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西方文化·儒学面临的困境·儒学自身的反思

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1)上述情形是如何造成的，或者说，一向消化力很好的中国文化何以一遇“西风”便患了“消化不良症”?(2)儒学究竟是不是最优秀的文化，或者说在消化外来文化方面儒学究竟有多大的能耐?

一向为自己的消化力而洋洋得意的中国“儒者”，没想到这次遇到了如此强硬的对手，就象不经意中遭遇当头一棒，中国的“儒者们”被打得晕头转向，不辨东西。过了很久缓过神来，才发现现在的对手原来的确不同寻常。往日的对手均是来自邻近的民族，尤其是北方的游牧或粗耕民族。他们和中国生长在大致相同的生态环境中，他们的文化与中国文化有很大的相似性或同质性(参考张文达等编《台湾学者论中国文化》一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印度的佛学跟老庄思想一样，带有很强的出世或遁世意念。儒学虽具入世精神，却也时常“执两用中”，在“忠恕”和“仁爱”的旗帜下绝难有冲动、激情和大胆的社会行动，其“温和”、“缓进”的性格，从根本上说，同佛学精神也是颇为接近的。这样，外来文化的输入不仅不能动摇中国原有文化的根本，而且不断强化了其经脉，使其更具调适力。外来文化每冲击一次，中国原有文化就被强化一次，以致最后成为好像是牢不可破的真理。西方文化就不同了，西方文化的根本精神同中国原有文化是格格不入的。中国的文化，尤其是儒家的文化，织就了一张巨大而又可怕的“天网”，每个个体都被安排到这“天网”的某一个纽结上去，尊卑贵贱、亲疏远近区分得清清楚楚，谁也别想撕破这张网，谁也难以从一个纽结跳到另一个纽结。而西方的文化却有生而平等的意识，人际关系是建立在权利与义务的责任观念上的，人不是网上的一个纽结，人作为一个个体与其他的个体，有着同样的价值与尊严。中国人把人当成自然的一部分，认为人的价值不在于超越自然、控制自然，而在于同于自然、归依自然，所以自然、天人合一就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最高的人格理想。西方人则不同，基督教的原罪说促使每个人努力工作以赎罪，人根本不同于物的观念使西方人自觉地把自己放到物的对立面去，人定胜天与勘天役物的信心越来越坚定，以致使西方人养成了一种不断向外追逐的品格。当这种“向外追逐”的文化来到“向内自省”的中国人的面前时，中国人如何不感到茫然失措?

与以前那些来自邻近落后民族的对手不同，这一次的对手不仅是来自遥远的他乡，而且是来自文明已经高度发达的地方。以前的对手是以落后而居劣势的面貌出现的，现在的对手却是带着先进而居优势的姿态来到中国。以前的对手由于其逊于中国原有的文化，或者至多与中国原有文化差不多，因而它们的传入只能引起中国文化局部性的修饰或调整，不能对其产生根本的影响。时间一久，传入的文化逐渐被同化而丧失其原貌。西方文化迥然不同，西方人利用其民主政治制度和科技工业体系，比东方人更有效地掌握着独立自主生存的优势条件，重视创新和肯定变迁的价值观，使西方人比东方人更有效地控制着维持和扩张社会独立生存的条件的主动权，这种控制成为西方工业富裕经济的基础和西方文化呈其优势的基本动力。一直在数量上无限膨胀着的处在匮乏边缘的中国人，以历久少变的生产技术，在有限的土地上直接用人力从事生产，直到二十世纪，还在那里绝望地进行着“生产报酬递减”的辛勤劳作。在几千年的挣扎中，他们养成了“安分”、“守己”、“知足”和“顺应”的性格，当明显居于优势地位的带着“进取”、“尚新”、“求变”、“控制”等等品格的西方近代文化来到他们的面前时，他们立刻暴露出缺乏适应和抗卫能力的弱点。

以前的对手常常带有政治上的目的，这就是确实地成为中原的统治者，元、清两代尤其是如此。欲达此目的，除了武力的征服以外，这些异族人不能无视汉人较为精致和较为高超的优势文化。要统御汉人，不迁就汉人已有的文化，不沿用汉人已有的十分完备的典章制度，是绝对不可能的。迁就和沿用的结果，异族人原有的文化基素不是逐渐丧失就是成为残余物，被修饰砍削，纳入汉人的文化洪流之中。现在的对手不同了，这些来自大洋彼岸的洋人并不想直接占有这个古老而神秘的东方帝国，并没有也不想直接以政治统治者的姿态在中国出现。他们或许是无意，但更多地是有意以半殖民地的方式输入他们的经济与宗教，以条约的方式实现他们在中国从事经济、宗教和意识形态活动的合法性。武力和军事上的优势只是保证上述目的得以实现的后盾，不是为了让自己成为统治者。正因为他们没有成为统治者的意念，这些洋人就不必为顾及统治而迁就中国人原有的典章制度和行为模式，也就不必刻意去调适自己的文化与中国文化，反省自己的文化是否适用于中国。当以前的对手凭借武力的征服入主中原时，中原人因为自己的文化优越于这些入主者，总还有引以自豪和嘲笑对手的地方，总以为自己并没有真正失败，只是在一场打架斗殴中暂时失了利。而现在，面对西方异质、精致而极富生机的科技文化，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感受到莫大的屈辱。对手是那样生机勃勃、孔武有力，自己却是那样死气沉沉、弱不禁风，无论是体力还是智力，无论是军事还是文化，都远远地落在对手的后面。中国人在文化上的那最后一点自豪感，也消失了，中国的文化在退缩，一步一步地退到悬崖的边缘。首先是器用，然后是制度和伦常，最后终于臣服在洋人的思想和价值体系之下。

