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一生简历

太祖朱元璋 

 

公元1352年闰三月的一天清晨。

激战后的濠州 (今安徽凤阳) 城,兵戈林列,戒备森严。料峭的寒风中,破损的城门下,匆匆赶来了一位衣衫褴褛的年轻和尚。

城卫上前拦住了和尚的去路,几经盘问,不见惊慌,只称要面见郭元帅。

起义军元帅郭子兴闻城卫报告,催马来到城门口,只见绳索紧缚的和尚,相貌奇伟,气度非凡,心里不禁暗暗称绝。

郭子兴喝退左右兵士,便与和尚攀谈起来。和尚恭敬地递上一纸书信,说道:“明公不是要成大事么? 我是汤和介绍来当差的,如果元帅不嫌弃的话,壮士愿跟定元帅打遍天下!”

郭子兴听罢,展信一看,内情尽晓。顿时喜出往外。即刻命卫兵松绑,收入麾下,充作亲兵。

这位相貌奇伟,龙形虎躯的年轻和尚正是后来的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

元天历元年 (1328) 九月十八日,朱元璋诞生在濠州钟离太平乡孤村庄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他的祖籍是江苏沛县,祖上数代都是老实巴脚的庄稼人,由于忍受不了地主的盘剥,几度流浪,几经迁徙,直到他父亲这辈才落户到濠州。先是住在钟离东乡,后又搬到西乡,最后总算到孤村庄找了个落脚的住处。

朱元璋又名兴宗,幼名重八,字国瑞。其父名世珍。庄里人叫他朱五四,世珍生有4子,朱元璋为四。

他的母亲陈氏,对元璋十分钟爱。只是元璋降世后,便日啼夜哭。不仅全家日夕惊心,就是左右街坊,也噪得不安。父母无奈只好去皇觉寺求助神明保佑。事也凑巧,自去寺中求过神明后,这小小的元璋竟安稳得不哭不闹了。为感念神佛,待元璋周岁时,世珍夫妇便抱子入寺,设祭酬神,并为元璋另取一禅名,叫元龙。

暑去寒来,光阴荏苒。小元璋在父母亲温馨的怀抱里悄悄地长大了。可社会、人生的苦难也在等待着对他的洗礼。债务、饥荒象瘟疫一般紧盯在世珍那摇摇欲坠的茅屋。年仅五十多岁的世珍,却已是枯黄苍老,度日如年了。没办法,他只好让伯仲叔三个大儿子去富裕人家做工,留下小儿元璋守在身边。

天真幼稚的小元璋那里晓得人间的苦难,有空便和小伙伴们去皇觉寺玩耍。这寺内的长老见他聪明伶俐,讨人喜爱,便也抽空教他识文断字。元璋也聪明过人,过目不忘,入耳便晓。天长日久,便也粗晓些古今文字了。

转眼间,几年过去了。天真浪漫的朱元璋已出落为翩翩少年,该是自己独谋生计的时候了。这样经人介绍他到里人刘大秀家放牛。起初元璋决意不去,后经父亲一番苦苦劝导只好听从父命,去人家牧牛谋生了。

穷人孩子特别早熟,元璋出门谋生还是个淘气十足的孩子。但他聪明,有胆识,多主见,成了孩子群中一小小自然领袖。后来成为大明开国功臣的徐达、汤和及周德兴等人都是元璋这时候结识的牧牛伙伴儿。有一次,朱元璋同一群牧牛娃在山中牧牛,西天的太阳还老高,孩子们的肚子已饿得咕咕叫起来了。可端着人家的饭碗,就得受人家的管,谁敢提早回家呢?朱元璋小眼睛一眨巴,计上心来。他唤过伙伴,一番吩咐后,便从牛群中拉过一头小牛犊,用缰绳绑住腿,一声吆喝,把牛犊砍倒。接着大家七手八脚剥皮、捡柴、生火。一会儿的功夫又香又嫩的牛肉烤熟了。饿极了的孩子们,你一方,我一块,眨眼的功夫一头小牛犊就给狼吞虎嚥地吃得只剩下一堆骨头,一张皮。

饱餐过后,太阳西斜,到了牧牛归栏的时候了。这时孩子们个个心里敲起了小鼓点,放牛的把牛吃了,如何向东家交待呢? 一时间你瞅我,我看你,面面相觑,互相埋怨起来了。

朱元璋笑道: “咱们别吵了,主意是我出的,挨打挨骂由我来担!”说罢他领着伙伴把小牛犊的骨头埋好,又在血迹上撒过泥沙。一切收拾妥当,一声号令,小小的牧牛队伍归来了。

朱元璋拴好牛群找到牧牛主说:“小牛犊不听话,自己钻到山洞里,夹在石头缝里怎么拉也拉不出来了,你看牛尾巴都拽下来了。”当晚朱元璋为这事挨了顿毒打,还丢了饭碗。但他却赢得了小伙伴们的钦佩和信任。

晃眼间已是元顺帝至正四年 (1344),朱元璋在苦难的风雨中长成了17岁的英俊青年。可此时摆在他面前的淮西家乡,赤日似火,大旱千里,蝗虫横飞,瘟疫横行。太平乡里不太平。孤村庄更是人烟寥落,鸡犬声稀,一片凄凉。几个月的功夫,太平乡就死去了几百口子人。

灾难也终于降到了朱元璋家。64岁的老爹世珍首先染病不起,命归黄泉。三天后,长兄朱镇(又名重四),又染疫身亡。过了十二天,母亲陈二娘又离开了人间。一贫如洗的朱家,不足半月相继去世了三口,朱元璋那悲痛艰难的情景实在难于言状。父母病亡,总要尽早下葬阴宅,以尽孝子之心。可是天下漫漫无际地,却没有朱家半垅田。真是“生者为衣食之苦,死者急阴宅之难。”后来多亏邻居刘继祖给了一小块地,也无从备办棺木,就草草把三位亲人掩埋了。

谁料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父兄的丧事刚刚料理结束,仲叔两兄又染上了时疫,一同病去。昔日儿孙满堂的朱家,眨眼几天的时间只剩下了元璋和嫂侄三人。

灾难,重重的灾难! 伶仃孤苦、家破人亡的朱元璋一时间竟走投无路了。虽然他一腔热血,满腹壮志,可有谁知晓?虽然他英俊威武,浑身是劲,可有谁雇用?他形神泪丧,他日夕彷徨。

困惑中,朱元璋想起了自己在小时候,父母曾在皇觉寺许过愿,长大舍身当和尚。眼下正无路可走,还不如投入皇觉寺中,剃度为僧,有碗淡饭填饱肚子,总比饿死强。计划已定,他也不及同嫂侄打招呼,就匆匆赶到皇觉寺,拜高彬长老为师,就这样当了和尚。

人生的路是铺遍了荆棘的路。朱元璋做梦也没有想到,儿时嬉戏玩耍的寺院,今天竟成了自己的归宿。怀揣着一腔苦与难,朱元璋赤条条一身走进了皇觉寺,当了一个小行童。

因为朱元璋年纪轻,进庙晚,左右师兄一大群,谁都可以使唤他,谁也瞧不起他。朱元璋自迈进庙门,整天扫地、担水、上香点烛,活儿不离手,可到头来这些大师兄们,还是斥责之声不绝于耳。常常是饭后敲钟,闭门推月。他想起昔日父母亲在世时的宠爱,兄嫂的体谅,伙伴们的亲昵,眼下是全无影无踪了。失却了的,再也不会归来了!

想到此,少年落魄的朱元璋无限悲伤。但即使这样的生活也并非久长呀!

寺庙是靠收租和善男信女们的施舍度日的。时下,寺里几十个和尚,几十张嘴,僧多粥少,坐吃山空,总不是个长久之计。没奈何,高彬长老只好将徒弟一个个打发出去,云游四方,自谋生路。进寺刚刚50天的朱元璋也只得头戴破箬帽,背上小包袱,一手拿木鱼,一手托瓦钵,告别皇觉寺,穿城越村,加入了 “游方”僧的队伍中去了。

“游方”也叫 “化缘”,是和尚们的行话。佛家所称化缘,其实就是讨饭。朱元璋就这样一路乞讨,一路流浪。天复一天,年复一年,山栖野宿,串村走户,软化硬讨,饱尝了人间风霜冷暖之苦。他先行合肥,又走固始 (在今河南)、信阳 (在今河南),再往汝州 (今河南临汝)、陈州 (今河南淮阳)、鹿邑 (在今河南)、亳州 (今安徽亳县),后到颖州(今安徽阜阳)。整整三年,朱元璋走遍了淮西、豫南一带的名山大川,名都大邑。游方使他熟悉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山川地理形势,为他后来指挥战争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同时,在朱元璋云游淮西的时候,正是彭莹玉、刘福通等农民起义领袖在此秘密宣传白莲教,组织起义活动的时候。由于朱元璋亲身经受着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倍尝了人生的艰辛,亲眼目睹了农民的痛苦生涯。所以起义造反的思想在他心灵上渐渐萌发起来了。三年颠沛流离的流浪生活,尽管是那么艰难和痛苦,但也确实又为朱元璋后来事业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元至正八年(1348),朱元璋在饱尝了仰食他人,朝不及夕的游方生活的艰辛后,又两手捧着木鱼和瓦钵回到了皇觉寺。迈步寺院,只见尘丝蛛网,布满殿庑,香火沉沉,禅床寂寂,一派凄凉冷落的景象。朱元璋向邻居一问,才知道近年来,家乡民生凋敝,寇盗四起,百姓无力供养一班游手坐食的和尚,昔日的师兄难熬清淡,也在自己出游后先后散去了。

寺无他人,人无他路。后经乡邻挽留,朱元璋也不推辞,便留下暂作主持,聊度人生。

这时的中国大地,正处在元末社会矛盾激化的时期。农民不仅遭受着封建政府赋税、徭役的残酷剥削,而且蒙汉各族的贵族、官僚、地主及寺院又疯狂地兼并土地,追加地租,对农民进行着惨无人道的统治、盘剥。加之封建朝廷的腐败,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殓,和年复一年的自然灾害,广大农民纷纷破产。走投无路的中国农民,宛如蓄之已久的滚滚洪流,终将对封建堤坝发起毁灭性的冲击。

