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宗朱祐樘
成化二十三年(1487)九月六日，18岁的皇太子朱祐樘接替父亲登上了权力的宝座，以第二年为弘治元年(1488)，此即后世庙谥号的孝宗。这是一个很有朝气的青年，他年纪虽轻，却很有章法，一意求好，急躁、轻信、易改的毛病在身上并不多见。朝中之事到了朱祐樘手中，面目一新，举国上下，充满生机，颇有仁、宣之遗风。人们称他为“中兴令主”，把他掌权的这段时间，称为“弘治之治”。可惜，这位中兴令主寿命不长，在权力的峰巅上，只度过了19个春秋，便过早地降下了人生的帷幕。弘治十八年 (1505) 五月七日，朱祐樘病死于紫禁城乾清宫。励精图治的远大抱负和满腔热情，跟随他一道被送入泰陵墓穴，给世人留下了无限的感叹。下葬那天，扶柩的大臣们抑制不住痛失明主的悲怆，泪雨滂沱，几不能行，京师内外的军卒百姓，哭声动地。此情此景，对走在冥冥之路上的亡灵，无疑是最好的慰藉了。
一
皇子的出生照例应是皇宫中的一大喜事，但是，当朱祐樘用哭声宣告了自己的降临时，却使他的母亲纪氏陷入了极度恐慌。这并非朱祐樘是个怪胎，相反他长得模样周正，酷似宪宗。使纪氏感到紧张不安的是，她不该生下这块血肉。纪氏在宫中，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史(女官名称)，她本是广西贺县的瑶族民女，在成化元年瑶民造反失败后，夹带在被俘的几千名男女青年中送来京城。由于纪氏姿色超群，聪明伶俐，入宫后不几年即通习汉语，被命管理宫中藏书。成化六年秋天，宪宗偶然来到书房，见纪氏长得如花似玉，而且应对称旨，于是喜而幸之，因此有孕。纪氏怀上朱祐樘，犯了宪宗专宠的万贵妃的大忌，这个女人自己不能生育，也不准别人为皇帝传宗接代，专门残害被宪宗临幸过的妃子和宫女。纪氏怀孕时，万贵妃曾经留意过她，其他宫女谎说她是病痞，于是被贬居安乐堂。看着已经降生的朱祐樘，纪氏忍痛下了狠心，将他交给门监张敏，让把他溺死。
朱祐樘侥幸脱过了灾难。张敏为人善良，想到皇上无子，就背着万贵妃秘密加以哺养，废后吴氏这时贬居在西宫，与安乐堂相邻，闻之也往来就哺，保全了他的生命。渐渐地朱祐樘长到6岁，成化十一年 (1475) 春天，终于走出了安乐堂。一天，宪宗召张敏梳理头发，对镜叹道：“老将至了，尚无子嗣!”张敏就把朱祐樘的事情告诉了圣上。宪宗喜出望外，立即派人把他接来。朱祐樘去见父亲的时候，胎发还没剪除，直垂到后颈，看到宪宗，他依据母亲的交待，扑到宪宗的怀里，大声呼喊“爸爸”。宪宗揽视良久，悲喜交加，连连说： “这个孩子象我，真是我的儿子啊!”随即饬礼部定名，并册封纪氏为淑妃。纪妃终究没能逃过厄运，不久就在新居永寿宫暴死。纪妃之死，有人说是被万贵妃毒死的，也有人说是被她遣人勒死，由于宪宗没加深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母亲的去世，使朱祐樘极为悲伤，神情犹如成人一般，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年的十一月，朱祐樘被册立为太子。
后宫中的这段经历，对朱祐樘的影响很大，由此形成了他嫉恶如仇的性格，并对美好的人性有了初步的认识，这在他执掌权力之后，表现得愈加充分，旧史书上对他多有誉语。
二
朱祐樘即位时所面临的局面相当糟糕，由于父亲重用宦官和奸佞，造成了 “朝多秕政”。为了振兴帝业，刷新政治，改弦更张，他首先在用人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斥逐奸邪，选用正直而又具有能力的大臣。
