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文化·哲学史学文学·哲学

哲学是观念文化，乃一切文化之中枢。主要内容为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三秦大地从西周到唐宋的哲学思想对当时全国产生过重要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法家思想是战国百家争鸣时形成于秦地的重要学派。其奠基人就是在秦推行变法的商鞅，而其集大成者当推韩非子。韩非，本为韩国贵族。其著作为秦王嬴政阅读之后，极为叹服，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于是李斯建议：“急攻韩，求韩非。”后韩非使秦，秦王悦之，但并未信用，反为李斯等所害。不过他的学说基本上为后来秦王朝采纳，并为历代统治者重视。

韩非综合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提出以法治为中心，法、术、势有机结合的法治思想。认为君处势、有术、抱法，以治天下。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扬权》)为地主阶级建立中央集权政治做了理论上的论证。在认识论上，主张“参验主义”，因而讥讽那些泥古不化，反对变法图新的人是“守株待兔”，认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推崇“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郭沫若在其《十批判书·韩非子批判》中说：“韩非之学，实有秦一代的官学，行世虽然不很久，但对中国文化所播及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其学说为秦统一天下，建立中央集权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影响到历代统治者，其历史观是进步向上的，为历代改革家援引。

西汉立国于为农民起义荡涤的秦代暴政的废墟上，国家凋敝。天子要找四匹毛色一样的马而不得，将相出门或乘牛车(《汉书·食货志》)。统治者吸取“马上得天下而不能马上治天下”的历史经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不干扰民伤财之事，采用了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著名的“萧规曹随”故事即西汉初黄老思想流行的反映。其特点是：肯定新的封建统一王朝的统治秩序，承认君臣关系是天经地义，不可改变的。与原来老子反对剥削，主张小国寡民的政治思想有很大区别。但老子使民自正、自富、自朴的有利于小农生产的理想仍被保留下来。

汉初黄老思想铺就了“文景之治”的成功之路。文景时期，出现了“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的富足局面。此后，国力的强盛使雄才大略的武帝刘彻感到“无为而治”的思想限制了自己图谋进取的手脚，于是演出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汉武帝刘彻一贯倾向儒学，登基后便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为“独尊儒术”做了文化和人才上的铺垫。广川(今河北枣强县)董仲舒就是在与武帝的贤良对策中，登上政治舞台的。他在“对策”中极陈春秋“大一统”思想，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分析秦行申不害、商鞅、韩非之法，任刑而不尚德，所以“形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民不聊生。提出德刑并用，重视德治的统治原则。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董仲舒向朝廷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应该特别指出，武帝独尊的“儒术”已不是东周孔子的“原汁原味”，而是杂糅了道、法、名、墨诸家思想的汉代之新儒。总之，无论是秦始皇以“法”治国、汉初的以“无为”而治天下，还是武帝的“独尊儒术”都是不同历史背景下，统治者寻求治国方略的过程，从哲学思想上来讲，也是法、道、儒诸家验证各自文化价值功能的过程。至西汉中期，中国传统文化以儒道为主体的多元格局已形成。而这种宏阔历史演变的中心舞台恰在陕西。

汉末，由于经学的弊端和谶纬邪说的泛滥，导致儒学中衰、玄学兴起。魏晋时期，道家复起，玄学出现，说明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主体思想进一步合流，再加上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道教的发展，使中国思想文化出现了儒、道、释三足鼎立的局面。这是影响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文化发展的一条主线，直到宋明理学的出现，都是中国文化中儒、道、释三家思想相互批判、相互融合、相互补充的产物。(赵吉惠《中国传统文化导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韩愈(768—824)是唐代活动于长安的著名文学家、古文运动的领导者，也是对宋明理学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家，其著作汇于《韩昌黎集》中。隋唐佛教炽盛，隋末长安已有僧寺一百二十座。唐立国，皇帝、皇后、太子、公主营建佛寺道寺成风，上行下效。佛寺几成“逃丁避罪”(狄人杰语)的渊薮。寺院经济对国力的冲击使止佛之言时有所出。韩愈除从经济视角外，还从民族文化、学术传统、理论体系三方面对佛教进行了坚决彻底的批判。他排斥佛教主要用儒家的“道统”对抗佛教各宗派传法世系的宗教法统;用儒家《大学》的理论体系对抗佛教的宗教哲学体系。这两方面由韩愈发端，其学生李翱加以发挥，到北宋初年理学才融化了道教与佛教，取得了统治地位。他认为佛教破坏了封建君臣关系以及相应的父子夫妇等封建伦常关系。佛教只讲个人修养身心的出世原则与儒家修身、齐家、治图、平天下理论相悖，对社会是有害的。他说：“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原道》)佛教不承认中国封建社会关系，凌驾中国以仁、义、道、德为中心的传统先王学说，应予否定。另外，在人性论上，韩愈继承了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对孟子、荀子、扬雄等人的人性论都有所补充和修正，为后来宋儒天理人欲之说开辟了道路。

