜干戈相见。面对这种局面，咸丰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企图安内攘外。他百般征取钱材，以充日益增长的军费开支; 广办团练，以强化清王朝的军事力量; 更为重要的是，他打破祖宗成法，重用汉族官僚，以动员整个统治阶级的力量，压平太平天国。可是，咸丰帝回天无术，在内外双重打击下，他显得那样软弱、慌乱和无能，形势日益不利。于是中兴的希望破灭了，代之而起的是无法抑制的忧虑和郁闷，最终在内外交困中病逝，结束了他忙乱应付的一生。
宣宗定储 弟兄失和
奕詝，道光十一年(1831)元月初九日出生在圆明园的湛静斋(后改称基福堂)。他的父亲，是大清王朝的第六位君主道光皇帝詝宁，他的生母是孝全成皇后钮祜禄氏。孝全成皇后钮祜禄氏原是乾清门二等侍卫颐龄的女儿，因为受宠于道光皇帝，很快就由全妃晋升为全贵妃。生儿子奕詝后，更得道光皇帝的喜爱。道光十三年 (1833) 四月，皇后冬佳氏病死，不久，奉皇太后懿旨，全贵妃晋封为皇贵妃，掌管六宫事宜。第二年，又被册封为皇后。
奕詝出生以后，深得父亲和母亲的疼爱，生活自然是欢乐而优越的。为了更好地对奕詝进行教育，道光帝不仅经常亲自督教，而且按照培养幼君和皇子的惯例，对年幼的奕詝进行严格的训练和培养。奕詝6岁的时候，他开始入学读书。所学的课程很多，除学习蒙古、满族语言文字，并按照满族的习俗练习骑射技勇外，主要是学习儒家经典、历代治术、圣训、列朝实录等等。奕詝的师傅名叫杜受田，字芝农，山东滨州人。杜受田是道光朝的进士，具有较高的封建文化素养，是一名理学家。他希望能把奕詝培养成一代明君，所以对奕詝的教育十分认真，也很正统，凡所陈说，都是唐尧三代圣贤相传之旨，并加以自己的发挥。杜受田做奕詝的师傅时间很长，从奕詝入学读书直到奕詝即位，有十余年之久。这种传统的封建儒家教育，对奕詝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
道光二十年 (1840)，奕詝的生母孝全成皇后突然病死，终年才33岁。当时，奕詝还不满10岁，母亲的死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打击，欢乐的童年留下了一丝阴影。孝全成皇后死后，奕詝由奕訢的生母静贵妃抚养。值得庆幸的是，静贵妃见小奕詝过早地失去了母亲，失去母爱，十分爱怜他，所以对他就象亲生儿子奕訢一样，处处关心和照顾他，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小奕詝也很懂事，见静贵妃对自己这样好，也十分感激和尊敬静贵妃。奕詝和奕訢年龄相仿，兄弟俩同在书房读书，共同练武，两小无猜，关系十分融洽。虽然他俩是异母同父的兄弟，但两人的性格却迥然不同，奕詝好静，奕訢好动;奕詝性浑朴，奕訢性机敏; 奕詝谦恭温和，奕訢争强好胜。说起来，奕詝是中宫皇后所生，且年长奕訢1岁，但奕詝却不如奕訢聪明和富有才气。奕詝和奕訢一起读书的时候，奕訢就曾砧研武功，自制枪法28势，刀法18式。道光帝十分喜欢，于是赐名，刀叫“宝锷宣威”，枪叫 “棣华协力”。
道光皇帝 (宣宗) 一生共有后妃20多人，先后给他生了10个公主和9个皇子。其中，皇二子奕纲，皇三子奕继早，皇长子奕纬也在皇四子奕詝出生前的两个月病死了。皇五子奕誴，在道光二十六年 (1846)过继给道光帝的弟弟和硕惇恪亲王绵恺为嗣，袭了郡王位。道光帝晚年，又陆续有了皇七子奕譞，皇八子奕詥，皇九子奕譓，但都年幼无知。所以，在诸王子中，唯皇四子奕詝和皇六子奕訢颇得道光帝的钟爱。道光帝晚年，为了建储传位的事费了不少的脑筋和心思。在道光帝看来，皇四子奕詝和皇六子奕訢，都是很好的人才，自己都很喜欢，两人虽各有千秋，但却都有继位的资格。奕詝是正宫皇后所生，而且年长，按照一般的惯例和传统，理应奕詝继位; 而奕訢生性聪明，才华出众，尤其是相貌和平时的行为都很类似道光帝，所以虽然是庶出而年少，却受到道光帝格外的器重和垂青。所以，道光帝虽想早些立下储位，以减少一件心事，但却犹豫不决，一直拿不定主意，所以定储一事，悬而未决。
随着年龄的增长，奕詝和奕訢逐渐懂事了，他们似乎都知道父亲的心事。虽说两人一起长大，关系十分密切，但是谁都希望自己能继承皇位，既然父亲久未决定此事，那就说明父亲还没有最后决定谁优谁劣，只要努力，自己就有继位的希望。所以弟兄两人彼此开始或明或暗地竞争，两小无猜，赤诚相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不仅他俩是这样，就是他们的师傅们也参与了此事，积极为自己的学生出谋画策。道光帝晚年，渐渐感到身体不如从前，所以抓紧对两个孩子进行有意识的考察，以便决定皇储问题。有一次，道光帝召见奕詝和奕訢，想亲自考问一番。奕詝和奕訢知道后，知道此事关系重大，所以都连忙跑去问自己的师傅。奕詝的师傅卓秉恬告诉他说：“如果皇上有何垂询，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奕詝的师傅杜受田则不同，他告诉奕詝说：“若谈古论今，条陈时政，你的才识绝不如六爷。只有一个办法，如果皇上自言老病，将不久于帝位，你就伏地痛哭，以表孺慕之诚。”奕詝按照他师傅的指点去做，果然有效，道光帝认为奕詝仁慈孝亲，心中十分喜悦。有一年的春天，道光帝想去南苑校猎，命诸皇子都随从自己去。春天，万物复苏，春意盎然，皇家的林园，更是草木泛青，鸟语花香，令人心旷神怡。道光帝和诸皇子个个兴致勃勃，兴趣旺盛，开弓放箭，争先恐后。校猎结束时，奕訢猎获的禽兽最多，道光帝心中自然高兴。这时，他才注意到四子奕詝竟一箭未发，心中十分纳闷，便叫过奕詝问他怎么回事，奕詝十分认真地回答说：“现在是春天，鸟兽正在孳育，我不忍心伤害天下生灵，干挠自然界的和谐。”道光帝听后，心中大喜，说： “这才是有道明君的话呀!”经过几次反复考察，道光帝逐渐认为奕詝更适合继承帝位，于是决定了储位的问题，但也不能委曲了六儿子奕訢，于是道光二十六年 (1846)，道光帝亲笔朱谕： “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并按照清王朝的立储家法，藏在鐍(jue)匣内。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十四日，道光帝病危，在圆明园召见宗人府宗令载铨、御前大臣载垣、端华、僧格林沁、军机大臣穆彰阿、总管内务府大臣文庆等人，当众启开鐍匣，宣布道光二十六年的立储密谕。并正式颁布朱谕，立皇四子奕詝为皇太子，命各大臣同心赞辅。同一天，道光帝死，年方20岁的奕詝正式即位，改年号咸丰，以第二年(1851) 为咸丰元年，这就是历史上的咸丰帝。
咸丰帝即位以后，第一件事便是颁发谕旨，布恩天下。按照其父道光帝的遗嘱，封六弟奕訢为恭亲王，并封五弟奕誴为惇亲王，七弟奕譞为醇郡王，八弟奕詥为钟郡王、九弟奕譓为孚郡王，追封早已死去的兄长奕纬、奕纲、奕继为郡王。在众多的兄弟中，咸丰帝和恭亲王奕訢关系最为密切，由于这样，咸丰帝也素知奕訢的才能。所以，咸丰帝即位之初，对奕訢还是十分信任的，也想委以重任。咸丰元年 (1851) 十一月，任命奕訢为军机大臣，不久便以亲王身份任军机处领班军机大臣。咸丰帝也时常召见奕訢，共同议事。可是，奕訢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恃才傲物，妄自尊大，目中无人，而且他原本对奕詝继承皇位就不服气，所以在咸丰帝面前也是盛气凌人，多有越轨之举。所以，咸丰帝渐渐就对恭亲王奕訢有了看法，对他也不如从前那样信任和热情。结果弟兄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冷淡，越来越疏远，甚至互相猜疑。最后终因静皇贵太妃受封皇太后一事而公开化。