在极短的时间里，朱祐樘对太监梁芳、礼部右侍郎李孜省等人，给予了严厉的惩罚。太监梁芳是万贵妃的红人，曾向其大量进献美珠珍宝，得到宠信，一些奸佞之徒通过走他的门路，得到包括太常卿在内的官职。朱祐樘在执政的第6天，就把他送入诏狱。李孜省因为作恶多端，公然操纵内阁大臣随意罢免、提拔官吏，被谪罚戍边。两个月后，朱祐樘又下令罢免传奉官，将那些冒领官俸的艺人、僧徒一概除名，先后总计有3000人之多。接下来，朱祐樘又拿混在内阁中的奸佞开刀，罢了万安的官。万安的靠山同样是万贵妃，为了巴结这个女人，竟不知羞耻地称自己为她的侄子，在万贵妃的包庇下，劣迹斑斑，声名狼籍。朱祐樘还是太子时，就对此人非常反感，即位后，在宫中发现一箧奏疏，内容都是讲房中术的，末尾的署名又都是“臣安进”，于是派人拿着这些奏疏到内阁找到万安，严厉指责他：“这是大臣写的东西吗?!”万安羞愧得汗流满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朱祐樘遂下令罢免其官职。除此之外，朱祐樘还以各种方式处罚了另外一些奸佞之徒。在清理过程中，朱祐樘注意方式方法，没有大开杀戒。被砍掉脑袋的，只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僧人，叫继晓。一系列堪称圣明的行动，好象一阵冲刷污垢的暴风雨，使宫廷之内的坏人骤然减少。这为全面刷新政治，起了扫清障碍的作用。
与罢斥奸佞相并的是任用贤能。这个方针，在朱祐樘即位期间一直奉行。为了熟悉官吏的情况，弘治元年三月，朱祐樘下令吏、兵两部把两京文武大臣、在外知府守备以上的官吏姓名，全部抄录下来，贴在文华殿的墙壁上，遇有迁罢的人，随时更改。他还多次指示吏部、都察院： “提拔、罢免官吏的主要标准，是看此人有无实绩”。由于朱祐樘注意任用贤能，形成了 “朝多君子”的盛况，出了许多名臣。
朱祐樘即位后，还很注意广开言路，于是在他上台不久，形成了臣子纷纷上书的生动局面。不仅朝官们上表言事，连尚未作官的太学生也跃跃欲试，上疏提出各种建议。朱祐樘君临天下，日夜操劳，劳顿之余也不免有奢侈之想，于是计划在万寿山建造一座棕棚，以备登临眺望。太学生虎臣得知此事，当即上疏力言不可。负责这项工程的朝官担心圣上降罪，就把虎臣抓了起来。但没过多久，就有官校传令，把虎臣召到左顺门，传旨说： “你提的意见非常正确，修建棕棚的计划，现在已经取消了。”接着，虎臣又被授七品官，到云南做了知县。朱祐樘这种虚心纳谏的实际行动，使得人们更加直言不讳。他也能够集思广议，找到了许多解决问题的方案，从而推动了政治改良。如这年三月，都御史马文升上疏言时政十五事，其中的一条是“节约费用，以解救百姓生活的艰难困顿”，他说：“宫中所供应的物品，如果陛下能节俭一分，则百姓受益一分。”言语极为尖锐、深刻。朱祐樘对这个建议非常赏识，嘉奖了马文升，并下令施行。正统以来，皇帝每天只有一个早朝，大臣们为时间所限，进见言事，不过片时。这样一来，皇帝与大臣们见面的时间很少，只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听信太监的意见，对大臣们的了解也很少。鉴于这种情况，吏部尚书王恕建议，除早朝之外，朱祐樘最好每天再在便殿召见大臣，谋议政事，当面阅其奏章，下发指令。王恕认为，这不仅可以使皇上加深对大臣们的了解，而且可以提高其处理政事的才能，使正确的意见加以贯彻执行。朱祐樘听到后，觉得很有道理，遂开始增加“午朝”，每天在左顺门接见大臣，倾听他们对政事的见解，做出了许多重大决策。
三