不堪忍受元朝封建统治者剥削和压迫的中国农民,终于在元至正十一年(1351),勇敢地站立起来了。农民领袖刘福通在颖州首举义旗。彭莹玉,徐寿辉紧随其后,起义于湖北。土豪方国珍、盐贩张士诚先后于浙东、苏北奋起抗元。不久定远土豪郭子兴与党羽孙德崖等,又在濠州起兵响应,袭杀州官,占据濠州城。至此,农民大起义的烈火熊熊燃遍大江南北。

身居清静之门的朱元璋,耳闻不断传来的战事,心情也难以平静了。几天后,农民起义的硝烟终于冲击太平乡了。

郭子兴占领濠州后,元将撤里不花奉命进讨。但他们又惧于起义军的力量,不敢攻城。为了向朝廷报功邀赏,堂堂的元朝大将们竟四处捉拿百姓,冒充捕获的起义军俘虏。这样濠州城外的百姓,闻讯四处逃命,村落为墟。皇觉寺地方虽然僻静,但村里逃亡、捉人的哭闹声使朱元璋确也是坐卧不安,整天捏着把冷汗。朱元璋暗自思量: 继续留在寺中,不是被官军捉去,就是被其杀死;要是离走寺院,荆天棘地哪里是自己栖身之处呢?就在朱元璋左思右想,进退两难的时候,在郭子兴队伍里当军官的汤和给他捎来了一封信,告诉他现在自己已是个小头目了,劝朱元璋快来入伍。读完儿时伙伴汤和的来信,他还是犹豫不决,难下决心。

几天过后,同房的师兄突然找到他,偷偷告诉他说,汤和劝你从军的信已被人知道了,要向官府告发。这消息如劈雷炸顶,情势危急,不容再犹豫了。与其束手待缚,不如奋臂相戕。决心已定,神情大振。时年24岁的朱元璋,扔下钵盂,揣好书信,告别依依真情的皇觉寺,急匆匆向濠州城奔来。

从俗投军是朱元璋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

朱元璋入伍后,打仗非常勇敢,无论遇到何等强敌,他总是奋不顾身,争先陷阵。加之他又识得一些文字,就格外受郭子兴的器重,遇有战事,总让朱元璋伴随左右。时间不长,他就被提拔为亲兵九夫长。

朱元璋当然也不负郭子兴的期望,愈加苦练武艺,听从指挥。每次战斗获得的战利品,他都全部交给元帅府; 他受的奖赏,也公平分配; 论功劳,人人有份。这样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十分满意,甚得军心。

元帅郭子兴见朱元璋虽然年纪轻轻,却如此有见地,有胆略,精明强干,也就把他当作知己,益加信任了。

郭子兴有位养女马氏,是他刎颈之交的朋友马公的独生女儿。马公的妻子郑氏生下女儿,不几日就病逝了。后来马公杀人避仇,将爱女托于子兴。不久,马公客死他乡。子兴尤是加意教养朋友的遗孤。

这马氏也是聪慧过人,一经指导,无不通晓。几年时间她已出落成一个窕窈淑女,到了婚配的年龄,但眼下还没有选中一个如意的郎君。

朱元璋的到来使郭子兴想起了养女的婚姻之事,经与夫人张氏商量,又征得养女和朱元璋的点头称允,就择日给两人成了婚。这样以来朱元璋成了元帅郭子兴的女婿,身价顿升百倍,兵士亦另眼看待。一齐敬呼他朱公子,而不直呼其名了。

出身微贱的秃头和尚,投军几天便百倍受宠,赚得夫人又升官,却惹恼了郭子兴的二位公子。这郭氏二兄弟素性褊浅,嫉妒心盛。对猛丁杀出来的这个穷哥儿们,与自己平起平坐,称兄道弟,感到浑身的不舒服。哥俩三天两头在父亲面前拨弄是非,造谣生事,尽说朱元璋的坏话。

这郭子兴也是个面条耳朵,豆腐心,没多大主见的人。他经二子一唱一和,日夕絮聒,不免对朱元璋也起了疑心。

朱元璋仰仗着自己在军中日益巩固的地位,也不把郭氏二公子看在眼里。遇有军机事宜,他依旧侃侃而谈,年轻气盛,旁若无人。郭子兴愈觉不快,一日两人竟为战事吵了起来。郭子兴一怒之下,下令将朱元璋幽禁别室。

郭氏二公子见机会来到了,一面在郭子兴面前添油加醋,火上加油地诬陷朱元璋,一面暗中嘱咐膳夫,不准给元璋进食,决心借此机会除掉他。

二公子的秘议不巧又为马氏得知,她偷偷赶到厨房取过两张蒸饼,正要赶送元璋,不料出门竟与义母张氏碰了个满怀。她恐义母发现,急忙将蒸饼揣入怀中。

张氏见她神情慌张,谈吐吱唔,猜着内中必有缘故,便扯住马氏,与她说长论短地故意磨蹭起来。开始马氏心不在焉地胡乱应答着。后来竟双泪成河,泣不成声了。张氏忙喝退左右,仔细诘问。马氏跪地大哭,说明原委苦衷。张氏闻罢,甚为悲怜。待马氏解开衣襟一看,热气腾腾的蒸饼整个儿地粘在乳房上。好不容易将蒸饼揭下来,可乳房却烙得焦烂。张氏见状不禁悲愤交加,一面匆忙为义女敷药,一面吩咐膳夫即速为朱元璋送饭。

晚上郭子兴父子归来,张氏怒斥二子,力谏丈夫,二子本来就是做贼心虚,只得任凭母亲训斥,不敢回辩,结果讨了个没趣。

再说这郭子兴,别看他堂堂义军大元帅,可经夫人一番理正严辞的质问,也没了词,只好认错,亲自把朱元璋放出别室。经这番折腾郭家父子对朱元璋不敢薄待,年轻气盛的朱元璋也尝到了些做人的难处,平日里更加慎重了。

不久,义军队伍里发生了内讧。元帅郭子兴与歃血为盟的副帅孙德崖因战事不合,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孙遂设下圈套将郭子兴骗入家中,想秘密将他杀害,自立为王。朱元璋出征归来获讯后,立即带领亲兵,追到孙家,直入客厅,怒道:“敌人威逼城下,副帅不去杀敌,反要谋杀主帅,是何道理?”

朱元璋说罢挥手亲兵拥盾冲入孙德崖屋中,四处搜寻,结果在一矮屋里找到了郭子兴。朱元璋击断锁链,背负而归。自此,郭子兴大难不死,自然对元璋感激不尽,更加厚爱了。

两位大帅发生内讧后,朱元璋清醒了。目下,濠州城义军有5位元帅,且互不服气,互不统辖,内讧不息,内耗太重。如此发展下去,不是在窝里斗死,就是被元军杀死。要想干一番大事业,手里无兵,久呆何益呢?

于是,1353年春天,朱元璋征得郭子兴的应允,回到了阔别的家乡钟离,竖起红巾军大旗,募集兵马。小时候的伙伴徐达、周德兴等乡里青年,听说朱元璋在外当兵做了官,要来家招兵,一声召唤,都来投效。十几天的功夫就拉起了700多人的队伍。这些人,后来一直跟随朱元璋出生入死,冲锋陷阵,成为起义队伍中的中坚力量。内中的徐达等24人,能文能武,有猷有为,成为后来的开国英雄,真皇辅弼。

数日后,朱元璋众揽英才,率兵而归。郭子兴见状喜出往外,遂擢升他为镇抚总管,令所募700人归他统率。朱元璋手握兵权,再也不愿局促濠州,经与徐达密议,征得郭子兴的应允,即带着徐达、汤和等一班英雄豪杰南下定远,开辟新天地。

定远之役是朱元璋统帅自己的队伍,为实现自己宏图大略的第一战。

定远附近有个张家堡,驻扎着一支拥有3000多人的地主武装,号驴牌寨。

朱元璋一行来到定远,闻知这寨中缺粮,孤立无援,正走投无路。元璋便亲自来到寨门外,寨主倒也慷慨,邀与营中,牛酒相待。席中朱元璋说:“听说寨主孤军缺食,眼下万全之策,或是跟从我们一起干,或是移兵他避,别无良策。”

寨主当即应下,三日后即率兵入伙郭元帅。不料三日后,寨主自食前言,中途变卦。朱元璋只好用计巧取。他叫兵士钻进布袋里,诡称军粮,装上车子,来到寨门前,遣兵通知寨主,请出门接粮。

寨主哪知是计,正愁军粮无着,闻报自然大喜,急步出迎。

朱元璋一声令下,兵士们破囊而出,立将寨主拿下。寨中士卒见寨主被擒,无心恋战,也纷纷逃命去了。

首战告捷驴牌寨,朱元璋又乘胜星夜奔袭缪大亨。

险居横涧山的缪大亨,拥兵20000余众。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朱元璋会如此神速地偷袭他的营地,睡梦中他爬起来慌忙迎战,但怎能抵挡得住义军潮水般的攻势呢! 缪大亨见大势已去,权衡利害,只好率众投降,归顺朱元璋。

朱元璋收编缪大亨的人马后,威声大振,四方归附。

冯国用、冯国胜兄弟是定远的两个中小地主,因害怕红巾军,亲自组织乡兵,结寨自保。后来,他们听说朱元璋的队伍,作战勇敢,纪律严明,连克数敌,人心归附。他们也带着自己的乡兵来见朱元璋。

朱元璋见冯家两兄弟,儒冠儒服,温文尔雅,知道是两个读书人,非常高兴。他便向他们二人请教取天下的大计。

冯国用说:“大江以南,金陵(今南京市)为重要之地,向来是帝王龙蹯虎踞的都会,你率师南下,先夺取金陵为根据地,然后四处征战。倡仁义,收人心,救民于水火,不贪财宝女色。如此夺取天下是不难的。”

