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现代儒学·心学的现代版—贺麟·学术渊源

贺麟之被称为新心学，是相对于冯友兰被称为新理学而起，他的思想中坚不是中国哲学而是西方哲学。其中德国古典哲学、斯宾诺莎哲学、新黑格尔主义对他影响最大。贺麟曾说，他思想的取径，如从学派的分野来看，比较接近康德、费希特、黑格尔所代表的理想主义，以及中国的儒家思想。

贺麟初到美国，曾师从西方哲学的蒙师耶顿夫人学黑格尔哲学，后又从新黑格尔主义者鲁一士的著作入手发挥黑格尔。他所得于黑格尔的，最主要的是概念即自由、理学即心学以及在主客合一、动静合一、理想与现实的合一中对主体、理性、无限的统摄作用、主导作用的高扬。

贺麟认为，黑格尔的理念，是存在与本质的统一，它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包括其全部内容于自身的具体概念。理念的本性，最根本的就是它的主体性和自由创进这几个方面。概念是精神性的，它本质上是思维范畴，但它是有力的、自动的、有意志的、自因的。若从理念的三个一组的概念的逻辑推演看，它是理则、逻辑，所以黑格尔的关于这部分内容的著作叫《逻辑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理学。但从绝对理念的主体性、自由升进的冲创力、自创律则借律则以行的品格看，它又是心学。绝对理念是即理即心的，是合心与理为一的。这一点，贺麟在留学美国时写的《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中已明确谈到，在《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的态度中》作了一定阐述，在四十年代中期写的《黑格尔理则学简述》中又作了充分论证。这一观念是贺麟从黑格尔接受的中心观念，是他新心学思想的出发点。由此导出他“向外格物穷理即向内明心见性”的主张：潜存的每一显现，都是对它自身的外化和扬弃，思想外化越充分，显现的自己就越真实。

由以上思想，贺麟把理念归结为六个合一：主客合一、身心合一、动静合一、知行合一、有限与无限合一、理想与现实合一。贺麟不同于谢林的同一哲学中那种中和的、神秘的合一，而是主张：理念不是思有、主客的中立体、平分体或混一体。理念的主客合一是主包含客、心包含身、无限包含有限，主不沉溺于客中。主客合一的目的在充实主，思有合一的目的在发展思。这决定了他主客关系上的理性主义、知行关系上的重知主义、历史观上的“理性的机巧”(The Cunning of Reason)。这是他的新心学最深厚的哲学根源。这也决定了他的心学不是巴克莱式的，也不是柏拉图式的，而是黑格尔式的，确切说是经过新黑格尔主义改铸了的黑格尔式的。这一点使他不陷入机械论、实在论、唯我论、二元论而充满自由创进的激情，但又不出理性矩矱。

贺麟这一根本思想，是他用鲁一士的新黑格尔主义加强黑格尔的理念论的结果。鲁一士欲矫黑格尔三个一串的范畴过于机械、死板之弊，突出了精神的健动不息这一特性。所以他特别看重《精神现象学》，认为此书最能代表黑格尔的个性和独创精神。贺麟接受了鲁一士这一点，摒弃了以《精神现象学》为黑格尔不成熟之作的看法，他对黑格尔哲学全系统作了新的安排：以《精神现象学》为黑格尔全系统的导言和方法论的奠基，以逻辑学为中坚，以自然哲学、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为应用。贺麟之强调《精神现象学》，也是认为，黑格尔逻辑学虽精深谨严，但其正反合公式过于呆板，容易陷入“死范畴的摆布”，如不善用，则徒见其形式，丢弃了黑格尔由矛盾的冲突和解除而自我超拔的创进精神。由于这一点，贺麟接受了鲁一士突出“绝对精神是个战将”，绝对精神征服敌人、克服矛盾、享受人类所创造的全部文化这一思想。贺麟提出，自由是理性自主的努力争得的，不是外界的赐予;真理是克服一系列错误而曲折达到的，没有现成的真理。

