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微章句—清代儒学·群星璀璨·一代儒宗:阮元

阮元，字伯元，号云台(或作芸台)，生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卒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江苏扬州人，占籍仪征。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历官乾、嘉、道三期，多次出任地方督抚、学政，充兵部、礼部、户部侍郎，拜体仁阁大学士。在长期的仕途生涯中，阮元始终坚持学术研究，不仅于宦迹所到之处提倡经学，奖掖人才，整理典籍，刊刻图书，而且自身勤奋不懈地钻研学问，撰写了大量著作，在经学、小学、金石、书画乃至天文历算方面，都有相当造诣，成为盛极一时的乾嘉学派的殿军。他的学术思想、学术成就以及所进行的各种学术活动，既反映了一代学术兴盛乃至衰亡的轨迹，也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阮元生活在考据学日丽中天的乾嘉时期，幼从其乡“特立独行之儒”乔椿龄、李道南二先生学，略通经史，涉猎百家。长与江藩、凌廷堪、焦循、孙星衍等学者交为益友，相互质疑辩难，“问学相长”。入京考中进士后，又得以向前辈大家王念孙、任大椿、邵晋涵等人“随事请问，捧手有所授”。耳闻目睹，身体力行，阮元不仅奠定了坚实的汉学基础，而且在自己的学术活动中大大推广和发展了汉学家尤其是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学者的治学精神与方法，并继皖派之后，与汪中、焦循等形成乾嘉汉学中的扬州学派，建立了独具特色的学术主张和治学风格。

阮元像

其一，尊汉抑宋。阮元继承汉学家这一传统，不仅在自己的研究中大力阐扬汉儒经说，而且进一步论证了汉学当尊的原因和必要性。他说：“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明，汉人之诂去圣贤为尤近，……盖远者见闻终不若近者之实也。”(《揅经室二集》卷七，《西湖诂经精舍记》)且“两汉之学纯粹以精者，在二氏未起之前也”。据此，阮元认为：“两汉经学所以当尊行者，为其去圣贤最近，而二氏之说尚未起也。”(《揅经室一集》卷一一，《国朝汉学师承记序》)阮元治学，也经历了由宋而唐而汉的阶段，切身体会到汉儒经说较之后世流于空疏的宋明理学，更为接近经书的原义。他说：“元少为学，自宋人始，由宋而求唐，求晋魏，求汉，乃愈得其实。”(《揅经室二集》卷七，《西湖诂经精舍记》)因而，阮元十分重视汉儒经说，阐发经义，诂释圣言，大都“以晋为断，盖因汉晋以前尚未以二氏为训，所说皆在政治言行，不尚空言也”(《揅经室续集》卷一，《诗书古训序》)。对汉代经师大儒，阮元也十分推崇，称赞郑玄、许慎诸人“引藏契乎孔、颜，微言绍乎游、夏”(《揅经室四集》卷二，《重修高密郑公祠碑》)，认为他们贯通经诂，集两汉学术之成，足为“天下师法”。在阮元以及诸多汉学家的大力提倡之下，乾嘉时期，汉学风靡一时，理学受到当时学者的普遍唾弃。阮元虽然较少直接批判理学的言论，但他却通过对经书字义的考释，证实了理学的空疏和虚妄。如著名的《论语论仁论》、《孟子论仁论》诸篇，阮元选择“仁”字这一“圣门最详切之事”，归纳了《论语》、《孟子》中所有论述“仁”的章节，指出：“诠解仁字，不必烦称远引，但举《曾子制言》篇‘人之相与也，譬如舟车然，相济达也。人非人不济，马非马不走，水非水不流’，及《中庸》篇‘仁者，人也’，郑康成注‘读如相人偶之人’数语足以明之矣。春秋时孔门所谓仁也者，以此一人与彼一人相人偶尔尽其敬、礼、忠、恕等事之谓也。”阮元以“仁”字此解近证《论语》、《孟子》之旨，远推诸经之义，“莫不相合而无相戾者”。据此，阮元认为：“凡仁，必于身所行者验之而始见，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见。若一人闭户斋居，瞑目静坐，虽有德理在心，终不得指为圣门所谓之仁矣。”(《揅经室一集》卷八，《论语论仁论》)在此，阮元并没有长篇大论地驳斥宋儒之说，而只是通过平实的考证，阐释“仁”字的本义，从而揭穿了理学家以“博爱”谓仁，以“生生”解仁，甚至把“战胜己私”当作仁等各种臆说的谬妄，这也正是阮元治学的一贯风格。他始终主张：“孔子之道，当于实者、近者、庸者论之，则春秋时学问之道显然大明于世而不入于二氏之途。吾但举其是者而非者自见，不必多其辞说也。”

