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化·汉文化在贵州的发展·流放者和文化传播者—阳明心学及在贵州的传人

贵州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中央政府当作贬谪罪臣的蛮夷之乡。一些得罪朝廷的学者，经过艰苦跋涉来到贵州，同时也将发达地区的文化传播到这里，为这里的教育、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其中最著名的是王阳明。

王阳明(1472—1529)，原名守仁，字伯安。学者称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王阳明出身世代书香门弟，父亲王华中过状元，做过南京吏部尚书。王阳明自幼聪慧过人，经史百家无所不读，还熟谙兵书，对程朱理学更作过深入研究。明弘治十二年(1499)中进士，后任兵部主事。正德元年(1506)因上疏营救弹劾大宦官刘瑾的朝臣，被下诏狱，廷杖四十，谪为龙场(今贵州修文)驿丞，于正德三年(1508)春三月抵达龙场。

贵州虽经过多年开发，但无论自然条件还是文化环境对于出身于江南官宦之家、又长在京师任职的王阳明来说仍感到极为荒凉，龙场坐落在万山丛中，毒蛇猛兽随处可见，蛊毒瘴厉更使人胆寒，当地人多穴居。王阳明是贬官，不能住驿舍，于是他上山勉强“范土架木以居”，实则是个茅棚，一应砍柴、汲水作饭，都要亲自劳作，有时粮食不够，只得采蕨充饥。中国古代圣贤有在逆境中研习《易经》的习惯，王阳明在茅棚附近发现一小山洞，他在此洞中反复思索，明白了“精粗一，内外翕，视险若夷，而不知其夷之为厄”的易理，体验“古之君子所以甘为囚奴，忘故幽，而不知老之将至”的情操。后来他又在龙岗山发现另一个较宽敞的古洞，他称之为“阳明小洞天”，搬了进去，山洞毕竟潮湿，周围农民(大多为少数民族)，主动为他在洞旁盖了几栋木屋，使他能够安居下来。

王阳明龙场谪居的生活是他一生最大的转折，因为艰苦的生活和相对远离政治中心的地理环境，使他能对从宋代以来的儒家正统——朱熹理学进行回顾与批判。他经常日夜苦思，据说一天半夜，他突然翻身呼跃，跟随他的人也从酣睡中惊醒，他自称在寤寐中有人指点“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是，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原来他过去二十多个春秋苦心探求的圣人之道，就在自己心中，不用外求。正如他自己说的：“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体验探求，再更寒暑，证诸《六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之海也。 ……独于朱子之说有相牴牾，恒疚于心。”(《朱子晚年定论序》)明显地对朱熹求理于事物表示不满，他的“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一套心学就此逐渐形成，因此“龙场悟道”是王学形成的关键。阳明心学与朱熹理学相比，两者均是唯心主义，朱熹理学从南宋以来被统治者推为独尊地位后日益烦琐(也即是王阳明指出的“支离”)、教条化，而王阳明的心学在唯心主义上虽走得更远，但他强调个性的解放，强调个人的能动作用，对于被禁锢于程朱理学下的儒士们却是个大解放，因此曾被视为“异端”。他的部分弟子(被称为“左派王学”的那部分人)，将“人皆可以为尧舜”等思想进一步深入民间，农夫、商贾都奉习王学，在中国思想史上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其进步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王阳明在龙场停留期间，许多学生便来求学，阳明洞中容纳不下，弟子们和当地百姓在洞外扩建学舍，称为龙冈书院。他的学生有不少是苗、彝、仡佬族子弟。王阳明声望越来越大，贵州提学副使席书(字文同)，是个有学问的人，他研治宋代理学，听到阳明心学，很感兴趣，与王书信往来，讨论理学与心学的同异，对王阳明学问极为钦佩，于是敦请王阳明来贵阳文明书院讲学，召集全省各州县学行并优的学生来文明书院拜王阳明为师，席书有时也参加讨论，互相论辩，学生们一层又一层地听讲，王阳明心学由此传播到贵州各地。

