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朱厚熜

世宗朱厚熜 

湖北小城安陆,是一方富庶的绿州。尽管江南人杰地灵,但安陆的知名度不算很高,明正德十六年 (1521) 之前,还鲜为人知。祖祖辈辈定居在这里的生民,或耕或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安分守己地做朝廷的顺民,在平淡的光阴里打发一生。如果说此地与毗邻的州府有所不同的,是这里多了一座兴献王府,宪宗朱见深的第四子、孝宗朱祐樘的弟弟朱祐杬(yuan),被封在此地做藩王。王府大墙里的主人,具有与平民百姓不同的高贵血统,过着奢侈的生活。然而王府与龙种注定有某种必然的联系,正德十六年三月,从这里走出了翩翩少年朱厚熜(cong),他挥泪告别汉水边的故土,入继大统,号令天下,成为明代第十一位皇帝,结束了安陆默默无闻的历史。此后,安陆也就有了一个颇为响亮的名字——承天府。

正德十六年朱厚熜只有15岁,他的父亲朱祐杬前年刚刚去世,按照明朝的做法,朱厚熜13岁就以世子嗣理王府事务,不久之前才被特命承袭王位,继续拥有父王的种种特权。朱厚熜的母亲是朱祐杬的妃子蒋氏,一个很有个性的妇女。蒋氏生有两男四女,活下来的只有朱厚熜和他的两个妹妹。照例讲妃子在王府中的地位不会太高,虽说母以子贵,蒋氏在兴献王后面前,也不得不处处陪着小心。母亲的这种地位对朱厚熜的刺激很大,出于自我保护意识,他自小就比较敏感,虚荣心很强,显得比同龄人成熟得多。关于朱厚照驾崩的消息,朱厚熜知道的不算太早,三月的最后几天里,邸报传来,王府上下按照惯例举行了十分铺张的哀悼,他为堂兄的英年早逝流了眼泪。此外,他根本不曾想过这件事与自己还有什么关联。

替朱厚熜想到继承关系,并力主由他登极的,是远在京城的朝廷内阁首辅杨廷和。朱厚照死后,因为无子可继皇位,慈寿皇太后张氏命令内阁议所当立。早有准备的杨廷和,第一个发言说,“兄终弟及,按序厚熜当立。”他还从袖中摸出《明皇祖训》,凭此对自己的意见加以佐证。皇太后对杨廷和的建议没有提出异议,批准写进大行皇帝遗诏,立即执行。

四月二十二日,风尘仆仆的朱厚熜由安陆来到了京城郊外,陪他一同来的有太监谷大用、大学士梁储等人。内阁用对待皇太子的礼仪迎接他,入都场面显得庄重、气派,按计划将由东安门入居文华殿。但朱厚熜没有按人们料想的那样行事,他凭借掌握的礼仪知识,拒绝参加这个仪式,为喜气笼罩的日子带来了尴尬。朱厚熜拒绝受礼的理由是充分的,他责问叩问缘故的众臣说:“遗诏写得很清楚,我嗣皇帝位遵照是兄终弟及的祖训,你们按照太子嗣礼的方式迎接我,难道我是来做太子的吗?!”新君的机敏和强硬态度,出乎大臣们的意料,大学士们只好重新做出安排,改由皇太后率文武百官上表劝进。劝进表上了三次,朱厚熜感到名正言顺后,才于中午时分起身,自大明门进入宫中。他先是派官员代表去祭告宗庙、社稷,再后谒拜列祖神位,然后去问候皇太后。他的祖母,宪宗的贵妃邵氏这时候还活着,不过双目已经失明,听说孙儿来到跟前,竟高兴地把他从头到脚摸了一遍。即位典礼当日就在奉天殿举行,朱厚熜为自己选择的年号是嘉靖,意在平乱求治,力除弊政,繁荣帝国。

朱厚熜年龄不大,不乏求治之心。他在安陆管理弹丸大的封地,积累了一些统治经验。堂兄留给他的是一个烂摊子,内外交困,百废待兴,人心极不稳定。他明白治理朝政需要的是什么,由此他赏识和重用杨廷和。在杨廷和的辅佐下,朱厚熜对武宗时期的弊政进行了一番改革: 诛杀了武宗的佞臣江彬、钱宁,将太监谷大用、邱聚降职任孝陵司香,迫使太监魏彬、张永交出权力闲住; 两次裁汰了锦衣卫及内监局的冒滥军校、匠役共18万余人;提拔了一些正直官员,委以重任;放走内苑的珍禽异兽,明令各地不许再献;减少漕粮1532000石。对即位之前杨廷和遣散边军还镇、关闭不成体统的皇店、送还全国进献美女等举动,给予了肯定。当杨廷和因为从宫中驱逐朱厚照的义子、裁汰冗员引起失职之徒的仇恨,扬言要报复时,朱厚熜的反应极其迅速,下令调拨了百余名军士,日夜对其进行特殊保护。在不长的时间里,朱厚熜以世人眼花缭乱的果敢举动,显示了他的威仪,缓和了社会矛盾,天下臣民盛称新天子圣明,歌颂杨廷和功高,这种令人鼓舞的局面,持续到嘉靖元年 (1522)。

朱厚熜毕竟是个涉世未深的孩子,为了一件愚腐可笑的事情,他与杨廷和之间产生了矛盾,并为此后的朝政投下了巨大的阴影,这就是 “大礼仪”。朱厚熜是作为其伯父、孝宗朱祐樘的继承人当上皇帝的,但他的父亲是兴献王朱祐杬。那么,即位后的朱厚熜是要称自己的父亲为“皇考”呢,还是称孝宗为“皇考”?他的本意,当然是要尊奉生父。“礼仪”之争初露端倪是在即位典礼后的第5天。为了给死去的父亲一个比较高的封号,朱厚熜下诏给群臣讨论这个问题,朝臣的意见发生了分歧。杨廷和恪守礼法,引据汉哀帝与宋英宗的故事。认为朱厚熜既是以宗藩入继,就应称孝宗为“皇考”,而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他让礼部尚书毛澄将这个意见告诉朱厚熜,并用坚决的口吻对左右的人说:“异议者即奸谀当诛。”朱厚熜对 “移易”父母非常不满,要求重议。使事情变糟糕的是朱厚熜的的母亲蒋氏。大约过了4个月,蒋氏自安陆进京,听到这件事情,大发脾气,对陪同的朝使说:“你们受职为官,父母都得到了宠诰,我儿子当了皇帝,却成了别人的儿子,我还到京去做什么?!” 留在通州,不肯再走。朱厚熜闻报,哭着入禀张太后,说:“您另选别人作皇帝好了,我要与母亲一同回安陆,仍旧作献王。”张太后一面慰留,一面饬阁臣妥议。杨廷和无奈,只好代朱厚熜草敕下礼部,尊朱祐杬为兴献帝,蒋氏为兴献后。礼官据此安排蒋氏由东安门入宫,奏报送上,朱厚熜不待瞧毕就掷还,礼官又建议改进大明东门,朱厚熜意仍未怿,竟奋笔批示道:“圣母至京,应从中门入,谒见太庙。”蒋氏听到这个决定后,才继续前进。蒋氏进京后,杨廷和利用手中的权力,授意吏部将迎合朱厚熜想法的观政进士张璁贬为南京刑部主事,又把跟随自己发表“兴献王不宜称考”意见的官员,安排到吏部和工部。朱厚熜对此没有干预,但他也没有放弃原来的主张,又下了一道御札,令加兴献帝,后以 “皇”字。暂时平息这场风波的是嘉靖元年正月清宁殿发生的火灾,这场火给了杨廷和进谏的机会,他奏称:“这是因名不正、言不顺的缘故,惹起了祖宗神灵的愤怒啊。”朱厚熜不怕杨廷和,但却迷信天人感应,于是做了让步,称孝宗为 “皇考”,慈寿皇太后为圣母,兴献帝为本生父母,暂将皇字搁起。

