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者也，百姓之悬命也
1．欲民之可御，则法不可不审
管仲的法制思想十分深刻、广泛，涉及面很广，考虑得也很全面，他首先指出法和法制的重要性。他说：“国君之重器，莫不重于令，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重令》，第135页）“法者，将用民能者也。将用民能者，则授官不可以审也。授官不审，则民间（反对之意）其治。民间其治，则则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则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则令不行矣。法者，将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则刑罚不可不审。”（《权修》，第19页）
没有健全严格的法律与法制，国家机器就不能正常运转，政策法令就得不到贯彻执行，也就是“不法法则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法法》，第142页）。“赏罚不明，民轻其产”（《兵法》，第158页），因此，“法者，天下大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者也，百姓所悬命也”（《禁藏》，第436页）, “故人主不可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宝也”（《法法》，第146页）。
2．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
国家没有法制刑罚，是绝对不能维持社会秩序和公平正义的，但法又不是万能的，不要以为以严刑苛法就可以使一切问题顺利解决。其实立法、执法与遵法是缺一不可的，法的生命力在于法律要符合客观规律，顺应民意。管仲说：“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牧民》，第2页）法律、法制的权威，首先取决于法律本身是否反映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要求，是否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否则，任何严刑峻法，也都无济于事。管仲说：“令则行禁则止者，必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者，民之情莫于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故上令于生、利，则令行；禁于杀、害人，则令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乐其政也。”“治天下也，静（安定）其民而不扰，佚其民而不劳。不扰则民自循，不劳则民自试（自动做事），故曰‘上无事而民自试’。”（《形势解》，第489页）“令顺民心，则威令行。”（《牧民》，第2页）法制法令的执行，除本身的科学性、人民性外，还要有良好的政治环境，即“君臣亲，上下和，万民辑（和），故主有令，则民行之，上有禁，则民不犯；君臣不亲，上下不和，万民不辑（和），故令则不行，禁则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不行’”。执法必须公正：“行天道，出公理，则远者自亲；废天道，行私为，则母子相怨。”（《形势解》，第494、496页）
3．正法度，罪杀不赦，有功必赏，有罪必罚
一切政事，必须明辨是非功过，令行禁止，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否则“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废，有功而不能赏，有罪而不能诛，若是而能治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废，有功必赏，有罪必诛”（《七法》，第50页）。“人主之治国也，莫不有法令赏罚，具（是）故其法令明而赏罚之所立者当，则主尊显而奸不生；其法令逆而赏罚之所立者不当，则群臣立私而雍蔽之，朋党劫杀之”, “法度行则国治，私意行则国乱”, “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则是利奸邪而长暴乱也；行私惠而赏无功，则是使民偷幸而望于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则使民轻上而为非也”（《明法解》，第531页）。
“合于法则行，不合于法则止；功充其言则赏，不充其言则诛。故言智能者，必有见功而后举之；言恶败者，必有见过而后废之。”（《明法解》，第536页）赏罚严明与善于赏罚，是领导的一种品格和艺术，“赏罚明则法之至也”（《枢言》，第114页）。赏是一种诚信，也就是“用赏者贵诚，用刑者贵必”（《入国》，第449页）。
法要简洁，通俗易行，法不在繁多而在完备，法要保障人民正当合理的经济政治权益私司法制度的完善与公正，否则就会导致“刑罚繁则奸不禁，主严诛则失民心”（《七臣七主》，第427页）。
4．视天下之民如其民，视国如吾国
管仲在对外关系方面，反对侵略战争，维护华夏诸国的团结。“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左传·闵公元年》）对于侵略者，不能纵容，华夏诸邦，要亲密团结。在对外关系中，反对侵略，诚信以待，不要以小利而失信，“小利伤信，小怒伤义，边（偏）信伤德，厚和构四国”（《霸形》，第234页）。对外不要有掠夺国土的意图，“王施而无私，则海内来宾也”（《宙合》，第97页），要尊重其他的国家和人民，平等相待，“视天下之民如其民，视国如吾国，则无并兼攘夺之心，无覆军败将之事”（《立政九败解》，第515页）。管仲劝诫齐桓公，你要争霸诸侯，必须亲近邻国，“君欲从事于天下诸侯，则亲邻国，审吾疆界，而反其侵，正其封疆，无受其资，……以安四邻，则四邻之国亲我矣”（《国语·齐语》，第254页）。齐桓公问管仲，管仲对曰：“民爱之，邻国亲之，此国君之信……远举贤人，慈爱百姓，外存亡国。”（《中匡》，第186页）
此外，管仲一方面提倡节俭，反对无限观乐玩好，他说：“人君唯毋听观乐玩好，则败。凡观乐者，宫室台池、珠玉声乐也；此皆费财尽力，伤国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奸人也。”（《立政九败解》，第516页）但是，另一方面管仲又主张奢靡，他说：“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此百姓之所怠生（安居乐业）。”（《侈靡》，第294页）意思是说，富人奢靡，穷人为富人生产物品，以满足其欲望，穷人就有生路了，提倡“兴时化若何？莫善于侈靡”（《侈靡》，第292页）。
管仲还主张革除久丧厚葬的陈规陋俗，“重送葬以起身财，一亲往，一亲来，所以合亲也……美垄墓，所以文明也；巨棺椁，所以起木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侈靡》，第296页），这些都是不可取的。
总的来说，管子的治国理政思想有许多精辟的见解：以人为本，发展经济，富裕人民，提出无私为政，反对偏私，树立为政唯公的主张，建立严格公正的法律法制，实行举贤任能的人才政策。他的政治思想是比较全面的，而且他也有丰富的政治实践经验，从政四十余年，建立了卓越的历史功绩，他的许多见解和主张，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他虽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人才主张，但却未能为齐国培养后继人才，当他病危时，齐桓公问何人能继他，他只说竖刁、易牙不能用外，未推荐其他人，正如苏洵评论说：“可谓不知本（人才）者矣。”（苏洵《管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