上述种种原因，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消化不良”。但中国文化的“消化不良”是不是即等于儒学的“消化不良”、这是下一步必须讨论的问题。

崇尚传统文化的人一直以为，儒学最为优秀的地方在于它有广大的包容力，它的宏博精微，足以吸纳一切他源文化。但我们细检历史，却发现儒学的消化力是极其有限的。儒学主张复古，复古导致排斥异己，排斥异己导致排外，排外导致儒学本身的失去消化力。(参见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复古是中国的传统思想，而孔子则是这种思想的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人物。在孔子心目中，不仅唐虞夏商周一切的政治礼法风俗及其他社会制度是好的，就是一切的古学都要“学而时习之”，就是做梦也要想起周公(“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我不复梦见周公”)。复古倾向的基本精神就是在文化的一切方面都依法前人，而依法前人，当然是愈古愈好。所以孔子特尊崇帝尧。孔子本人崇古，崇拜孔子的人当然也崇古，孔子本人推崇皇古，崇拜孔子的人当然也不会例外。如把孔子抬到“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之崇高地位的孟子就说：

“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孟子·离娄上》)

孟子甚至认为尧舜就是“性”，而尽性可以知天，故尧舜也就是“天”。孔子还说“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孟子则直接把尧舜说成“天”，可以想见其尊崇尧舜到了何种程度。舜尧以后，禹、皋陶辈能见舜尧黄金世界而知之，却不能因见而行之，再下至汤，就只能闻而知之了，从此以后，五霸则愈趋愈下，至孔子时代，能“闻而知之”的也已极少。所以孔子虽只能“闻而知之”，确已十分不易，不失其为圣。总之，在孔孟那里，历史的变更是退步的，从尧舜的黄金时代退至汤武的升平时代，又由汤武的升平时代退至五霸的混乱时代。反正在文化的全部上，皇古胜于过去，过去又胜于近代，所以补救之法就是“法古”，愈古愈好。这是孔孟复古的根本态度。

这样的复古必然导致排斥异己。因为劝人复古，就是劝人不要反古，而“我”就是独一无二的闻知皇古情况的人，所以不反古就是不反“我”自己所说的古道。由此推衍下去，结果是否认一切与己不同的言论和动作，深化排斥异己的成见，不允许容纳他人的意见。因为把过去的法则来做目标，总是绝对的，就是说它决没有可能向较好的方向变。它要变，只会变坏，愈变坏愈要复古，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就是他们的劝告。跟着“我”走罢!这是孔孟的劝告，要是不跟着“我”，就是“攻乎异端，斯害己矣”。结果是孔家一切的伙伴，都不能相信孔子以外的道，不仅不能相信，还要用政治权力或他种实力保护这个道。

排斥异己就是排外。排外应用在某一种学派上，就是排斥这学派之外的 一切其他学派，应用到一个国家或民族上，就是排斥这一国家或民族之外的一切国家和民族。和排斥异己一样，排外也是孔家的一个基本信条。孔子“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一类的话足以表明这一点。中国以外的一切民族国家，不是南蛮北狄，必是东夷西戎，他们没有开化，没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教，也不配享用这种礼教。万一他们有了君有了臣，还不若皇朝中国之没有，因为惟有大国皇朝像中国这样，才能够有这等名副其实的东西。儒学这样的排外，趋至极端，必认一切外来的东西都不好，不值得仿效，碍于皇朝的面子，也不应当仿效。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对于儒学在中国文化消解外来文化之过程中所占的地位、所起的作用，必须十分谨慎地去看。西方文化传入以前，中国文化对于外来文化的每一次消解，很明显地都离不开中国其他各派思想，尤其是道家思想的参与。从西元一世纪到西元十世纪，从辉煌的汉到更加辉煌的唐，在长达十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儒学，至少是观念层面上的儒学，退缩到一个不知名的角落，把以道家为主的其它各派思想推到了消化外来佛教文化的最前沿(参见崔大华《庄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慧远(334—416)援引《庄子》疏解佛学的“实相”概念，支谶(东汉未)援引“本无”、“自然”概念来诠释佛学的“空”的观念，而“本无”、“自然”这些概念是来源于道家思想。在佛学初传时，只有道家思想才有能力把佛学这一异质文化变得可以接受，变得让中国人认同。在佛学从皇室、贵族和士族阶层逐渐向民间蔓延的长时期里，也就是在始于西元三世纪的佛学发展的蔓延期里，又是道家思想使得佛学有可能离开其固有的理论轨道，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这一关键性的转折是在竺道生(?—434)那里实现的。经过前人几个世纪的努力，竺道生终于有可能用道家思想把“涅槃”解释成对“佛性”的回归或实现，这种返本归真的观念是印度佛学所没有的。在中国佛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又是道家思想把佛学推上了其发展的顶峰，天台、华严的“判教”，天台“性具实相”、华严“法界缘起”的新的佛学本体论，以及禅宗“识心见性”的独特修持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感受或接受了道家的历史观念、总体观念和自然观念。离开印度佛学固有轨道而独立发展的禅宗，尤其是慧能(636—713)的禅学，其观念渊源甚至就已经存在于道家思想，尤其是庄子思想之中。