静皇贵太妃，也就是恭亲王奕訢的生母静贵妃。她初入宫的时候，被封为贵人，后晋升为静嫔、静妃。道光十二年 (1832) 十一月二十一日，她生皇六子奕訢，又晋升为静贵妃。咸丰帝的生母孝全成皇后死后，升为皇贵妃，管理六宫事务。当时，道光帝已经秘密定储，立奕詝为皇太子，于是便不能再册封为皇后。咸丰帝即位以后，尊封她为康慈皇贵太妃，而且心中感谢静贵妃对自己的养育之恩，经常去静贵妃的寝宫——寿安宫去问候，对她格外尊重。可是，静贵妃并不满足现在的封号，她想，我抚养奕詝，现在奕詝做了皇帝，我理应得到皇太后的封号。奕訢也想为她的生母争到皇太后的封号，以便提高自己的地位，所以奕訢对此事也非常积极。咸丰帝对此事老大不愿意，认为先帝的嫔妃被嗣皇帝尊封为皇太后的事，前朝没有先例。所以虽然奕訢母子屡次提起，咸丰帝都没有答应，康慈皇贵太妃的皇太后封号迟迟定不下来。
咸丰五年(1855)，康慈皇贵太妃病危。有一天，咸丰帝来到皇贵太妃的寝宫，正想进去探视，恰好恭亲王奕訢从里面出来。咸丰帝便问太妃的病情如何，奕訢立即跪下，哭着说： “已经病危了，看太妃的意思，只有得到封号才能瞑目。”咸丰帝没有想到恭亲王奕訢会在这个时候提到封号问题，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所以他手足无措，不知怎样回答才好，只是随便应付了两声： “哦，哦!”奕訢则认为，咸丰帝已经答应了给皇贵太妃以皇太后的封号，格外高兴，于是匆匆忙忙在赶到军机处，传咸丰帝的旨意，立即置办册封礼。咸丰帝见奕訢等人已经办好皇太后封号事宜，心中十分诧异和气恼，认为奕訢是有意胁迫自己，可是木已成舟，不好更改。咸丰帝不得不在七月一日传旨，尊康慈皇贵太妃为康慈皇太后。事后，咸丰帝越想越气，对奕訢十分不满。康慈皇太后死后，咸丰帝下令减杀太后丧仪，不按皇太后的规格发丧。在给康慈皇太后上谥号的时候，不系宣宗谥，即不加宣宗成皇帝的 “成”字，以区别其他皇太后，创清代历史上皇后不系皇帝谥号的特例。
不仅如此，咸丰帝想趁机杀一杀奕訢的威风和锐气，于是颁发谕旨，以恭亲王奕訢“于一切礼仪多有疏略之处”为由，罢免了奕訢的军机大臣职务，宗人府宗令、正黄旗满洲都统等职也均着开缺，并不准他恭理康慈皇太后的丧事。并警告奕訢，今后要“自知敬慎，勿在蹈愆”。后来，咸丰帝虽然也对奕訢有一些照顾，但兄弟之间的感情却无论如何恢复不了先前的样子了，而且政局也有所变化，所以，直到咸丰帝临死以前，奕訢始终没有得到重用。
励精图治 企望中兴
咸丰帝即位以后，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十分腐败的社会，政治混乱，财政匮乏，军队窳败，民不聊生，一派萧条景象，真是千疮百孔，满目疮痍。面对这种局面，年仅20岁的咸丰帝年少气盛，血气方刚，颇有点进取精神。他向往大清王朝的康乾盛世，力求恢复先辈的文治武功;他钦佩历史上那些除弊起衰的圣明君主，决心做一番中兴大业，以便挽救正在走下坡路的大清王朝，稳定爱新觉罗氏在全国的统治。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调整对内对外政策，整顿吏治，治理财政，任贤用能，对清王朝的统治政策进行了全面的修整。
咸丰帝心中明白，问题的关键在于吏治，没有认真办事的官僚机构，其他一切事情都无从谈起，所以他在内政方面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罢庸任能，整顿吏治。咸丰帝即位的时候，大清王朝的官场习气已腐败到极点，机构臃肿，人浮于事; 结党营私，互相倾轧; 互相推诿，效率极低。就拿清王朝最高决策中枢来说吧，每到讨论各种重要事情的时候，诸王大臣根本不认真负责，积极献计献策，或推诿不言，或借端闲谈，置公事于脑后，有的甚至干脆托故不到。如果有那位大臣带头发表意见，同僚们就会对此人产生一些恶意的看法，或视其为越位擅专，或耻笑他轻佻浮躁。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每逢遇有交议，并不会集，一任主稿衙门委派司员书吏，分送片稿，各衙门的堂官也不考虑，随同画诺，有时明明知道不妥也不肯明言。清朝中枢是这样，上行下效，各级地方官员也好不了多少。咸丰帝对此是清楚的，他知道，腐朽的官场习气，大大降低了政府的功用，不利于自己的统治，必须改变这种状况。
为了整顿吏治，就必须罢免昏庸官吏，以儆效尤。为此，咸丰帝首先向军机大臣穆彰阿开刀。穆彰阿，满州镶蓝旗人。嘉庆朝中进士，历任内务府大臣、步兵统领、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大学士等职。道光即位以后，穆彰阿投机钻营，百般奉承，深得道光帝的信任和宠幸，任军机大臣20余年。他结党营私，排斥异已，压制群僚，无恶不作。由于当权日久，门生故吏遍布内外，时人称之为“穆党”。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穆彰阿包庇走私烟贩和受贿官吏，从中分肥得利。禁烟运动高潮时，他又暗中干涉破坏。鸦片战争爆发后，他又诬陷林则徐、邓廷桢等，支持琦善等人的求和活动。对此，咸丰帝在即位以前就有所闻，并深深地痛恨，然而，他手中没有权力，更有其父道光帝为穆彰阿作主，所以只能在心中愤慨，却无可奈何。咸丰帝上台以后，大权在握，便把穆彰阿做为自己整顿吏治的第一个目标。咸丰帝即位十个月后，即亲笔朱谕，宣布穆彰阿的罪恶。他斥责穆彰阿妒贤忌能，结党营私，有些大臣虽尽忠尽力，但有碍于己，必欲陷之;有些无耻之徒早丧尽天良，但同恶相济，必欲全之。并指出穆彰阿揣摩以逢主意，因宠窃位。咸丰帝历述穆彰阿的罪状后，给予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咸丰帝在处治穆彰阿的同时，也惩罚了大学士耆英。耆英，满州正蓝旗人，爱新觉罗氏，历任副都统、侍郎、盛京将军等职。在鸦片战争时期，先后担任了广州将军、杭州将军，钦差大臣，力主屈服妥协，亲手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并迫于英国代表璞鼎查的要求，诬陷在台湾抗英的总兵达洪阿、台湾道姚莹，致使二人被革职。1844年——1848年，耆英任两广总督，允许英国人进入广州城。这些都引起咸丰帝的痛恨和愤慨。咸丰帝发布朱谕指出，耆英和穆彰阿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抑民奉夷，谩许英人入城，贻害国家，给予贬官处分。咸丰帝的举动，震动朝野，也得到了一些官僚士大夫的好评，令人耳目一新，为之一振。然而，长时期养成的积习是很难立即改变的，尚需坚持不懈的努力。咸丰帝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不断告诫群臣说： “如果继续泄泄沓沓，因循不振，只知高官厚禄，置国事于不问，那么将来大局不堪设想呀!”