嘉靖元年 (1522) 九月,朱厚熜心绪平静地举行了大婚礼,张太后为他选中的皇后是大名府元城县学诸生陈万言的女儿,一个生得仪态端正,容貌出众的姑娘。册封皇后的同时,朱厚熜又特上两宫尊号,给慈寿皇太后加上了“昭圣”,封表嫂武宗皇后为庄肃皇后,祖母邵氏为寿安皇太后,母亲蒋氏为兴国太后。于是宫内皆大欢喜,相安无事,风波不兴。

朱厚熜即位之初为礼仪困扰,费去了不少精力,对朝政是有妨碍的,不过由于内阁的鼎力相助,加之自己的勤勉,国家大体上平安无事。元年十月,刑科给事中张上疏,指出宦官出镇不足取,说他们平日里安享尊荣,肆毒百姓,遇变则心怀顾望,极不可靠。朱厚熜非常赞同这一看法,不久就下诏将派驻在各州府的宦官召回京城,并且一直没有复派,时间长达40余年。可惜的是,与杨廷和的礼仪分歧,在朱厚熜心里留下了芥蒂,他对杨迁和等顾命大臣虽然还比较尊重,但表面上的文章作得多了。同时,奢侈到无以复加的皇室生活,以及朝中弥漫的阿谀奉承的风气,也开始以难以抗拒的诱惑和影响,消蚀他的进取心,助长他爱虚荣的毛病。渐渐地朱厚熜发生了一些变化,开初时还不明显,只不过阅览疏奏的时间减少了,遇事不愿多动脑筋,也懒得与阁臣议事。接下来他开始出入教坊诸司,迷醉于乐工、舞女精湛的技艺表演。再后来事情就有些严重了,即位之初纳谏如流的情景很少再现,锦衣卫、监局里的冗员开始增加,封爵世庙之风又有所抬头……嘉靖二年 (1523) 南京礼部尚书秦金上疏,一针见血地指出他有八不如初: 诏令不能如初,任贤不能如初,听纳不能如初,慎名器不能如初,谨国法不能如初,恤民瘼不能如初,崇正道不能如初,啬精神不能如初。疏奏指出的八个方面,都有事实为依据,言辞极为恳切。朱厚熜看后有所触动,但他终没有以实际行动改正缺点,尽管这样做并非难事。

嘉靖二年(1523)天公不做美,夏季西北大旱,秋季南方大水,反常的气象变化,搅得朱厚熜心神不定,寝食不安。这种失态,是因为他过于迷信,他认为老天反复无常,大概要有灾难降临。太监崔文瞅准这个献媚的机会,告诉他修斋建醮祭告上天,可以禳祸。朱厚熜对这番鬼话深信不移,于是下令在宫中设立醮坛。他亲自选了年轻的太监20人,穿上道服,学诵经忏,所有乾清宫、坤宁宫、汉经厂、五花宫、西暖阁等,次第建醮,香花灯烛,日夕不绝,锣钹幢幡,沸沸扬扬,把紫禁城变作了修真道院。杨廷和与吏部尚书乔宇实在看不下去这种闹剧,苦苦劝谏朱厚熜停止建醮,远离僧道。礼科给事中刘最也发表了同样的意见,还要求罚治出主意耗费国帑的崔文。朱厚熜不听,反而刁难刘最,让他去核查耗费国帑的数目。按照祖制,帑银归内府管理,连大臣都无权稽核,小小给事中刘最自然也没那个胆量。朱厚熜就以刘最抗旨为借口,谪出朝廷,做为惩一儆百的典型。

惩治刘最是对杨廷和的直接警告。自大礼仪起,杨廷和以军国事重,不惮谏争,先后封还御批4次,执奏30多疏。反对派挑拨离间,在朱厚熜面前说杨廷和跋扈专恣,不把君王放在眼里。耳边风吹多了,自然要起作用,朱厚熜认为杨廷和做得太出格了。杨廷和是明白人,自知再干下去前景不妙,于是几次上疏请求退休。朱厚熜巴不得这样,但表面上还装出挽留的样子,到了嘉靖三年 (1524) 正月,方才亮出底牌。被贬到南京的张璁和南京吏部主事桂萼,看到朱厚熜立足已稳,揣测帝意,又上书重提旧案,要求“速下诏旨,循各考实,称兴献帝为皇考。”朱厚熜见到疏奏,连连点头,叹赏说:“此疏太重要了,天理纲常,要仗它来维持了。”下诏廷臣集议。杨廷和见他故态复萌,料自己也无回天之力,决意辞职,与他一同要求辞职的,还有礼部尚书毛澄。朱厚熜在辞呈上写了 “听之去”三个字,言官们向他请求留下二人,朱厚熜一言不发,用沉默表示了自己的强硬态度。朱厚熜执意做礼仪文章,除了想借此从政治上摆脱杨廷和之外,还有一层原因,蒋氏入京后,虽有了帝后的称号,慈寿太后仍以藩妃之礼相待,而朱厚熜每次去朝见太后,太后都显得非常冷淡,大有悔当初抬举之意,母子俩的日子过得都不顺心,这促使朱厚熜在此事上下了最大的决心。