朱元璋闻罢大喜,即令国用、国胜兄弟入君帷幄,参赞戎机。同时下令拔营,向滁阳进发。

大军行进途中,又有人要谒见朱元璋。此人姓李名善长,字百室,也是定远籍的地主知识分子。他从小读书,注重研究法家学问,很有些智谋。朱元璋高兴地同他促膝交谈,问他夺取天下之方略。

李善长从容答道: “秦末大乱的时候,汉高祖以布衣起兵。他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滥杀无辜,五年就成帝业。”他接着说: “你是濠州人,距离刘邦家乡沛县不远。如果你能效法汉高祖的长处,天下是可以平定的。”

朱元璋听后连连称善,当即留在身边掌书记 (秘书长),帮助自己出谋划策。

文人儒士的韬晦方略使朱元璋更坚定了夺取天下的雄心壮志,加快了他横扫群雄,统一天下的步伐。

1354年十一月,元朝丞相脱脱统兵大败张士诚于高邮(在今江苏),又乘胜分兵围六合。

张士诚是出身于泰州 (在今江苏) 的盐贩子,因不堪忍受官府的敲榨,遂率盐贩子于1354年起义,自称诚王。

高邮告捷,元兵将六合团团围住。六合守将派人向驻守在滁州的郭子兴求援。郭子兴因与六合守将有仇,不肯出兵。但这六合位置滁州东南,为滁州的屏障。若六合被克,滁州则正面受敌,情势将岌岌可危。

朱元璋苦口婆心向郭子兴晓以利害,总算说服了他,但号称百万的元兵,谁敢担此解围之重任呢?朱元璋自告奋勇,点齐兵马,直指六合。进军途中,朱元璋密设埋伏,命令耿再成佯装败阵逃走,元军也不知是计,尾随穷追不舍。朱元璋喝令伏兵,一齐冲杀出来,将元军打得落荒而逃。

解六合之围,充分显示了朱元璋杰出的军事才能。紧接着郭子兴于1355年春正月,采纳了朱元璋的建议,遣其妻弟张天佑等人胜利攻占了和州(今安徽和县)。频立战功的朱元璋被擢升为总兵官。

朱元璋走马上任后,马上面临着许多困难,当时,和州将士,多是郭子兴的部曲,成份复杂,纪律松弛,出征时乱抢乱杀,很不得民心,当然也根本不把朱元璋这个总兵官看在眼里。每次议事,争抢上席,而把最末的一个位子留给朱元璋。

朱元璋决意要改变这种局面。不久,他创议修建城池,约定每人负责一段,限期三天完工。可届期,只有朱元璋竣工,而诸将都没有完成。这时朱元璋便拿出郭子兴的来檄,当众宣读,读毕正色道: “我这个总兵官是郭元帅任命的,既然当官就要负起责任。修建城池,咱们有言在先,而大家不能按时完工,敌人攻城怎么办?今后谁若违抗军令,一律按军法论处!”诸将一见总兵官动真的,个个只得惶恐从命。

这件事使朱元璋深切感到严肃军纪的极端重要性。他下定决心整顿军队的纪律,使其成为一支英勇善战,为百姓所拥戴的仁义之师。

攻取和州后,他下令把自营中抢出来的妇女全部放出来,让其亲人认领。这天,营门外,一早便挤满了迎候母亲、妻子,女儿的人群,当人们重见自己的亲人时,悲喜交加,哭泣声,欢笑声汇成一片。百姓声声泪泪感谢朱总兵官。

自后,每攻下一城,朱元璋都叫李善长等文人书写布告,到处张贴。不断申明纪律,并派出执法队沿街巡逻,保护百姓。对违犯军纪的,不管职位多高,不论是谁家子弟,概以军法惩处。

当时军队里曾一度缺粮,军中严禁喝酒。义军大将胡大海的儿子偏偏不听。朱元璋闻报后决意要按军法处置。有人劝朱元璋说,胡大海正在前线带兵打仗,杀了他的儿子不妥当。朱元璋坚定地回答: “宁可使胡大海反了,也不能毁了我的军队!”说完,他抽刀亲自把他杀掉了。正因为朱元璋的队伍有如此严明的纪律,才使其队伍所向披靡,使其仁义之师的呼声远近传闻。

元至正十五年 (1355)三月,郭子兴这位起义领袖亡去了。刘福通农民起义建立的宋政权,任命朱元璋为这支义军的左副元帅。不久,在两位副帅先后战死后,朱元璋又被提升为大元帅。至此,郭子兴亲手缔造的这支起义军队伍全部归为朱元璋调动指挥了。

朱元璋虽由步卒升任元帅,但依然是地狭人稀,难以实现统一中华的宏图大业。他特别注意瓦解敌人,壮大自己,团结各方力量于自己的旗帜之下,逐步实现心中的伟大目标。

元至正十六年 (1356) 仲春,朱元璋亲督水陆诸将,进取集庆。一场激战,火烧战船,主将被生擒,收降元兵36000多人。降兵收容后,不知朱元璋会如何处置,个个非常恐惧。朱元璋身旁的将士向他进言,降众过多,怕有他变,不如及早处置。可朱元璋没有采纳将士们的意见,而在降卒中挑选500个骁勇健壮者,带到自己的营房,夜里让他们环榻而寝。房中除留冯国用外,他平日的卫士一个也不留宿。朱元璋脱下战甲,登床酣然入梦,一觉到天亮。500名勇士非常感激朱元璋的信任。数日之后,朱元璋复用这500名降卒为先锋,攻打金陵城。降卒们感恩思愤,冲锋陷阵,英勇杀敌,长驱直取金陵城下,人人荣立战功。30000余名降卒见朱元璋果真以诚相待,感激不已,也忠心为他效命。朱元璋的队伍由此所向无敌,名播四方。

攻占集庆之后,朱元璋改集庆为应天府。这时,在他的北面是义军韩林儿、刘福通。东面是张士诚。西面是徐寿辉。虽然地盘不大,但东、西、北三面都有股力量处在第一线,似屏障一样保护着这支义军队伍。朱元璋充分利用这一有利形势,以应天府为中心,先后攻克镇江、长兴、常州、宁国、江阴、常熟、池州 (今安徽贵池)、徽州 (今安徽歙县)、婺州 (今浙江金华)、扬州、衢州等地。

这时候的朱元璋,经过七年枪林弹雨的洗礼,已由一个只为求食谋生的和尚,成长为一名驰骋沙场的义军将领; 由一个小小的步卒成长为称雄一方的霸主。元至正十九年(1359),小明王又任命他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的左丞相。

朱元璋在通向大明皇帝的人生航道上,又开始了新的航程!

1357年在胜利攻占徽州之后,朱元璋亲自来到了石门山拜访老儒朱升。朱升高瞻远瞩送了他三句话: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就是说,要扩充兵力,巩固后方; 发展生产,储备粮食; 不图虚名,暂不称王。话儿不多,却成了指导朱元璋夺取天下,建立大明王朝的行动纲领。

朱元璋按照朱升的策略,首先抓紧军队建设,注意军事训练,提高义军将士作战的本领。同时,在战事频繁的空隙中,抓紧粮食生产。在义军中第一次设置了营田司,任命康茂才为营田使,专门负责兴修水利和屯田等项农业生产的事宜。并且还抽出一些将士,利用战争的空闲时间开荒种田。几年的功夫不仅解决了军队战时粮食困难的问题,而且还有了大量的剩余,改变了历来打仗的军队靠吃军粮的习惯。这样就大大减轻了自己势力范围内农民的负担,军民皆大欢喜,起义军得到了百姓的欢迎。

为了避免树大招风,较早地暴露自己,以防止在力量脆弱时被吃掉,朱元璋在形式上一直对小明王保持臣属关系,用的还是宋政权的龙凤年号,打的还是红巾军的红色战旗,就是斗争的口号,也都保持与宋政权口号一致不二。直到朱元璋改称吴王,发布文告,第一句话仍是,“皇帝圣旨,吴王令旨。”表示自己依然是小明王的忠诚的臣属。

朱元璋经过数年卧薪尝胆,集蓄力量,开拓疆土的斗争,巩固的根据地终于建立起来了,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崛起了一支足以与元军匹敌的强大的义军队伍。

战争的形势瞬息万变。当朱元璋攻下应天的时候,雄居东方的张士诚占据了以平江(今苏州)为中心的太湖流域和长江三角洲的广大富庶地区。独霸西方的徐寿辉以武昌为中心,控制了湖广、江西的大片肥田沃土。昔日还是左右逢源的朱元璋此时却处于两面夹击之中,局势相当严峻。同时,随着朱元璋军事势力的日益增强,他与各个割据政权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看来群雄逐鹿中原,决战天下的时机终于来到了。

元至正二十年(1360)闰五月,陈友谅以派人祝贺胜利的名义,去江州(今九江)杀死了徐寿辉,并以采石五通庙为行殿,草草即了皇帝位。改国号为汉。

陈友谅的登基典礼开始时,天下着瓢泼大雨,刮着八、九级的大风,院子里积满了一尺多深的水。文武大臣们个个似落汤鸡一般,匆匆忙忙在江岸上行三跪九叩礼,三呼万岁,结束了这场登基的闹剧。

陈友谅立国称帝后,马上就同张士诚合谋共同举兵,进攻应天,企图一举消灭朱元璋的队伍。

陈友谅水上的军事实力相当强大。有大战舰“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等一百多艘,还有数百艘战舸。真可谓“投戈断江,舳舻千里”,大有横扫千军于万里激浪之中的气势。

驻守在应天城中的文官武将,听到这个消息后,不少人慌了手脚。有的主张迎降;有的则坚持弃城转移,以保存实力;也有的要求主动迎击,决一死战,一时间各执一词,乱成一团。

唯有刘基成竹在胸,静坐不语。刘基是浙东地方上的望族,很有些学问,善谋算,多方略。曾做过元朝的官吏,也抗击过红巾军。朱元璋的义军占领浙东后,他同叶琛、章溢一起躲进了深山。朱元璋闻其名,派人带上厚礼、书信,请他出山辅政。刘基听说朱元璋的队伍不打地主,也就放心地答应了他的聘请,同婺州的宋濂一起来到了应天。朱元璋称他们四人为四先生,并且专门为他们盖了一座礼贤馆,恩礼备至。刘基、宋濂等也不负众望,名符其实地成了朱元璋的智囊人物。

敌军兵临城下,朱元璋见刘基坐视不语,料他心有妙计,便请他指教。刘基说,张士诚目光短浅,胸无大志,只图自固,未必会出兵。而陈友谅居其上游,拥有精兵利舰,来势汹汹。只要集中兵力击败了陈友谅,张士诚便不敢出兵了,应天也就相安无忧了。眼下陈友谅杀来了,我们坚决回击,凡煽动投降逃跑的,当斩无赦!

