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扬东播西·儒学对东方文化圈的影响·儒学传入越南
越南和中国山水相连，毗邻而居，自古以来，关系甚密。所以在“东方文化圈”中，越南和儒学的关系也必然十分密切。据越南史学家明峥所著的《越南史略》讲：早在公元十世纪以前，中国经济、文化对越南已有强大的影响，致使有些史学家甚至认为越南已有汉文化。《越南历史》指出：汉文化之传入越南，首先是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学的传入。已成为越南传统文化的一个来源、一个组成部分，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儒学传入越南的时间仅次于朝鲜。约公元前三世纪末二世纪初，即相当于我国的秦汉时期儒学就传入越南了。秦末汉初，秦朝派往南海的地方官赵佗割据南海、桂林、象三郡，于公元前207年建立南越国(前207—前112)。越南史学家黎嵩在《越鉴通考总论》中称赵佗“武功慑乎蚕丛，文教振乎象郡，以诗书而化训国俗，以仁义而固结人心”。可见《诗》、《书》一类的儒家经典和孔子的仁义思想早已传入了越南。
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灭南越国后，越南历经中国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为中国郡一千余年，儒家思想因出任越南的太守、刺史之倡导，文人学者之宣扬，民间交往之浸渐，便逐渐地影响、推动越南历史的发展。例如，东汉光武帝时派郡守等地方官去越南，就以儒家思想指导移风易俗、整顿社会秩序、实施儒学教育，起过重大作用。据越南史书记载：“及锡光守交趾，任延守九真，建立学校，道以礼义，由此而降，四百余年，民似有类。”(《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全书<卷之四>·属吴晋宋齐梁纪》)这说明，由于锡光和任延给越南带去了儒学教育，故深受越南人民的欢迎和爱戴。又如，精通儒学，尤长《左氏春秋》和《尚书》的士燮，治理交趾四十年，传播经学，功德无量，深为越南人盛赞。《越鉴通考总论》赞道：“士王习鲁国之风流，学问博洽，谦虚下士，化国俗以诗书，淑人心以礼乐，治国踰四十年，境内无事。”而且加速了越南封建化的过程。正如周一良教授说的：“古代越南的社会发展因为受汉代封建制度的影响而加速了进程。奴隶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封建生产关系便开始形成，这是越南古代史的一个特点。”(《世界通史·上古部分》，第395页)
在中国隋唐大一统的时代，地方官为政更是大兴文教，振兴儒学，以儒术易其俗了。《越南辑略(卷二)·名宦》载有：“唐，王福时为交趾令，大兴文教，士民德之。”又载：“马聪，安南都尉，用儒术教其俗，僚夷率服。”越南诗人阮公简还有这样的诗句：“威仪共秉周家礼，学问同尊孔氏书。”(引自朱杰勤《亚洲各国史》，1958年版，第56页)可见儒学在公元前207年至公元1009年的千余年间已逐渐传入越南，并有一定地位。
越南河内文庙龟驮碑
公元1009至1427的四百余年间，是儒学在越南的渐进、发展阶段。这阶段历经越南的李朝、陈朝、胡朝至后黎之前，相当于我国的宋明时期。李朝时为对付内乱外患、国家安宁、健全和发展封建统治，改变了既阐扬儒学，又崇弘佛法道的做法，提高了儒学治术的地位。李太宗(佛玛)为对付武德、东征、翊圣三五作乱，便以儒学的“为子不孝，为臣不忠，神明殁”为誓言;又以“朕不躬耕……无以率天下”的重民经济主张来发展生产，还兴办儒学教育、实行以儒学为内容的科举考试、修文庙供奉孔子、输入儒家经典等，不断提高儒学地位。而且在李朝出现了儒士阶层。
陈朝面对李朝末年农民的反抗斗争，更加强了重儒的措施。在教育方面逐步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学到私学一整套的儒学教育制度，几乎与中国相同。元朝汪大渊说越南“俗尚礼义，有中国之风，……凡民间俊秀子弟，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其诵诗读书，谈性理，为文章，皆与中国同”(《岛夷志略》)。就官办而言，1243年陈太宗重修国子监;1253年立国学院，塑孔子、周公、亚圣，画七十二贤像奉事，诏天下儒士诣国子院，讲“四书”、“六经”;行太学教育，培养治术人才，太学生们类似后补官吏，统治者一旦需要，经“四书”、“五经”及古文、诗赋的考试，合格者便委以官职。但太学生人数有限，所以除官办外，许多儒生还在农村成立私塾传播儒学，使民间俊秀子弟也能入学，达到明教化，敦风俗，广儒学的目的。除官办民办的儒学教育外，还有凌驾于各级各类学校之上的皇帝教育，如陈太宗、陈圣宗不仅自己亲自以儒家的伦理道德特别是忠孝之道来训导皇子，还特“选天下儒学有德行者”，入侍东宫，为皇子之师，对皇子专门严以儒教。据《大越史记全书· 本纪全书(卷之五)》就有“选天下儒学有德行者，入侍东宫。以黎辅陈为少师，兼储宫教授。以阮圣训、阮士固等充内侍学士。上亲写诗，以训皇子。并制贻后录二卷”的记载。