咸丰帝重惩昏庸官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制度自身的弊病是咸丰帝无法认识的，因而也是无从改变的。正因这样，咸丰帝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官场的风气问题。咸丰帝曾心情沉重地说： “大小官员，狃于积习，巧饰因循，弊端百出，虽然迭降严旨，力加整顿，但尚未尽革颓风。”为了进一步扭转这种局面，咸丰帝在罢免庸官的同时，重点进行了清王朝中央的官员调整，选拔了一批他认为有才能的人。在这些官员中，首先是道光帝临终时的两位顾命大臣，一是怡亲王载垣。在道光朝时，载垣已经是御前大臣行走。咸丰帝当政以后，他又历任左宗正、宗令、领侍卫大臣。另一个是郑亲王端华。在道光朝，端华已是御前大臣。咸丰帝当政以后，又先后被任命为阅兵大臣、右宗正、署镶白旗蒙古都统、步兵统领、镶黄旗领侍卫内大臣，在内廷行走。其次是穆荫等一批新进之人。穆荫在道光朝考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咸丰帝继位以后，又命穆荫为五品京堂候补，在军机上学习行走。又任国子监祭酒。当时，部臣认为非科甲身者不得担任此职，反对让穆荫担任国子监祭酒。咸丰帝不为所动，坚持己见，特意颁发一道诏旨，仍然任命穆荫为国子监祭酒，由于咸丰帝喜爱，所以穆荫越级升迁，屡受提拔。历任光禄寺卿，内阁学士、兼副都统、礼部侍郎、署左翼总兵、理藩院尚书、兵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要职。匡源，在道光朝已官至吏部侍郎，咸丰朝被提升为军机大臣。杜翰是咸丰帝的师傅杜受田之子，咸丰帝十分照顾他，而且杜翰才能出众，勇于任事，更受咸丰帝倚重。咸丰帝即位以后，数月之间，提升杜翰为工部侍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办理京城巡防事宜。焦祐瀛，曾历任内阁中书，军机章京、光禄寺少卿，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太仆寺卿等要职，咸丰帝的谕旨多出自其手。
在咸丰帝所提拔的人中，最重要的是肃顺。肃顺，字雨亭，一字豫庭 (或作裕亭)。他是郑亲王端华的同胞弟弟，在道光朝仅为三等辅国将军，授散秩大臣，奉宸苑卿。咸丰帝即位以后，郑亲王端华、怡亲王载垣用娱情声色诱惑咸丰帝，深受咸丰帝的宠幸，于是他们君臣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郑亲王端华乘机推荐他的弟弟肃顺。肃顺的才气不仅远出端华、载垣之上，而且在清朝宗室中也算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他性格开朗，才华横溢，勤于任事，而且钦佩法家治术，主张为政要严。他认为，只有重刑厉典才能挽救颓风，稳定清王朝的统治。这些十分合于咸丰帝的心思，于是肃顺渐渐得到咸丰帝的喜欢，青云直上，飞黄腾达，提拔速度之快，令人吃惊。肃顺历任内阁学士、户部侍郎、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兼都统、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 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署领侍卫内大臣等要职。尤其是后来，咸丰帝十分信任和倚重肃顺，凡事都与肃顺密谋，军机大臣则成为拱手听命伴食而已的虚位。肃顺也依仗咸丰帝的势力，为所欲为，独揽大政。
咸丰帝上台以后，重新任命提拔了一些重要官员，有的也确有才能，协助咸丰帝处理了一系列军政大事，但是这远不能扭转整个清王朝的时局。而且肃顺等人越级升迁，包揽一切大权，又造成新的专横，于是也造成了清廷内部新的矛盾和斗争。
咸丰帝即位以后，在罢庸任能，调整统治班子的同时，也加强了对社会腐败现象的治理。科举是封建文人登上统治地位的重要途径，也是统治者选拔人才的重要方法。可是，随着社会风气的腐败，考试中的弊端日益严重，漏洞百出，行贿受贿事件经常发生。咸丰初年，科场上向考官递条子的风气十分盛行，在大庭广众之前也不忌讳，达到了公开化的程度。一些善于投机钻营的人，虽然不学无术，也往往会金榜题名，而那些正直朴实的人，虽有满腹经纶也往往名落孙山。更有一些可耻之徒，在条子上还加上3个圈或5个圈，如果获中，3个圈就赠300金，5个圈就赠500金。面对这种污浊腐败的科举情况，咸丰帝十分愤恨和忧虑，他担心这样下去，会危及自己的统治，所以时有加以整顿的想法。当然，咸丰帝认识不到科举制度自身的弊端，他所能做的，只是严惩那些行贿受贿的无耻之徒。他以为，只要整顿好科场秩序，就能选拔出合格的人才。咸丰八年(1858)，咸丰帝在肃顺等人的鼓动下，严厉地惩处了一批徇私舞弊者。咸丰八年(1858)，顺天府乡试，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柏葰为主考官，副考官为户部尚书朱凤标、左都御史程庭桂。发榜以后，人们发现，在中式前十名中，有位旗下大爷平龄，因为平时喜欢唱戏，曾经登台演出，于是京师舆论哗然，人们窃窃私议：“优伶也能高中了。”人们的议论，引起了御史孟传金的注意，他上疏弹劾。咸丰帝立即下谕，派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吏部尚书陈孚恩等查办，凡有牵连的考官先都解职听候查办。陈孚恩先找到监考的副考官程庭桂，拐弯抹角地提到科场的情况，程庭桂照实地说道：“这也不足为怪，光我收到的条子就有100多个。”于是陈孚恩就把所有的条子都拿了去，发现程庭桂的儿子以及自己的儿子都牵涉进去。陈孚恩蒙混过关，掩饰过去，而其他人则被革职拿问，于是柏葰，朱凤标、程庭桂等人都被革职下狱。其实这件事确有人捣鬼，作弊也是实情，可柏葰本人并不知情，但问题在于柏葰平时和肃顺等人不和，因此肃顺等人在审查此案中，挟带私仇，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咸丰帝感到柏葰老成宿望，不愿对柏葰施以重刑。肃顺等人则说： “取士大典，关系至重，必须严厉执法，以惩积习。”这样以来，咸丰帝也不好再为柏葰开脱，于咸丰九年(1859)二月发布上谕：“情虽可原，法难宽宥，言念及此，不禁垂泪。”于是柏葰和同考官浦安，中式举人平龄，罗鸿泽，主事李鹤龄，程庭桂的长子程炳采共七人被杀。程庭桂发往军台效力，朱凤标革职，其余受株连而被褫、革、降、调的有数十人。