杨廷和去职后,大礼仪之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同时,也很快见出了分晓。新任礼部尚书汪俊,对来自南京的疏奏坚决反对,但朱厚熜再不肯放过这一机会,直逼到汪俊同意加上 “皇”字,仍不罢休,下令让张璁、桂萼进京,参与讨论。张璁、桂萼动身之前,又上一疏,提出 “加称不在皇与不皇,而在考与不考。”朱厚熜于是敕谕礼部,追尊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尊兴国太后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令礼部在奉先殿侧另建一室,安放皇考神主。汪俊不肯从命,辞职还家。朱厚熜令席书继任。大学士蒋冕见朱厚熜撇开内阁,一意孤行,也学了杨廷和,愤然去职。朱厚熜不为所动,让石瑶担任文渊阁大学士,石瑶不事阿谀,上任后即奏请朱厚熜停召张璁、桂萼。张、桂这时正在半路,风闻让他们回任,再次上疏,说: “从邸报上看到尊号上仍带有 ‘本生’ 二字,此与皇叔无异,礼官有意欺君,愿来京当面质询”云云。六月,张、桂入都,朱厚熜立即任命二人为翰林学士,负责议礼事宜。七月,朱厚熜根据二人的奏报,传谕内阁除去父母尊号中的 “本生”二字,大学士毛纪等人力言不可,朱厚熜怒气冲冲找到毛纪,责备道:“你们眼里没有我,难道还让我眼里没有父亲吗?!”接着将百官召到左顺门,颁示手敕,限四日恭上册室。朝臣们从朱厚熜不容置疑的口吻中,感到事态到了最后关头。七月十五日早朝后,修撰杨慎说: “国家养士百余年,节仗死义,正在今日!” 当下得到人们的赞同,吏部侍郎何孟春与九卿以下237人,一齐跪在左顺门下,高呼孝宗皇帝。内阁大学士毛纪、石瑶听说后,也加入了跪伏的行列。朱厚熜劝过两次后,不见收敛,大怒,遣锦衣卫逮捕了为首者8人,杨慎见此情景撼门大哭,众人也一起大放悲声,声震阙廷。朱厚熜愈发恼怒,又指使抓了134人。两天后,他下令将为首者发配到边地,其余四品以上者夺俸,五品以下杖之,有16人因杖受伤,先后毙命。毛纪上疏营救,朱厚熜毫不客气地斥责了他,说他要结朋奸,背君报私。毛纪受辱不过,负气辞职。就在一片棒打声中,朱祐杬的神主自安陆迎到北京,摆放进奉先殿旁新建的观德殿,上册宝,尊号曰“皇考恭穆献皇帝”。至此,历时三年、震动朝野的“大礼仪”一案以朱厚熜的胜利而告一段落。

礼仪之事的后果是非常坏的。通过“大礼仪”,朱厚熜羽翼已丰,更加独断自是,一意孤行,动辄将议不如意的大臣下狱廷杖,开了顺昌逆亡的滥觞。支持朱厚熜的张璁、桂萼,分别被授予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和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主内阁,执掌大权。反过来他们又在朱厚熜的支持下,以 “大礼仪” 中的态度划线,对反对派官员进行排挤报复。一些侥幸之徒看到张璁等因议礼升迁,也纷纷进言,极尽巴结。朝风骤变,勾心斗角之事层出不穷,这种后果,是朱厚熜始料不及的。

因为纵欲过度的原因,朱厚熜的身体况状不佳,他接连生过几场大病,面容显得憔悴,一付弱不禁风的样子。大理卿郑岳为此曾劝说他,要他遵照圣祖寡欲勤治的训导,尽心裁决章奏,日暮还宫,节制房事,以保养身体。健康状况如此这般,使朱厚熜强烈地感到,必须解决长寿问题。他对左右的人说: “我享受富贵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唯有不知的,是能活多么长久。”

嘉靖三年冬,朱厚熜听说江西道士邵元节有长生之术,下诏将他召进皇宫,交谈后大加宠信,让他居住在显灵宫,专司祷祀,驱鬼通神。有几次朱厚熜让邵元节呼风唤雨,碰巧灵验,遂大为赏识,敕封其为“至一真人”,为他在京城中建了真人府,总领道教,统辖朝天宫、显灵宫、灵济宫三个庙宇。邵元节将宫中原设的斋醮,重新整理了一番,上上下下跟着这个方士,忙得一塌糊涂。

斋醮仪式上,需用写给“天神”的奏章表文,一般为骈丽体,因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称为“青词”。朱厚熜把能否写好青词作为衡量文臣学识高下的标准,许多大臣为了取得他的青睐,终日琢磨青词的写法。醮事不断,青词也就花样翻新,源源不绝地炮制出来。满朝之中,不以贻误朝事为耻,反以竭诚画咒为荣,形成了攀比撰写青词高下之风。

嘉靖四年(1525),朱厚熜感到在观德殿放置父亲的神主,意犹未尽,又在太庙左侧为朱祐熜建了世庙。此举没有引起过多的非议,反对抬高朱祐熜的一派,已经渐渐丧失了地位和权力,空出的位置,被力主尊崇的一派所占据,这时谁再出来说三道四,未免太不识相了。世庙修成后,朱厚熜论功行赏,下令编纂《明伦大典》,一直折腾到嘉靖七年(1528)。这期间内阁首辅换上了杨一清,大学士费宏、石瑶被迫退出内阁。杨一清正德年间曾做过大学士,后因江彬的攻击而退位家居,朱厚熜让他复出,也是根据此人在“大礼仪” 中的表现。《明伦大典》编成后,朱厚熜对体现了自己意志的这部礼书极为满意,得意洋洋地写了序文,并发布诏书逐个叙述在“大礼仪” 中反对派官僚的 “罪过”,其中说杨廷和是“罪之魁”,罪恶之深应砍脑袋。当然,杨廷和并没有真的被押上刑场,朱厚熜毕竟还记着他的好处,刀下留情,给了他一个宽宥的处分——削籍为民。

朱厚熜也有很大的长处,对太监不感兴趣。除了前面提到的崔文,给他出过祭告上天的主意,被采纳之外,朝中之事,太监们极少能插上嘴去。但他同时也有一个极坏的毛病,对朝臣们的猜疑心很大,能长久得到他信任的人不多,一旦出现了他不满意的事情,惩罚相当严厉。他甚至用鼓励大臣们互相告讦的手段,检验大臣们的忠诚程度。这就使得内阁和六部的大臣频频换马。杨一清当首辅后,没过三年就被他革职。做出这样的决定,实在不是杨一清有什么大的过失,只是由于张璁想取而代之,在他面前攻击杨一清与前朝太监张永过从甚密,引起他的厌恶,遂有此举。杨一清下台后,首辅换了张璁,没出两年也丢了官,比杨一清好些的是后来又被他下诏还朝,勉强又干了一段时间,至嘉靖十四年 (1535) 病退。朱厚熜乖戾无常,恩威不测,一批大臣遇事唯唯诺诺,全看他的脸色行事。一次有个太监犯了过错,他把大学士翟銮找来征求惩处意见,翟銮冒然说了一句从轻发落,朱厚熜刚反驳了一句,翟銮就立即改口附合,说:“这个看法完全正确,您就是天啊,春生秋杀,有什么不可以!”就是这个翟銮,当了几年大学士,政治上毫无建树,朱厚熜为此责备他,他反而振振有词地说:“皇上如此圣明,我们照您的话去做还忙不过来,还能想出比您更高明的主意吗?”