在科举取士方面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重儒的制度。明人严从简记就有对越南“元朝加封为安南国王，其三纲五常及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之本礼乐文章一皆稍备，乃制科举之法”的记载。并且给及第者以各种荣耀和赏赐。例如，公元1374年春，陈睿宗“赐状元陶师锡、榜眼黎献甫、探花陈廷琛黄甲及第，同及第罗修等。并赐宴、袭衣、出身有差。引三魁游街三日”(《大越史记全书·本纪本书》卷七)。这种以科举为进身之阶的制度，极大吸引了士子的埋头儒经，推动了儒学的传播。
在著书立说方面，由于儒士出身的官吏在政权机构中日益占优势、居要职，文史论著工作也完全由儒士阶层承担了。越南第一部正史《大越史记》就是儒学家黎文休撰写的。公元1400年建立胡朝，胡王本人就对儒经做出新的解释，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文庙以周公正坐南面，孔子偏坐西面，有推崇周公、贬抑孔子、斥骂韩愈、程、子之徒。结果受到正统派儒家的反击。如“国子助教段春雷上书”曰“其言不可”。《大越史记全书》作者、后黎儒家吴士连也痛责其非，盛赞孔子之功，指出：“前圣之道，非孔子无以明，后圣之生，非孔子无以法。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者，而敢轻议之，亦不知量也!”(同上书，卷之八)这些论辩也直接加深了孔子儒学在越南的发展。
公元1428年，越人黎利建立了后黎王朝(1428—1789)，直到越南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阮朝(1802—1884)的中期，即相当于我国明宣德三年至清光绪十年的四百余年间(1428—1884)，为儒学在越南的兴盛阶段。
黎太祖为图自强解决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现实，一登基就提倡儒家思想。《大越史记全书》记载：黎太祖“及即位，定律令，制礼乐，设科目……收图籍，创学校，可谓可创业之宏谟矣”(《本纪实录》卷之一);《明史·外国(二)》指出：“置百官，设学校，以经义、诗赋二科取士，彬彬有华风焉。”(《安南传》)之后，黎朝历代统治者又继续采取崇儒重道措施，其规模和做法大大超过从前。
公元1428年，黎太祖采纳儒臣阮荐的建议，在京城设国子监，诸路县设学校。公元1434年，黎太宗对天下学生进行考试，规定二十五岁仍未考中者，则令其还民，结果中考者达千余人，可见儒士阶层人数大增。黎圣宗更锐意儒学，首置五经博士，还亲临学校，使儒生们均埋头攻读不敢稍有懈怠。为了保全社会男女老少都能受到孔子思想的教育，使儒家的政治、经济尤其是伦理思想成为社会性的教化，黎朝一直把三纲五常视为治国安邦的柱石。公元1663年，黎玄宗特申明教化四十七条，颁布全国各村社，强制人民遵守，强调“为臣尽忠。为子止孝。兄弟相和睦。夫妻相爱敬。朋友止信以辅仁。父母修身以教子。师生以道相待。家长以礼立教。子弟恪敬父兄。妇人无违父子。……”(《大越史记全书·本纪续编追加·黎纪十·玄宗》)，做到家喻户晓，老幼皆知，化民成俗。
黎朝还健全了以儒学为内容的科举考试。越史记有黎太宗“重道崇儒，设科取士”。黎圣宗时亲自临轩制策，咨以帝王治道，不仅重儒学，而且重德行，规定“不孝、不睦、不义、乱伦及教唆之类，虽有学问词章，不许入试”(同上书，本纪实录卷之三)，并且大量输入、翻刻儒家经典。黎王还以朝贡方式用土产换取中国书籍，使越南的儒学典籍日益增多。中国史书记载：明时越南如儒书则有《资治通览》、《五经》、《四书》、《胡氏左传》、《玉篇》、《唐书》、《汉书》、《三国志》、《太公家教》、《明心宝鉴》(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六“安南下”，而且黎朝本身研究儒学而著书立说者的名儒辈出，儒学隆盛。著名的有吴士连的《大越史记全书》、黎贵惇的《群书考辨》、《易经层说》、《春秋略论》、《圣贤模范录》等。特别是到后黎时，统治者独崇儒家，用行政手段使儒学在民间普及，成为封建王朝的国教、正统思想、金科玉律，直到阮朝。但由于黎未阮初封建社会开始衰败，出现危机，因而儒学在越南也逐渐衰落。