清朝末年，财政匮乏，管理混乱，大小官吏不择手段地贪污中饱，假公济私，成为清王朝的重要积病，也是使咸丰帝十分头痛的问题。咸丰帝即位以后，就立志整理财政，惩治贪官，但却无从下手，没有结果。在镇压国内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兵费大增，入不敷出，这个问题越发突出。管理财政的户部也无法挽救财政危机，只好暗使伎俩，大量印发钞票， 铸行大钱， 设“宝钞处”， “官钱总局”分管其事， 又开设官号， 招聘商人办理出纳。结果更加混乱，弄得民不聊生，怨声四起。肃顺检查宝钞处所列欠款与官钱总局的存档不符，奏请究治。咸丰帝下令命人追查，结果查出巨款贪污案，脏款总数千万两以上。肃顺等人与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周祖培、主管财政的大学士翁心存等人政见不一致，关系不和，所以肃顺等人想借机打击周祖培和翁心存。因此，肃顺等人对此案十分用心，处理也十分严厉，结果将司员荣溥、吴廷溥、李守愚、李寿蓉、凤山、贾铭桢、王熙震、台斐音等一律抄查家户，另外还有商人、胥吏数十人，也一同抄查家产，此案总计株连者达数百人。
咸丰帝重用肃顺等人，并严刑整顿朝纲，打击贪污官吏，力图挽救腐朽的世风，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效，然而这些大都被肃顺等人所利用，为他们打击异己、结党营私提供了机会，结果弄得怨声载道，更加剧了清朝内部的分裂和斗争。御史朱梦元深以为忧，他向咸丰帝指出： “陛下求治太锐，不免操之过蹙，除弊太急，不无过为已甚!”咸丰帝并不以为然，他回答说：“近来诸事苟且，即如现办户部票局一案，弊端迭出，若不严惩，何以肃法?徒持宽大，尚未平允!”
咸丰帝即位以后，不仅在内政方面作了一些调整，并调整了他的对外政策。咸丰帝受过严格的封建文化教育，所以中国的传统观念对他有深刻的影响，并深深制约着他的对外态度。咸丰帝认为，夷性犬羊，狡诈多变，深不可测，只可以武力相对，却不能以情理感化。以此为出发点，咸丰帝在其执政的初年，采取了较强硬的对外政策，企图拒洋人于国门之外。鸦片战争以后，英法等列强为了获得更多的侵略权益，借口中美《望厦条约》 中有12年后“稍有变通” 的规定，先后两次提出了 “修约”要求。咸丰四年(1854)，英美等国第一次提出修约的要求，先后在广东、上海活动，甚至带兵船直扑天津。他们向清廷表示，只要清政府答应他们的要求，可以襄助中华，削平太平天国。清朝政府的一些地方官员也主张同列强妥协，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就向咸丰帝建议“允其所请”。但咸丰帝态度坚决，断然拒绝。他说： “坚守成约，断不容以十二年变通之说，妄有觊觎。”这次修约活动被咸丰帝拒绝。咸丰六年 (1856)，英法美三国又重新提出了修约问题。咸丰帝坚持原先的观点和态度。他发布谕旨说：“与各国议定的条约，虽有十二年后公平酌办之说，原恐日久情形不一，不过稍有变通，其大段断无更改，故有万年和约之称。”这样咸丰帝又一次拒绝了西方列强的要求。又例如，咸丰实继续拒绝英国进入广州城的要求。广州入城问题，是道光朝遗留下来的一个悬而未决的中英交涉问题。咸丰帝即位以后，英国不甘心以前的失败，继续要求进入广州城，英国驻广州领事包令要求英国政府解决这个久延未决的问题。可是咸丰帝却不以为然，继续坚持拒绝政策。他批驳并严惩允许英国人进入广州城的耆英，夸奖和赞许拒绝英国进入广州城的两广总督徐广缙，他说：“英夷要求进入广州城一事，复来晓，且动辄欲赴天津，虚声恫喝，乃是其故智，原可置之不理。”咸丰四年 (1854)，新任英国驻华公使包令在天津提出了修约18条，其中专列一条，要求允许英国人进入广州城，他说，： “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前大臣耆英立约定期，准允英国人进入广东省城，请大皇帝特颁谕旨，如约办理。”咸丰帝真有点不耐烦了，斥责了包令的要挟，再次拒绝了进入广州城的要求。
咸丰帝即位之初，对内加强自身的整顿和治理，对外拒绝列强的无理要求，颇有点励精图治的样子，力求干一番大事业，造成中兴的奇迹。可是咸丰帝上台不久，便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把大清王朝推入风雨飘摇之中; 其后又发生了列强侵略中国的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更是雪上加霜。这对于清王朝和咸丰帝来说，的确是内忧外患，日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咸丰帝不得不集中全部精力来应付来自内外两方面的打击和压力。
戡乱平叛 全力以赴
咸丰帝即位前夕，清王朝的西南边陲到处都是零零星星的农民起义，而且洪秀全等人也在酝酿大规模的反清活动。对此，年少气盛的咸丰帝并没有放在心上，认为只不过是几个土匪，派兵剿灭也就完了。然而事情并不象他想象的那样简单。咸丰帝即位刚到十个月即道光三十年(1850)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等人在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称天王，以咸丰元年为太平天国元年。对此，咸丰帝大为震惊和气恼，立即派兵命将，抓紧进剿，企图把太平军扼杀在摇篮里。然而，令咸丰帝失望的是，清军虽然人多势众，穷追不舍，但却未能实现咸丰帝的就地围歼计划，相反，太平军在天王洪秀全、东王扬秀清等人的率领下，施展巧妙灵活的战术，摆脱清军的围追堵截，出广西、入湖南，进湖北，于咸丰二年 (1852) 十一月中旬，连克湖北的汉阳、汉口，围攻武昌。咸丰帝虽然身居皇宫，距战场千里之外，但他对武昌的重要性还是有清醒认识的。为了确保武昌的安全，咸丰帝加紧布置，加提督向荣帮办军务衔，命他和钦差大臣署理湖广总督徐广缙领大兵专救武昌;命两江总督陆建瀛自东而西驰援湖北，命署河南巡抚琦善为钦差大臣，火速援助武昌，并做好各自的防御工作，防止太平军北进或东下。可是，这一切都晚了。太平军在咸丰二年 (1852)十二月四日晨攻下武昌，这是太平军自金田起义以来，第一次打下省会，打乱了咸丰帝抢救武昌的计划，并威胁苏、皖，震憾豫、蜀。咸丰帝接到奏报以后，惊恐万状，脸色大变，连称“愧恨，愧恨!”并发出了 “顾瞻南服，寝馈难安”的哀鸿浩叹。
太平军攻下武昌以后，形势更加对清军不利，这时清军围歼太平军已根本不可能了。太平军拥众数十万，雄踞华中重镇、水陆交通枢纽的武汉，可东可西，或南或北，清军很难做出确切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咸丰帝被迫放弃了“就地围歼”的方针，采取了“以堵为剿”的策略。一方面，他派向荣带领清军屯兵武昌城下，与太平军对垒，见机行事; 另一方面，他十分担心太平军会挥师北上，直捣北京，所以着意加强北线的防守力量，命琦善以万人驻守豫南的信阳，并命令两江总督陆建瀛加强防御，防止太平军东进。可是咸丰帝的计划再一次破产，太平军挥师东下，直捣南京，清军节节败北，望风而溃，太平军于咸丰三年(1853)二月十日占领了南京。太平军占领南京以后，改南京为天京，建立政权，颁布社会政策及纲领。这样，咸丰帝面临着一个新政权的直接威胁和挑战。