朱元璋问刘基,“如何打败陈友谅呢?”

刘基回答: “友谅兵骄,骄兵当败。但友谅兵强,敌强我弱,必须智取。诱敌深入,用伏兵邀击,定能取胜。”

朱元璋觉得刘基的话很有道理,也就采纳了他的意见,决意要伏兵智取。

朱元璋的部将康茂才原是陈友谅的朋友,康茂才的老门房还侍候过陈友谅。按照朱元璋和刘基的计谋,茂才亲自给友谅写了封投降信,大意是,我愿意同你里应外合,夺取应天。信请老门房送达陈友谅。

陈友谅阅罢信拍案叫绝,问道: “康将军现在何处?”

老门房答: “在江东桥。”

友谅,“石桥还是木桥?”

老门房,“木桥。”言罢又叮咛说:“康将军请你即刻领兵前往,以喊老康为号,里外便一齐动手。”

朱元璋连夜把木桥改为石桥,并在江东桥附近设下伏兵。

陈友谅哪知是计,按老门房的话匆忙挥兵直下江东桥前。他定睛一看哪里还有什么木桥,便连呼老康。喊声刚刚落地,突然杀声四起,朱元璋设下的伏兵,奋勇争先,把陈友谅的队伍团团围住。

朱元璋这时站在高高的卢龙山顶,擂鼓助战,水陆并进,只把陈友谅苦心经营了数年的队伍打得七零八落,落荒而逃。张士诚慑于形势,果然不敢轻举妄动。接着朱元璋又乘胜挥师攻下安徽、收复太平和江西的许多州县,进一步扩大巩固了胜利成果。

三年后,陈友谅重整旗鼓,乘朱元璋率兵安丰,解围小明王之机,前来攻打洪都(今江西南昌),以报龙江之仇。

洪都紧靠赣江,城墙离江岸只有30多步,是朱元璋的重要军事战略要地。陈友谅这次来势更凶。数丈高的大型战舰几百艘,每艘分上下三层。每只舰上有几十支大橹,大船有3000人,小船配有2000人,号称60万大军。

洪都守将是朱元璋的亲侄朱文正。两军对阵,杀得非常激烈。陈友谅的士兵曾几次攻破城墙,涌进城内。但又很快被朱文正的炮火击退。虽然洪都孤立无援,但在守将朱文正的率领下,士气高昂,愈战愈勇。将士们踩着尸体战斗,城墙残破,连夜抢修。两军这样连着打了85天,洪都城还是牢牢守卫在朱文正的手中。直到七月,朱元璋率兵20万前来解围,陈友谅只得匆匆掉头迎战于鄱阳湖。

鄱阳湖之役是一场关系两军生死存亡的大决战。

决战的前夕,朱元璋派兵封锁了自鄱阳湖到长江的出口,扼住敌人的退路,关起门打。从双方的军事实力对比来看,陈友谅大大强于朱元璋。陈兵号称60万,而朱军仅拥有20多万。且陈军的战船又高又大,朱军的那些数量有限的小船,必须仰着头才能望见敌人,强弱优劣是显而易见的。

陈友谅进入鄱阳湖后,便把每几十艘高大战舰编为一组,用铁索联结起来。看来旌旗樯橹,望之如山,气势确实吓人,但活动起来也确实很不灵活。

朱元璋发现这一弱点,就采取火攻的战术。他派出敢死士兵,驾船七艘,装着火药和芦苇,看准风向,直冲敌阵,纵火焚船。霎时,湖面上风助火势,黑烟滚滚,火焰冲天,满湖尽赤。因为陈友谅的战舰被连结在一起,冲不上,逃不动,将士被活活烧死、溺死的,不计其数。

这场战役持续了36个日日夜夜,鄱阳湖上杀声不绝,震耳欲聋。朱元璋昼夜和将士们战斗在一起。他白天用旗帜,夜晚用灯笼,远的用信号炮,近的用金炮,沉着指挥,激励将士。有时他乘坐的指挥舰被炮石击中,马上换只船继续指挥。

战争接近尾声时,陈友谅军粮断绝。接着他左、右金吾将军又都投降于朱元璋。这样陈军锐气受挫,军心浮动。陈友谅面对这严峻的局面,不仅不接受将士们的意见,反而为了发泄怒火,竟下令将俘获的朱军将士全部杀掉。朱元璋闻讯后,反其道而行之,下令把他所俘虏的陈军将士全部释放,对受伤的俘虏还给以治疗。朱元璋还传令全军,今后所获俘虏,概不加害。他的这一政策,随着俘虏的来去,很快传遍了陈友谅的兵营内外,将士上下。陈兵也就更无斗志了。

眼看这场战斗无法继续打下去了,陈友谅只好组织突围了。他刚率兵冲至湖口,不料又遇伏兵拦截。陈友谅正待察明情况,刚把头伸出舱外,一支飞箭射来,从眼睛正穿头颅,顿时一命归天。其部将张定边见大势已去,只好用小船载着陈友谅的尸体,乘夜狼狈逃回武昌。立陈友谅次子陈理为帝。

朱元璋终于取得了鄱阳湖决战的重大胜利。

后来朱元璋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总结决战胜利的原因时说,一靠全军将士的精诚团结,决战决胜; 二靠用兵得时,善于捕捉战机,得时、得人心,此为胜利之本。

鄱阳湖之役后,朱元璋的领土已扩大到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地广兵多,局面打开了。这样,朱元璋称王称霸的欲望也就随着膨涨起来了。他对小明王所封的吴国公称号已不满足了。不久张士诚已在苏州称吴王。朱元璋也效法之。

朱元璋于1364年正月,在应天自称吴王,设置百官,建中书省,以李善长为右丞相,徐达为左丞相。因为同时有两个吴王,人们就把张士诚称为东吴,朱元璋叫做西吴。

是年二月,朱元璋乘胜亲征武昌,陈理举国请降,汉政权灭亡。湖广遂划入朱元璋西吴统治的版图。

朱元璋灭亡了汉政权后,又开始向新的目标挥师进军——消灭雄据东方的吴王张士诚。

张士诚出身私盐贩子。其基干队伍也是一些盐贩子、盐丁、中小地主,和部分贫苦农民。他们由于不堪忍受元朝统治者的压迫凌辱,奋起起义,作战十分勇敢。但其领导集团没有远大目标,腐败得很。自称吴王的张士诚无大志,无主见。终日不理政事,与一批地主文人谈古论今,舞文弄墨,只图享乐。其属下的将军大臣们也争相修花园,玩古董,养戏班子,整日寻欢作乐,有的将军甚至打仗还带着舞女作伴解闷,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朱元璋对张士诚的进攻部署,分三个阶段进行。首先用半年的时间(1365年秋到1366年春),攻下了苏北和淮河下游地区。接着朱元璋采纳了叶兑先剪枝叶,再除根本的策略,造成军事上大兵压境,政治上软硬兼施的形势,迫使湖州(今浙江吴兴)、杭州的守军投降,形成对平江的钳形包围局面。第三步才实行对平江南北夹击,彻底消灭东吴的战略目标。

1366年底,朱元璋率军将平江城围得水泄不通。张士诚的大将吕珍、李伯升见势不妙,先后投降。平江城十分坚固,一时难以攻克。朱元璋想起了几年前海宁人叶兑献的“锁城法”,便命令士兵在平江城四周筑起长围,搭架三层木塔,登上塔顶,城里的敌人的活动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又在每层架起弓弩火铳和襄阳炮,日夜轰击。

朱元璋在围攻张士诚的同时,派大将廖永忠去滁州假意迎接小明王到应天。从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 渡江时,廖趁机将船弄翻,小明王溺死江中。

张士诚被围九个多月,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坚守数月,只好突围,但为时已晚。朱元璋屡屡派人劝降,士诚坚决拒绝。

1367年六月张士诚的弟弟、左丞相张士信正在挟妓欢饮,一弹飞来,中炮身亡。九月城被攻克,平江太守周仁等投降。张士诚收集残兵2万余人至万寿东街展开巷战。但张军无心恋战,一战即溃。张士诚眼见大势已去,只得逃归内城,将家属一应烧死,自己上吊自尽。但,自杀未成,竟被降将李伯升解救,登舟送至应天府。李善长晓以利害,劝他归降。张士诚出言不逊,恼怒了李善长,李禀报吴王元璋,拟置诸死。朱元璋还想保全其性命,那知他已乘人不备,竟自缢身死,东吴告亡。

朱元璋在进攻张士诚的同时,又制服了浙东的方国珍,平定了福建的陈友定,又乘胜南进,攻克广东、广西。在实现了除四川、云南外的整个南部中国统一后,朱元璋不失时机地调集精锐部队实施北伐,同元朝封建政权展开最后的大决战。

这时的元朝政权在红巾军连续的沉重打击下,加之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已是摇摇欲坠,日趋瓦解了。

至正二十七年 (1367) 十月,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率师北伐。大军出发前朱元璋亲自制定了一整套周密的作战计划: 先取山东,拆除大都的屏障; 再挥师河南,剪除其羽翼; 夺取潼关,占据门槛。如此一来,天下形势已为其所掌握,然后进兵大都,元军势孤援绝,可不战而克。