其二，实事求是。清代汉学在产生、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个由“凡古必真，凡汉皆好”到转而强调“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的过程。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学者高标汉帜，直接开启了一代学术蓬勃发展的崭新局面。但他们过分尊信和固守汉儒经说，或今文、古文杂糅，精华糟粕不辨，或一味“墨守汉人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他徙”。这种状况，实际上阻碍和窒息了汉学的进一步发展。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学者继起之后，治学主张求实求是，有力地矫正了吴派学者泥古、佞汉的墨守之弊，把清代汉学推向了发展的高峰。阮元承皖派学者之绪，在自己的治学实践中十分强调实事求是。他说：“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揅经室集·自序》)基于这种客观求实的态度，阮元明确指出，先儒注疏“亦有是有非”，学者应善于“推求寻览”，不可一味盲从。他认为：“士人读书当从经学始，经学当从注疏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读注疏不终卷而思卧者，是不能潜心研索，终身不知有圣贤诸儒经传之学矣。至于注疏诸义，亦有是有非，我朝经学最盛，诸儒论之甚详，是又在好学深思，实事求是之士由注疏而推求寻览之也。”(《揅经室三集》卷二，《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经注疏书后》)针对某些学者的佞古墨守之弊，阮元大声疾呼：“株守传注，曲为附会，其弊与不从传注，凭臆空谈者等。夫不从传注，凭臆空谈之弊，近人类能言之，而株守传注，曲为附会之弊，非心知其意者，未必能言之也。”(《揅经室一集》卷一一，《焦里堂群经宫室图序》)

其三，折衷汉宋。清代中叶的学术界，汉学方兴未艾，学者靡然向风。但是，汉学在发展到全盛的同时，也日益显露出它的弊端。一些学者严立汉、宋之分，认为二者“一主于故训，一主于理义”，因而“仅取汉人传注这一名一物而辗转考证之”，“误以襞绩补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使汉学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小，路子也越走越窄。对此，从戴震开始，一些有识见的学者都极力强调并努力实践汉学家“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治学宗旨，试图补偏救弊。阮元受其影响，更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折衷汉宋，二者兼采的倾向。他“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兼采二者之长，使其共同为封建统治服务。对此，阮元有一段十分精彩的比喻，他说：“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 学人求道太高，鄙视章句，譬犹天际之翔，出于丰屋之上，高则高矣，户奥之间未实窥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揅经室一集》卷二，《拟国史儒林传序》)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阮元更是身体力行，力图通过古书的声音文字训诂，来究明经义原解，探寻圣人之道，从而成为乾嘉学派最后一位既有相当学术成就，又有一定思想主张的学者。

阮元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淹贯群书，长于考证”，在经学、小学、金石、书画乃至天文历算等各个领域，都有比较精深的研究，并通过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自己的思想主张和政治理想。

在经学方面，阮元的突出贡献在于他努力通过声音文字训诂，来阐释经书原义原解，比较成功地实践了自惠栋、戴震以来汉学家始终倡导的由文字音训以明经达道的治学宗旨。阮元认为：“圣贤之言，不但深远者非训诂不明，即浅近者亦非训诂不明也。就圣贤之言而训之，或有误焉，圣贤之道亦误矣。”(《揅经室一集》卷二，《论语一贯说》)阮元特别注重从文字训诂入手，来究明经书的真正涵义，《揅经室集》中诸多说经之文，就是他这种努力的结晶。如对《礼记· 大学》篇中格物致知的解释，阮元指出：“物者，事也，格者，至也。事者，家国天下之事，即止于五伦之至善、明德、新民，皆事也。格有至义，即有止意，履而至止于其地，圣贤实践之道也。凡经传所云‘格于上下’、‘不格奸’、‘格于艺祖’、‘神之格思’、‘孝友时格’、‘暴风来格’，及古钟鼎文‘格于太庙’、‘格于太室’之类，皆训为至。”据此，阮元认为：“格物者，至止于事物之谓也。凡家国天下五伦之事，无不当以身亲至其处而履之，以止于至善也。……圣贤之道，无非实践。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贯者，行事也，即与格物同道也。曾子著书今存十篇，首篇即名‘立事’，立事即格物也。先儒论格物者多矣，乃多以虚义参之，似非圣人立言之本意。”特别是朱熹《大学集注》，虽然训“格”为“至”，训“物”为“事”，但却归结为“穷至事物之理”。阮元批评说：《集注》于”‘至’外增‘穷’字，‘事’外增‘理’字，加一转折，变为‘穷理’二字，遂与实践迥别”(《揅经室一集》卷二，《大学格物说》)，事实上违背了“圣人立言之本意”。阮元就是这样，通过这类文字训诂，令人信服地阐释了经书的原义原解，澄清了后儒，尤其是宋明以来儒者对经义的误解和歪曲。后世学者推崇阮元说经之文“其言质实明白，足以砭老佛之失，拯陆王之弊，信乎其为古训也”(王棻《柔桥文钞》卷一一，《读阮文达性命古训》)，确实反映了阮元在经学方面的成就和贡献。