咸丰帝当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继续命令清军聚集在南京城下，伺机反扑。向荣率领所部1. 7万多人驻扎在紫金山一带，称为江南大营。钦差大臣琦善，直隶提督陈金绶，内阁学士胜保领兵屯驻扬州城外，称为江北大营。虽然这样，清军并未能够抑制住太平天国的发展，太平军北伐、西征，进一步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也使咸丰帝更加恐慌。当太平天国的北伐军逼近天津时，北京受到极大的震惊，文武百官惶惶不可终日。咸丰帝心急如焚，慌忙召开王公大臣会议，商讨对策，然而素日里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王公大臣，现在却一筹莫展，手足无措，君臣面面相对，皆流涕丧胆。严峻的现实，使咸丰帝焦虑不宁，寝食难安，陷入深深的痛苦郁闷之中，同时也引起他深深的思考。
回顾几年来与太平军对垒的情况，咸丰帝既惊又愤。惊的是太平军竟有那么强的战斗力和号召力，愤的是清军腐败无能，节节溃败。他开始认识到，那些曾经为大清王朝开疆拓土的八旗兵和绿营兵已经窳败了，已无力完成镇压太平天国的重任，而那些满州贵族大多成为只图禄位的行尸走肉。要想挽救大清王朝的危机，就必须改弦更张，另辟蹊径，为此，咸丰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在接连失败的情况下，咸丰帝认识到，只靠原先的绿营兵和八旗兵已无济于事，必须进一步增强清军的战斗力，提高清军的素质。咸丰帝接受其他大臣的建议，重新使用古老的形式——办团练。所谓团练，就是团集训练，是历代封建统治者编练的地方武装。团练始见于唐，清代前期也曾招募乡兵，旋募旋散，均系临时性质，咸丰帝不会忘记，他的祖父嘉庆皇帝就是依靠团练才把白莲教起义镇压下去的。因此，咸丰帝在太平天国的打击下，只好重新拣起了祖辈的遗策。自咸丰三年(1853年)起，咸丰帝多次颁发谕旨，命令各省的官吏办团练，组织各省的地方武装，对抗农民军。当时，咸丰帝任命的团练大臣很多，各省的团练大臣一般都有几个，有的竟达10人以上，如山东就有梁萼涵、刘韵珂、黄恩彤、傅绳勋、冯德馨、李湘棻、陈阡、车克慎等13人。实际上，咸丰帝的这种政策确实收到了一些成效，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起到不小的作用。其中最为着名的应首推曾国藩的湘军。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出身于地主家庭。道光十八年 (1838) 中进士，后官至礼部侍郎。咸丰二年 (1852) 秋，他因丧母回籍守制。十一月，咸丰帝命令他为帮办团练大臣，到长沙帮助湖南巡抚办理团练。当时，湖南各地的团练很多，其中以江忠源的“楚勇”和罗泽南的“湘勇”最为着名。曾国藩以罗泽南的三营湘勇为基础，改弦更张，另定营制、营规及各种章程，编练成一支新型军队即湘军。湘军的组织十分特别和严密，实行勇丁由将官亲自招募的制度，凡欲立军，由统领挑选营官，营官挑选哨长，哨长挑选什长，什长挑选勇丁。所募兵勇，大多是纯朴老实的农民，而且需取具结保，入军以后，又灌输以封建伦理纲常，加强思想控制。这样，湘军组织严密，内部稳定，兵为将有，全军统辖于曾国藩，有较强的战斗力，成为太平天国的死敌。
咸丰帝自然也明白，只有军队是不行的，必须有得力的将帅。所以他采取的另一项重大措施就是，打破满汉界限，破除对汉族官僚的成见，重用汉族官僚和将帅。大家都知道，清朝是一个以满族贵族为主的政权，入关夺取全国统治权后，为了进一步稳固满洲贵族的统治，他们一方面拉陇汉族官僚和知识分子，另一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限制和防范汉族官僚。表现在军事上，则是压抑汉族将官，不让他们独揽兵权。清朝200多年来，无论是对镇压农民起义，或是对外抗击侵略，汉族官僚几乎没有出任过统帅。可是，太平天国爆发以后，咸丰帝似乎预感到它来势不小，不能等闲视之，便自觉不自觉地开始重用汉族官僚。太平天国起义之初，咸丰帝相继任命林则徐、李星沅、徐广缙、向荣等四名汉族官僚为钦差大臣，作为领军的统帅。这就是说，咸丰帝开始调整满汉关系，动用整个统治阶级的力量来镇压太平天国了。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咸丰帝更加惊慌和恐惧，他感慨八旗和绿营的腐败，也痛恨满族将官的无能，他希望能得到良将能臣，帮助自己挽救岌岌可危的形势。这时候，满族贵族中也有一些明识之士意识到重用汉人的必要性。军机大臣满族人文庆对咸丰帝说：“他们多从田间来，知道民众疾苦，熟谙情伪，不象我们一样，未出国都一步，懵然无计。”咸丰帝听后，觉得很有道理，决意采纳文庆的建议。于是，他接二连三命令曾国藩等汉族官僚办团练，领兵抗击太平军。可是咸丰帝的决策受到一些满洲贵族甚至汉族官僚的反对和攻击，他们担心这样会危及满族在全国的统治。加之曾国藩率湘军与太平军作战之初，虽然较八旗和绿营有战斗力，但仍经常失利。那些反对重用汉族官僚的贵族大臣们以此为把柄，多次向咸丰帝进言，指出汉人不可重用。文庆则在经常鼓励咸丰帝说：“曾国藩负时望，很能杀贼，终会建非常之功。”咸丰四年(1854)，曾国藩率湘军与太平天国的西征军对垒，取得了一些胜利，把太平军逼出湖南，并占领了湖北的武汉等地。消息传到京城，咸丰帝十分高兴，喜形于色，他颇有点得意地告诉军机大臣们：“没想到曾国藩一个书生，竟能立此奇功。”而体仁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祁寯藻则忧心忡忡地对咸丰帝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如匹夫!匹夫居闾里，一呼百应，随从者万余人，恐怕不是国家的福气啊!”咸丰帝听到此言，心中不觉一沉，脸色也暗然无神。虽然咸丰帝希望曾国藩能帮助自己扫平内乱，可是传统的祖制以及满洲贵族对汉族官僚本能的抵触情绪还在他身上有明显的作用。他也担心，湘军不论是士兵或是将领，几乎都是汉族人，而且来自民间，由曾国藩一手练成，主要骨干将领与曾国藩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实际上是曾国藩的私人军队。咸丰帝怎能不有戒心呢?