朱厚熜的坏脾气,还使陈皇后送了性命。嘉靖七年十月的一天,他与陈皇后在室内同坐闲叙,张、方二妃前来进茗,他见二妃手似葇荑,就色迷迷地拉住不放。陈皇后看不下去,一时冲动,投杯而起。朱厚熜失了脸面,立刻翻脸,大声呵斥,陈皇后时值有孕,连气带吓,没几天就流产堕胎,一命归西。此后,朱厚熜立了张妃继位中宫。张皇后性情温和,颇具淑德,但朱厚熜同样不能恩爱长久,没几年也被废掉,再立方后。

光阴如梭,转眼朱厚熜已近而立之年。他嫔妃成群,夜夜新欢,但没有人给他生下皇子,他不免为此感到焦虑。为了早日得子,他让邵元节在钦安殿建祈嗣醮,又在内皇坛建金録大斋。祈嗣醮坛竟命以大臣为监礼使和引导官,由文武大臣轮流进香。嘉靖十五年,因祈嗣没起作用,邵元节为此感到自愧,暂乞还山修炼,临行仍编了一套鬼话,说朱厚熜多福多寿,皇子指日可出。邵元节走后,后宫阎贵妃有了孕,朱厚熜认定为邵元节祈求有功,着人将其召回。皇子生下后,朱厚熜大喜过望,加授邵元节为礼部尚书,给一品服俸。阎妃生的皇子叫载基,不幸于两个月后病夭。幸而王贵妃复又怀胎,生下一男,取名载壑,随后杜康妃、卢靖妃也各生一男,取名载垕、载圳。朱厚熜这才安下心来,脸上有了笑意。嘉靖十八年 (1539) 邵元节病死,朱厚熜这时正在安陆谒见献皇帝墓,听到这一消息,痛恸不已,亲书手谕,派太监锦衣护丧归籍。邵元节死前曾给朱厚熜介绍了方士陶仲文。陶仲文比邵元节画符念咒的本领更胜一筹,他教唆朱厚熜用童女初至的经血做原料,制作“元性纯红丹”,说服后可以长生不老。朱厚熜信以为真,传谕各处的地方官,挑选了三百余童女入宫,为制药做准备。在不太长的时间里,陶仲文又赢得了朱厚熜的宠信,平步青云,官至少保、礼部尚书,又兼少傅,食一品俸,总领道教之事,后来,又加封为少师。陶仲文的子孙,徒弟也大批被录用在朝廷做官。

几乎就在陶仲文得宠的同时,又有一个方士段朝用出现在朱厚熜面前。段朝用先是炼了百余件白金器具,托人献进宫来,称是仙物,用以饮食可长生不死,用以斋醮神仙可至。朱厚熜对此表示了极大兴趣,把段朝用召进宫来,询问天机。段朝用对他鼓吹说:“你如果深居不与外人接触,则黄金可成,不死药可得。”听了这番话,朱厚熜立即照办。他下诏让四岁的太子载壑监国,自己退到了后宫,对大臣们说,等身体健康后再出亲政。监察御史杨爵上疏直陈不可,朱厚熜就把他下到狱中,主事周天佑等人上疏论救,结果也落了个同一下场。大量的祷祀活动,耗费了大量的财力,仅香烛一项,每年就费去黄蜡20几万斤,白蜡10余万斤,香品数10万斤。有的太监把这个数字告诉了朱厚熜,他只不过淡淡地说了声“知道了”,对于他来讲,万事皆空,唯长寿为大,与此相比,这点耗费,实在是太不足道了。

朱厚熜在后宫中祈求道法,苦炼苦修,未免有冷清之感,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朝臣之间热火朝天的倾轧,他们互不服气,都想爬上高位,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目标是内阁的首辅这一职位。首辅位置自杨一清让出后,人选曾多次改变,直到夏言才算有几天安稳。不过夏言也没能立于不败之地,他遇到了强有力的对手严嵩。

严嵩本是礼部右侍郎,嘉靖七年曾奉朱厚熜之命去安陆祭告兴献帝陵墓,事毕献媚说:“我走了一路,处处应时细雨霁霁,还见石产枣阳,群鹳集绕,当载神主的船过河时,连河水都徒然高涨,真是天意啊。”朱厚熜因此对他很赏识。这以后严嵩一边巴结夏言,一边又在朱厚熜面前讲夏言的坏话,终于博得了朱厚熜对他的充分信任,渐渐地铺平了通向进入内阁的道路。

朱厚熜信奉道教,努力尝试各种成仙之术,自我感觉不错,从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但他并没有遵循道家“清心寡欲” 的教规,而是频频派人到民间挑选淑女,为数超过数千。进宫的女子兼有供他淫乐和奴婢的双重身份,备受欺凌侮辱。于是,激发了一起宫女造反的事件,叫作“壬寅宫变”。嘉靖二十一年(1542)十月二十一日,朱厚熜在瑞妃处寻欢作乐,过后精神不支,倒头大睡。趁瑞妃不在的当儿,宫女杨金英招呼了十几个姐妹,一涌而上,一个人用黄绫抹布蒙住他的脸,余下的将他捺住。然后,杨金英用绳子系住他的脖子,由两个宫女各执一端,使劲地拉。但杨金英在结绳时误拴成死扣,因此只是把他勒昏,并没勒死,被人发现。皇后方氏带了太监火急赶到,从宫女手中抢出了他。造反的宫女第二天就被处死,端妃曹氏和宁嫔王氏因受牵涉,也在宫中被处死。

宫婢造反给朱厚熜敲了一记警钟,不过他并未觉悟,甚至认为大难不死也是尊崇天神的结果,是“赖天地鸿恩,遏除宫变”。但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住在乾清宫,就搬到西苑燕王的旧宫,并宣称自己是尘世外的人,郊庙不亲,朝讲尽废,专心奉玄修道,不与任何妃子和宫女见面,也不跟大臣们见面。满朝文武,也就是知道有这么位皇帝罢了,天子不议朝事,他们乐得自在,图清闲的,就躲在在府邸中花天酒地,尽享天伦之乐;想做高官的,就处心积虑地拉邦结党,朝事一片混乱。

