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化·汉文化在贵州的发展·家族文化与地区文化的结合—“沙滩文化”中的郑珍、莫友芝、黎庶昌
清末,贵州汉文化已有相当程度发展的标志,是出现了一个家族文化和地区文化相结合的“沙滩文化”。沙滩是贵州遵义的一个小地名,这里产生了互为姻亲的文化家族——郑氏、莫氏、黎氏,三个家族中走出了三个杰出文人:郑珍、莫友芝、黎庶昌。
郑珍(1806—1864)字子尹,贵州遵义人,出身于儒医家庭,但他的外祖父黎安理(举人,曾任山东长山知县)、大舅黎恂(进士,曾任云南巧家厅同知)、二舅黎恺(举人、曾任开州训导),对儒家传统文化很有研究,家富藏书,自幼郑珍便在黎家攻读,后来其母将家搬到黎家附近(沙滩)。在郑珍已考取秀才、补了廪生后,贵州独山的一位大儒莫与俦来遵义任府学教授,莫与俦(进士)是汉学大师阮元的门生,很有汉学根抵,郑珍拜莫与俦为师,更与他的第五子莫友芝(1811—1871年)结交。其时黎庶昌(1837—1896)尚年幼,但在黎氏家学的熏染与郑、莫指点下已卓有成就。后莫与俦去世,墓地就选在沙滩不远的青田,莫友芝在青田营建墓庐,这样三家都紧紧相连,“沙滩文化”之说由此得名。郑、莫、黎三家又互为姻亲,郑珍的妻子是他大舅的女儿,莫友芝的妹妹又是黎庶昌的结发夫人,郑珍女儿又许配给莫友芝的儿子,所以沙滩文化既是地区性文化又是家族性文化。
沙滩文化以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为代表,他们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郑珍、莫友芝年岁相近,同时都受过晚清大诗人、汉学家程恩泽(春海)的赏识,所以两人都是晚清宋诗运动的健将,主张学苏(轼)、黄(庭坚)而规杜(甫)、韩(愈)。在诗歌创作上有很高成就。近代文学评论家钱仲联便说:“乾嘉以后,作者大多挹袁、赵之余波,轻靡流滑,至于不可遏止。郑、莫诸公,欲救其敝,乃力趋昌黎、东野、山谷、后山一路”,所以“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论近代诗四十家》)汪辟疆更指出江西诗派经程恩泽(春海)、祁雋藻(谷圃)提倡,何绍基及“僻处边隅”的郑珍、莫友芝发扬,引起世人注目,“郑氏巢经巢经,理厚思沉,工于变化,几驾程、祁而上,故同光诗人之宗宋人者,辄奉郑氏为不祧之宗。”(《近代诗人述评》)的确,就诗歌成就论,郑珍还超过莫友芝。
除诗歌外,郑氏最为人推崇的是他的经学和小学上的成就。郑氏已刊行的经学著作五种,即《巢经巢经说》《仪礼私笺》《考工轮舆私笺》《凫氏为钟图说》《亲属记》,另有两种已遗失。郑珍的经学,采用传统的考据方法,每有一疑,献一义,都穷究原委,独立思考,因此受到当时学术界的推重。清末素以狂傲著称的学者李慈铭便说郑珍著作“精密贯串,尤多杰见”,是“经学功臣”,甚至赞叹读郑氏书“胜于看其他书也”。(《越缦堂读书记》下册)另在文字学上郑珍成就也很突出,已刊行的有《说文逸字》《说文新附考》和《汉简笺正》,另有多部书稿虽已完成,可惜已散失。此外郑珍还与莫友芝合作编了被称为“天下府志第一”(梁启超语)的《遵义府志》。
莫友芝也是一位有多方面成就的学者。他的诗歌、古文在当时已享有盛名,但他却是以版本目录学、金石学上的精深造诣而著称于世的。莫氏早年便与曾国藩相识,后入曾国藩幕府,担任了访书、刻书任务,曾主持过金陵书局、苏州书局多年。他的目录学著作《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宋元旧本书经眼录》《持静斋藏书纪要》《书画经眼录》,一直是藏书家、目录学家必读的经典。徐世昌在《晚晴簃诗汇》中曾这样评价莫友芝这方面的成就:“经籍碑版,论定评审,开后来五十年风气。穿穴贯串,前辈所未逮。”莫友芝在文字学、音韵学上的造诣也很高,他的《唐写本说文木部笺异》《韵学源流》,都是一流著作。
黎庶昌年龄比郑珍、莫友芝小,但学术成就并不亚于郑、莫。黎庶昌成就最高的是他的散文。他后来亦入曾国藩幕府,与张裕钊、薛福成、吴汝纶共称“曾门四学士”。他的散文主张受曾国藩推崇的桐城派影响,行文雄奇瑰伟,曾国藩称黎“生长边隅,行文颇得坚强之气,锲而不舍,均可成一家之言。”(薛福成《拙尊园丛稿·序》)黎庶昌后被清廷派往西洋任公使参赞,又出任驻日公使,所写《西洋杂志》,用生动简练的古文,向中国人介绍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与风情,是近代中国人放眼看世界的名著。他为推动古文运动,又编纂了《续古文辞类纂》,对清末文坛影响较大。在使日期间,他与杨守敬合作,收辑已在中国流失但仍保留在日本的中国古籍,精印出版,取名《古逸丛书》,在学术上贡献尤为巨大。
郑、莫、黎三家不仅本身学术成就高,而且通过父子、兄弟相承,形成了学术家族。郑珍儿子郑知同就是著名的经学家,莫友芝的儿子莫绳孙也是一位目录学、金石学家,富收藏,黎庶昌的两个侄子黎尹融和黎汝谦都有诗作传世。
一般来说,一个地方产生文化名人,一定与这个地方的文化氛围和文化积淀有关。清末贵州出现的“沙滩文化”,就是汉文化多年来在贵州发展、孕育的结果。自然这也与遵义是贵州开发最早地区有关,所以有人说“贵州文化在遵义,遵义文化在沙滩”,这是有一定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