北伐战争按照朱元璋的计划顺利实施了。

1367年十一月徐达率军挺进山东,三个月后,平定山东全境。继而兵分两路,胜利进军河南。到1368年四月间,北伐军包围大都的战略目标已告完成。

在北伐军横扫中原,直逼大都的时候,元军却在忙于内战。待潼关失守,元顺帝才慌忙调集正内战不休的扩廓帖木儿 (王保保)、李思齐的队伍,南下迎战。

但,腐败的元军那里还有战斗力,逢战必溃。元顺帝眼见大势已去,深夜带着后妃太子狼狈逃往上都 (今内蒙多伦)。第二年八月,徐达统领大军攻进大都,统治达99年的元朝政权宣告败亡。

接着,徐达、常遇春乘胜挥兵西进,攻占了北方诸省。1371年朱元璋遣水陆两军,平定了四川。1382年平定了云南。1387年元朝丞相纳哈出降辽东。至此,除漠北新疆外,统一全国的大业已基本实现。

至正二十八年 (1368) 正月,正当北伐军胜利攻克山东的时候,四十岁的朱元璋在文武百官的欢呼声中,于应天正式登上帝位,国号大明,建元洪武,以应天为南京。立妃马氏为皇后,世子标为皇太子。仍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刘基为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就这样,一个横笛牛背的牧童,经过艰苦奋斗,终于成了我国历史上继刘邦之后,又一位出身布衣的开国君主。

一个新的封建王朝在中国大地上诞生了,中国的封建史又揭开了新一页,戎马生涯十几年的朱元璋开始了君主的新的斗争生活。

十六年的战争生活似过眼烟云已在年轻的皇帝朱元璋面前匆匆过去了,等待他的是另一种新的生活,新的斗争,是如何巩固皇权、振兴大明江山的宏图伟业。

但经过近二十年战乱的中华大地,却是遍地荆棘,满目疮痍。人民在苦难中挣扎,民族在衰亡中颤栗。昔日丰腴的沃野,而今成了茫茫荒原,繁华的城市变成了漠漠废墟。退居漠北的蒙古贵族,还在虎视眈眈,随时准备着卷土中原。面对着这严峻的现实,朱元璋开始思索,开始奋争,开始了有条不紊的重建封建国家的艰难的事业。

还是在大明王朝建立的前夕,朱元璋将文武百官请到自己的身边,给大家出了个题目: 元朝为什么会迅速土崩瓦解?不久将诞生的新王朝当务之急是什么?请大家各抒己见。

高参刘基首先进言,“宋元以来,宽纵日久,当使纪纲政肃,然后才能实施新政。”

朱元璋一边侧耳细听,一边陷入思索:想当初元朝统一海内,政治不可谓不清明。只是后来,贵戚擅权,奸邪得宠,内外勾结,才使法度松弛,纪纲日坏,才造成国家土崩瓦解,皇帝出走漠北的悲剧。现在是大明创业之初,要改变这种状况,恢复建立封建秩序,刘基所言有理。大明朝的当务之急,是制定法律,以法治国。

根据朱元璋的命令,李善长于1367年就开始从事法律的制定工作,对各级官吏的职权、任务以及应遵守的事项,都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对官吏违法乱纪行为,也定出了具体的惩处办法。

1397年正式颁布了几经修改的《大明律》。共460卷,分吏、户、礼、兵、刑、工六律。《大明律》简于《唐律》,严于《宋律》。《大明律》规定“谋反”、“谋大逆”者,不管主、从犯,一律凌迟(千刀万剐),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的人,只要年满16岁的都要处斩。对官吏贪污,处罪也特别重。犯有贪赃罪的官吏,一经查清,一律发配到北方荒漠中充军。官吏贪污获赃60两以上的,处以枭首示众、剥皮实草之刑。各府州县衙门左首的土地庙,就是剥皮的刑场,叫皮场庙。贪官被押到这里,砍下头颅,挂到竿子上示众,再剥下人皮,塞上稻草,摆到衙门公堂旁边,用以警告继任的官员。

明律就连官吏出差乘坐官家的牲口、车船,携带私人物品超过规定重量的,也严惩不贷。明初官吏乘坐官家的牲口,除随身的衣物外,携带私人物品超过10斤的,每5斤笞10下,每10斤罪加一等,最重杖60下。如果乘坐官家的船,带私物超过30斤的,每10斤笞一下,每20斤罪加一等,最重到杖70下。

朱元璋三次下令编刊《大诰》,共汇编案例一万多件,要求每户都有一册。朱元璋在序言中说道,将惨害百姓的事例昭示天下,各级官吏敢有不务公而务私,贪赃酷民的,务必穷追到底,严加惩处。

朱元璋对自己制定的法律,满怀信心,带头实行,而且执法是相当严厉,这在中国古代封建皇帝中是少有的。他的女婿、驸马都尉欧阳伦,凭着自己是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丈夫,不顾朝廷的禁令,自陕西贩运私茶。他的家奴周保还叫当地官吏,抽调民间几十辆车为他家运输私茶,稍不如意,就任意打骂这些地方官吏。后来河桥巡检司的一位小吏不堪凌辱,向朱元璋告发了此事。朱元璋立即下令赐死欧阳伦,诛杀家奴周保。同时,他还发了通敕令,表扬那位小吏不畏权贵的斗争精神。

朱元璋的亲侄朱文正,因“亲近儒生,胸怀怨望”,违法乱纪。他毫不留情废了他官职。开国功臣汤和的姑夫,自以为有硬梆梆的靠山亲戚,就隐瞒常州的土地,不纳税粮,朱元璋也将他以法处死。

尽管这样,那些贪官污吏仍存有侥幸心理,不把法律放在眼里,见钱就抓,见财就捞。当时,浙西有个负责征收税粮的粮长邾阿仍,在征收粮米一万石之外,他敲榨勒索多征粮食二万二千石,钱一万一千一百贯以肥私。谁家交不起,他就强逼农民揭瓦卖房,变卖衣裳、锅灶、牲口和农具来抵押,使得许多农民倾家荡产。对此朱元璋给了他严厉的惩处。

朱元璋当皇帝的三十年中,镇压了几起大贪污案,最大的是郭桓案。郭桓官为户部侍郎。洪武十八年(1385),御史余敏、丁举廷告发北京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的官吏李或、赵全德等人,伙同郭桓等人贪污舞弊,吞盗官粮。朱元璋抓住线索,命令司法部门依法严加追查。这个案子一直牵连到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杰; 工部侍郎麦志德等高级官员和许多布政使司的官员。在追查他们内外勾结,狼狈为奸,盗窃国库金银宝钞,盗卖官仓的粮食时,又发现他们还贪污了大量没有入库的税粮和渔盐等项税款。其贪污盗窃的钱折成粮食达2400多万石。案件查清后,朱元璋下令将赵瑁、王惠迪等人弃市,在闹市处死,尸体暴露街头。郭桓等六部侍郎以下的官员也统统处死。各布政使司有牵连的官吏几万人也都逮捕入狱,严加治罪。各地卷入这个案件的官吏、富豪,被抄家处死的不计其数。

明王朝建立初期,有一部分文人,认为朱元璋出身卑微,是发迹于红巾军的秃头和尚,不甘做他的忠臣,不肯同其合作。有的甚至采取自杀、自残肢体,逃往漠北,隐居深山等方法,躲避朱元璋的征调。朱元璋对这些文人也毫不客气,针锋相对地采取了“诛其身,没其家”的严厉刑罚。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俩,斩断手指,誓不出仕。朱元璋把他们逮到南京审问,他们口口声声称红巾军为“红冠”,引起朱元璋大怒,下令把叔侄俩押回原籍,处以死刑。当时,许多不愿与朱元璋合作的地主文人都落了个杀头没产的下场。

为了加强对臣民的监视和控制,朱元璋设立了巡检司和锦衣卫。当时,全国各府县的关津要冲之地,都由巡检司负责把关盘查,缉捕盗贼,盘诘奸伪。百姓如果要到百里之外去,事先必须办妥路引,否则就通不过关卡。

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正式把自己身边的负责警卫事务的亲军都尉府(前身是拱卫司) 改为锦衣卫。以其为心腹,秘密侦察大小官吏的活动,随时向朱元璋报告不公不法之事。同时,还授予锦衣卫以侦察、缉捕、审判、处罚罪犯的一切大权。在锦衣卫内设立了特殊的法庭和监狱。锦衣卫变成了正式的特务机构。

朱元璋在位的30多年间,特务多如牛毛,遍布街坊路途,严密监视着朝野内外、文武官员的活动。吏部尚书吴琳已告老回到自己的家乡,但朱元璋对他仍不放心,便派特务到吴琳家乡去侦察其活动。特务来到稻田,只见一个农民模样的老人从小凳上站起来,便上前问道: “这里有个吴尚书吗?”老人回答: “吴琳便是。”朱元璋听了特务的这一报告后非常高兴。

大学士宋濂一次在家设宴招待客人,第二天,朱元璋问他,“昨天请客,喝酒了吗?做的什么菜?”宋濂如实做了回答。朱元璋笑道: “说得对,没骗我。”

国子监祭酒宋讷一天在家暗生闷气,偷偷监视他的特务竟把他这时的样子画了下来,上报皇上。朱元璋见了宋讷问道: “昨天你在家生什么闷气呀?”宋讷照实做了回答。他吃惊地问朱元璋如何知道此事?朱元璋将画像递给他,他展图一看,方才醒悟,慌忙磕头谢罪。

朱元璋害怕受廷臣蒙蔽,常常和侍从易服微行,对臣僚进行侦察。弘文馆学士罗复仁原是陈友谅的部下,投奔了朱元璋后,秉性不改,常常犯颜直谏,刚正不阿。朱元璋对他很不放心。一天,朱元璋亲自来到了城郊的罗家私访。不巧,这天罗复仁和他的妻子正在家粉刷破旧的墙壁。他一见皇帝驾到,急忙叫妻子搬过小凳,请皇上坐。朱元璋四周环视了罗家的房舍家俱,十分感动,说: “贤士怎么能住这样破的房子呢!”接着下令赐给他一座城中的大宅第。

一年的元旦之夜,朱元璋微服出巡。他忽然发现一灯上的谜底画了一个女人,手抱着大西瓜,安然地坐在马上,马蹄故意画得特别大。朱元璋见了大怒。回宫后即命察缉,结果将做灯谜的杖死了。刑官执刑后还莫名其妙,后来才明白,马皇后是淮西人,是个大脚。朱元璋怀疑灯谜是在暗讽马皇后。就这样,一个小小的灯谜,竟送了一条人命。