严嵩在夺到首辅的位职之前,与夏言有过几次较量,“壬寅宫变”之后,他加快了夺权的速度,并终于在嘉靖二十三年 (1544)得手。这主要靠施展两面派的手法。朱厚熜真正垂青誊顾的人,是那些赞玄奉道的官吏。严嵩入阁前,大权由夏言执掌,夏言得宠的原因也是由于祭醮青词写得好,祷祀的事情肯卖力气。但是夏言以后逐渐厌倦此事,并时有抵忤,朱厚熜对此甚为不满。朱厚熜常常戴香叶道冠,打扮成道士模样,还命人刻制了五顶香冠赐给夏言、严嵩等五位大臣。夏言不肯戴,还对他密疏讽劝,而严嵩则在朱厚熜召对时,每每戴上,朱厚熜自然更对夏言不满。严嵩为了消除夏言对自己的戒备,耍了不少花招。一次严嵩请夏言赴家宴,亲自到夏言的府第相请,夏言不去,严嵩回家后,在开席前仍跪在虚设的夏言位前祝酒。夏言听说了,对其消除了疑心。朱厚熜经常派太监到大臣府邸宣诏达事,夏言自恃位高,说话从不客气,有时躺在床上也不起身,待之如奴仆; 严嵩则必捡手请坐,塞给来人黄金若干,于是这些人回来后争着向朱厚熜说严嵩的好话。朱厚熜觉着这样还不能说明两人的高下,又专门派人趁晚上到两人家里察看,结果发觉夏言往往是在家中睡觉,而严嵩却在灯下审看自己写的青词。朱厚熜几次将两人送来的青词做了比较,发现夏言的多为僚属代写,有时还把用过的又拿来充数,而严嵩写的却越来越精彩。朱厚熜心里有了底数,对夏言的印象直落千丈。他多次将夏言送入西苑的青词掷于地上,愤愤地说:“夏言就用这种玩艺来胡弄我,真是有负我的重用!”其实严嵩的青词也不是自己作的,而是由其子严世蕃所为。有负重用的人自然不能久留,嘉靖二十三年(1544)夏言下了台,代之以严嵩主政。此后夏言虽有一段复出的时间,但接着又发生了河套问题。朱厚熜在这个问题上出尔反尔,严嵩推波助澜,最终将夏言赶出了内阁。

河套问题相当棘手。这片土地处于北方的贺兰山以东,狼山和大青山南,因黄河经此,绕成一个大弯曲,所以称为“河套”。成化元年 (1465)鞑靼部落强行进入了这一土质肥沃、水草丰富的地区,将其变作了骚扰内地的一个主要基地。嘉靖年间占据河套的是俺答,他时时率部袭扰延绥诸边,有时还驰驱到山西、陕西直到京畿之地,成为朱厚熜的边防大患。兵部屡次发兵征讨,都没有奏效。嘉靖二十五年(1546),朱厚熜收到了陕西三边总督曾铣建议收复河套的疏奏,夏言力言可行。朱厚熜本久已不理朝事,这次却动了心,他下令立即拨给曾铣军费,命令他加紧备战,务求必夺。正在边军养精蓄锐,摆开架式准备扑向大草甸之际,朱厚熜却在严嵩的挑拨下变了卦。他认为开启边衅,后果可怕,下令取消了这一军事行动。他翻脸对夏言训斥道:“收复河套真是一件没有把握的事情,你怎么知道一定能够成功? 倘若兵连祸造,涂炭生灵,试问何人负责?!”罢了夏言的官,并将曾铣逮进京师。曾铣为人廉洁,长于用兵,他万没想到自己竟成了首辅之争的牺牲品,几天后被砍了脑袋。朱厚熜杀了曾铣,也没有饶过夏言,只不过让他又多活了两年。两年后在复议河套的案件中,朱厚熜下令将夏言处以死刑。大臣们向朱厚熜求情,朱厚熜坚决不允,愤恨地说: “他一贯目无君上,玩亵神明,难道这种人还能轻饶吗?”他甚至没有忘记自己曾赐给夏言香叶道冠,夏言不肯戴上这桩小事,说: “他早就该死了,谁也不应再包庇他。”刑部主张减罪处理,消息被严嵩得知了,深怕朱厚熜改变主意,就拟疏催着行刑。适值俺答骑兵又杀到居庸关下,边报到京,严嵩立即借机发挥,告诉朱厚熜,这就是夏言等人主张复套引来的祸水。结果水到渠成,这番话成了夏言的催命符,当天朱厚熜就下令将夏言立即执行。

朱厚熜把内阁首辅换成了严嵩,但他并不认为严嵩有治世之才,只是赏识严嵩的顺从。朱厚熜在西苑修炼,不想与朝臣见面,严嵩就住在西苑内,朝夕相伴,随时等候召见,连洗沐都顾不上。朱厚熜对他的评价是“忠勤敏达”。正当朱厚熜做着成仙的梦时,无能的严嵩内阁却没能使他如意。多年松弛的边防在崛起的北方民族的冲击下,终于溃散开来,慓悍的马队长啸着疾驰直入,刀光闪闪,所向披靡,京畿宫阙为之震撼。

嘉靖二十九年 (1550) 六月,北方鞑靼部首领俺答率军进攻大同,演成了 “庚戍之变”。总兵张达和副总兵林椿皆在血战中丧生,守军全军覆没。八月,俺答接受了明军新任副总兵仇鸾的重赂,移兵东去,由蓟镇攻破古北口,明军仓促迎战,又是一触即溃。俺答挥军前进,越过通州、密云,直抵北京城下。胜利者在安定门外扎下大营,大肆掠夺村落居民,焚烧庐舍,火光日夜不绝,浓烟蔽日。朱厚熜不理朝事,因此有关俺答进犯的消息,他一无所知。兵临城下后,经礼部尚书徐坚一再督请,他才离开西苑,到御天殿召集文武百官议事。大臣禀报实情后,他意识到灾难已经降临,慌乱之中,竟记不起兵部尚书是哪位,当着兵部尚书丁汝夔的面,惊呼道:“兵部尚书在哪里?赶快传旨出去,让他马上来见我啊!”

京城的防务落到了丁汝夔的肩上。他点阅京军册籍时,发现多系虚数,只有四、五万老弱残兵。兵士们被集中起来,手中的武器、盔甲都破烂不堪,根本不能御敌。无奈只得征募居民以及四方应举诸武生,组成临时队伍,以应守城之急。幸好这时赶来了援军,朱厚熜命令带兵而来的仇鸾为平虏大将军,统帅各路援军,丁汝夔这才如释重负。

对俺答的攻击迟迟没有展开。仇鸾率领的10余万兵马,眼睁睁看着俺答纵兵大肆掠夺,没人出阵发射一矢一弹。原因不是士兵怯战,他们接到了十分荒唐的避战命令。丁汝夔在援军抵达后,找到了严嵩,询问是主战还是主守。严嵩说: “在边防上打了败仗,还可以隐瞒,在这里打败了,谁人不晓?当然是坚壁勿战,保存实力,等敌人掠夺够了,自然就会退走。”丁汝夔依计而行,于是出现了令人难解的局面。俺答率军杀掠了8天,开始退军。临行前俺答差人送给朱厚熜一封信,要求互通贸易,开放马市,通篇是威胁恫吓之词。朱厚熜接到信后,误以为俺答攻城在即,急令礼部准备大量的皮币珠玉,打算屈膝求和。俺答拔寨早了一些,没有得到这份丰厚的礼物,他的士兵个个兴高采烈,息鼓掩旗后,车拉马驮,由白羊口退出塞外。明军尾随其后,仍不敢追杀。