王阳明虽于正德五年(1510)结束流亡生活，离开了贵州，但由他传播的心学却在贵州代有传人，形成了一个黔中流派，人称“黔中王学”。著名的有陈文学，字宗鲁，号五栗，贵州宣慰司(后改为贵阳府)人，十多岁就会吟诗作文，考取秀才后，亲赴龙场拜阳明为师，就读龙冈书院，王阳明见他聪明好学，特写诗相赠(《赠陈宗鲁》)，后中举，官至耀州知州，有《陈耀州集》，惜已失传。汤哻(音劣)，字伯元，祖籍淮北，流寓贵州宣慰司，也是王阳明在龙冈书院的弟子，后中进士，任潮昌、巩昌知府，有《逸老闲录》《逸老续录》等著作。

王阳明在贵州还有一批再传弟子，都能光大王学，产生较大影响。如王氏弟子蒋信，曾任贵州提学副使;他在贵州培养了马廷钖，字朝宠，贵阳府人，曾出任四川内江知县，后回贵阳精研王学，又主持讲席，为贵阳培养人才。另一位王氏得意门生徐樾出任贵州提学副使时，培养了孙应鳌，字山甫，号淮海，贵州清平卫(今属凯里)人，孙除拜徐樾为师外，又拜蒋信为师，得到王氏真传。孙应鳌为官显达，中进士后在陕西、湖北出任地方官，回京历任大理寺卿、户部侍郎、礼部侍郎、国子祭酒，年老致仕后，朝廷又起用为南京工部尚书，他的著作很多，以《淮海易谈》《四书近语》最著名。蒋信在贵州还有一位学生李渭，字湜之，号同野，思南府人，中举后历任知县、知州、同知等地方官，后出任云南左参政。他为地方官时将阳明心学用于地方政事，很有成绩，在学问上他善于向王学前辈、湖广耿定向兄弟及云南罗汝芳切磋，有多种著作问世。

王阳明在贵州留下了许多诗歌、散文作品。著名的《瘗旅文》，描写他在龙场时亲见一小官自京城携一子一仆，三人先后死于蜈蚣坡下，王亲为埋葬的悽惨遭遇，其中也包含了自己被贬谪的悲凉心情，是一篇千古传颂的名文。另有一篇《象祠记》。“象”是传说中大禹的弟弟，一个已有定评的恶人。但偏偏水西少数民族为他建了祠，王阳明在《象祠记》中塑造了一个改过从善的“象”，这样既照顾了民族情结，又维护了名教。这两篇古文后来都收入《古文观止》。

王阳明对贵州优美山川和风物是极为欣赏的，留下许多散文、诗歌，属于龙场的有《玩易寓记》《何陋轩记》《君子亭记》《宾阳堂记》《教条示龙场诸生》《龙场诸生问答》《教约》等文章及《龙冈新构》《龙冈复兴》《始得东洞遂改为阳明小洞天》《诸生夜坐》《过天生桥》等诗;属于贵阳的有关吟咏文明书院、南庵(今翠微阁)、南霁云词、栖霞山来仙洞(今仙人洞)、易氏万卷楼、太子桥、二桥、三桥等诗作。另外在往返途中路经贵州各地又有关于平溪卫(今玉屏)、钟鼓洞、兴隆卫(今黄平)及月潭寺(今飞云洞)、清平卫(今凯里)、平越(今福泉)、七盘岭等诗文。可以说贵州的山川景物不仅丰富了王阳明的阅历，对他形成独特的哲学思想产生了影响，而且对他文学造诣上的精进也发挥了作用。

王阳明在贵州比较注意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他的弟子中便有各民族子弟，通过书院传授，将儒家文化传播到边陲;与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他也多有交往，至今王阳明集子中还保留了他与贵州宣慰司宣慰使安重贵(彝族)的三封信，信中消除安对朝廷的疑虑，规劝他以民族团结为重。由于王阳明的声望及以理服人的态度，安重贵很为感动。王阳明离开贵州后，安重贵后裔安国亨仍对王很尊重，至今阳明洞中还留有安国亨题字。

王阳明在贵州不过三年，但对贵州影响极大，二十多年后贵州巡抚王吉来黔，巡视各地，“每行部闻歌声，蔼蔼如越音”，问之，士民皆回：“龙场夫子遗化”。贵州各族人民对王阳明传播文化的功绩一直不能忘怀，至今仍保留他在龙场(修文)讲学、活动的场所，即今阳明洞遗址;贵阳的阳明祠也依然屹立于扶风山下，最近两地均修缮一新。贵州阳明遗址保存之多、之完好，常使国内外阳明研究者赞叹。最近，在贵州多次召开了全国性和国际性的王阳明学术讨论会，以纪念这位对贵州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