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文化·雪国世界·文化的历史与历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藏族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从远古时代开始，藏族的先民就劳动、生息和繁衍在“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上。从那时起，藏族及其先民在开发和建设青藏高原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发展和壮大。到了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吐蕃王朝在青藏高原崛起，藏族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几百万人口、具有独特民族风格和灿烂历史文化的强大民族。

吐蕃王朝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藏族与外界的接触和交往。在以后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藏族演变为许多支系，散布于今西藏、新疆、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地，甚至流入尼泊尔、不丹、印度等国。藏族同国内外许多民族都发生了交往，尤其是在我国西部，在北自甘肃，南到云南的广大土地上，藏族与汉、羌、彝、纳西、白、蒙古、傈僳、普米、怒、独龙等民族长期互相接触，杂居交融，结成了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唐朝时期，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和亲，对藏汉民族关系，以及唐、蕃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具有深远影响。到了元朝，随着西藏和其他藏区正式归入祖国的版图，结束了藏族地区内部长期分裂的局面，从此，藏族地区与祖国内地的关系更进一步密切，藏族文化更进一步繁荣。

藏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吐蕃王朝的建立是藏族历史上的一次飞跃，也是藏族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吐蕃王朝建立之初，其周围的唐朝、印度、克什米尔、尼婆罗等国家都已信奉佛教，其生产力也较吐蕃先进。因此，吐蕃赞普一开始就致力于积极学习和吸收周边先进民族的优秀文化。从松赞干布起，就从印度和中原引进佛教，并派人到唐朝学习历算、医学、诗歌、工艺;到印度、尼泊尔学习梵文、音韵学和佛教;到北方和阗及粟特学习法制;到西方大食学习经商等。外来文化的引进和吸收，促进了吐蕃本土文化的不断发展和创新。本教文化与佛教文化在接触中，互相斗争、融合、吸收，渗透，最后一种包容量更大的哲学思想体系的文化脱颖而出，成为藏族社会的主流文化，这就是藏族传统文化。

藏族传统文化与藏族文化是两个不完全相同的概念。藏族传统文化，是以采用“五明”为分类的结构模式。“五明”又分为“大五明”和“小五明”。“大五明”包括工巧明(即工艺学)、医方明(医药学)、声明(音韵学)、因明(逻辑学)、内明(佛学);“小五明”包括修辞学、韵律学、辞藻学、戏剧学、星算学。一般认为，大小五明包罗了藏族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它最终形成体系是在11世纪末。而藏族文化，就不仅仅是藏族传统文化。有人曾给藏族文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藏族文化是以本教文化为基础，佛教文化为主导，并吸收了一些其他民族文化的文化。”(《藏族文化散论》)藏族社会从吐蕃王朝(公元7世纪始)直到1949年解放前夕，主要处于封建农奴制的社会形态，并且普遍信仰藏传佛教，佛教“作为藏民族高层次的观念文化，主宰着这里的一切”。但是，在整个藏族历史进程中，除了封建农奴制占据主要成分外，还有封建社会的成分、奴隶社会的成分;以及许多原始社会的遗迹，因此，藏族文化存在多侧面多层次多风格的内容和形式。藏族社会在普遍信仰佛教的同时，在雪域广阔的牧区和农区，并没有放弃本教的基本仪式、基本观念，他们依然相信灶神、山神的存在，依然用部落议会的形式认定自己的从属范畴，用部落的习俗法约制自己。“尽管其中的许多东西与佛教扭合在一起，本教，作为藏族低层次的观念文化，依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藏族文化散论》)。藏族是一个善于学习和借鉴其他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藏族积极地与祖国内地各民族，特别是汉民族进行了长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关系密切，为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做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藏族也积极地与印度、尼泊尔、不丹、锡金、拉达克等国家和地区的各民族密切往来，吸收他们的先进文化和先进技术，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了藏民族自身的文化。

藏族文化在吐蕃王朝时期多方吸收其他先进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从9世纪末吐蕃王朝崩溃到17世纪末黄教集团统治西藏时期，藏区社会教派林立，藏族学者纷纷著书立说，蔚然成风，呈现出藏族文化的空前繁荣。这一时期较大的文化成就有：14世纪时，出现了藏族文化内核即由佛教经典和历代大师论著两大类构成的结构模式——藏文《大藏经》即《甘珠尔》和《丹珠尔》。一部对藏族文学的体裁、创作风格发生重大影响的印度论著《诗镜》一书由梵文译成藏文。18世纪40年代，先后形成了刻版印刷术的两大印经院，即后藏印刷中心纳塘印经院和藏东印刷中心德格印经院，刻版印刷术的广泛运用，对藏族文化的繁荣提供了便利。15世纪，出现了以八大藏戏剧目为主要内容的藏戏艺术。藏族画家们吸收东西文化精华，创立了以“唐卡(卷轴布画)为重要表现方式的藏族画派，并于15世纪初创建了“门尼画派”，16世纪创建了“噶尔画派”，开创了藏族绘画史上的新纪元。此外，这一时期，藏族的医学、历算学体系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起来。同时，一大批高质量大数量的文化巨著和优秀作品不断问世，把藏族传统的史学、文学、佛教等推向了巅峰。其中，这期间仅史学名著就有二百多部(见《安多政教史》记载)。《五部遗教》《贤者喜宴》《西藏王臣记》《宗喀巴传》《米拉日巴传》《萨迦格言》《格萨尔王传》《菩提道次第广论》等，是这一时期史学、文学、佛学等方面最具价值的名著。

藏传佛教各教派在13世纪以后逐渐形成了各自稳固的传承体系，其间建立起来的寺庙有几千座。他们各自为了论证传承的正统和宣传教义，各派都引经据典、著书立论，既推动和发展了佛教，又繁荣了藏族文化。寺庙随之成为藏族文化的中心。但是，到17世纪以后，五世达赖喇嘛(1617—1682)在西藏建立“政教合一”的甘丹颇章地方政权，随着统治势力的强大，形成“独尊格鲁”(黄教)的宗教文化格局，极大限制和摧残了其他教派僧俗标新立异和“更新文化”的精神，“使藏族文化史从上一个时期的辉煌中回落下来，步入循规守旧、重经薄术的经院制文化的窠臼”(参看《论藏族文化史的分期》载《中国藏学》1995年1期)。在这种“政教合一”制度统治之下，宗教运用政治力量排斥、打击异己势力和非宗教文化的传播发展，藏族文化基本陷入了宗教神秘文化的泥潭，大量有利于藏族进步的文化遗产被束之寺院，沾满尘土，这既是历史的悲哀，又是历史的庆幸，因为时至今日，我们还可以在青藏高原的每一座古寺里找到藏族文化曾经拥有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