对于曾国藩的湘军，咸丰帝心中十分矛盾，要利用却不敢放手重用。这种矛盾心理使他采取了两手政策。首先，咸丰帝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江北、江南大营身上，尤其是江北大营，以便给八旗兵挽回失去的面子，所以不论是火器或粮饷都优先供给。其次，咸丰帝在表彰曾国藩的同时，任命满族贵族官文为湖广总督、钦差大臣，总揽长江中游的一切军政大权，任命满族将领如塔齐布、都兴阿、多隆阿等为战将，或直接插手湘军，或率领八旗、绿营兵与湘军配合作战，以便监督控制曾国藩集团的势力。而对曾国藩个人，咸丰帝只给予口头上的称赞，以便让他为自己卖命和出力，就是不给他实际权力。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因父丧回籍，湖北巡抚胡林翼暗示咸丰帝起用曾国藩领军，给事中李鹤年也请咸丰帝重用曾国藩，但都被咸丰帝拒绝。咸丰帝这样做，是想让曾国藩及其湘军出力，江北、江南大营坐收其功，既可压平太平天国，亦可限制曾国藩集团。
然而，到咸丰十年(1860)，咸丰帝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了。在与太平天国作战的过程中，八旗和绿营兵受到严重打击，江北、江南大营也不堪一击。咸丰六年(1856)，江北、江南大营被击破，钦差大臣向荣毙命，正红旗人钦差大臣托明阿被革职查办。同年，太平天国内部发生内讧即天京事变，清军乘机重逢江北、江南大营。可是江北大营在咸丰八年 (1858) 又被太平军陈玉成部击破，统帅正黄旗人德兴阿被革职; 江南大营也在咸丰十年 (1860) 被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联合摧毁，主帅正黄旗人钦差大臣和春也落水身亡。与此相反，湘军在曾国藩等人的着意经营下，实力逐渐增大，成为清政府对付太平军的最有力的武装力量。在这种严酷的事实面前，咸丰帝不得不改变最初的计划，重新估价湘军的力量和作用，调整对湘军及其曾国藩自身的策略。恰恰此时，一直主张依靠汉族地主的肃顺愈来愈受到咸丰帝的信任，获得了更多的决策权，所以在咸丰帝调整对湘军的政策过程中，肃顺起了很大的作用。肃顺虽然是宗室贵族，但他十分钦佩和重视汉族官僚地主的才识和力量。他任职部院时，对待所属的八旗籍司员十分高傲，盛气凌人，甚至役使如奴隶，而对汉族司员则比较温和，谦虚恭敬。他曾经对人说： “咱们旗人混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起的，他们那枝笔利害得很!”他十分注意笼络汉族中的官僚和名士，如郭嵩焘、匡源、高心夔、王闿运、陈孚恩等就是其中最着名的几人，甚至他的孩子就读，也要聘汉人为师。郭嵩焘等人都是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的知友，他们多次向肃顺介绍和推荐曾国藩等人，所以肃顺对曾国藩等人的才能和为人有了更多的了解。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肃顺力主重用曾国藩等人，积极向咸丰帝推荐，并力所能及地帮助保护他们。咸丰九年 (1859)，湘军的骨干人物左宗棠被人诬陷，湖广总督官文具折严劾，咸丰帝下旨官文密查，并说：“如左宗棠果有不法之事，可就地正法。”肃顺把此事告诉了高心夔，后又由王闿运告诉了郭嵩焘。郭嵩焘是左宗棠的同县老乡，而且素知左宗棠的才干，闻讯大惊，因此和王闿运一起求救于肃顺。肃顺说： “必须等到内外臣工有疏保荐，我才好从中说和。”于是郭嵩焘就请编修潘祖荫上疏，说：“如果去掉左宗棠，湖南无人支持，必至倾覆，东南大局不堪设想。”恰好此时湖北巡抚胡林翼也有奏疏，力陈左宗棠才可大用。咸丰帝便与肃顺商量，肃顺趁机说：“左宗棠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请再密谕官文，附录中外臣工的保荐之疏，令官文酌情办理。”咸丰帝采纳了肃顺的建议，其后官文设法撤销了此案，左宗棠才避免了大祸。咸丰十年(1860)，两江总督一职出现空缺，咸丰帝想让胡林翼继任，而肃顺则推荐曾国藩，他说：“胡林翼在湖北措置尽善，不可轻易挪动，不如用曾国藩督两江，这样长江上下游俱得其人。”在严酷的事实面前，也由于肃顺等人的极力保荐，咸丰帝才最终打破了对曾国藩及其湘军的戒心和成见，真正重用曾国藩，给予他实际权力。咸丰十年 (1860) 六月二十四日，咸丰帝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大江南北水陆各军悉归其节制，至此，咸丰帝经过多次的挫折和打击，才最终冲破了清王朝抑制汉人的传统祖制，走向了重用汉族官僚 (主要是湘军集团) 镇压太平天国的道路。
战争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作后盾，物质力量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战争双方的胜负。对此，咸丰帝是清楚的。咸丰帝为了镇压太平天国，不惜一切代价，他表示： “朕不惜千万帑金，藉次剿办。”可是，在太平天国兴起前夕，清王朝的财政已经十分困难，而太平天国起义后，战争规模越来越大，军需大增，清王朝的财政更是捉襟见肘，难于应付，所以解决财政困难就成为摆在咸丰帝面前的一个重要而又迫切的问题。太平天国兴起以前，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靠地丁、盐课、关税等项。为了解决军需，咸丰帝首先从原有的财源入手，进行了一些整顿和修改，进一步扩大收入。但这远远不能满足急剧增长的军需开支，于是咸丰帝在其属臣的帮助和策划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广开财源，主要有捐输、捐纳、铸造大钱，发行钞票、征收厘金等等，其中尤以厘金最为重要。所谓厘金，是清政府新创设的一种商税。厘金又分行厘、坐厘两种，也就是通过税和营业税。咸丰三年(1853)，帮办扬州军务雷以、采纳幕客钱江的建议， 向扬州仙女庙等处的米行抽厘，半年竟收款达2万多贯。咸丰帝接到奏报后，认为此法甚妙，于咸丰四年 (1854) 批准在河南、江苏等地府州县广泛推行。后来，在大臣们的建议下，咸丰帝逐渐扩大抽厘的范围，于咸丰七年 (1857)推行于全国各省。这样厘金就成为一种普遍而持久的财源，为解决清政府的财政困难起了很大作用，当然也就增大了人民的负担。与广开财源的同时，咸丰帝还修改了财政制度，采取了专人办饷的措施，以减小周转过程，避免地方官吏的侵吞。他的办法是，让在籍、回籍的官绅办理捐输或抽厘等筹饷项目。咸丰帝的这项措施在很多地方推行起来，使筹饷事务获得了显着的效果。