朱厚熜咽不下这口气,在大臣们的庆贺声中,下令逮捕了丁汝夔,追究他不许出战的罪责。丁汝夔本受教严嵩,就向严嵩乞求。严嵩吹嘘说:“老夫尚在,不会让丁公屈死。”去找朱厚熜求情。朱厚熜不肯罢休,几句话就把严嵩吓得踉跄趋出,不敢言语。不久,丁汝夔被押赴刑场,他悔恨交加,大哭道: “贼嵩误了我,真是冤枉啊!”朱厚熜杀了丁汝夔,让吏部侍郎王邦瑞入主兵部。王邦瑞见武备松弛,奏请整军,得到了朱厚熜的批准。增兵设戍,需要大量钱财,兵部造的预算是595万两,而当户部太仓每年所入仅有200万两,户部尚书孙庄奎费无所出,束手无策,于是朱厚熜就下令在南直隶、浙江等地增赋,开始了繁苛的加派,起初还不过为解燃眉之急,之后遂成为因循之法。王邦瑞虽身为兵部尚书,但朱厚熜并没有将兵权交给他,而是设置了戎政府,让仇鸾担任总督,王邦瑞为副总督。仇銮揽到了兵权,马上与严嵩打得火热。他表面上虚张声势整军西伐,背地里却严令边将不得任意采取军事行动。此事引起了王邦瑞的不满,于是上疏朱厚熜,要求解除对边将的限制。朱厚熜这时对整军没有什么信心,就将疏奏搁置起来,王邦瑞再上,朱厚熜终致恼怒,下令削去了王邦瑞的职务,换上赵锦。

庚戍之变后,俺答仍不断向内地侵扰。仇鸾猜测到朱厚熜的避战意图,就派使节出塞,用重金贿赂俺答的义子脱脱,说情愿互通贡市,不可动兵。脱脱禀报俺答,俺答自然乐许。于是马市即开,在宣府等地,每年春秋两季。这是一场不公正的贸易,俺答方面起初驱马而来,计值取价,还不失信用,后来就用劣马搪塞,硬索绸缎、谷物,边吏一旦挑剔,即哗扰不休,拔刀相向。这种妥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边防问题,有时大同互市,俺答就侵扰宣府,宣府互市,再转向其它地方。朝市暮夺的情况,时有发生,实在得不偿失。

朱厚熜对仇鸾也失去了信任,这中间起作用的竟然是严嵩。仇鸾值非常时期总督京师和边军,权力与严嵩不相上下,与严嵩狼狈为奸的同时,也不大将其放在眼中。严嵩心怀怨恨,向朱厚熜进言,让仇鸾率兵出塞作战。朱厚熜下了出战命令,仇鸾不敢抗命,只好硬起头皮出师。明军在强悍的俺答骑兵面前,屡战屡败。事隔不久,仇鸾因病回京休养,大臣们根据掌握的材料,向朱厚熜告发他里通外国,严嵩也说此人有欺君之罪,在边地擅开马市,云云。朱厚熜立即下令让仇鸾交还大将军印。兵部尚书赵锦闻令而动,当夜敲开仇鸾的府邸大门,取走了大印。病中的仇鸾受了刺激,一厥不振,很快就死了。朱厚熜在仇鸾死后仍不罢休,下令:“各边马市立即关闭,有谁再敢提这件事的,一律处斩!”同时让人掘开仇鸾的墓,追以戮尸之罪。

北部的边防漏洞百出,烽烟常起,南方也不那么平静,从辽东经山东到广东漫长的海岸线上,时时传来警号,弄得人心惶惶。给堂堂天朝带来麻烦的,是隔海相望的日本诸候国。在那显得零零碎碎的弹丸小地上,物产尽管不算丰富,却盛产武士和海盗。藩候们在兼并战争中大打出手,互有胜负,因失败而失掉军职的武士,靠抢劫手段维持生活,演变为萍踪无迹的“浪人”。藩候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欲望,并解决财政困难,常常组织商人和浪人到中国大陆走私贸易和掠夺。落魄武士生逢天朝衰落之际,不愁没有用武之地,遂与海盗一起,啸哨洋中,倏忽千里,其掠夺财富的欲望,一点也不比北方的俺答逊色。中国人把这些身材矮小,专干打家掠舍营生的不速之客,叫做 “倭寇”。

明初朝廷曾在沿海设置防倭卫所,添造战船,所以倭寇未酝成大患。到了嘉靖时,海防糟到了不能再糟的地步,浙、闽沿海卫所,战船十存一、二,士兵也只剩原先的十分之四。日本人对朝廷的畏惧之心,已一扫无余。朱厚熜对日益猖獗的倭患,缺少有效的打击措施。他认为平患的最好方法,就是关闭官方向海外进行贸易的大门,实行海禁。这个貌似决断,实则愚蠢的政策,从嘉靖二年起,就被沿海官吏实施,但收效适得其反,不仅限制了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还迫使日人变换了贸易对象。远方的商船几十年来照来不误,不同的是投托了沿海的豪绅奸商。这种贸易伙伴没有多少信用可言,日人一旦感到吃亏上当,就用掠夺进行报复,狡诈一些的,则与中国的海盗勾结起来,形成了许多武装走私集团,时时兴风闹事。