朱元璋不仅建立了一整套严密控制人们行动的法律制度,而且对人们的思想控制也相当严格。在他执政期间,亲自酿造了一桩桩触目惊心的文字狱。

因为朱元璋出身贫贱,所以有浓重的自卑感。他最不高兴人们提他的出身经历,他更怕臣僚欺骗他。他常常觉得许多人在指桑骂槐地讥讽骂自己。这样他特别注意臣僚们的言辞奏章,注意寻找有否挖苦毁谤自己的地方。因为他做过几年和尚,故凡与和尚有关的 “僧”、“光”、“秃”等字,他是十分忌讳的。甚至与此有关的谐音字也不能在奏章的文字中出现。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在他起稿的《贺表》里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的话。这本来是在歌颂朱元璋,可他读完 《贺表》,竟勃然大怒。他说,“光”则秃也,说我是个秃子; “则”字音近贼,骂我作过贼”。当即下令将他处死。

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只因文章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的话,竟也遭砍头之祸。其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法坤”音同“发髠”,“藻饰太平”音同 “早失太平”。

这样以来,在朝野文人中造成了一个,开口怕锦衣卫,提笔怕文字狱,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后来,礼部官为了不惹恼朱元璋,又保全臣民的性命,请求朱元璋降一道标准的表式,让撰文人有所遵循。朱元璋便于1396年,颁布了钦定的庆贺谢恩的表式,使文人学子们避免蒙受不白之冤。

“百僚已睡朕未睡,百僚未起朕先起。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一丈犹拥被。”

这是朱元璋称帝后抒发自己当时心情的一首诗。朱元璋从一个士兵,走上大明开国皇帝的道路,其经历是极其坎坷不平的。浴血奋斗十几年,取得了君临天下的最高统治权,江山实在是来之不易。朱元璋自然也十分珍惜这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胜利成果。他下定决心,励精图治,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建立起一个巩固、富裕、强大的大明王朝。

针对建国初期,国内阶级矛盾极端尖锐,政治局势异常动荡不安的现实,朱元璋毅然借鉴历史上成败治乱的经验教训,大刀阔斧地开始了以改革旧制,建立高度发展的中央集权制度为目标的宏伟事业。

洪武初年的官僚机构,基本上还是沿袭了元朝的制度。在实践中,朱元璋渐渐感到,现行的政治体制潜伏着十分严重的危机,特别是中书省的丞相,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掌握着行政大权,最容易产生擅权专恣,皇权旁落的局面。有一次儒士严礼等人上书朱元璋,列举了元朝灭亡的各种原因。朱元璋看后说,“你们主张不得超越中书省给皇帝上奏章,这正是元朝致命的病。皇帝不能亲自处理国家的行政事务,这就必然会造成大臣擅权拔扈。”朱元璋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尽心竭力的加强中央的权威,加强皇帝的权威。

朱元璋的体制改革是从地方机构开始的。

元朝地方设置的行中书省,是从大都的中书省分设出来的。职官的设置同中书省一样,掌管着一个省的军政、民政,财政和司法等大权,地位显赫,权力很大。这样一来往往形成了枝强干弱,权倾中央的局势。实际上,一个行中书省,就是一个小独立王国。想当年,朱元璋也做了几年行中书省的丞相,但他从来就没有把小明王放在眼里。所以,他对元代设置行中书省的弊端看得最深切。

这样,朱元璋于洪武九年 (1376),废除了地方上的行中书省,改设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司。布政司设有左、右布政使各一人。他们是皇帝派到地方的使臣,负责落实朝廷的命令,其权力范围也只限于民政和财政,按照皇上的意志管理地方政事。当时全国共设13个布政司。同时,地方上还设置了管理军事的都指挥使司和管理司法的提刑按察使司。三个机构彼此既各自独立,又相互牵制。同时都直接听命于朝廷的指挥。

实现了对地方行政机构的改革之后,朱元璋又开始集中精力对中央政府机构,首先是总揽天下政事的中书省实行改革。

本来中书省在中央的各个机构当中,位置最高。其行政长官左、右丞相,又负有统率百官之责。这样君权与相权,皇帝与丞相的矛盾最易激化。明初的第一任左、右丞相分别是李善长和徐达。李善长为人处事,向来以小心谨慎着称。徐达则较多时间是带兵征战在外。他们都没有与皇上朱元璋形成大的矛盾冲突。但相位传给胡惟庸之后,事情就发生了变化,他同朱元璋的矛盾后来发展到你死我活的程度。

胡惟庸是定远人,是淮西集团中的重要人物之一,是开国第一号功臣李善长的女婿,他依仗着李善长这个后台当上了左丞相。他在朝中,大权独揽,独断专行,官员升降、生杀大事,都自作主张,不向朱元璋请示;朝野内外的报告,凡对自己不利的全扣下来;想做官、升官的人,失意的功臣、武将,都奔走他的门下,收受金银、绢帛、名马、玩物不计其数; 他四处网罗自己的党羽,培植自己的亲信,组织自己的小集团,打击异己力量,称霸天下。

朱元璋怎么会容忍在自己身边,有这样一个与自己分庭抗礼的丞相存在呢!

在胡惟庸还没有擢升丞相之前,刘基就曾经对朱元璋说过,胡惟庸是一头难驯的小犊,将来会偾辕而破犁。后来刘基父子又上书朱元璋,揭发胡惟庸的罪状。对此,胡惟庸怀恨在心。不久,刘基病。胡惟庸就假装关心,挟带医生去探病。刘基吃了这位医生的药之后,立感胸中不适,没住几天,这位开国功臣就这样被胡惟庸暗害了。

胡惟庸如此胡作非为,必然危及中央政权,和权力欲极强的朱元璋,也就必然会发生尖锐的冲突。朱元璋下决心寻找机会来除掉这个心腹大患。一天,胡惟庸的儿子乘马车在南京城里招摇过市,不小心从车上跌了下来,摔死了。胡惟庸以车夫抵命。朱元璋知道后,十分气愤,他非要胡惟庸偿命不可。胡惟庸请求,向车夫家人赔偿金帛以此了事。朱元璋坚决不准。胡惟庸听了十分紧张,遂坚定了起事的决心。

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胡惟庸入奏,诡称京宅中井出醴泉,请朱元璋去观看。朱元璋好大喜功,信以为真,也就匆匆驾出西华门。他正行进中,突然内使云奇冲上跸道,拦住车马,慌忙中一时几不成声。朱元璋以为不敬,即令左右侍卫挝棰乱下。顿时,云奇右臂被砸断,生命垂危。但他毅然手指胡惟庸的宅第。朱元璋猛悟,急忙返驾登城,远远望见胡惟庸宅第中饶有兵气,知系谋逆,即发羽林军逮捕胡惟庸,将其抄家灭族。同时宣布撤销中书省,罢除丞相,提高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的地位。由六部分理朝政,直接对皇上负责。并且规定,后代皇帝不得再立丞相,大臣中如果有奏请再立者,处以重刑。

胡惟庸被诛后,朱元璋顺藤摸瓜,借题发挥,将那些行为跋扈的、心怀不满的、危及皇家统治的、都统统被罗织为胡党罪犯,处死抄家。

胡惟庸案株连蔓引,先后持续了数年。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再兴大狱,又杀了几十家公侯官员。这样,整个胡案前后共杀掉了三万多人。连位居 “勋臣第一”的年迈77岁的李善长,也以天有星变,须杀大臣应灾为由,全家70多口人全部伏诛。

朱元璋在继废中书、罢丞相之后,又对中央监察、审判机关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调整。原先,中央的监察机关称御史台。洪武十五年(1381),朱元璋改为都察院。下设十三道,一百一十名监察御史。其职权是纠劾百官,辨明冤枉。凡是大臣奸邪,小人构党,擅作威福,扰乱朝政的; 或是贪污舞弊,心术不正,变乱祖制的都要检举弹劾。

这些监察御史本来只是七品官,但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官都可以告发。在朝可监察一切官僚机构,出使到地方则巡按、监军、巡盐、巡漕、巡关、提督学校等。特别是巡按御史,权力更大。因为他是代表皇帝出巡,小事立断,大事可直接报告皇上裁决。

朱元璋这种以小制大,以内制外的做法,使这些人实际上成了皇帝打击异己的耳目。加上督察六部官吏的中央六科给事中和都察院、大理寺、刑部,中央三法司的相互配合和纠举,进一步巩固了中央的统治,加强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

经过这样一番改革整顿,朱元璋的皇权确实是强化了。但皇帝的政务也随着繁重起来了。过去政务有丞相协助,现在朱元璋一人独揽大权,事无巨细,从清早到深夜,他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处理政务和批阅文件上。就是吃饭他也在想着政务,每想得一事,就顺手写在纸上,缝在衣服上。事情记得多了,纸挂得满身都是,待上朝时就一一把它处理了当。

据资料记载,洪武十七年 (1384) 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的八天中,内外诸司奏札共1660件,计有3391件事情。这样朱元璋每天要看200多个报告,处理400多件事情。加上当时有的官员为了向皇帝卖弄学问,常常写起奏章来洋洋洒洒,废话连篇,搞得朱元璋整天昏头胀脑,火气很大。

洪武九年(1376),朝里发生了这么件事,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书言事。朱元璋接到他的奏疏,就非常认真地叫人念给他听。可奏疏读了6370字,还没弄清茹太素要说什么事。没等念完奏疏,朱元璋就气乎乎地把茹太素叫来打了一顿。第二天晚上,朱元璋躺在榻上,叫人继续往下念,直念到16500字后,他才听懂是言事五件,其中有四件还是值得实行的。对此,朱元璋一面命令有关部门做好四件事,一面表扬茹太素为忠臣,承认自己因厌听繁文而打人是不对的。

