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弃泥土的“山药蛋”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不久，以赵树理为首的一批长期活动在山西太行根据地的青年文艺工作者，以《讲话》精神为指导，运用熟悉的家乡土语，写出大批反映根据地农村生活，充满山西乡土人情的通俗小说，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马峰、西戎的《吕梁英雄传》等，但当时还没有形成一个流派。到五十年代，这些作家陆续从各地回到故乡山西，以《火花》杂志为阵地，发表了大量风格、趣味相近的作品，被文艺界目为“山西派”，谑称“山药蛋派”。这一派老一代作家主要有赵树理、马峰、西戎、胡正等，新时期比较突出的有张石山、韩石山等新秀。

“山药蛋派”作为文艺大众化运动特别是《讲话》发表后的一颗文坛硕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无疑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值得肯定的是，这派作家在创作中成功地吸收了民族形式和民间艺术，“熟练地运用了山西农民群众纯净的艺术语言和善于说故事的朴实而风趣的喜剧风格”，因而，他们的作品长期为广大农民群众所喜爱，赵树理曾被誉为“人民作家”。

然而，从今天看来，“山药蛋派”也存在着无可争辩的艺术缺憾。特别是赵树理等老一代作家，由于受“左”倾文艺思想的影响，过分强调文学的政治作用，甚至把创作看成是从事行政工作的一部分，号召写“赶任务”式的“问题小说”，赵曾直言不讳地说：“如果本身生活与政治不脱离，就不会说临时任务妨碍了创作，因为人民长远的利益以及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才是第一位的”(《赵树理文集》880页)。他的不少作品正是为配合政策、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而“赶任务”赶出来的，其中虽不乏优秀之作，如为宣传新婚姻法赶出的《登记》，为配合党的土地政策赶写的《李有才板话》等。但个别作品因急于图解政策，配合当前任务，在自己对生活还缺乏深刻感受，没有提炼出主题时就匆忙动笔，结果导致政策性强而内容空洞无味，出现了反映社会矛盾和生活气息不够真实，故事情节牵强附会、人物形象因政治化而苍白无力、性格含糊无个性，缺乏艺术的感召力等等的弊端。象为宣传土改政策而赶写的《地板》就属此类。还有不少作品，为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不论反映的生活多么尖锐复杂，最后总安上一条“大团圆”的尾巴，给人一种架空生活，脱离“山药蛋”赖以生存的农村现实土壤的感觉。赵树理在《我与〈说说唱唱〉》一文中曾检讨说：他在赶任务时，不得不临时编造一些生活来充数。

事实证明，文学毕竟是一种有感而发的艺术，过分强调政治功利，为赶政治时髦而创作，把艺术降格为政治生活的附庸和宣传具体政策的工具，势必消弱文学的艺术生命力，赵树理等“山药蛋派”个别作品的失误，足以为当代的文学者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