在历史观上，贺麟接受了黑格尔“理性的机巧”的观念，并用它来解释中国哲学家王船山的思想，借以表达自己的历史观和爱国精神。贺麟说，世界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最终都做了世界精神的工具，理性借这些伟大人物的活动表现出来。这些伟大人物的特殊利益、欲望满足的同时，他们自己也被历史否定了、抛弃了，留下来的只是普遍原则。历史公道的发展借个别情欲之间的斗争而实现。贺麟指出，“理性的机巧”所昭示的，就是理性是自动的、有力的，是历史的主宰，不合理的事物是理性以资征服，从而实现自己的目的的手段。王船山在《宋论》中说“天因化推移，斟酌曲成以制命”，正与“理性的机巧”符合。秦始皇之罢封建置郡县，汉武帝之开边，这些伟大人物的行动与天道吻合，做了天的代理人。他们费尽心机，以遂自己的大欲，但最终为天道所抛弃，做了天道实现自己的目的的凭借。贺麟认为，王船山最富于历史意识，他已先黑格尔意识到了“理性的机巧”。贺麟还表彰王船山历史人物中“乱士”、“贞士”之别，乱士是为自己的大欲不惧死，贞士是为民族大义、为天理公道慷慨赴死。乱士是被天道做借、利用的工具，贞士“自输其肝脑以拯天之衰”，是理性的支柱、天理的负荷者、道统的延续者。贺麟在抗日战争中表彰贞士，表彰“在天下晦否之日，独握天枢，以争剥复”的精神，就是要使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坚贞不屈，自觉负起民族独立、国家复兴的大任。

康德哲学也是新心学的渊源之一。贺麟初到德国就发现，要真正掌握黑格尔，就必须掌握康德和斯宾诺莎，康德和斯宾诺莎是通向黑格尔的两条线。他对康德的吸收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吸收康德“人为自然立法”的思想，提出“逻辑意义的心”这一概念;二是吸收康德的时空观，提出“时空是自然知识和自然行为所以可能的心中之理或标准”的命题。他把这两个方面的命题与宋明理学中陆王心学“心即理”、“心外无理”相融会，提出先天本有的主体精神，是后天经验的统摄者。自然与人生之所以可以理解，之所以有意义、条理、价值，皆出于此“心即理”之心。时空是心中之理，是主体用以规定、衡量经验中事物的先天法则。理是心的一部分，心外无可理解之理。贺麟所谓“心中之理”的理，同时又是“性”。他赋予理以多样性，涵盖了共相、原则、标准、尺度等意义，在康德的“理”中，填充了必然性、内发性、普遍性等内容，使康德的理同时又带有实在论的意义，以与他合观念论与实在论为一、合程宋陆王为一、合康德黑格尔为一的即心即理的根本哲学思想相吻合。

贺麟对康德到黑格尔的中间环节费希特、谢林的思想也有吸收。对于费希特，贺麟除了大力表彰他在普法战争中于敌国侵占的危城中冒死作“告德意志国民讲演”，为德意志的复兴奠定思想基础的壮举外，特别吸收了费希特以健行为根基、以自由为目的、以知行合一为特征的哲学思想，特别服膺费希特知识学中所体现的主体自由能动这个方面。费希特不满意康德，认为康德重在讨论理性的性质和限度，这只给人以消极的批判而没有积极的建设。费希特对于康德是一种转折：由康德的重知变为重行，真正的自我是行为的、健动的，在行为中，自我由认识对象变为创造对象、陶铸对象。自我的本质在行动，费希特的哲学可说是“我行故我在”。费希特高扬主体精神的哲学，与鲁一士“绝对精神是个战将”的思想一道，对贺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对于克服黑格尔哲学中理吞噬心的潜在危险，突破“死范畴的摆布”，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对于谢林，贺麟主要吸收了他的直觉方法论，及注重自然的原则。贺麟曾指出，费希特的理论重心在自我的健动性，着重于伦理学。谢林则使自然和自我统一，提出世界的本原是主客绝对同一。在谢林哲学中，自然和精神的轻重轩轾调解了，自然被赋予了生命力和精神性。贺麟主张人返回自然，是指返回有机的、美化的、赋予了主体精神的自然。谢林的同一哲学为德国浪漫派提供了艺术哲学，也为贺麟提供了“回复自然，即所以发展自我、提高主体”这一思想。

