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赋学·辞赋研究概述·汉代的赋论

我国辞赋产生于先秦。而辞赋的研究与评论则始于汉代。第一个对赋作出理论概括的是司马相如。接着司马迁、汉宣帝、扬雄、班固、王充都对辞赋作了论述。他们主要探讨了下述几个问题。

第一，探讨了赋的本质与渊源。班固就指出，赋的本质特征是“不歌而诵”。“赋者古诗之流也”，赋与古诗一样，都有讽与颂的功能，都可以对政治产生积极影响。赋与古诗性质相同，诗赋同属一个大类。赋与古诗的区别只在于诗可歌，赋则不歌而诵罢了。赋就是渊源于诗的不歌而诵，是春秋时期外交场合赋诗言志的发展，“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必称《诗》以谕其志”。“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汉志·诗赋略叙》)。赋就是这样产生的。汉人去古未远，他们对音乐与诗歌的密切关系还十分清楚。因此，他们指出的赋的本质与渊源是符合于实际的。

第二，指出了赋的艺术特质是“宏丽”。司马相如就指出，“赋家之迹”是“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即赋必须词采华丽，音韵铿锵。“赋家之心”是“苞举宇宙，总揽人物”，即赋家要有巨大的艺术想象力与总体把握大千世界的艺术概括力，要能囊括宇宙，总揽万物于赋中。司马迁指出司马相如赋的特点是“靡丽多夸”，“多虚词滥说”。扬雄更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赋虽有“丽则”、“丽淫”之别，而其共同特点是“丽”，是“极丽靡之词，宏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班固也指出枚乘、司马相如、扬雄赋的特点是“竞为侈丽宏衍之词”。这就概括了汉赋的共同特质是崇尚宏大之美。认识赋的特质是“宏丽”，是汉人文学观念的重要发展。汉代辞赋兴起，而辞赋要求“宏侈巨衍”，这就促使汉人的文学观念发生变化，使之由“辞达而已矣”发展为“极丽靡之间”，从而使汉人逐渐将文学与经史子分开而形成“文章”的概念。这是汉人文学观念的一个飞跃，而这个飞跃首先出现在赋论之中。

第三，强调赋的社会功能是讽与颂 (或称美与刺)。汉人论赋，对赋的社会功能好像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两派。班固强调赋可以“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司马迁肯定司马相如的赋也是因为“要其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讽谏何异”。而扬雄则批评赋“劝百而讽一”，“极丽靡之词，宏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实际是“劝而不止”。班固也批评宋玉、唐勒、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的赋是“竞为侈丽宏衍之词，没其讽谕之义”。对屈原的评价也好像是对立的两派。刘安、王逸极力肯定屈原，说他“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说他是“绝世之行，俊彦之英”。而班固则批评屈原“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是“贬絜狂狷景行之士”。这两派意见好像水火不容。其实，他们强调赋必须具有美刺讽颂的社会功能则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分歧只在对“词人之赋”的美刺讽颂作用评价不同而已。肯定者认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有仁义讽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是“雅颂之亚”。而否定者认为是“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音，曲终而奏雅”，是“丽以淫”。分歧不过如此而已。从此可以看到儒家“诗教”对赋论的重大影响。“儒家论诗，不过美刺二端”(程廷祚《诗论十三·再论刺诗》)。汉人论赋就是以这种“诗教”为依据的。故刘安肯定《离骚》是“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王逸也是肯定“《离骚》之文，依五经以立义焉”。司马迁肯定司马相如的赋是“与诗之讽谏何异”。班固也是肯定汉赋为“雅颂之亚”。而扬雄批评汉赋，是因为它“没其讽谕之义”。班固批评屈原，也是因为他“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不符合“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教。班固说“赋者古诗之流”，正是就赋的美刺讽颂的社会功能说的。因此，汉人诗赋连称，把赋看做与诗是同一性质的文体。汉人这一赋论，对后世影响非常深远。在理论上一直被许多赋论家所承袭，作为衡量赋的尺度。在创作实践上也为赋家所遵循，自觉地把赋作为讽与颂的工具。力求把赋写得具有讽与颂的作用。

汉代赋论是赋论的滥觞。一开始就探讨了赋的本质与渊源，赋的特质与功用，评论了作家作品，为赋论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