新君即位之初勤于朝政，而后荒疏，继尔江河日下的事例，史书每每可见。朱祐樘是个例外，弘治初年的诸多优点，一直保持下来，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尽管他也有不能始终如一的方面，但不妨大局，这是难能可贵的。
在朱祐樘的周围，有一批对朝廷忠心耿耿的大臣，如王恕、马文升、刘大夏、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人，为他励精图治立下了汗马功劳。在群臣之中，朱祐樘最信任的是王恕，也因有了王恕的原因，朱祐樘才如虎添翼，雄风大振。王恕是在成化末年被宪宗强迫致仕的老臣，以 “好直言”着称。朱祐樘即位后两个月，由于许多大臣的推荐，将他任命为吏部尚书，一直干了将近6年之久。新君的善任使王恕感激不尽，在职期间，除了仍能上疏抨击时弊之外，忠于职守，先后向朱祐樘引荐了包括刘大夏在内的许多人才。朱祐樘极为赏识的还有马文升。这是一位文才武略兼备的大臣，弘治二年 (1489) 由左部御史升任兵部尚书，并提督12营团。马文升到职以后，因兵备久驰，大力整军，罢免了30余名不称职的将校。结果惹起遭贬将校的怨恨，有人夜间持弓等在他的门口，企图行刺，还有人写了诽谤信，射入皇宫之内。朱祐樘立即命令锦衣卫加以缉捕，并拨了骑士12人，时时跟随保卫。数年之后，朱祐樘仍把重用忠良之士做为治理朝政的保证，又陆续把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人，提升到内阁当中，参预机务。对于内阁大臣们的奏请和意见，朱祐樘初时尽管大多能听从，有时也并非全都认可，但后来他看到这些人确实在同心辅佐，其信任程度大为加强。凡阁臣们的奏请，无所不纳，与他们的关系极为融洽，因刘健曾在自己做太子时，担任过讲官，就一直称其为先生，尊重异常。朱祐樘接见刘健等人的时候，往往要左右之人退下，据这些人出去讲，朱祐樘对阁臣们讲的话，言听计从，每每称善，这种情形在君臣之间，确实少见。
在阁臣以及六部尚书的支持下，朱祐樘在弘治初年对朝政加以治理的基础上，沿着改良的道路，继续向前迈进，取得了明显成效。勋戚中官等势家近倖的为非作歹，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竭力抑制其胡作非为和侵害百姓的行为，是朱祐樘特别予以注意的，弘治三年九月，朱祐樘下令禁止宗室、勋戚奏请田土，不准接受外人的投献钱财、物品。这是一场几经反复的斗争。勋戚近倖对这项命令，持反对意见，并在行动上不加收敛，公然蔑视各种规定，在京师之中大开店铺，邀截货商，收受献品，还在府中养了大批仆从，任意肆虐百姓。面对这种情况，大臣们多次上疏，要求朱祐樘谕戒勋戚。弘治九年(1496)九月，朱祐樘再一次下达了关于“禁势家侵夺民利”的命令。对于张皇后的两个弟弟张鹤龄和张延龄的制裁，尤其表现了他的决心。张氏兄弟仗势骄肆，纵使家奴夺取民田、民宅，指使官吏释放送赂的囚犯，十分霸道。朱祐樘闻听后，就派人去调查，结果属实。朱祐樘毫不客气地严令制裁。作为改良，朱祐樘自然没有从制度上对百姓的赋役负担进行突出变动，但在减轻百姓负担上做了一些好事。这表现在减免灾区的赋税征收上。从弘治三年 (1490) 河南因灾免秋粮始，他对每年奏报来的因灾免赋要求，几乎无一例外地加以同意。弘治六年 (1493)，山东因灾情严重发生饥荒，朱祐樘闻奏之后，马上令巡抚王霁核准灾情，向灾区发送去帑金50余万两，米200余万担，并派了官员监督发放，拯救了260余万灾民的生命。为了整治黄河以及江南的水患，朱祐樘先后令刘大夏以及工部侍郎徐贯加以治理，取得了比较好的效益。刘大夏于弘治五年 (1492) 七月，来到了山东，坐镇阳谷。此时因大水决口造成的凄惨景象，历历在目。刘大夏不负使命，完成了多项水利工程，历时两年，终于治服了水害。奉旨到江南治理水害的徐贯，也出色地完成了钦命。他在江浙地区大搞调查研究，从而确定了比较完善的治水方案，一举修建、沟通河、港、泾、湖、堤岸等135道，从而使洪水通过吴淞、白茆地方的渠道，毫无阻拦地泄入海中，除掉了威胁朝廷主要经济区的一大祸害。