嘉靖三十一年(1552),朱厚熜同意了内阁的意见,在沿海一带复设巡视大臣,对加强海防起到一些作用。一年多之后,朱厚熜又派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沿海军务,委以平倭重任。张经到任后,积极筹划军事行动,准备一显身手。这时却来了工部右侍郎赵文华,问题变得复杂起来。赵文华是严嵩的义子,张经上任后,赵文华向朱厚熜提出了七条平倭建议,第一条就是“请遣官祭告海神,以求平安。”朱厚熜看后,立即批准,并让赵文华去办理此事。张经的职务比赵文华要高,不大把新来的祭神官放在眼中,赵文华就一头扎到浙江巡按胡宗宪之处。赵文华屡次催张经出兵,张经因准备不足没有理睬他,于是朱厚熜就接到了赵文华写来的密疏,诬告张经畏贼失机,应予惩处。朱厚熜看后,召见严嵩征求意见,自然严嵩不会讲张经的好话,朱厚熜就下令逮捕张经。这时已到了嘉靖三十四年 (1555) 五月。就在逮捕令即将发出的时候,张经的军事部署已经妥当,他指挥士兵向倭寇的巢穴石塘湾攻击,获得大胜,并在王江泾截杀了大量逃敌,将倭寇驱向了大海。捷报传来,朱厚熜竟不肯收回命令,他斥退了劝说的言官,说:“张经的罪过是不忠。他所以打这一仗,完全是听到文华揭发了他,想表现一下。”不久,张经被押到北京,十月份被斩首。赵文华见杀掉张经,上疏冒功,说此次胜利来自自己和胡宗宪的“督师”,朱厚熜就升其为工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升胡宗宪为巡抚。与赵文华相比,胡宗宪要好一些,赵文华先后两次出任浙江、福建,仗着提督军务的身份,凌胁百官,搜刮库藏,将两浙、江淮、闽、广间的征饷,大半揣入自己的腰包,胡宗宪则在上任后,接连诱杀了几个里通外国的海盗,使倭寇的凶焰有些收敛,尽管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正当倭寇长期不得平定的时候,明军里出现了名将戚继光,他与俞大猷、刘显等军事将领一道,精心组织战斗,终于解决了倭患。戚继光嘉靖三十四年(1555)调任浙江,第二年升为参将,他感到海防士兵的战斗力太差,就在义乌招募了新军。戚继光对这支军队进行了严格的训练,创造了 “鸳鸯阵”战术,使其成为能打硬仗的精锐之师,屡立战功,被誉为“戚家军”。“戚家军”在短短几年中,由浙东打到福建,几经征战,倭寇闻之丧胆。嘉靖四十二年(1563),为了彻底解决福建的倭患,朝廷调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官,调戚继光为副总兵。戚继光再度由浙入闽,与俞大猷以及驰援的广东总兵官刘显,兵分三路进攻平海。戚家军首先登上敌垒,刘、俞的部队相继突入,“斩级2200”。戚继光因战功升都督同知,世荫千户,并代俞大猷为总兵官。第二年春,戚继光又相继败寇于仙游、王仓坪、蔡丕岭等地,斩获甚多。福建平定之后,广东东部还有2万多倭寇,朝廷又命俞大猷为广东总兵,在两广提督吴桂芳的支持下,明军奋力掩杀,击败倭寇于海丰等地,将之擒斩殆尽。至此,倭寇一蹶不振,渐渐地退出了沿海一带,不足以构成倭患,南方趋于平安。

沿海一带战事频仍、将士们浴血奋战的这段漫长时间里,朝廷中无形的战场也在大力厮杀,血腥味十足。首辅严嵩虽然手段高明,掌权的时间也比较长,但最终败给了徐阶。徐阶也以善于炮制青词见长,朱厚熜对他比较信任。由于夏言生前曾向朱厚熜推荐过徐阶,严嵩对此人十分警惕。徐阶觉出了这一危险,耍了一个手腕,对严嵩假意逢迎,不露半点锋芒。时间久了,严嵩也就麻痹大意,不再事事监视这个潜在的敌手,让他顺利地升到了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徐阶职务高了,加之朱厚熜又比较喜爱,自然与朱厚熜接触也多,因此,有可能对他加以影响。

朱厚熜对严嵩的看法渐渐有了变化。严嵩掌权之时,正是 “南倭北虏”最严重的时期,由于俺答的进攻,从嘉靖二十九年到四十二年,京师出现过3次戒严,倭寇的骚扰则遍及东南沿海各省,国家财政日益危机。嘉靖二十三年 (1544) 户部报告: 太仓积贮粮米有余,5年后财政赤字达147万两,三十二年(1553)赤字又上升到373万两。这个责任,首辅是不可推却的,同时,财政危机与严嵩等生活奢侈,为官贪污受贿,有直接的关系。张翀曾弹劾严嵩说:“户部每年发出的边饷,本来是用于军队的,可严嵩辅政之后,都落入到奸臣之府,输到边关的只有四成,六成入了严家。连严家的管家私财也达数十万之多。”对此,朱厚熜不是没有一点看法。另外,严嵩的淫威能让朝臣侧目,却缄不住道士之口。有一个名叫蓝道行的道士很博朱厚熜喜欢,信以为神。一日,召道士扶乩,卜问神仙是否会降临,又问长生的诀窍,道士用乩笔胡写了几句话,无非是清心养性、恭默无为等等。朱厚熜又问现在辅臣何人最贤,道士口中念念有词,乩笔写出严嵩是妨贤的大蠹,大蠹不除,何以有贤?朱厚熜不相信,又问: “真如上仙讲的那样,何不降灾诛之?”道士又写: “留待皇帝正法。”朱厚熜不便再问,内心微有所动。

嘉靖四十年(1561),严嵩妻欧阳氏病死了,按理应由其子严世藩护丧归故,可严嵩却一日离不开他,此时严嵩已80有余,记忆和反映都很成问题,皇上的御札,还有诸司的请裁,如果没有严世藩替他奏答、批改,则不可想象。于是,硬起头皮向朱厚熜请求,乞求留京“侍养”自己,以孙子代替,朱厚熜表示同意。严世藩平日里就好声色犬马,其母管束颇严,不敢放肆。母亲既已去世,正好寻欢作乐,门面上孝服在身,内庭里却红颜留连,关起门来尽意胡闹。严嵩在西苑值日,朱厚熜有时下旨问事情,严嵩就派人飞马告世藩拿主意。世藩只顾与侍姬调笑滥饮,哪有心思管这些,见有来札,草草应答,马虎了事。朱厚熜看了,多不如意。一些急要的御札,太监就在值房立取,严嵩无奈,只好硬撑着应对,往往语意模糊,前后矛盾百出,朱厚熜看了,则大惑不解。在朱厚熜的眼里,从前那善解人意、巧写青词的严嵩已不复存在了。

也就在这一年,朱厚熜居住的永寿宫发生火灾,不得已移居到玉熙殿去住。玉熙殿又小又矮,朱厚熜住不下去,就想再营建永寿宫。他把严嵩找来,询问意见。严嵩不摸底细,说可以暂居南城离宫。南城宫是祖上英宗失帝位时住的地方,朱厚熜因此而不高兴。又问大学士徐阶,徐阶则请修永寿宫。不久永寿宫就拔地而起,且比原先愈发漂亮,改名万寿宫。万寿宫的营造,标志着严嵩政治生涯的结束,从此,朱厚熜遇事就不再找严嵩了。

严嵩已经失宠,朝廷中想要扳倒严嵩的官员们就加紧行动起来。有一次天下大雨,御史邹应龙就便到一个太监家中躲避,两人闲聊之中,太监不觉提到了蓝道行的乩言以及皇上对严嵩的种种不满。邹应龙摸到底细,写了一个奏文弹劾严嵩父子,次日就送了上去。朱厚熜展开来看,大抵是弹劾严世藩假父亲权势,贪赃枉法,干乱朝政,不敬不孝,等等,连带着也奏严嵩溺子之过,疏奏最后写道“如有不实之辞,宁愿被斩首以谢严家父子。”朱厚熜读罢奏疏,即召徐阶商议如何处理。徐阶将左右的宦官赶走,小心翼翼地对他说: “严家父子罪恶昭彰,陛下要果断处置,不然可能发生事变。”朱厚熜于是发锦衣卫驰入严府,宣读诏书,勒令严嵩致仕回乡,并逮严世藩入狱,其后谪戍雷州 (今广东雷州半岛)。严嵩布在朝中的心腹,尽被弹劾,陆陆续续被罢了官职。

