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学·三

清代的乾嘉学派是中国学术史上具有广泛影响的学派，又是古代考据学的典型代表。因此自它问世以来，人们便对它存在着不同的评价和议论。

乾隆年间，章学诚就批评它襞积补苴，不足与言学。章学诚所著《文史通义》 中，把考据学者斥为“逐于时趋而误以襞积补苴谓定尽天下之能事”的“俗儒”，并用调侃的语气说乾嘉学派“幸而生后世也，如生秦火未毁以前，典籍具存，无事补辑，彼将无所用其学矣”。针对他们为考据而考据的学风，章氏在许多文章和书信中也作了批评：“学问之途，乃出一种贪多务博，而胸无伦次者。于一切撰述，不求宗旨，而务为无理之繁富，……明知其载非伦类，辄以有益后人考订为辞。”(《章氏遗书》外编三《丙辰札记》)“史学不求家法，则贪奇嗜琐，但知日务增华，不过千年，将恐大地不足容架阁矣。”(《章氏遗书》卷十八《邵与桐别传》)桐城派姚鼐的弟子方东树著《汉学商兑》，斥责朴学矫诬，指出乾嘉学派“毕世治经无一言几于道，无一念及于用”，讥讽他们“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是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诂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方东树是程朱派的理学家，思想中多封建观念固不待言，但他对乾嘉学派弊端的抨击却是正确的。清今文经学派，经乾隆朝庄存与、孔广森，嘉庆朝刘逢禄、宋翔凤，道光朝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出，全部推到古文经传，皆鄙弃繁琐的汉学。他们以“通于天道人事，志于经世匡时”为宗旨，指斥汉学：“恶夫饾饤为汉”(《魏源集·武进李申耆先生传》)，“思考据家著书满家，如戴东原(震)，究复何用?”(康有为《自刻年谱》)其中，孔广森是戴震的弟子，龚自珍是段玉裁的外孙，他们从朴学的营垒中杀出，以今文经学反对古文经学，以“引经致用”的学风力矫乾嘉学派的 “博古而不通今”，表明了他们对乾嘉考据之学的否定态度。此外，惠栋的再传弟子江藩，撰《国朝汉学师承记》，从学术史的角度研究嘉靖考据学的渊源和流派，用纪传体的形式叙述嘉庆朝以前汉学家的学术思想和师承关系，此书对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甚为重要。但是，江藩囿于门户之见，所列人物以吴派、皖派为主，不仅贬抑宋学和排斥常州学派庄存与、刘逢禄等，而且将黄宗羲、顾炎武附录卷末，认为两位启蒙大师不属于汉学正宗，“皆深入宋儒之室”，“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汉学师承记》卷八)，引起了不少异议。