理学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最后的，也是较完备的理论形态。它初创于北宋，此时千古帝都长安已失去了往日的光辉，悲壮地衰落了。然而这也使它赢得了时机，对自身进行深层的反省。于是三秦大地出现了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学派。关学将三秦文化提升到哲理化的高度，成为与闽、濂、洛学并称的宋代理学最重要的学派之一。

张载(1020—1077)，字子厚，宋朝长安人。因侨居眉县横渠镇，成名后也在横渠讲学，人称横渠先生。他二十一岁那年受范仲淹(时任陕西招讨副使兼延州知州)启发，怀着“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鸿鹄之志，弃武从文，发愤研究儒、释、道诸家学说。1057年，中进士。王安石变法时，他主张渐变，反对王氏“顿革”，对熙宁新政持批评态度，终于在1070年(宋熙宁三年)辞官回横渠，潜心著书讲学。其主要著作有《正蒙》《横渠易说》《经学理窟》《张子语录》《文集佚存》《拾遗》等。由于张载教育的影响与倡导，使当时关中风俗为之大变，人民日益淳朴，社会道德日趋良好。其学说主要内容如下。

在本体论上，他继承了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与辩证思想并加以发展，认为世界是由物质性的“气”构成，肯定天地为本，人心为末，这是他与二程“理本论”，陆九渊、王阳明“心本论”截然不同之处，也是对道家有生于无的有力批判。“气”这一宇宙本源处于永恒的运动之中，“气”之聚而为万物，“气”之散而为“太虚”。由“气”构成的任何事物中都包含着阴阳矛盾的对立统一，即所谓“一物两体”。他在更广泛的领域运用“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概念。物质性的“形而上”是“太虚”、“形而下”是“器物”;精神性的“形而上”是“大德”，“形而下”是具体的“礼仪”。

在认识论上，张载是有矛盾的。一方面他肯定认识来源于客观世界，他说：“感亦须待有物，有物则有感，无物则何所感?”(《语录》)知觉(心)也来源于物，说：“人本无心，因物为心。”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认为更高层次的理性认识来自先验的德性而不依赖于感性经验。感性经验是较低层次的“学”，而不是较高层次的“道”。常人的认识“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凭先王直觉的认识方法能达到“知性知天”。这样就偏离了唯物主义的轨道。

伦理观上，他把人性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本于“太虚”，是善的。但圣人存之，俗人去之，然而俗人经过学习修身可以成为“圣人”。俗人常有的是“气质之性”，由于受环境气质影响而各异。“气质恶者”通过学习礼仪而改之。所有这些，颇类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说法，比单纯的性善性恶之分更为全面深刻。

他发挥了儒家传统的仁义孝悌观念，认为社会应像一个大家庭，君主是天的长子，其余人应对“天”尽孝，对君主尽忠，安分守己，逆来顺受。而君主则应教民知仁义，首先解决如“贫富不均”的问题。为此他推崇井田制，曾把自己的井田主张上奏皇帝，并与弟子们买地一块，按照古代井田制度模式分为私田公田。这一方面反映张载对当时封建土地兼并的不满，对人民疾苦的关心，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守旧的复古倾向。