由于1771年西山起义为顶峰的农民战争到1884年《顺化条约》签定后，越南成为法国的殖民地，阮氏王朝成为法国殖民者的工具。随着这一百多年越南封建制度的动摇、崩溃的过程，儒学在越南的统治地位也逐渐丧失了，而且法国殖民者还极力设法消灭越南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思想文化，矛头直指儒学，把研究儒学者视为亲华派而加以压制，祭孔礼废，文庙徒存，废除了以儒为主的教育和科举考试制度，极力使越南人从景仰中国转化成崇拜法国的资产阶级文明。加上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也沦为半殖民地，所以中越之间的传统联系中断了。但儒学作为传统思想在越南仍继续存在。
越南人对儒学的研究并未间断过。越南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之一的名儒潘佩珠，这时期就著有《孔学灯》。还有阮超的《诸经考约》、《四书备讲》，杨琳的《幼学教科书》、膺呈眶的《论语菁华》等，都在阐扬儒学，并且流传甚广，影响很大。
越南在二次大战以后，因南北长期分裂，儒学研究并无进展，但在越南南方吴庭艳伪政权时期，高校设有以经学为主的汉学讲座，中学也讲授圣贤格言。西贡市还成立了孔学会、亚洲文化协会、中越文化协会，创办了弘扬孔孟之道和越南传统文化的《明新月刊》，并出版了《明心宝鉴》、《儒教》、《宗儒》等书籍，还以孔子诞辰日9月28日为南方教师节。越南北方对孔子基本上持批判态度，所以儒学影响不如南方。但南北统一后，儒学研究的学者渐多，肯定了包括儒学在内的越南传统文化。西贡大学教授梁金定在台北举行“国际孔学会议”上就说，儒学不只在中国一直是显学，同时它的发展对东亚每一个国家都有其贡献，所以应为亚洲设一个“道场”，以保存东方文化特性。(参见《孔子研究》1988年第1期)
1945年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后，则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续研究儒学。而且通过为学校开设儒学课程、设置儒学研究机构、创办儒学研究刊物、修建新建孔庙等，继续扩大儒学的影响。如越南西贡成立了孔学会、亚洲文化协会、中越文化协会，在顺化成立了古学会。孔学会办有《明新月刊》，弘扬孔孟之道。亚洲文化协会出版《亚洲文化》月刊，其宗旨为“进一步发扬越华的固有文化”。1953年在顺化举行了纪念孔诞的仪式，顺化古学会提出迎回孔子、四配及七十二贤牌位奉祀。1953年越南教育通令九月二十八日的孔子诞辰日为教师节。1965年在庆和省芽庄市福海区兴建了一所新孔庙。西贡的堤岸古都街改名为孔子大道，文武大臣街改名为孟子大道。
新加坡藏颜子像
但是由于二次大战后，越南长期南北分裂，连年兵燹，因而儒学研究无大进展。不过，儒学在越南的传播，经历了传入、发展、兴盛、衰落和复兴的漫长岁月，而且长期以来儒学已成为越南的正统思想，因而儒学也已逐步融为越南民族思想文化之中，成为越南民族文化的渊源之一。在越南不仅儒家思想普及、经学繁荣、名儒辈出，而且还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儒学大师。1993年首次出席在中国举行的“中、韩、日、越儒学学术会议”的越南社会科学院潘文阁教授就作了题为《越南革命领袖胡志明与儒家》的精采报告。他说：“青年时期的阮必成(胡志明)至1911年开始奔波海外寻找救国救民道路之前，曾受过儒家思想相当完整而深刻的影响;胡志明在五十年革命生活中既批判儒家思想系统，但又有效地利用其优良成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孔子研究》1993年第4期，第129页)现在，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每年数次亲临河内文庙进香祭祀孔子和越中两国的历代先贤，并十分关心河内文庙的重建工作。越南政府还拨款2000万美金作为文庙—国子监重修经费，计划在十年内完工。
总之，儒学传入越南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并逐步成为越南长时期的正统思想，逐渐融入越南文化和越南各族人民的精神生活之中，成为越南民族文化的渊源之一，成为越南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越南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都起着积极的作用。儒家思想在越南传播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其影响之深和作用之大，在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