在施恩于百姓的同时，朱祐樘继续虚心纳谏，鼓励广开言路的风气，亲近大臣，远离小人，勤于政事，表现得相当明智。弘治九年 (1496) 闰三月，少詹事王华在文华殿向他进讲《大学衍义》，趁机向他揭发太监李辅国与张皇后关系甚密，招权纳贿。此事被李辅国知道后，马上报复，说王华有种种劣迹，应予驱逐。朱祐樘没有听信这番鬼话，反而哈哈大笑，传令中官赐食给王华，以示亲近。弘治十年 (1497) 二月，朱祐樘在后苑游玩的时间过长，侍讲学士王鏊反复规劝，朱祐樘当时没有接受，事后却没有怪罪，而是对诱导他玩乐的太监说：“讲官指出这一缺点完全正确，是一片诚挚之情，完全是为我着想啊!” 自此之后，不再到后苑游猎寻欢。为了引导大臣们踊跃进言，朱祐樘还经常提出这件事情，请人们知无不言。他为取消讲官的顾虑，避免讲官为此观望，不肯大胆进言，召来刘健等人，说： “讲书必须要讲那些圣贤之言，如此直言不妨。要是顾惜我的面子，把我的缺点隐瞒起来，虽然就是天天进讲，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进而又明确要求阁臣们： “传我的话给诸位讲官，不必顾虑。”为了巩固统治，朱祐樘如此虚心，使阁臣们感到十分欣慰。
四
弘治十年 (1489) 前后，朱祐樘这位明君在励精图治上开始有些怠疏。他尽管一贯躲避小人，但在这之前也不是没有失误。有个叫刘吉的内阁大臣，是前朝宪宗的遗臣，此人善于投机，经常被科道官揭发，但因朱祐樘的宽洪大量，仍留在内阁当中。为了报复科道官，刘吉曾数兴大狱，迫害了一批正直官员。而朱祐樘直到多年后，由于自己和刘吉为封外戚的事情发生矛盾，才将他驱出内阁致仕。另外，朱樘对太监也不是太反感，东厂的权力仍然掌握在太监手中。对朱祐樘发生影响的是太监李广。李广曾在这年年初与退休的 “左都御史”王越，有过一次小小的交易，结果也抬高了自己的身价，使朱祐樘更加对其另眼相看。导致这笔小交易的是北方鞑靼部首领小王子的一次短期入侵。王越得知小王子来犯，遣人复托李广，请他暗中保荐自己出山，给了李广一些钱财。朱祐樘按李广的举荐起用了王越，命为总制三边的将领。王越年已70多岁，奉诏即行，挥军驰至贺兰山，袭破小王子营，大获全胜。李广也因举荐有力，得到重赏。朱祐樘在李广的导引下，开始对修炼斋醮之事感兴趣，召用了方士、真人，研究符箓祷祀诸事。
大学士徐溥以及阁臣俱上疏切谏，引唐宪宗、宋徽宗的故事为戒，朱祐樘虽不无嘉许，有所收敛，但对李广仍有所爱。在李广的建议下，朱祐樘在万寿山建了玩乐场所毓秀亭。也该李广倒霉，山亭建好之后，清宁宫即起大火，这是太皇太后周氏居住的地方。于是司天监官员向太皇太后奏称，起火原因是因为建了毓秀亭，犯了岁忌所致，引起太皇太后的震怒。李广闻听，害怕遭到惩罚，服毒自杀了。朱祐樘得知此事，颇为惋惜，继而想到李广的道术，就让人去其家里寻找。寻找来的那些书簿中，并无炼食仙丹的方法，只是往来帐目，记录某日某官馈黄米若干担，某日某官馈白米若干担。约略核计，竟是一批不小的数字。朱祐樘诧异，问左右之人：“李广一家怎么能吃这么多黄白米?素听李广家不宽绰，哪里有地方窖积呢?”人们告诉他，这是黄金、白银的隐语。朱祐樘大怒，说： “百官之中，有此无耻之徒，实属可恶!”即手谕刑部，按名单逮问。事后，还是张皇后出面讲情，才没对巴结李广的官员们严加处置。
