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恽《义侠行并序》原文|翻译|注释|赏析
[元]王恽
予为王著作《剑歌行》，继更曰《义侠》。或询其所以，因为之解曰：彼恶贯盈，祸及天下，大臣当言天吏，得以显戮。而著处心积虑，一旦以计杀之，快则快矣，终非正理。夫以匹夫之微，窃杀生之柄，岂非暴豪邪，不谓之侠可乎?然大奸大恶，凡民罔不憝。又以春秋法论，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不以义与之可乎?又且以游侠言，古今若是者不数人，如让之止报己私，轲之劘躯无成。较以此举，出于寻常万万也。凡人临小利害，尚且顾父母、念妻子。虑一发不当，且致后患。著之心，孰谓不及此哉?然所以略不顾藉者，正以义所激于衷，而奋捐一身为轻，为天下除害为重。足见天之降衷，仁人义士，有不得自私而己者，此著之心也，何以明之?事既露，著不去，自缚诣司败，以至临命，气不少挫。而视死如归，诚杀身成名。季路仇牧，死而不悔者也。故以《剑歌》易而为《义侠》云。著字子明，益都人。少沈毅，有胆气，轻财重义，不屑小节。尝为吏不乐，去而从军。后与妖僧高比行假千夫长，归有此举，死年二十九。时至元十九年壬午岁三月十七日丁丑夜也。
君不见悲风萧萧易水寒，荆轲西去不复还。狂图祇与螫蛛靡，至今恨骨埋秦关。又不见豫让义所激，漆身吞炭人不识。劘躯止酬一己恩，三刜襄衣竟何益。超今冠古无与俦，堂堂义烈王青州。午年辰月丁丑夜，汉允策秘通神谋。春坊代作鲁两观，卯魄已褫曾夷犹。袖中金锤斩马剑，谈笑馘取奸臣头。九重天子为动色，万命拔出颠崖幽。陂陀燕血济时雨，一洗六合妖氛收。丈夫百年等一死，死得其所鸿毛輶。我知精诚耿不灭，白虹贯日霜横秋。潮头不作子胥怒，地下当与龙逢游。长歌落笔增慨慷，觉我发竖寒飕飕。灯前山鬼忽悲歗，铁面御史君其羞。
(是月受南台侍御史，故云。)
本篇为王恽所作的仿古乐府诗。
公元一二八二年三月十七日，在元朝大都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重大事件，益都人王著等谋杀了当朝权臣阿合马。阿合马是元朝世祖时权相。宋景定三年，始为诸路都运史，总领全国财赋。累官至中书省平章政事。他利用权力，恣意盘剥，结党营私，内通货贿，外示威刑。一二八○年又援引中书右丞郝祯、耿仁等汉官结为死党，势倾朝野，使得元初本来就尖锐的民族矛盾更加激化。
一二八二年三月，忽必烈与太子真金去上都，阿合马留守大都。益都千户王著与僧人高和尚等密谋，欲杀阿合马。三月十七日晚，他们集结八十余人，伪称太子真金当晚要与国师来作佛事，并假传太子令，召枢密副使张易发兵，夜间来会。入夜，王著先驰见阿合马，说太子将到，命中书省官员到宫前迎候。夜二鼓，王著等人至中书省，阿合马来迎，王著未及语，遂于袖中取出事先密铸铜锤，击阿脑，阿立即毙命。事露以后，王著挺身请囚，即被处死。 (以上均见《元史·奸臣传》)事情发生后，朝野上下俱为震惊，王著的谋刺受到了汉人臣僚和文士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当时任南台侍御史的王恽闻之奋笔书下《义侠行》，称颂“至今冠古无与俦，堂堂义烈王青州”。还有其他文人亦借歌咏荆轲，写了称颂王著的诗篇，但诗气豪迈，行文壮烈，感情激愤，憎爱分明者，当推王恽这首诗。
本诗正文前有序一篇，记叙王著举大义而杀奸臣的经过。字里行间，褒贬自明。特别是对王著不考虑个人安危及家小如何，更不是从个人恩怨出发而“奋捐一身为轻，为天下除害为重”称赞不已。序文最后介绍了王著的生平简况，用十四个字概括了王著的人品： “少沈毅，有胆气，轻财重义，不屑小节。”
