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礼学·宋明的《三礼》学·《仪礼》 图的兴盛

熙宁年间的科举改革后，《仪礼》不再是考试科目，因而研究者远不如《周礼》多，经注的讹脱倒误日甚一日。南宋乾道八年(1172)，两浙转运判官直秘阁曾逮刊印《仪礼郑氏注》十七卷，张淳引据后周广顺三年(953)及显德六年(959)刊行的监本、汴京的巾箱本等，校订《仪礼郑氏注》的文字错误，随后又将所改字句汇为《仪礼识误》三卷。淳熙中，李如圭作《仪礼集释》三十卷，李氏又用当时能见到错误较少的古本，参考唐石经、陆德明《经典释文》及张淳《仪礼识误》，校正当时通行的《仪礼》刻本的文句和字体的错误，一一加以辨正，并附案语于下。李氏共添补经文脱字二十四，改正错字十四，删除衍字十，添补注文脱字五百零三，改正错字一百三十二，删除衍字一百六十九，考订详审，有较高学术价值。

宋明时期研究《仪礼》的著作主要有： 魏了翁《仪礼要义》五十卷，此书有感于《仪礼》郑注的古奥难通，贾疏的繁琐芜蔓，全书条理不明，乃以十七篇各为条目，节取注疏的精义录于其下，使条理简明，仪节井然，故名之为“要义”，极便于学者。朱熹《仪礼经传通解》，此书初名《仪礼集传集注》，以《仪礼》十七篇为经，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关礼的记述，分类附于经文之下，又详列诸儒疏解之说。《仪礼》仪节繁冗，读者多不能把握，朱熹乃将经文按仪节分断，每节之末均标明为某事，全书脉络由此隐现，颇富创意，清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江永《礼书纲目》、胡培翚《仪礼正义》等均沿用此例而加以完善。《仪礼经传通解》共六十卷，其中《家礼》五卷、《乡礼》三卷、《学礼》十一卷，《邦国礼》四卷，共二十三卷为朱熹手撰，二十四至二十七卷为《王朝礼》，是朱熹未定之稿。其后朱熹门人黄榦续修《丧礼》十五卷，杨复续修《祭礼》十四卷，全书始成。元吴澄《仪礼逸经传》二卷，从有关礼书中辑出所谓 “逸经”八篇： 《投壶礼》、《奔丧礼》、《公冠礼》、《诸侯迁庙礼》、《诸侯衅庙礼》、《中霤礼》、《禘于太庙礼》、《王居明堂礼》。又从《大、小戴礼记》中辑出 “记”十篇：《冠仪》、《昏仪》、《士相见仪》、《乡饮酒仪》、《乡射仪》、《燕仪》、《大射仪》、《聘仪》、《公食大夫仪》、《朝事仪》。吴氏意欲以此补《仪礼》之缺。敖继公《仪礼集说》十七卷，敖氏不满郑注，故删其不合经义者，取疏记或先儒之说代之，间下己意。朱熹将《仪礼》十三篇之后的“记”，分割后附属于各条经文文句之后，敖氏认为，经文之“记”并非如朱熹所说是专为某句而设，往往有为两句或两句以上的经文而设，也有在经义之外别见于其他礼仪的，所以仍将记文复原，敖氏深于礼学，治学颇严谨，亦有心得。

宋明《仪礼》研究有一最重要的特色，就是《仪礼》图研究的著作大量出现。读《仪礼》必须首先了解古代的宫室制度，然后，人物的揖让进退，器物的陈设方位才能了然于胸。相传郑玄曾作《三礼图》，但《后汉书·郑玄传》并无郑玄作礼图的记载，可能是郑氏门人所作，托名于郑玄。见于史籍记载的，最早作礼图的人是后汉侍中阮谌。阮氏受学于颍川綦毋君，作《礼图》三卷，但大多不据礼经文意，所引汉代史事也往往与郑玄之注不合，而以綦毋君之说为据。此外，据《唐书·艺文志》，夏侯伏朗有《三礼图》十二卷，张镒有《二礼图》九卷;又据《崇文总目》，梁正有《三礼图》九卷。隋开皇中，礼部也曾奉敕修撰礼图。可见，礼图的问题，很早就有人注意到了。

后周显德中，周世宗修定礼典，由于年代久远，宗庙彝器大多失去原貌，工匠乃随意制作，无所遵从。于是，世宗命国子司业兼太常博士聂崇义，考定礼器形制，供有司营造。聂氏遂搜罗前代《三礼》旧图，共得六种，重加考订，而成《新定三礼图》二十卷，于宋建隆三年(962)奏于太祖，经儒学之士参议论定后，太祖下诏颁行。此书分冕服图、宫室图、投壶图、射侯图、旌旗图、祭玉图、鼎俎图、丧服图等十六部，引经据典，图文并茂，对于研究古礼，有一定参考价值。由于古器物失传已久，考古学又尚未兴起，可以参考的文物极少，所以礼图的复原有相当的困难。聂氏所作之图，毫无来历，望文生意者较多。如“谷璧”则在璧上画谷，“蒲璧”则在璧上画蒲，宫室车服之图也多有类似的情况，因此历代学者对此书评价并不高，沈括《梦溪笔谈》、欧阳修《集古录》、赵彦卫《云麓漫钞》等都讥其好臆测古制，杨复有《仪礼图》十七卷及《仪礼旁通图》一卷，此书全录《仪礼》十七篇经文，疏解文意，均以图示，共二百零五幅。《仪礼旁通图》则按宫庙门、冕弁门、牲鼎礼器门等分类设图，附于书后。此书依经绘象，随事立图，颇便于阅读，但图例不严，方向、比例都无定规，容易造成理解上的困难，宫庙图也颇有疏略。但瑕瑜互见，不可一律否定。《仪礼集释》、《仪礼经传通解》也都单列《释宫》一篇，作为全书大纲。宋儒对礼图的关注，反映了 《仪礼》研究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