李广的事情对朱祐樘触动很大，促使他检讨了错误，由此再度振作起来，朝事又有好转。这时边将王越病死，朱祐樘就命两广总督秦紘代替王越之职。秦紘到达边关，积极训练边卒，开拓垦田，严明军令，军声大振，使鞑靼部落南侵的次数减少。不过，由于鞑靼部落的崛起，边防的情况毕竟不能尽如人意。弘治十四年(1501)小王子以10万骑兵攻其一点，从花马池、盐池杀入固原、宁夏境内，使朱祐樘感到十分震惊。
为了加强军事力量，弘治十五年(1502)，朱祐樘将曾修治黄河有功的刘大夏，由总督两广军务的左副都御史，提升为兵部尚书。刘大夏在兵部尚书任内，颇想痛施一番改革，因此常把民间的真实情况告诉朱祐樘。有一次，朱祐樘在便殿召见刘大夏，问他：“你几次对我说天下已经民穷财尽，祖宗以来征敛有常，我也尽力采取措施减轻百姓的赋税、徭役，为什么还是这样呢?”刘大夏回答说： “陛下以为征敛有常规，其实不然。我在两广任职，每年见广西取铎木，广东取香药，费以万计。这种情况，陛下可知道?”朱祐樘复又问军队的情况，刘大夏回答说：“与百姓一样穷苦不堪。”朱祐樘很不理解，说：“士兵平时月有口粮，出征时也有行粮，怎么会穷?”刘大夏向他报告说：“将领统帅剋扣的数量，在半数以上，怎能不穷?”朱祐樘遂感叹道： “我做君主已经很久了，竟不知天下军民如此困苦，这也是我失职啊!”于是，下诏严令将帅不得侵剋士兵的军费。朱祐樘对刘大夏这样的大臣，非常喜爱，经常召他在一起商讨大事。有时与刘大夏在一起交谈的时间过长，感到十分疲劳，就传司礼太监李荣搀扶走路。有一次早朝，刘大夏立于一侧，朱祐樘没有看到，第二天就各诉他：“你昨天失朝了吗?我担心御史找你的麻烦，所以当时也没让人召你。”这个小小的误会，足以说明朱祐樘对爱臣的感情。在朱祐樘的支持下，刘大夏大力整顿军事。先是从核查军队虚额入手，补进了大量壮丁，同时也请朱祐樘停办了不少“织造”和斋醮。朱祐樘看了刘大夏写的 “兵政十害”的疏奉，接受了他的许多建议，不过，也有一些保留，有的因为牵扯到权贵和近倖，朱祐樘认为与军备关系不大，就搁置起来，没加批示。如刘大夏力主把分布在各地的“镇守中官”，一律撤召回京，朱祐樘就没有同意，这无疑是非常错误的。
五
由于朝中一些太监对朱祐樘影响太重的原因，朱祐樘身上的一些毛病改起来比较困难，尽管与他多年来的勤于政事的长处相比，这都暇不掩玉，但毕竟有失明君的形象，况且他也有铸成大错的时候。他热衷于斋醮、修炼的缺点，自李广死后有所收敛，但不久又重新燃起了热情。在政务上，朱祐樘对一些好的措施，也不能完全持之以恒，言而不行和中途动摇、发生曲折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情况最严重的几年当中，朱祐樘停止了午朝的做法，除了早朝还能坚持，与大臣们几乎不再见面。章奏的批答也不及时，有的竟能滞留数月之久，批示过的也不过问执行的情况。对经筵进讲，也不太感兴趣，每年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幸好这种情形，到了弘治末年得到了改变。这要归功于那些冒着危险多次上疏的御史和给事中，如果不是他们的种种努力，后果不堪设想。弘治十四年(1501)之后，朱祐樘接到的劝谏疏奏日益增多，使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且注意了改正。