严嵩倒台之后,徐阶代为首辅。朱厚熜将严嵩值班用的房子赐给了徐阶。徐阶对朱厚熜感恩不尽,研墨挥毫写了三句话,让人装裱起来挂在值房里面: 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他依照这三句话主持政务,做了一些好事,使嘉靖一朝在最后的5年里稍许有点象样,朝臣们推他为“名相”。朱厚熜对他感到很满意,其信任程度,超过了严嵩。

朱厚熜自嘉靖中年之后,于热衷方士方术的同时,又添了新的喜好,就是喜欢谈瑞祥。他的这一喜好,一直到了垂暮之年,仍乐此不倦。嘉靖三十七年(1558),总督浙直的胡宗宪因平倭不见大效,受到内阁的指责,就将在舟山捕获的一只白鹿,献给朱厚熜。朱厚熜见此转怒为喜,在玄极宝殿、太庙举行了隆重的告庙礼,亲临两处,向天神和祖宗告谢,百官也都纷纷称贺。胡宗宪听到消息,又将两只白龟献进宫来,还一同带来了5棵奇大无比的灵芝,朱厚焴高兴地将这两样东西各命为“玉龟仙芝”。做为回报,他给胡宗宪提拔了官职,赐给若干银币,并赐金鹤衣一裘。献瑞祥既可讨好,百官何乐不为?编造瑞祥的迎合者也逐渐多了起来。嘉靖四十三年 (1564) 五月的一天,年事已高的朱厚熜因长生成仙总不能如愿,悒悒不乐,晚上独坐庭中。太监们将预先准备好的桃子拿到他面前,告诉他这是由天上掉下来的,第二天又说复降一桃。这时,恰巧宫里饲养的白兔生了二子,没多久寿鹿亦生二子,朱厚熜把这三件事联系起来,认为天眷非常,大喜将至,下诏修了迎恩醮。这件事影响很大,各地官员无不纷纷上表称贺。

朱厚熜醉心于瑞祥感应,晚年尤甚,督抚大吏争上符瑞,礼官动辄表贺,举朝重臣包括徐阶皆莫敢言半个“不”字。倒是小小户部主事海瑞,斗胆独自上了一疏,给朱厚熜泼了一记凉水。嘉靖四十五年 (1566) 二月,海瑞上长疏建言,说: “陛下一意重修,竭民脂膏,滥修土木,20余年不视朝,法纪坏到了顶点。由于你猜疑戮辱忠臣,使得贪官污吏横行,百姓困苦之极。虽然陛下处置了严嵩等坏人,但社会政治仍然不清明,老百姓说 ‘嘉者,家也; 靖者,尽也。’ 意思是民穷财尽。陛下试思今日之天下,是个什么样的天下? ……人君自古就有犯错误的,但因有大臣匡正,不至一错再错。陛下如今仍修斋建醮,工部尽力经营,户部四处购香,竟无人指出陛下的错误,这也是大臣的失职。陛下的过错很多,其最大的在于求长生。陛下跟陶仲文求仙,连他都不能长生,何况陛下。那些仙桃天药,更是不可信之物……陛下误信受骗,真是大错特错”。海瑞上疏之后,自知触忤了龙颜,命仆人买了棺材在家待罪,与妻儿留下遗言,并将僮仆一一遗散。朱厚熜见到疏奏,大发雷霆,他将疏奏扔在地上,环顾左右咆哮说:“此人大胆妄言,立即逮捕,不准他逃掉!”宦官黄锦对他说,海瑞为人素有痴名,且根本不打算逃走,而是在家等候降罪。朱厚熜听完略有所思,又取疏奏看了一遍。怒气稍平后,他把徐阶找来,说:“海瑞说人不能长生,也可能是正确的。但我长时间生病,不能视事,吃点仙药有什么不可以?”又说:“这也怪我平时不注意爱惜身体,若能出御上殿,何至被他如此毁谤呢?!”徐阶答到: “海瑞虽然言过了,但心是好的,请陛下宽恕他吧。”朱厚熜这时也不愿多杀谏臣,命徐阶将海瑞下到诏狱,虽不治罪,但也不准放出,让其在狱中反省自责。朱厚熜一生毫不留情地惩治了许多大臣,其中既有奸臣,也有孤直之士,对海瑞的惩罚,是他晚年在用人上犯下的最后一个大错误。

朱厚熜服食的丹药,有不少是用水银制成的剧毒品,吃下去之后,造成的后果十分可怕。朱厚熜的身体本来就不健康,长期的慢性中毒,使他四肢麻木,脸上呈暗灰色,走路摇摇晃晃,说话也变得相当困难。大臣们见到他,莫不从内心替他感到担忧,特别是徐阶。为了让方士们有所收敛,徐阶动用权力,杀掉了向朱厚熜提供剧毒丹药的方士蓝田玉,并力劝朱厚熜不要服食水银。朱厚熜对徐阶没有责备,但也没听徐阶的苦劝。嘉靖四十四年(1565)正月,陕西方士王金等人,伪造了 《诸品仙方》、《养老新书》,与炮制的金石药一起献给朱厚熜。这些药成份不明,朱厚熜吃下之后,顿时感到头晕目眩,鼻孔中流出鲜血,很快就不省人事了。经太医的救治,朱厚熜才苏醒过来。此后,他一直卧床不起。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十四日清晨,朱厚熜突然变得精神饱满起来,周身不再觉得疼痛。日夜守候在他身边的徐阶,感到大事不好,连忙下令将他从西苑搬出,抬回乾清宫。没有多久,朱厚熜就咽了气,时年60岁。

朱厚熜的陵墓称永陵,跟他前面的几个明代皇帝一样,选在北京昌平县的天寿山。这是他生前亲自选定经营的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规模仅次于明成祖的长陵。虽说朱厚熜生前的愿望是羽化成仙,为此做了几近一生的痴迷追求,但他还是在人间早早地为自己选好了长眠之地,这种互相矛盾的心态和行动,说明他归根结蒂不能超乎世俗之上。

朱厚熜的庙号为世宗。几乎就在世宗陵墓之门封闭的同时,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蓬蓬勃勃地崛起了一片资本主义的萌芽; 海外殖民者新发明的佛郎机大炮,也开始在中国的门户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对古老的封建帝国来说,这实在是不祥之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