当这些思想家用十个世纪的辛劳去消化佛学这一外来苦果时，儒学家们却始终保持沉默。偶尔也有几个人走上前沿指指点点，但他们的微弱呻吟，立即就被强劲的佛风淹没了。所以当我们说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时，我们必须明白，这里的儒学是制度层面上的，而不是观念层面上的。儒学作为一种制度，的确是从未退却，但它作为一种观念，却是经常在退却中，尤其是在大敌当前的时候。中国用了十个世纪的漫长岁月终于把佛学变成中国人自己的文化，当这个过程完成时，也只有在这个过程完成时，儒学才又走上前台，一展自己的雄姿。这便是宋明新儒学的复兴。

所以当我们考察中国文化的“消化不良症”时，我们必须时刻记住，在“西风”吹来之前，对异质文化的消化，道家思想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儒学，特别是观念层面上的儒学，从来就没有能力单独完成这一重任。“西风”一吹，中国文化便患了“消化不良症”，这是必然的，因为面对西方文化，不仅儒学无所措手足，就连道家思想也已经无能为力，—已经不可能用道家思想去“翻译”西方文化了，这样的契机已经不可能再有了。

于是中国文化在退却，儒学在退却。在消化佛学的时期，儒学已经退却了一千年，在再度辉煌了将近一千年之后，它又要退却了。中国人，再一次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我们将退到何时? 我们要退向何方?

这种深刻的精神痛苦，一方面是来自我们自己，一方面是来自外界。说它来自我们自己，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放弃我们自古就有的“自我中心观”。“中国”这个词曾使多少人感到自豪，曾使多少黄皮肤黑头发使用方块字的东方人引以为骄傲，因为它意味着我们就生活在世界的中心，我们之外的世界只不过是一个陪衬而已。在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下，中国人第一次认识到，原来我们并不是最强大的，在“中心”之外的“边缘地带”还生活着一些我们打不过的对手。但不管他多么强大，他们毕竟是在“边缘”，我们是在“中心”，—中国人始终就是这样自我安慰的。现在“边缘”的居客竟然要中国人从“中心”退出，退到他们自己从来就看不上眼的“边缘”去，中国人如何会没有痛苦?

说它来自外界，是因为中国文化的退却是被迫的、非自愿的。在西方人的大炮轰击下，中国人突然发现世界的中心原来在西方，“中国”实质上是个“边国”，它处在世界的边缘。一方面我们不愿意放弃祖先遗传下来的“中国中心观”，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我们是生活在世界的边缘，这种心理上的困境是以往面对外来文化时从未产生过的，至少从未如此尖锐和痛心。一方面近现代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几乎都肯定必须学习西方、效法西方，否则就有可能亡国灭种，另一方面从内心上，要中国人学习一套与自己以前的经验完全不同，甚至没有任何关联的东西，会造成中国人心理上多么严重的挫折。更为糟糕的是，这时候西方文化本身也因其永恒的“变”正面临着“宇宙观危机”或“合法性危机”，产生了失落、迷失和疏离。不效法西方是不行的，不管我们心理上多么反感，也必须这样做，但是效法了西方又能怎样呢? 是不是在效法到某种程度以后，我们也必须承担西方人曾经承担过的失落和迷茫? 如果真的是如此，我们又何必向西方学习?

中国人被某种力量威逼着，走上一条明知极有可能走不通的路。

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吗? 是的，好像没有，当十九世纪的帷幕拉下，二十世纪的太阳升起的时候，中国人好像只有这一条路。

假如我们放弃某种东西，比如说，我们从来就不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情形会怎样呢? 也许好些，也许是一条较好的路。但目前做不到，在强劲“西风”吹打的初期，中国人不可能这样清醒。

首先要做的，目前要做的，是不得不向西方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