在朱祐樘的诸多失误当中，有一条是对皇戚勋爵的不法行为，缺乏一以贯之的打击。他曾经将这个问题看得相当严重，于弘治三年、九年下决心解决，但落到实处的制裁措施不多，其阻力来自张皇后。张皇后是都督同知张峦的女儿，先是在成化二十三年(1487)八月册立为妃，朱祐樘即位后不久，被册立为皇后。朱祐樘与皇后的感情相当好，自成婚后始终相爱，别无内宠，对缤妃偶尔顾之，也觉兴趣索然。张皇后为他生了两个儿子，其中长子厚照于弘治五年(1452)立为太子，次子厚炜死于3岁时的一场重病。弘治九年那次制裁张氏兄弟，因为看皇后的面子，只是降罪，并没有按刑律从事。就是这样，朱祐樘还要看皇后的脸面行事，不想引起麻烦。那次太监来报告张氏兄弟的种种不法行为，张皇后大怒，朱祐樘也只好佯怒，当面责备来人。只不过事后他又悄悄将那太监召来，安慰说： “你说的对，我真委屈你了”。然后赐给其黄金，以表歉意。对于自已迁就于张皇后的弱点，朱祐樘认为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了，这在对户部主事李梦阳上疏一事上，得到了兑现。
弘治十八年(1505)三月，李梦阳上书“指斥弊政”，洋洋数万言。其中指斥张鹤龄尤其严厉，揭发他招纳无赖，渔肉百姓。张鹤龄与母亲金夫人听说后，天天在朱祐樘面前哭闹，要将李梦阳下狱。朱祐樘不得已，照着做了。科道官纷纷上疏营救，金夫人也不放弃攻势，又在朱祐樘面前哭闹，要求对其加以重刑。朱祐樘大怒，愤愤反诘，推案而起。接着刑部来请示处理意见，朱祐樘毫不犹豫的提笔批示：“梦阳复职，罚俸三月”。过了一些日子，朱祐樘夜游南宫，张鹤龄入内陪酒，皇后，金夫人也在场。酒至半酣，皇后、金夫人入内更衣，朱祐樘独召张鹤龄谈话，左右不得闻，但见张鹤龄免冠叩头不止。于是鹤龄兄弟，大为收敛。不久，朱祐樘在一次召见刘大夏时，谈完其他事情，又询问朝廷上的舆论情况。刘大夏告诉他：“最近放了李梦阳，中外欢呼，交口称赞陛下的圣德。”朱祐樘对他说：“李的上疏中有 ‘张氏’两字，有人说这是对皇后的污辱，我没办法才将他下到狱里。刑部的请示一到，我曾经问人如何处置，有的竟说要杖责。我知道这些人的本意是要重责梦阳致死，以快妇人之忿。所以我下令将其释放复职，也不让司法拟罪。”
对皇戚勋爵的打击，在李梦阳获释之后，自然就达到了高潮。锦衣卫和东厂的侦缉往来探听，据实治罪，颇有声势。那些往日横行不法的权贵，从朱祐樘的决断行动当中，感到寒光闪闪的利刃正在逼近，纷纷收敛了劣迹。京城中悄悄关闭了若干商栈店铺，被遣散的家奴仆人，也纷纷另寻生路。京城一带，遂告平安。
六
朱祐樘在执掌权力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全力以赴整顿朝纲，渴望帝国的振兴。弘治十八年 (1505)，李东阳奉旨去山东曲阜祭祀孔子，时值大旱，返京的路上，李东阳将所见所闻奏告朱祐樘，其中多是朝弊造成的不良后果。朱祐樘接到奏报，流下了痛心的眼泪， 他反躬自省， 竟夜不能眠。 也就与此同时， 工部尚书曾为削减宫中的开支， 向他进言，裁减尚衣局、军器局、司设监的匠人，他毫不犹豫地就加以同意。此后，当他接到了宫内针工局的奏告，计划招收大批的裁缝入宫时，也没有批准。朱祐樘还下令裁减“织造中官”数额的三分之一，大大节省了经费开支。
朱祐樘临死之前，给将要接替自己继续执掌权力的皇太子，留下了大笔有形和无形的财富，留下了弘治贤相和弘治能臣，留下了宗社的安定，也留下了殷殷期望。对自己的一生，他自觉问心无愧，唯一放心不下的，是苦心经营出的“弘治之治”的瑞祥气象，还能持续多久?这个问题，最终朱祐樘也没能从皇太子那里，寻找到满意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