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制·儒家典籍中关于考试制的起源说

“考试”在于选拔使用人才。最早提到“考”与“试”的文献，当推《尚书·尧典》。据载：尧因洪水横流，而向四岳询求能治水的人才，四岳一致举荐鲧，但尧对鲧的品行能力尚不放心，四岳建议：“试可乃已。”继而，尧要寻求继承人，四岳推举舜，尧曰：“我其试哉!”经过“试用”，在舜继位之前，尧召舜： “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 (一作“询事考言，乃底可绩”)这些记载反映了当时用人要经过考察、试用的情况，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尧之试舜，乃我国考试制度的滥觞。虽无定论，但可推定，在《尧典》的时代，即已初行考试之法。黄新宪在《中国考试发展史略》中说：“考试是禅让制时代的必然产物。”“这与当时生产力不发达，原始人群生存条件恶劣有关。为了有效地同大自然及其他敌对力量进行斗争，原始人群需要品行高尚、有一定组织管理才能的人充任首领，而这种类型的人物不可能由世袭而来，只能通过相对公平的考试加以选拔，这就进一步造成了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社会局面。”遂产生了 “通过考试进行的 ‘选贤与能’ 的活动”。

《周礼》、《礼记》、《仪礼》等典籍中记载了西周的“乡举里选”、“诸侯贡士”等一套选士制度，以适应西周庞大的政权建设对人才的需求。《周礼·地官司徒》：“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即周六乡每三年进行一次大考，确定各乡的贤能之士，登记造册献于王，使其“出使长之”、“入使治之”。除外，还要选拔一些德行超众者入国学受教。《礼记·王制》 载：

“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 (郑注： 学，大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

黄留珠《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认为：秀士与选士，俊士与造士，为同一级别上不同阶段的称呼。造士“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 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返，谓之大成”(《礼记·学记》)。“大成”之后，大乐正择优秀造士告于王而升诸司马，称为 “进士”，然后 “官之”、“爵之”、“禄之”。而“小成”、“大成”则为考试所规定的标准。

乡举里选及国学选士，是在王畿之内施行的。王畿之外的诸侯国还有贡士之制，《礼记·射义》云：“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郑玄注：“岁献，献国事之书及计偕物也。三岁而贡士。旧说云：大国三人，次国二人，小国一人。”天子对诸侯能否及时保质保量地贡士，有着相应的奖惩之制。凡按规定贡士者有奖赏，反之，则予绌爵绌地。

乡里选举的士和诸侯所贡的士都需要通过“射”的考试。周六乡选举要经三番射的考核(用杨宽说。详见《古史新探·“乡饮酒礼”与“飨礼”新探》)。诸侯贡士须通过大射考核其质量。《礼记·射义》记载：“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周代大射择士是原始社会的遗风。

西周的乡举里选、国学选士及诸侯贡士，开中国古代选士制度之先河，也开中国考试制之先河。育士与选士相衔接，选士与举官为一途的特点，构成了中国历代考试选士制度的基本框架。当然，西周选士是在前代选举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自然带有原始氏族部落选贤与能的民主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