关学由于张载的开创及其门生的广布，当时就已“盛传于关中”(《康熙四十七年本张横渠集序》)，身后更是“郁郁满秦川”(司马光语)。据《宋元学案·吕范诸儒学案》所列张载著名的门生有：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苏昞、范育、游师雄、种师道、潘拯、李复、田腴、邵清、张舜民、薛昌朝等十三人。其中以蓝田吕大钧、吕大临最为著名。吕氏兄弟六人，书香传家，登科者凡五。吕大钧(1029—1080)曾任秦州司理、三原县令等职。与张载同年登进士第(1057)，后拜张载为师。“横渠之教，以礼为先，先生(大钧)条为《乡约》，关中风俗为之一变。”后期他又从学二程，但对关学仍能“学以致用”，程颐故叹：“洛俗恐难化于秦人。”关学由于吕大钧的宣扬，而使“学者靡然知所趋向”，而与“洛学”并立。吕大临(1042—1092)为张载高足。张载之弟张戬把女儿嫁给他，并对人说：“吾得颜回为婿矣。”张载去逝后，吕大临转师二程，并成为程门最有名的四位门生之一。但他仍坚持关学基本思想。总的说来，在11世纪哲学思想史中，张载之博大精深实在二程之上。其学说对二程，朱熹、王夫之等都有很大影响。可以这么说：“张载的唯物论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明、清时代的唯物论发展的方向。”(张岱年《张载——11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

北宋以后，关学虽然衰落，但是并没有绝迹，从宋明到清代，关中学者对张载著作的注释和研究没有中断，而且在学风方面也一直继承和发扬着关学的特色，形成特有的学术思维路径与学术风格。

明代中叶，陕西边患虽有消歇，但内部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却日益加重，迫使人们对人生与社会问题再做深层反思，于是嘉靖以后，关学再度兴盛起来。这时三秦理学受薛瑄河东之学影响很大。此派注重修身养性，认为朱熹以来“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这种以程朱为本的主张虽说保守，但重视躬行实践却给关中学者以好的影响。代表人物有渭南薛敬人、咸宁(今西安)李锦(1436—1486)、高陵吕柟(1479—1542)、三原马理(1474—1556)等。其中马理为经学大师，尤精“三礼”之学。当时高丽、安南(越南)使者来中国，常打听“关中马理先生安在?”

明后期的万历、天启间，冯从吾成为关学的大旗。冯从吾，字仲好，号少墟，长安县人。从业于王阳明派学者许孚远，为融汇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关学集大成者。他接受王阳明“致良知”的理论，但反对王门弟子把它神秘化、禅学化。主张从实践中获得良知。因而他积极参与当时政治斗争，为东林党一派士大夫在西北的领袖，魏忠贤专权时，他遭到迫害，郁愤而死。他在陕倡导东林读书讲学之风，创办首善书院，后虽为阉党捣毁，但也培养了新一代关中学者，后来的关中三李与王宏撰等都受到他的学术思想的影响。

所谓关中三李，是指明末清初关学的代表人物李颙、李柏和李因笃。李颙(1627—1705)，陕西周至人，清初与黄宗羲、孙奇逢齐名，号称清初三大儒。李颙是清初倡导经世致用，反对空谈义理的学界代表人物之一。他针对明代空疏的学风，提出“明体适用”、“匡时要务”、“道不虚设，学贵实效”的主张，并以此作为张载、吕柟、冯从吾以来关学的主要特点而大力倡导。但其哲学思想较同时代的王夫之、唐甄笃显得保守，且受王守仁主观唯心主义影响较深。李颙在清初士大夫中以气节著称，誓不仕清。康熙年举其为博学鸿儒，他以死相拒。1703年康熙帝西巡至陕，传旨召见他。面对这种别人求之不得的“殊遇”，他也坚决予以回绝。李柏(1630—1700)，眉县人。一生淡泊，甚少交际。远追张载，苦心治学，自成一家。他十分注重事物的对立统一，运动变化，并把朴素的辨证法思想溶入他的哲理诗中。他精通小学，在章句、训诂方面颇有造诣。李因笃(1631—1692)，富平人。其父是明代关学大师冯从吾的私淑弟子。李因笃博闻强识，对经学尤甚精通。所著《诗说》和《春秋说》深受时人推崇。长于文学，推崇前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反对浮华文风，其实学道路对明清之际学风的变化起了积极作用。

关中三李生于清初动荡之秋，虽各有所长，但都从理论或治学实践上发扬了关学“重实”的传统。与顾炎武等人倡导的“经世致用”主张相呼应，推动了清前期实学思潮的兴起。但总的说来，此期关中之学术对张载关学未有什么重大发展，对理学的批判精神也远较同时学者逊色，这反映了封建社会晚期处于衰落的三秦文化士风趋于保守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