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文化·旧石器时代的山西文化·峙峪文化与下川文化

山西地区的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址和地点，迄今已发现近九十处，内涵相当丰富。而且，石器的类型更加多样，制造工艺更加进步，更加趋于细小化，大大发展了华北旧石器文化的“小石器传统”，并进一步形成了典型的细石器文化。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峙峪文化和下川文化。

(1) 峙峪文化与下川文化的历史风貌

峙峪文化遗址位于桑干河发源地——黑驼山东麓、今朔州市城区西北的峙峪村一带，距今约近三万年。峙峪文化的显著特点是：其一，继承发扬了北京人文化、许家窑文化的“小石器传统”，也是以器型多样、制作精致的细小石器而闻名于世，但工艺水平有了明显的进步。如使用间接打击法就是他们的一项发明，这样可以产生各种形状较小、较完整的石片，以便加工成各类小型石器。峙峪文化的小石器也以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为数较多，通常修制规整，形制复杂，如刮削器有园头、盘状、双边刃、单边刃等多种类型。这对于提高狩猎水平、发展狩猎事业具有重大意义。其二，峙峪文化的小石器，除了许家窑文化中所见到的以上类型外，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们制作的石镞，斧形小石刀和扁圆形钻孔装饰品等具有高度工艺水平的精美器物。 石镞是利用非常簿的小石片加工而成，尖端锋利规整，底端带有短短的镞桯，可以梆在木棍上组成箭，表明峙峪人已经掌握了弓箭，狩猎技术也得到长足的发展。斧形小石刀是用半透明的水晶石制成，小巧美观，外形似斧，刀背有凸出部分，可以安装木柄或骨柄使用，是当时很进步的一种复合工具，也是以往未曾发现过的我国最古老的玉器制品之一。钻孔装饰品是以石墨为原料，经过磨制钻孔而成，说明峙峪人已经掌握了对石器进行磨制和钻孔的技术。以上这些，反映了峙峪文化的石器工艺水平已达到相当的高度。总之，峙峪文化的细小石器是华北旧石器文化“小石器传统”的最重要环节之一，故被考古学家命名为“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它是华北典型细石器文化的先驱。

下川文化遗址是目前所知山西地区最后一处有代表性的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址，也是华北典型细石器文化的代表遗址，距今两万年左右。它是一个分布范围广阔的古文化遗址群，地跨中条山东麓垣曲、沁水、阳城三县，纵横二三十公里，其中，位于中条山主峰——历山山腰的沁水县下川盆地文化遗存比较丰富，地层保存比较完好，具有代表意义，故称下川文化或下川遗址。下川文化的总的特点是既有粗大石器，又有细小石器，有点类似于丁村文化，但细小石器是它的主体。一方面，它继承发展了丁村文化、许家窑文化、峙峪文化的细小石器传统，制作技术又有了相当大的进步。如用作弓箭的石镞，数量比峙峪的更多，也更加细密精致，分园底和尖底两种，尖端犀利，两边出刃，底端很薄，是一种杀伤力更大的狩猎工具。此外，还有可以安上木柄作枪头(标枪)使用的扁底三棱尖状器，可以镶在木柄或骨柄上用来开剥野兽膛肚的三角形琢背小刀，以及带短把的石锯等等，都是工艺水平相当高的新型复合工具或镶嵌工具，在当时有很大的进步意义。这些充分说明，下川文化的细小石器，“代表了旧石器时代石器制作技术的最高水平”，它的出现，标志着“华北地区的细石器工艺已经成熟”，“并为新石器时代的到来准备了条件。”(山西考古所《山西考古四十年》)正是这样，考古学家把下川文化称作华北地区典型细石器文化的代表。另一方面，下川文化中也还有一定比例的粗大石器。除了在西侯度、匼河、丁村文化中通常见到的刮削器、砍斫器、尖状器等大型采集工具外，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发明了研磨谷物籽粒的石磨盘、石磨锤以及收割植物的带锯齿石镰刀等器物。这表明，下川人对于植物籽粒的采集、储藏和加工已经有了初步成熟的经验，甚至还可能尝试着播种、收割植物的籽粒。显然，这是我国古人类由原始采集业经济向原始农业经济过渡的先兆。从这方面看，下川文化的出现，也已经预示着新石器时代即将来临了。

(2) 峙峪人和下川人所处的自然环境及其生活状况

总的来说，峙峪人和下川人生活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气候非常干冷，自然环境比较恶劣，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的困难。“但是这个时候的人类，已经相当地发展了，有能力克服自然环境的困难。在艰苦的环境中生活，更锻炼了人类，使人类更坚强，文化进步更快。”(裴文中《中国原始人类的生活环境》)这一点，可以从峙峪文化和下川文化中得到有力的证实。当时，峙峪人生活的晋北地区，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得多，冬夏季温差相当大，估计夏季比较温凉，冬季则十分寒冷，很不利于动植物成长。峙峪人居住在黑驼山东麓、桑干河上游的辽阔草原地带，他们克服了气候恶劣、动植物减少的巨大困难，把原始狩猎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从他们制作的各种小巧精致的细小石器工具看，当时的狩猎技术又有了长足的进步。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们已经掌握了制造和使用弓箭的技术。“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箭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弓箭是一种射程远、精确度高、杀伤力强的狩猎工具，既能避免人与野兽对面相搏的辛劳和危险，又能大大提高狩猎的效率，可以说是狩猎技术上的一场革命，使得峙峪人能够在比较恶劣的环境中生存、繁衍，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峙峪人的狩猎对象是各类草原动物，最主要的是野马和野驴，如已发现的五千余枚动物牙齿化石中，至少代表着一百二十匹野马和八十八匹野驴，说明在当时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他们比较更多地掌握了野马、野驴这类动物的生活规律，因而自觉地把狩猎对象朝向专门化发展，这也进一步反映出他们劳动技能的改进和狩猎水平的提高。

生活在晋南地区的下川人，同样面临着比较恶劣的自然环境。当时，这里的气候异常干燥寒冷，年平均气温可能比现在要低十度。冬季植物性食物大量减少，严重威胁到他们的生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一方面不能不改变以采集业为主的传统生活方式，而更加注重狩猎活动。所以，他们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用作狩猎的细小石器。从他们制造的数量更多、杀伤力更大的弓箭和工艺水平更高的新型复合工具来看，下川人的狩猎技术有了更大的进步，狩猎业经济也有了更大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面对动植物大量减少、食品严重不足的困境，下川人还必须谋求扩大生活来源。所以，他们也不放弃晋南地区传统的粗大石器工具和采集业经济，并利用下川盆地及其周围地势开阔平坦的有利条件，尝试栽培、收割植物，对植物籽粒进行储藏和加工，由此而一步步向着原始农业经济过渡。如他们发明的石磨盘、石磨锤和带锯齿的石镰刀等，便是萌芽状态的原始农业生产工具。总之，下川人创造的灿烂文化说明，旧的石器时代即将过去，新的石器时代即将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