尽管这样,政务纷繁的矛盾还是没有解决。长此下去,或者皇帝身体要累垮,或者要延误军国大事。朱元璋于洪武十五年(1382),设置了华盖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殿、东阁等殿阁大学士,由品级比较低的编修、检讨、讲读等官来充任,以帮助朱元璋来阅读奏章,处理起草文书,襄助侍从,以备顾问。昔日的忙乱现象逐渐改观了。

朱元璋发迹于红巾军,称帝后自然特别重视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原统领全国军队的是大都督府,朱元璋任命自己的亲侄儿朱文正为大都督,为全国最高的军事长官。后来,朱元璋觉得大都督府权力太大,便于洪武十三年(1380),在废中书省的时候,把大都督府也一分为五。设立了左、右、中、前、后五军都督府,分别统领所辖的都司、卫所军队。各都督府只管军籍、军政,没有指挥和统帅军队的权力。兵部有颁发军令、铨选军官之权,但不能直接和统率军队。发生战事,由皇帝亲自任命军事统帅,兵部授上命颁布调兵命令。战事结束后,军归卫所,主帅还印。

经过改革,避免了悍将跋扈、骄兵叛变的弊端,更重要的是军权集中到皇帝手中了。不过朱元璋对将领们还是不放心。后来他又采取分封藩王的制度,把他的儿子分别封到各重要城镇去做亲王,用以监视控制各地的军事将领。这些分封的藩王按规定都配有护卫兵,少者有3000人,多的可达19000多人。他们还有指挥当地卫所守镇兵的大权。遇有突发事件,封地里的卫所守镇兵,在接到盖有皇帝御宝文书的同时,将领们还必须有藩王的令旨,才能调动。增加亲王的监军权力,虽然起到屏藩王室、翼卫朝廷的作用,但也为后来的藩王作乱,埋下了危机的种子。对此,当时平遥训导叶伯巨看到了其中掩盖的麻烦,他就上万言书于朱元璋,劝他割一时之恩,对诸王节其都邑,减其兵卫,以防将来尾大不掉。

可是朱元璋阅罢奏章,大发雷霆,说叶伯巨离间骨肉,将他逮捕下狱。伯巨一片忠心为社稷,到头来弄得个瘐死狱中。待燕王靖难之役发生后,人们自然想起叶伯巨先见之明,但为时已晚了。

朱元璋在巩固加强了其在军队中的绝对权威之后,下决心要在军队的编制和训练上来一番改造。他认为,历代所实行的征兵制和募兵制存在不少弊端,而对着新的斗争形势,迫切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军事制度。

朱元璋和刘基对历代兵制进行了认真研究,创立了明代所特有的卫所兵制。这种卫所军队制,避旧兵制之所短,扬旧兵制之所长,其特点是,军籍世代沿袭,实行耕战结合,平时既屯耕,也训练。是一种武装力量与生产力量相结合的军队,根据这种新的卫所兵制,在全国军事要地设置卫或所,把全部军士都编在卫所里面。每112人编为一个百户所。每10个百户所,编成一个千户所,每5个千户所,编成一卫。卫和所的首长,分别是百户、千户和卫指挥使。百户所以下的是总旗,大约50人左右,小旗为10人左右。洪武二十六年 (1393),全国设有17个都指挥使司,下辖329个卫,65个独立的守御千户所,共约有120万军队。它成为防御外寇入侵,镇压人民反抗斗争,维护朱家王朝统治的柱石。

随着朱家王朝的建立和巩固,昔日与朱元璋,枪林弹雨,风雨同舟的将领,现在成了新王朝的新显贵。他们斗争成功,官封公侯,爵显禄厚,在个个弹冠相庆之余,有的渐渐骄横放纵起来,有的还斗胆欲与皇权相抗争。日子一久,这种新政权与新贵族间的矛盾斗争也就慢慢突出起来了。

开国大将蓝玉,是洪武后期的主要将领。他麾下骁将十数人,威望都很高。蓝玉作战非常勇敢,立有赫赫战功,官封凉国公。他自恃功劳大,便骄傲起来,恃势横暴。他家里私蓄奴婢假子有数千人之多,到处敲榨勒索。他霸占东昌民田,百姓向御史告状。御史官依法提审,蓝玉竟一顿乱棍把他打走。政府明令禁贩私盐,他却令家人私买云南盐一万余引,进行走私活动。他北征归来,夜过喜峰关,守关将士因为没有及时开关迎接,他竟纵兵毁关而入。

这些勋臣宿将们的腐化堕落,严重地妨碍了朱元璋统治效能的提高,而功高震主,更威胁到皇权的集中。为了大明江山的长治久安,朱元璋对蓝玉这些功臣开始展开了无情的镇压。

朱元璋对蓝玉案子的处理有个发展过程。朱元璋原准备封他为梁国公,后来为使他头脑清醒点,又改封“凉国公”; 在赐给他的“券”上,还专门把其过失刻在上面,令他鉴戒。之后,朱元璋又要他告老还乡,坐享清福,但蓝玉并不知趣,不肯激流勇退。

不久,蓝玉出扑西番,生擒建昌卫叛帅月番帖木儿,威焰愈盛,一心想升爵。可是朱元璋反而冷眼对待他,并不理会这一切。皇太孙册立后,朱元璋召冯胜、傅友德归朝,令他俩兼太子太师,却仍然命蓝玉兼太子太傅。蓝玉气愤地宣嚷:“难道我就不能做太师了吗?”心里十分不快,遇有入朝侍宴机会,便更加骄骞。这时,马皇后已崩,太子也随之去世,鲁王檀嗜药身亡,潭王梓谋变自焚,秦王樉也被召还禁锢,周王棣弃国被迁。这一连串的事件对朱元璋精神的打击太大了,他的性格也渐渐发生了变化。

1393年,锦衣卫告发蓝玉谋反,说他和曹震等计划在朱元璋外出打猎的时候乘机劫驾。朱元璋得此信,即命锦衣卫发兵掩捕。自蓝玉以下,统统缉拿殿前。朱元璋亲自审讯,继交由刑部锻炼成狱。蓝玉被砍头,并抄斩三族。凡与蓝玉有接触的朝臣,列侯通籍,坐党夷灭。蓝玉案先后诛杀15000多人,把军队中功高位显的元勋宿将,几乎一网打尽。

除胡惟庸、蓝玉两案外,所剩无几的功臣也先后以各种罪名被赐死、鞭死或砍头。徐达是被朱元璋列为开国功臣第一,他生背疽,这病最忌吃蒸鹅。朱元璋在他病重时偏偏赐蒸鹅给他吃。徐达知道皇帝是在要自己的命,只好含着泪水,当着使臣的面吃下了蒸鹅。没有几天,徐达就辛酸地离开了人世。功臣冯胜、傅友德、廖永忠、朱亮祖等也因失崇,先后被处治。

这样,功臣宿将能够善终的聊聊无几。只有汤和这个和朱元璋同村长大的放牛娃,知道老伙伴现在对老臣宿将不放心。他就主动交还兵权,告老还乡,绝口不谈国事,才保住了终身。李景隆、郭英也是因早早归还佃户、田庄才免遭杀身之祸。

朱元璋大肆诛杀功臣,搞得朝野内外,人人自危。当时的京官每天早晨入朝前,总要同家人诀别,交待后事。到了傍晚能平安回来,全家庆幸,又多活了一天。朝臣们也渐渐摸透了朱元璋的脾气,要是这天他把玉带按在肚皮底下,准要杀一批官员,满朝官员见状就面无人色,任凭发落。要是朱元璋这天把玉带高高挂在胸前面,大家就松口气,暗自庆幸。后来杀得朱元璋身边竟没有替他办事的文臣武将了。他想出了绝招,让“罪犯”们戴罪办公。这么以来,大明初期有带着脚镣坐堂审案的御史,有挨了八十大板回原衙门办事的朝臣。这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朱元璋这种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滥杀功臣的做法,太子朱标看后非常难过。他主张讲仁义,少杀人,君臣和睦相处。他对朱元璋说,“父皇杀人太滥,怕要伤和气。”

朱元璋听罢,当时也不作声。第二天,为了讽喻太子,表明隐衷,他故意把一条长满刺的棍子放在地上,让太子拾起来。朱元璋见太子朱标面露难色,便说道,“你怕有刺不敢拿,我替你把这些刺拔掉,再交给你,岂不更好。”朱标回答,有什么样的皇帝,就有什么样的臣民。朱元璋闻言怒发冲冠,举起坐椅朝太子打去,太子只好慌忙逃走。

朱元璋以猛治国的策略,自己虽然没有公开忏悔过,但在他行将告别人世的时候,曾下令后人不准学习他这种做法。他说,这套办法只是权宜之计,以后的新皇帝绝对不能照抄照搬,而是按法律办事。他希望在他之后,大明朝能尽快步入封建法制的轨道,尽快出现一个繁荣昌盛的局面。

朱元璋在对政治制度实行大刀阔斧、卓有成效的改革的同时,又在大明辽阔的版图上全面展开了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社会经济的宏图伟业。

经过十几年的浴血征战,朱元璋双手接过的是一个经济全面崩溃,生产大倒退的烂摊子。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到处是啼哭呻吟的流民,到处是哀鸿遍野,饿殍满路的凄凉景象。杭州是五代和北宋时期的名城,为后来南宋的京都。元代人口曾达百余万,且是元末破坏最轻的地区,但其末年人口死亡也达十之二、三。江南如此,江北尤甚。唐宋时代的繁华盛地扬州,元末战乱时为地主武装元帅张明鉴占据,由于军粮短缺,竟然杀城中的老百姓充当军粮。待朱元璋部将廖大亨攻取扬州时,城里只有18家居民。新任知府因旧城空旷难守,只好在西南部截下一个角落,筑起城墙,权作扬州府城。

面对着这个残破衰败的局面,是采取“竭泽而渔”,还是“与民休息”的政策呢? 出身贫贱的朱元璋理解百姓的苦难,决然地选择了后者。他即位不久,就召见各地来朝的府州县官,对他们说,天下刚刚平定,百姓的财力非常困难,就象刚刚会飞的鸟不可拔它的羽毛,才种下的树不可摇它一样。现在必须“安养生息”。所谓安养生息的政策,其实质就是“养民富国”的政策。是把从事生产的老百姓养活了,给他们提供生产条件,让他们为国家创造财富,国家也就富强了。用朱元璋的话来说,“百姓足而后国富,百姓逸而后国安,未有民困穷而国独富安者。”