在小学方面，阮元的主要成就表现在训诂上。一方面在自己的研究中注重文字训诂，力求通过对文字的训释弄清其本来的涵义，进而归纳出语言发展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另一方面则组织编纂训诂专书，为学者提供读书治经的津梁。清儒治经，首重文字训诂，阮元也不例外。他继承乾嘉学者戴震、王念孙等人的训诂方法，注重因声求义，善于归纳引伸，文字训诂多发前人所未发，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如对“矢”字的训释：“开口直发其声曰施，重读之曰矢，施、矢之音皆有自此直施而去之彼之义。 古人造从从也之施字，即从音义而生者也。《说文》：施，旗貌。旗有自此斜平而去之貌，故义为施舍。尸与施同音，故《礼记》：在床曰尸。人死平陈也。《左传》：荆尸而举，尸，陈也，即俗阵字也。《尔雅》曰：矢、雉、尸，陈也。平、夷、弟，易也。矢，弛也。弛，易也。皆此音此义出。尸或为侇，侇从侇，与尸音义皆相近。矢为弓弩之矢，象形字而义生于音，凡人引弓发矢未有不平引延陈而去止于彼者，此义即此音也。《左传》：公矢鱼于棠。《诗》：矢于牧野、无矢我陵、以矢其音矢施不分，矢皆训陈。又人之所遗曰矢，亦取施舍而去之义，故《史记· 廉颇蔺相如传》曰：三遗矢矣。……雉，野鸡也，其飞形平直而去，每如矢矣，故古人名鸟之音与矢相近，且造一从佳从矢之字曰雉也。”(《揅经室一集》卷一，《释矢》)在此，阮元以声音为钤键，比较准确地阐释了“矢”以及与之音义相近的“施”、“尸”、“侇”、“雉”等字的涵义。在训诂实践中，阮元还进一步总结概括出文字语言发展的一般规律，所谓“言由音联，音在字前，联音以为言，造字以赴音，音简而字繁，得其简者以通之，此声韵文字训诂之要也”(《揅经室一集》卷五，《与郝兰皋户部论尔雅书》)。正是由于阮元充分认识到声音在文字训诂中的重要性，又具有历史发展的观点，因而文字训诂大多“旁推交通，妙契微茫，尤有以开其门径也”(陈澧《东塾读书记》卷一一)。

在金石方面，阮元的最大功绩是对古器古物的收集、整理和保存，进而加以研究，并利用这些实物资料来印证、解释经义和历史。他十分重视古代吉金石刻，先后纂成《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和《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三部金石专著，并利用这些珍贵的古代器物资料，来“辩识疑文，稽考古籍”。如唐代垂拱铜佛座，阮元于拓文后加案语云：“右涂金铜佛座，高一寸，纵一寸二分，横一寸七分，字径二分，正书共三十二字，曰‘垂拱二年六月廿二日弟子赵义成愿家口平安敬造官音像一铺合家大小共养’。钱唐何梦华(元锡)得之于曲阜。按垂拱二年，乃武后专制之第三年，周兴、来俊臣辈锻炼罗织，廷臣人人自危，朝退无事，则举室相庆。赵义成故以家口平安为幸也。官字借。”(《山左金石志》卷三)阮元以古代吉金石刻等实物资料与经史记载相互印证阐发，或“补经传所未备”，或“补《说文》所未及”，在金石学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为后人留下了足资考证借鉴的丰硕成果。