另外，贺麟也吸收了谢林的直觉认识方法。谢林认为，主客绝对同一是不能用概念去描述和理解的，而只能用直觉去把握。谢林的本体具有艺术品的品格，它不能分成部分，一切概念、名言都只能是对它近似地把握。对它的真正理解，只能如宗教所谓神契，只能与之直接为一。对本体的认识是非逻辑的、直觉的。贺麟吸收了谢林这一思想，又综合了黑格尔的思想，提出了他对于直觉的看法：直觉是一种经验，也是一种方法。说它是一种经验，包括生活态度(伦理直觉)、精神境界(美的直觉)、神契经验(宗教直觉)、灵感与顿悟(知识直觉);说它是一种方法，是指直觉是一种认识真理、把握实在的技术。直觉与理智不是排斥的，而是可以结合的。贺麟把谢林的直觉与黑格尔的范畴分析结合起来，提出“先理智的直觉”与“后理智的直觉”两个概念：“先用直觉方法洞察其全，深入其微，然后以理智分析此全体，以阐明此隐微，此先理智之直觉也。先从事于局部的研究，琐屑的剖析，积久而渐能凭直觉的助力，以窥其全体，洞见其内蕴的意义，此后理智之直觉也。直觉与理智各有其用而不相背。”(《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第181页)贺麟复用它来分析宋明理学中程朱陆王两派的思维方式：程朱先格物穷理而后豁然贯通，直觉在理智之后，故称“后理智的直觉”，陆王先立其大而后用细密功夫分析、体察，直觉在理智之先，故称“先理智的直觉”。贺麟在现代哲学家中除鲁一士外，还表彰怀特海，就是因为怀特海的过程哲学集中了分析学派与思辨学派这两个根本对立的学派的长处：既要思辨学派的整体性、想象力丰富、艺术的审美境界，又要分析学派坚实的逻辑基础与事实基础。逻辑分析与思辨想象并举。这与他得自谢林并用中国哲学加以调整后得到的结果是一致的。

贺麟思想受斯宾诺莎哲学影响亦非常大。他初到美国，即在耶顿夫人指导下接触到斯宾诺莎哲学。到德国后，又见知于德国斯宾诺莎研究专家、《斯宾诺莎全集》拉丁文及德文编订者格布哈特(C.Gebhardt)，并加入国际斯宾诺莎学会。贺麟写有关于斯宾诺莎的论文十余篇，翻译出版了斯宾诺莎最重要的著作《知性改进论》(初名《知篇》)和《伦理学》。对于斯宾诺莎哲学，贺麟把它作为黑格尔即理即心哲学中理的这一面。斯宾诺莎的“理”和康德的“心”共同构成了黑格尔哲学。所以，贺麟主要吸收了斯宾诺莎“认识真理即是自由”的思想和逻辑演绎方法，但抛弃了斯宾诺莎实体非主体、理学非心学的根本立场。此外，贺麟用斯宾诺莎的身心平行论来说明自己的“知行合一”说：斯宾诺莎身心是“同一有机体的两面”，即他知行合一中“知行同为一生理心理活动的两面”，知行合一是“知行的本来体段”、“知与行永远在一起，永远互相陪伴”的来源。

贺麟的学养是多方面的。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是他的思想的主要来源。新黑格尔主义加强了黑格尔学说中主体能动性这个方面，斯宾诺莎哲学加强了他的理性主义、细密分析方面。他的思想，分析和综合结合，程朱和陆王结合;既高扬主体的自由创进精神，又崇尚理性的慎思明辨;既关怀终极价值，又有达于终极价值的现实道路。他的心学是“由粗疏狂诞的陆王之学进而为精密系统的陆王之学，是由反程朱的陆王之学进而为程朱陆王得一贯通调解的陆王之学”。在贺麟的新心学中，西方学术居十之八九，中国学术是他参证、比较、融会、发挥的资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