面对太平天国的急风骤雨，咸丰帝全力以赴，使出了自己浑身解术，抓军队，更将帅，刮钱财，希望能戡乱平叛。然而，咸丰帝终未遂愿，到他离开人世的时候，大清王朝的国土上仍然是喊杀阵阵，刀光剑影，一派战争景象。
攘外御侮 和战两难
正当咸丰帝为镇压太平天国而心力交瘁的时候，咸丰六年 (1856) 九月下旬，英国以 “亚罗号事件”为借口，进犯广州，其后法国也以 “马神甫事件”为口实，与英国狼狈为奸，一起对中国进行侵略，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对于咸丰帝以及整个清朝统治者来说，无疑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使他们不得不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同时，应付英法等国的侵略。
面对列强的侵略，咸丰帝为大清王朝的社稷担忧。做为一国之君，他当然不希望列强来掠夺自己的权益。而且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也使他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和别人的力量，只是想： 堂堂天朝岂能受辱! 然而，太平天国极大的牵制了咸丰帝的精力，使他不敢放手去对付外国侵略者。面对内外两种压力，咸丰帝感到力不从心，从内心深处发出了和战两难的感慨。于是，他采取了一种具有很大伸缩性的政策，那就是软硬兼施，恩威并用。
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在广东爆发，咸丰帝就谕令两广总督叶名琛说：“此次开衅，不胜固然令人担忧，也有损国家体面; 胜则洋人必来报复，奔赴各口诉冤。现在中国境内尚未安平，岂可在沿海另起风波?”根据这一想法，咸丰帝命令叶名琛要灵活掌握，如果英人自悔返悟，就要设法驾驭，以泯事端; 如其仍恃强欺人，断不可任意迁就议和。事隔一年，即咸丰帝七年(1857)十一月，英法联军攻入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也被掳走。咸丰帝接到奏报后，十分震惊和气恼，尤其是叶名琛被掳，使他感到大清王朝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他立即下令给广州将军穆克德纳、广东巡抚署两广总督柏贵等人，让他们首先以情理开导英法，如果英法军队退出广州城，仍然请求通商，即可相机筹办，以示和好; 如果英法不肯退出广州城，则要调集兵勇，用武力驱逐出城。咸丰帝还不厌其烦地嘱咐穆克德纳等说：“办理此事，固然不可失之太刚，亦不可失之太柔，致生洋人轻视中国之心，是为至要。”
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并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为了进一步迫使清政府就范，英法联军挥师北上，英法俄美四国公使也随军前往，于咸丰八年 (1858)三月，到达天津白河口。十一日，四国公使发出照会，提出侵略条款，要求清政府派全权大臣到大沽谈判。咸丰帝只好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办理与英法等国的交涉事务。在交涉的过程中，英法态度强硬，故意拖延谈判，而俄美则虚意调停。四月八日，英法联军进攻大沽炮台，虽然清朝守军进行了抵抗，但终因力量悬殊，炮台失守。咸丰帝接到奏报后，真没料到清军竟是如此无能，一击即溃，继续执行他的剿抚兼施政策，一天之间连发六道上谕，派遣托明阿前往天津，全同直隶总督谭廷襄办理交涉事务，并设法夺回炮台。同时，抓紧派兵遣将，加强京津一带的防务。命令蒙古族亲王僧格林沁率领京营兵1500名，驰赴通州一带防堵，调遣察哈尔、热河、绥远城兵各1000名，密云兵500名前往通州一带驻扎。四月十七日，僧格林沁向咸丰帝汇报了通州一带的防务，指出“兵力尚单”，要求进一步增兵。咸丰帝又命令吉林将军景淳、黑龙江将军奕山各派兵500名来京，并把哲里木、昭马达盟蒙古兵各1000名调往热河，以便随时开赴前敌。为了进一步统一事权，统率各路兵勇，四月二十一日，咸丰帝给僧格林沁钦差大臣关防，督办军务。在调兵备战的同时，咸丰帝也认识到，天津近临北京，在此兴兵作战，无异于薪上玩火，是非常危险的。他说： “现在天津设备，全不足恃，若再强硬抵抗，必会荼毒百姓。”所以也积极进行和谈活动，企图通过谈判达到退兵的目的。四月十六日，咸丰帝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前往天津，同英法等国公使议和，并迫于英法的要求，给予他们 “便宜行事”的权力。在英法等国的武力逼迫下，桂良、花沙纳同英法签订了 《天津条约》。咸丰帝对条约内容并不满意，心中十分窝火，但转念一想，如果不批准条约，英法等国必不善罢甘休，会重起战争，不如先批准条约，暂救燃眉之急，于是他抱着“自古要盟不信，本属权宜”的侥幸心理，批准了 《天津条约》。
《天津条约》签订以后，英法联军南返，军事危机暂时解除。这时，咸丰帝越来越觉得自己亲手批准的 《天津条约》有种种不当。当然，咸丰帝所重视和担心的主要是体制方面的问题，担心《天津条约》会妨碍清朝的礼仪和面子。虽然战场上节节败北，可是咸丰帝却对礼仪问题认真起来。他曾对桂良等人说：“条约中公使驻京一节，一切跪拜礼节必须全部遵循中国制度，而且外国公使必须改穿中国衣服。”《天津条约》签订以后，咸丰帝越想越气，越思越惧，总想找机会取消 《天津条约》 中的某些条款。他认为公使驻京、内地通商，内地游历等项对中国危害最大，必须更改。咸丰八年(1858)六月五日，咸丰帝命桂良、花沙纳等人去上海，同英法等国举行修改税则的谈判。当桂良、花沙纳向咸丰帝辞行时，咸丰帝命令他们向英法等宣布：“中国愿免除洋货入口税，请外国将原订《天津条约》作废。”桂良等人虽然口头上表示执行，但内心并不赞成咸丰帝的主张，以为全免关税危害更大。后来，谈判没有结果，咸丰帝只得退了一步，认为其他各节均可按原约执行，唯有外国公使驻京一节，为害最巨，断难允行。即便是这样，英法也不同意，咸丰帝企图通过谈判来取消《天津条约》的设想失败了。这使咸丰帝更加气恼，决心寻机报复，他命令僧格林沁说：“洋人北来，我军必先开炮。”咸丰九年(1859)，英法美公使北上进京换约，咸丰帝仍然坚持礼节问题，他发布上谕指出，外使入京，必须照朝贡国进京惯例，不能坐轿摆队，觐见皇帝必须行三跪九叩大礼。咸丰帝指定英法等公使从北塘登陆，经天津去北京。可是英法公使断然拒绝按照指定路线进京，并要求撤除大沽口内障碍，清政府坚决不允，双方争持不下，战端再起。五月二十五日，英法美舰队炮轰大沽炮台，由于僧格林沁早有准备，奋起还击，击退英法联军。大沽之战胜利后，咸丰帝十分兴奋，认为列强黔驴技穷，对外态度转而变硬，想趁此机会彻底取消《天津条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咸丰帝要与英法决战到底，因为他实在没有取胜的把握，况且清军与太平军此时正在大战，咸丰帝也不敢两线作战，顾此失彼，所以态度渐渐变软，同意英法进京换约，以求得中外相安的局面。
