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儒学的新趋向·新的时代课题

史称有为的唐宪宗继位伊始，即提出了一篇策问：

“我国家光宅四海，年将二百，十圣宏化，万邦怀仁，三王之礼靡不讲，六代之乐罔不举。浸泽于下，升于中天，周汉已还，莫斯为盛。”

这位皇上念念不忘唐代曾有过的盛世。接着他在策问中又指出，现实的情况是“自祸阶漏坏，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大半，农战非古，衣食罕储”。最后他表达了对“复其盛”的希望。

当时困扰统治者的社会危机主要表现为藩镇割据，中央号令不行，百姓难以安居乐业，国家财用不足。针对这些方面的问题，曾有许多人提出了如何解决问题的建议，也推行了一些具体措施。如郭子仪、独孤及等人的销兵罢镇的建议(见《资治通鉴》卷二二三，广德二年和永泰元年)，白居易的“复府兵置屯田”的建议(见白居易《策林三》，《全唐文》卷六七○)，刘晏的转运法和盐法改革，杨炎的两税法，以及永贞革新所采取的一些打击割据势力、减缓苛征和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这些措施有的也收到一定社会效果，但却不能真正消除社会危机。元稹指出：

“兵兴以来，至今为梗。兵兴则户减，户减则地荒，地荒则人贫，人贫则逋役逃之罪多，而权宜之法用矣。”(《对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全唐文》卷六五二)

他认为，当时针对深刻的社会危机所采取的办法都是些“权宜之法”。

唐宪宗不满于权宜之法，而希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他在策问中提出“咨体用之要”，即“举何方而可以复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济其艰? 既往之失，何者宜惩? 将来之虞，何者当戒”?

他所希望得到的已经不只是某些具体的措施，而是带规律性的指导原则，也就是要寻找一个能总结以往教训、解决现实问题、保证未来的稳定和繁荣的社会治理之道。

历史地看，唐宪宗提出的问题有着重要意义。唐代把秦汉以来的各项政治经济制度发展到近乎完备的程度。尽管如此，其统治机器也不过运转了一百多年便开始失灵，难以修复。这说明，旧理论指导下的统治体制已经过时，封建社会的发展需要体制的全面调整，并确立与之相应的新的理论指导原则。这不仅是唐代的问题，也是整个封建社会向后期转变的时代课题。在现实的发展中，转变的完成经历了约三百年的时间，这一课题也相应存在了约三百年，直到北宋道学出现才得以解决。

在唐宪宗提出策问的时候，参加答对的人似乎尚未充分意识到其问题的理论意义，现在保留在《全唐文》中的几篇答对文章仍然是以谈具体的建议和措施为主。不过在这前后，一方面，中央与藩镇之间及各藩镇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制约的均势，社会生活相对稳定，为思想家提供了一个可以开展理论活动的环境。另一方面，由于中央集权的软弱无力，唐王朝对思想的控制力相对削弱，使得儒家学者能够离开官方的标准教科书，较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些学者把注意力放到儒学上，试图从儒家思想中找到解决时代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