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学·变革更新，寻求发展·佛学与近代思想

佛学与中国近代思想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佛教思想对中国近代的社会变革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840年以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因而救亡图存成为近代思想的主题。在社会变革的时代，强调主体能动性的唯心主义哲学成为广泛流行的思潮。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佛学中的唯心论也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当时鼓舞人们勇猛进取、除旧革新的精神力量。

中国近代许多进步的思想家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除了积极吸收西方传入的思想观念之外，还努力借用中国传统的思想材料，在西学的冲击之下，传统文化中的许多思想学说显得愚昧陈腐而又不能适应新的社会变化，而佛学唯心主义却与进步思想家们所提倡的主体精神与批判意识合拍，于是佛学成为他们所能利用的主要的传统思想。另外，佛教所提倡的慈悲、平等也成为近代思想家们接受西方民主政治观念的思想原型。

中国近代的大多数进步思想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佛教的影响，他们的思想学说中都明显地包含佛教思想成分。康有为的《大同书》根据佛教众生皆苦和众生平等的观念提出了一个去苦界至极乐的人类大同理想。谭嗣同的《仁学》以华严、法相的心性学说为基础，根据佛教所讲的慈悲而强调平等，试图用平等精神冲决一切陈腐思想的禁锢和封建礼教的束缚;他还强调学佛可以使人勇猛无畏、刚强进取。梁启超在《惟心》一文中发挥佛教的唯心主义，认为一切外境皆由心造，所以天下的事物本来没有什么可乐、可忧、可惊、可喜的，如果人们心中没有大惊、大喜、大苦、大乐、大忧、大惧，就能克服心中的奴隶，成为英雄豪杰。他所说的英雄豪杰就是指能够顺应时势的人。他在《佛教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说明佛教的信仰是智信而非迷信、是兼善而非独善、是入世而非厌世、是无量而非有限、是平等而非差别、是自力而非他力，并根据这些特点认为佛教有益于民主政治。章太炎除了运用佛教的观点阐述他的《无神论》、《建立宗教论》、《人无我论》、《五无论》、《四惑论》、《国家论》、《俱分进化论》之外，还指出法相宗和禅宗的教义都是自贵其心、不依他力的唯心论，这种唯心论可以培养人们舍生忘死、奋不顾身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正适合社会革命的需要; 他还明确主张佛教是救时应务的良药，把佛学唯心主义作为批判封建制度、改革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