咸丰十年 (1860) 六月十三日，英法联军兵船数十艘，突入渤海湾，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决心回报去年大沽战败之耻。由于清军的腐败和麻痹轻敌，连连失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北塘沦落、大沽失陷，天津失守，北京震动，报急文书象雪片一样飞向京师。在这种情况下，咸丰帝真是六神无主，不知所措，只好调兵防堵，以防万一。另一方面，接二连三派出求和大臣，谋求和平解决。七月中旬，咸丰帝命桂良等人前去办理交涉事务，桂良等人迫于英法的压力，准备答应英法的要求。咸丰帝接到奏报后，对桂良等甚为不满，尤其是对赔偿军费200万两和公使带兵入京换约两款，更是痛恨和担心，他发布朱谕，指责桂良等人，说：“城下之盟，古之所耻，若再让洋人面见天颜，拱手奉币，那么中国还算有人吗?”到此时，咸丰帝想和，又不愿全部答应英法的侵略要求，陷入和战两难的境地。面对眼前的危局，咸丰帝真怕北京失守，落个国破家亡的下场，而文武百官或言战，或主和，议论纷纷，让咸丰帝无所是从。咸丰帝知道战终不可恃，于是一方面继续派人求和，一方面为自己寻找退路。咸丰十年(1860)，七月二十四日，咸丰帝命令怡亲王载垣，军机大臣穆荫为钦差大臣，代替桂良与英法联军议和。同时召集各王大臣会议，讨论出京巡幸之事。当时，大多数人反对皇帝离京出巡，相反皇帝应从圆明园返回皇宫，以安人心，但是他们并拿不出御敌之策。郑亲王端华说：“既然毫无所守，如何请车驾远宫?”陈孚恩也说：“应当为皇上想一条路才是!”可是，大家面面相觑，没有主意。此后载坦等人与英法和谈没有成功，英法联军长驱直入，逼进京师。咸丰帝知道大势已去，无可挽回，决意离京，以巡幸为名出逃。八月七日，咸丰帝命恭亲王奕訢为议和全权大臣，速与英法公使议和。直到这时，咸丰帝仍然抱着天朝上国的臭架子不放，认为奕訢贵为亲王，不屑与洋人见面，他说：“现在抚局难成，人所共晓!派你出名，与洋人照会，不过暂缓一步，将来与洋人往返面商，自有他人，你不值与洋人见面。”第二天(八月八日)，咸丰帝带领一些大臣及内室人员逃出北京，仓皇之间，连御膳及铺盖帐棚都忘了带，以至晚餐只能用烧饼、粳米粥充饥，这对于整日花天酒地的咸丰帝君臣来说，无疑是一次不小的惩罚。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持续数年之久，咸丰帝既恨又怕，举棋不定，时战时和，结果连连失败。继《天津条约》之后，又于咸丰十年(1860)同英法俄等列强签订了屈辱的《北京条约》，不仅大清王朝的声誉一败涂地，中华民族再次蒙受奇耻大辱，咸丰帝自己也被迫逃跑，落了个客死他乡的下场。
内忧外患 郁闷终生
咸丰帝继位之初，确有些励精图治的样子，可是他哪里知道，这已是一个腐败的社会，他已不可能有妙手回春的本领，所谓中兴图治，只不过是他个人的幻想而已。
太平天国兴起的时候，咸丰帝尚有戡乱平叛的决心和信心，随着战局的发展，他越来越气馁，进而则是深深的忧虑。咸丰九年(1859)冬天，咸丰帝看到战局变化莫测，时败时胜，东南数省悉被太平天国占领，环顾自己周围，都是一些无能之辈，没有治国安邦的能臣，也没有能征惯战的良将，难道祖辈的功业和大清江山要断送在自己手里吗?每想到此，咸丰帝就十分焦虑和愧疚，有时夜间大哭不止。周围的侍臣见皇帝如此伤感，想劝又不知道如何劝，只好陪着默默地落泪。咸丰十年(1860)，更是咸丰帝个人生活的转折点。这一年太平天国发动了强大攻势，一举摧毁清政府经营了多年的江南大营，并且乘胜前进，连取苏州、常州，战局一时对清政府十分不利。另一方面，因换约问题的冲突，英法重新组织联军，再度发动战争，清政府面临着严峻挑战。咸丰帝身体本来就不强壮，经此沉重打击，心中郁闷烦躁，整日陷于焦虑之中，心情坏到了极点，这更使他的身体状况受到严重损害，经常呕血。有一次，他召见王公大臣，伤感地说： “近年来殊不堪忧。”在这种情况下，咸丰帝的个人生活和情趣开始发生变化，迷恋酒色。周围的大臣也许确实是为了给咸丰帝解愁，但更多的是为了获得皇帝的宠幸，以博取更丰厚的功禄，所以也都争先对咸丰帝进行宽慰，争相献计。
咸丰十年(1860)六月初九日，是咸丰帝30岁生日，正当大清王朝国土上战火纷飞的时候，皇宫内部则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好不热闹。寿辰正日，咸丰帝临朝受贺，次日又率领懿贵妃以下的后宫亲眷，开宴圆明园。一些戏班如 “四喜班”、“三庆班”、“双奎班”等等，无不进宫演出。这一时期，咸丰帝整日率宫眷看戏，有时还亲自拿着曲本，细细地推敲。这时，咸丰帝喜怒无常，对他所喜欢满意的优伶往往加以重赏，而对那些不称己意的常常给予杖责。甚至英法联军进攻天津的时候，咸丰帝仍然我行我素，整日取乐。咸丰帝还打破汉族女子不得入宫的祖制，把他从扬州一带选来的“四春”，命名为牡丹、海棠、杏花、武陵带进圆明园，把此园作为自己藏姣取欢的场所。更令人可笑的是，咸丰帝风流滑稽。当时，有一个年轻的优伶叫朱莲芬，姿色艳丽为诸伶之冠，善于演唱昆曲，歌声清脆无比，且能写些小诗，写一手好楷字，咸丰帝十分喜爱，便不时传她进宫。有一个姓陆的御史也对朱莲芬感兴趣，因不能常见面，所以上疏直言极谏，引经据典，洋洋数千言。咸丰帝看了陆御史的上疏后，大笑说： “陆老爷吃醋矣。”随即在陆御史的疏本上批道： “如狗啃骨，被人夺去，岂不恨哉，钦此。”可见，咸丰帝到其晚年，已经不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君主，而是一个酒色之徒了。当时也有些人从统治者的利益出发，对咸丰帝劝谏，企图改变咸丰帝耽于酒色的状况，不但没有被咸丰帝采纳，相反受到咸丰帝的讥讽和批驳。
咸丰十年 (1860) 八月，在英法联军的逼迫下，咸丰帝逃到热河。咸丰帝这时已明显感到体力不支，健康状况更加恶化，经常痛泄呕血。可是他在肃顺等人的放纵下，整日花天酒地，醉生梦死，以酒色取乐。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七日，咸丰帝在忧虑和淫乐中病死，终年31岁，葬定陵，结束了他多灾多难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