农业是封建社会最主要的生产部门。朱元璋在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中,把发展农业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要发展农业生产,就必须保证农业第一线有足够的劳力资源。但在元代,蓄奴风气非常盛行。有些权贵勋戚家的驱口、僮奴多达数千人。元末农民大起义,虽然有不少奴隶得到解放,但仍有相当一些农民在战乱中沦为豪民地主的奴隶。为此,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通令全国,普通地主不得蓄养奴婢,违者杖刑一百,所养奴婢一律放为良民。凡因饥荒而典卖为奴的男女,由政府代为赎身。洪武十九年(1386),河南布政使司曾赎回开封等府民间典卖的男女达274人。

同时,朱元璋还严格控制寺院的发展,明令各府州县只能有一个大寺观。禁止40岁以下的妇女当尼姑。并严禁寺院收儿童为僧。20岁以上的青年愿意出家,须经其父母申请,官方批准,出家三年后还得赴京考试,不合格的遣发为民。这些政策的逐步实施,使社会上增加了一支宠大的劳动力大军。

朱元璋发展农业的主要措施是奖励垦荒和实行屯田。元末农民起义,由于地主逃亡,人口减少,留下了大量荒地。明朝建立后,大批地主又客死他乡。这样中原地区有大量急待开垦的荒废耕地。为尽快开发这些荒地,朱元璋就采取了计民授田,奖励垦荒的措施。建国的头一年,朱元璋就颁诏书于天下: 凡是战争中抛荒的土地,被别人开垦的就成为垦种者的田产。如果原田主回来,由官府拔给同等的荒地做为补偿。对无主荒地,奖励农民尽力开垦,并承认其所有权,而且免征三年的田赋,个别的永不收税。这样一来,许多农民由奴隶变成了自耕农,社会地位和家庭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明初的社会经济出现了繁荣向上的景象。

在发展农业生产中,朱元璋又创造性地推行了屯田政策。

屯田,分民屯、军屯和商屯三种。民屯主要是迁徙无业农民、降民和罪徒,从地少人稠的地区迁往地广人稀的地方垦荒屯种。政府发给他们路费、耕牛、车具、种子和一定数量的粮食。三年内不征收他们的赋税。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将苏州、松江、湖州、杭州、嘉兴等地的4000多户无田农民迁到临濠垦荒,又迁沙漠遗民32000多户到北平屯田。在移民屯田队伍中也有些是强制性的,象洪武三年 (1370),将江南豪民14万户迁到凤阳屯田,就是因为他们帮张士诚拒守城池,而采取的制裁措施。在洪武时代移民屯田一直没有停止过,屯垦的移民总计达数十万户之多。

军屯是由卫所军队来承担的。建国初始,朱元璋就明令,“天下卫所,一律屯田。”要求边地的军队三分守城,七分屯耕; 内地的军队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朝廷拨给每一个士兵50亩地,发给耕牛、种子和农具。屯种的前几年不纳税,以后每亩只交税粮一斗,其余的做为本卫所的军粮。明初有一百多万军队,其军粮绝大部分来自军屯。所以,朱元璋曾自豪地说,“我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商屯是军屯的补充。初始明政府实行“中盐法”,要求商人运粮到边境入仓,商人再持盐引到内地取盐贩卖,以获取丰厚利润。后来商人干脆就在边境地区募民屯垦,所获谷物就地入仓,以减省运费。这样就出现了商屯。

朱元璋奖励屯垦的政策,收到了显着的成果。洪武二十四年(1391),全国垦田面积达3874746顷,比洪武元年 (1368)增加了一倍以上。政府税粮的收入也随之大幅度增加。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税粮达32789800石,是元朝一年税粮收入的三倍。同时人口也增加了700多万人。社会经济开始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为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朱元璋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在朱元璋即位的当年就下令,凡是百姓提出有关水利的建议,地方官吏必须及时奏报。后来他还专门指示工部大臣,凡是陂、塘、湖、堰,可以蓄水泄水防备旱涝的,都需要根据地势加以修治。按照朱元璋的命令,到洪武二十八年(1395),全国共开塘堰40987处,疏通河流4162处,修建陂渠堤岸5000多处。洪武二十三年(1390),修江南崇明、海门的海堤动用了25万人。洪武二十五年(1392),修建江南溧阳银墅东坝河4000余丈,组织40万人上阵。这些水利工程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明代以前,棉花是十分珍贵的。普通百姓穿的布衣都是由麻布制作的。到了明代中叶,人不论贵贱,地不分南北,棉布已成了人民衣着的原料。这是朱元璋在明初全面推行,重视经济作物,奖劝桑棉政策的结果。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就下令,农民凡有田地五亩到十亩的,必须栽种桑、麻、棉各半亩; 有田十亩以上的,种植桑棉面积要比例递增。后来,朱元璋还指示户部,明令全国百姓要多种桑、枣、柿和棉花,违令者全家充军。洪武二十六年 (1393) 以后栽种的全部免除赋税。

经济作物的发展,既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又促进了商业的繁荣。明代初期手工业尤以纺织、矿冶、制瓷和造船业发展最快,松江的棉花曾有“衣被天下”的美称,苏杭一带的纺织品行销全国各地。南京龙江船厂已经制造大型的海船、战船、遮洋船等船舶。同时,丰富的工业、手工业产品,为国内外市场提供了丰富的商品,从而出现了大批工商业城市。永乐时期郑和七下西洋,又进一步开辟了中外贸易的新市场,这些都和明初社会生产力的蓬勃发展是分不开的。

虽然明初的农业、手工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人民百姓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但出身布衣的朱元璋依然不忘百姓的疾苦,生活的艰辛。他常对朝臣们说,“步急则踬,弦急则绝,民急则乱”。他常常想方设法减轻农民的负担,尽力做到: “取之有制,用之有节”。

明初制定的赋役法,规定民田一般亩征税粮五升三合五勺。按当时亩产最低一石来计算,为三十税一。徭役一般是,有田一顷出丁夫一人,每年在农闲时节赴京服役三十天。这些都比元代赋役减轻了许多。

朱元璋还曾命人带着太子朱标到农村视察,亲眼看看农民的艰苦生活。太子回来后,他还严肃地教育说,“凡居处食用,一定要想到农民的劳苦,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他们不苦于饥寒。”凡是各地闹灾荒歉收的,他都下令蠲免租税;灾情特别严重的,他还叫地方官员为灾民贷米,或赈济米、布、钞等。

由于长期战争,使元代的户口和土地簿籍已大都丧失了,即使少数保存下来也与实际情况不符。地主便乘机隐瞒丁口和田产,逃避徭役和赋税,把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朝野官吏也往往上下串通,营私舞弊,盘剥百姓。为此,朱元璋于洪武十四年(1381),下令在全国进行户口普查。因为户籍登记册的封面是黄色的,所以叫黄册。接着他又于洪武二十年(1387),在全国普遍丈量土地的基础上,编制了鱼鳞图册。它记载了每乡土地的亩数、质量、方圆四至等,因所绘田亩的形状很象鱼鳞,所以叫鱼鳞图册。黄册和鱼鳞册的制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豪强地主隐瞒丁口田产,逃避赋役的现象,使封建赋役较为公平合理,相对地减轻了农民的一些负担,农民的积极性也就有了提高。

由于朱元璋出身贫苦农家,不仅深深体谅农民生活的艰辛、物力的艰难,而且他还身体力行,带头倡导节俭。明朝建立后,按计划要在南京营建宫室。负责工程的人将图样送给他审定,他当即把雕琢考究的部分全去掉了。工程竣工后,他叫人在墙壁上画了许多怵目惊心的历史故事作装饰,让自己时刻不忘历史教训。有个官员想用好看的石头铺设宫殿的地面,被他当场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朱元璋用的车舆器具服用等物,按惯例该用金饰的,但他下令以铜代替。主管这事的官员说,这用不了多少金子。朱元璋说,“朕富有四海,岂吝惜这点黄金。但是,所谓俭约,非身先之,何以率下?而且奢侈的开始,都是由小到大的。”他祭祀郊庙时所用的拜褥,褥心都用红布作成; 乾清宫睡的御床,金龙也画得很淡,与中产人家的睡床没有多大的区别; 每天的早膳,只有蔬菜就餐。

在朱元璋的影响下,宫中的后妃也都十分注意节俭。她们从不乔装打扮,穿的衣裳也是洗过几次的。有个内侍穿着双新靴子在雨中行路,被他发现了,气得他痛骂了一顿。一个散骑舍人穿了件十分华丽的新衣服,朱元璋问他,“这衣服用了多少钱?”舍人回道:“五百贯。”朱元璋痛心地说,“五百贯是数口家的农夫一年的费用,而你却用来做一件衣服。如此骄奢,实在是太糟蹋东西了。”

朱元璋不喜欢喝酒,他多次发布限制酿酒的命令。他不爱奢华,讲究实际。他命令太监在皇宫墙边种菜,不要建造楼台亭阁。为了让儿子们得到锻炼,他命令太监织造麻鞋、竹籐,规定诸子出城稍远,要骑马十分之七,步行十分之三。由于他出身贫寒,从小没有读书的机会。从军后,到称帝晚年一直保持勤奋好学的作风。作战之余,理政之后,他常常请儒生们讲述经史。经过几十年的刻苦自学,他不但能写手札、军令,还能写诗作赋。他终生严格要求自己,不懈怠,不腐化。

朱元璋是一位古代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聪明神武,相貌奇伟,一生励精图治,勤奋好学,从一个贫苦的小牧童,成长为英明的开国大帝。其人生道路是极其艰难曲折的。他尤崇汉高祖、唐太宗、元世祖,文攻武略,堪称一代天骄。

他一生培育了26子,16公主。

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71岁的朱元璋结束了他辛勤的一生。历31年,谥高皇帝,庙号太祖,葬于南京钟山下孝陵。

朱元璋遗诏命太孙允炆嗣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