近代以还，不少学者对乾嘉学派作过深入研究和各种评价。1910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史学家，以投票方式选出中国史学家十杰，乾嘉学者赵翼以他的史学名著《廿二史劄记》当选为十杰之一(杜维运《赵翼传》)。而在中国，最具代表性意见的有梁启超、章太炎、鲁迅、胡适几家。1.梁启超。在乾嘉学派产生的背景问题上，梁氏认为：“康熙中叶，文网极宽，思想界很有向荣气象。此狱(指戴南山案)起于康熙勤倦之时，虽办理尚属宽大，然监谤防口之风已复开矣，跟着就是雍正间几次大狱”，著名的吕留良案，吕氏被戮尸灭族，“著作也都毁版，像这样子，那里像是讨论学问，简直是欧洲中世纪教皇的牌子，在这种主权者之下，学者的思想自由，是剥夺净尽了”;由于“谈到经世，不能不论到时政，开口便触忌讳。经过屡次文字狱之后，人人都有戒心”，必须得有一番变通，因此“学者的聪明才力，只有全部用去注释古典，……雍乾学者专务注释古典，也许是被这种环境所构成”;“而乾嘉学风，遂由此确立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最早明确地指出了清代文字狱是乾嘉学派形成的直接原因。梁氏比较客观地研究分析了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把全部生涯费在一部书里，卒能贯彻初志，……做一门学问便要把他的内容彻底了解，凡一切关系的资料搜集一无遗漏。着手著述之时，先定计划，各有别裁。每下一判断，必待众证都齐之后，……事业甚勤苦，其成绩可供后此专家研究资料者亦不少，然毕竟一抄书匠之能事耳”，“他们若能把精力和方法用到别的方面，成就或者可以很大”，“即以经学论，讲得越精细，越繁重，越令人头痛。结果还是供极少数人玩弄光景之具，……这些成绩，只能存起来，算做一代学术的掌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于乾嘉学派的治学态度，梁氏给予了充分肯定：“吾以为有一重要之观念为吾侪所一刻不可忘者，则吾前文所屡说之‘求真’两字，即前清乾嘉诸老所提倡之‘实事求是’主义是也。”(《中国历史研究法》)又说：“经过了清代考证学派二百五十余年之训练，我国学人的头脑渐趋于冷静缜密，此种训练，实为科学研究之基本要素，将来必可成为最现代的 ‘科学人’。”(《清代学术概论》)至于乾嘉学派的学术成就和地位，梁氏反复评价道：“乾嘉间之考证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虽以素崇宋学之清室帝王，尚且从风而靡，其他更不必说了。所以稍为时髦一点的阔官乃至富商大贾，都要‘附庸风雅’，跟着这些大学者几句考证的内行话，这些学者得这种有力的外护，对于他们的工作进行，所得利便也不少。总而言之，乾嘉间考证学，可以说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结晶体” (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乾嘉以还，考证学统一学界”，还把乾嘉时期比做”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清代学术概论》)。梁氏的说法有欠妥之处，清室帝王对考据学不是“从风而靡”，应是大力扶持和利用它，以便巩固其统治;而“文艺复兴时代”的说法，则是过誉之辞。2.章太炎。章氏撰《訄书》，其中《清儒》一篇，系统地总结了清朝二百余年的学术变迁史，指出乾嘉考据学者恢复了把六经当作历史研究的传统，所以在学术上放出异彩;但朴质的考证，不合文士的口味，于是有攻击汉学的桐城派出现，又有欣赏《公羊》三世说的常州学派出现，还有调和汉、宋以求名的陈澧等出现;评论了清代研究经学的具体成就，胪列了著名学者及其代表作; 并针对康有为等否定考据学作用的意见，认为考据学强调无征不信，竭力搜集证据，到未来的历史家应用时，便会看到这种朴实的东西发出光辉。章氏对清今文学派的批评有失公允，对戴震等的朴学未免估价过高，但材料丰富，分析有序，是近代总结清朝学术史的开山之作。后刘师培著《清儒得失论》，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等，显然是把它作为继续研究的起点。3.鲁迅。对乾嘉学派一贯持否定态度的是鲁迅，他多次撰文论及清代朴学产生的社会根源：“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尤其是后两个皇帝，对于 ‘文艺政策’ 或说得较大一点的‘文化统治’，却使尽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最辣手的一种，那成果，由满洲这方面而言，是的确不能说它是没有成效的。”(《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这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是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洲人以异族侵入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乾隆年间，人民大众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所谓读书人，便只好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三闲集·无声的中国》)他在评价乾嘉学术成就时说：“说起清代的学术来，有几位学者总是眉飞色舞，说那发达是为前代所未有的。证据也真够十足，解经的大作，层出不穷;小学也非常进步;史论家虽然绝迹了，考史家却不少;尤其是考据之学，给我们明白了宋明人绝没有看懂的古书。……我每遇到学者谈起清代的学术时，总不免同时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罢，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这买卖究竟是赚了利，还是折了本呢?……我直觉地感到，这恐怕是折了本，比用庚子赔款来养成几位有限的学者，亏累得多了。”(《花边文学·算帐》)他还曾直接指斥这种“专事研究错字，争论生日”的学风为“奴才家法”(《鲁迅全集》卷十)。鲁迅的话，既针砭了乾嘉考据学的治学态度，也表达了他对乾嘉学派的评价。4.胡适。胡适信奉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所撰《实验主义》认为实验主义方法与清代朴学方法若合符节，因此对乾嘉学派评价很高;甚至说“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的意义相等(《论国故学》)。胡氏还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作“《水经注》校本”这一学术公案的研究，推翻了学者张穆、魏源、杨守敬、孟森、王国维认定的“戴震偷窃赵一清《水经注》校本”的说法，为戴氏洗冤辨诬，因而使戴震校订《水经注》未袭赵书遂成定论(《中国史学家评传·胡适》)。

前人的研究，为我们深入考察乾嘉学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