阮元对天文历算也有研究。他“蚤岁研经，略涉算事，中西异同，今古沿革，三统四分之术，小轮椭圆之法”，都曾“旁稽载籍，博问通人”(《畴人传·序》)，具有一定的造诣。后因步入仕途，政务繁忙，未能进一步在天文算学领域有所发明创造。但是，阮元却在天文算学史的研究方面进行了新的尝试。他博稽载籍，网罗古今，“肇自黄帝，迄于昭代，凡为此学者，人为立传”(《畴人传·凡例》)，终于纂成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天文算学史专著《畴人传》。在这部书里，阮元辑录了历代优秀天文学家、历法家、数学家的传记资料，凡二百四十三人，另附西洋学者三十七人，总计二百八十人。中国古代著名的天文学家、历法家、数学家，如汉代的张衡，南齐的祖冲之，唐代的李淳风，宋代的沈括，元代的郭守敬，明代的李之藻、徐光启，清代的梅文鼎、王锡阐等，书中都收有翔实的传记以及有关资料。

尤为难得的是书中还收录了西洋学者的传记资料，阮元认为“欧逻巴人自明末入中国，嗣后源源而来，相继不绝，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于推步一事，颇能深究，亦当为之作传”，因此“依仿诸史传外国之例，凡古今人别为卷第，附于国朝人物之后”。对西方学者擅长的工艺制作技术，如仪器仪象之类，阮元也持肯定的态度，认为“西人熟于几何，故所制仪象极为精审。盖仪象精审则测量真确，测量真确则推步密合。西法之有验于天，实仪象有以先之也”。在对待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上，阮元也表现了可贵的兼容并蓄的思想，主张“融会中西，归于一是”，希望当时学者在“遍通古今推步之法，亲验七政运行之故，精益求精，期于至当”的基础上，进而了解掌握西学的知识技艺，以“出于西人之上”。当然，在乾嘉时期中西文化交流处于低潮的情势下，阮元并未能摆脱“夷夏之别”、“天朝上国”的偏见，也未能深入了解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仍然以传统观点来衡量看待西学，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都是中国古已有之，中国的古法远比西学高明。但是，阮元毕竟开辟了我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新领域，并努力将中国和西方的优秀学者以及古今天文、历法、数学的知识技艺介绍给国人，这仍然是值得肯定并加以赞扬的。

学术研究而外，阮元还凭借学者、官吏一身二任的有利条件，努力提倡学术，奖掖人才，整理典籍，刊刻图书，大大推动了汉学乃至清代文化事业的发展。他在任职浙江巡抚、两广总督兼署广东巡抚期间，先后在浙东、广东两地创办了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为培养学术研究人才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有利的条件。他亲自参与并主持编纂了《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经籍纂诂》和《皇清经解》三部大书，既反映了当时经学、小学、校勘学领域的成就，也囊括了清代前期经学研究的主要成果。

综观阮元的学术思想、成就及其学术活动，可以说，处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社会危机和学术变化的前夜，阮元的主要功绩在于总结过去，而不是开启未来。他以具有一定程度的学术思想和多方面的学术造诣，奠定了其在清代中叶学术界的地位，当之无愧地成为乾嘉学派强有力的殿军。特别是他凭借学者、官吏一身二任的有利条件，积极致力于各种学术活动，大大推动了文化的发展，促成了一代学术繁荣鼎盛的局面。史称其“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清史稿》卷三六四)，确非过誉之辞。但是，阮元的学术实践，既是对清代汉学的总结，也反映了这一代学术的局限。他遵循汉学家的学术宗旨和治学途径，努力由文字音韵训诂等基本功夫入手，来究明经义原解，探寻圣人之道，试图“以六经孔孟之旨，还之六经孔孟”(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引戴震语)。在一定意义上，阮元确实接近或达到了经书字义训释的真实。然而这些一字一义的训释考证，就像散落一地的珠玑，阮元无法也不可能把它们贯穿起来，重新组合或建立起像理学那样庞大的思想体系。因为一个过分强调“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局限于古代典籍的研究，“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的学派，是很难在理论思想上有大的创造发明的。正是汉学本身的局限性，决定了它的历史命运：当政治安定、社会升平之时，它能够获取足够的养料蓬勃发展;一旦情势发生变化，社会出现危机，它就难以适应社会需要，解决实际问题了。就此而言，阮元的学术实际上也标志了清代汉学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