王恽乐府诗有一个突出特点，好用典。这首诗亦如此，而且富有代表性。全文明显以典构句，内涵丰厚。如在诗的前十句中，以先秦历史上两个为报主人知遇之恩而行刺献身的刺客做对比，点明为王著歌咏之目的。荆轲，是战国时卫人，为燕国太子丹门客，公元前227年，受命谋刺秦王政。临行，太子丹及友人，皆白衣素帽前来送别。行至易水之上，为其设宴饯行，朋友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之：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其色悲壮慷慨，送行者无不涕泣。而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至秦之后，荆轲献樊于期首级并图于秦王，图穷匕首见，以匕首刺秦王，屡屡不中，被杀。 (《史记·刺客列传》)诗人认为，这样的侠士志愿太高实则难以实现，只能与螫蛛一样，含恨于地下。豫让，为战国初晋国四大家族之一智伯门客，智伯很尊宠他。后来，赵联合韩、魏两家灭了智伯，豫让死里逃生，发誓要为智伯报仇。他漆身为癞，改换姓名，减须去眉，吞炭哑声，以谋刺赵襄子。他曾言： “士为知己者死”， “智伯以国士遇我，我故以国士报之。”两番行刺，均未得逞，被赵襄子迫其自刎。临死前，豫让请求赵脱下锦袍，让他用剑砍击，并说： “吾可以报智伯矣!”诗人为荆轲、豫让这两位未竟其志、饮恨而死的义士深表叹息： “劘躯止酬一己恩，三刜襄衣竟何益。”“劘躯”，是杀身的意思。“三刜”即三砍或三击，指豫让用剑砍击赵襄子衣袍三次。 “竟何益”三字明确地表露了诗人对这两位自古至今为人称颂的义士的看法。正如序所言： “让之止报己私，轲之劘躯无成。”与王著行为相比，他们“出于寻常万万也。”就这样，用“千古留英名”的两位好汉相比，突出地烘托出一个“超今冠古”的“堂堂义烈王青州” (益都又称青州)的英雄形象。
接着，中间十句，诗人用了汉代王允连环计诛杀董卓，孔子任鲁司寇于两观诛少正卯、信陵君假虎符救赵、朱亥袖铜槌杀晋鄙助之，汉代朱云“愿借上方剑，斩佞臣张禹。”等典故，来描写王著机智沉着，密铸铜锤，果敢沈毅，假太子命，为国除奸，为民除害。而不是用直接文字描述事实经过。这样以典构句，明写暗合，把历史上的仁人义士巧妙地联系于现实，以肯定王著的行动，赞扬他的“沈毅，有胆气”，果敢，明大义，加强了诗歌本身的力度。
东汉献帝时司徒王允，因董卓专权，骄恣不法，乃密设美人计离间了董卓部将吕布，遂杀董卓。“汉允策秘通神谋”即暗喻王著等人在“午年辰月丁丑夜” (一二八二年三月十七日夜)的行动是经过精密策划的。而且这个计划的实施说明它是在“神不知鬼不觉”中进行的。“两观”为宫廷执法之处。传说当年孔子任鲁国司寇时，在两观诛“乱臣”少正卯。 “春坊代作鲁两观，卯魄已褫曾夷犹”即以此事暗写王著在“春坊” (这儿指中书省)将阿合马这一乱国奸臣正法。 “袖中金锤斩马剑，谈笑馘(guo割取)取奸臣头。”写王著为民除奸之后仍然从容不迫，挺身请囚，大义凛然。 “袖中金锤”，指战国时魏公子信陵君为救赵国被秦围之急以如姬窃得虎符，假王命调十万大军，因将帅晋鄙有疑，义士朱亥取出事先藏于袖中的铁锤击杀晋鄙帮助了信陵君(《史记·魏公子列传》)。汉代鲁人朱云，任槐里令，也是行侠之人。元帝时曾因数忤权贵，获罪被刑。成帝时他又上书，云“愿赐上方斩马剑”，斩佞臣张禹。(《汉书·朱云传》)“袖中金锤”和“斩马剑”亦分别指这两个故事，又合在一起巧妙地比喻王著刺杀阿合马的手段：借太子之命锤杀佞臣。以上总写王著击杀阿合马是“堂堂义烈”行为，用了荆轲、豫让、王允、孔子、朱亥、朱云等六个典故以喻其行为“超今冠古”，最后十句仍然用典，以功臣伍子胥、忠臣关龙逢等冤死喻王著的被杀，诗人赞扬了王著为国尽忠的义举感天动地，豪气长存，与古之功臣忠臣齐名。王著临刑前曾大呼“王著为天下除害，今死矣，异日必有为我书其事者。”诗人闻之赞叹不已：“丈夫百年等一死，死得其所鸿毛輶(you)。”因为王著以一死换取了天下的安宁，所以诗人在诗的中间十句里写到：“九重天子为动色，万命拔出颠崖幽。陂陀燕血济时雨，一洗六合妖氛收。”这件使朝野上下为之震惊，天子为之变色的事情在诗人看来，却如同悬崖巅峰救万民于危难之中，使自己倾洒的一腔热血化作济世之雨，为天下涤除了凶邪与祸乱。应该受到歌颂： “我知精诚耿不灭，白虹贯日霜横秋，潮头不作子胥怒，地下当与龙逢游，”当年，荆轲易水歌而诀别，仰面呵气，直冲霄汉，化成白虹一道遮蔽日光。“霜横秋”乃出自孔稚圭《北山移文》 “风情张目，霜气横秋”之句，意为风度情至之高如云遮天蔽日，气慨如同严霜凌厉的秋天。 “潮头”一句是写伍子胥事。即春秋时楚国公子伍员，因其父兄均被楚平王杀害，逃往吴国，吴败越后，越请和，伍子胥谏不从，吴王夫差信伯嚭谗言，迫子胥自杀。并亲断其头，抛尸于钱江。传说尸入江中，随流扬波，依潮来往，荡激崩岸。世人谓其钱江潮，乃伍员忠魂所激。龙逢，是夏桀时忠臣关龙逢。桀荒淫无度，建酒池行乐，龙逢进谏，被桀杀害。(《韩诗外传》)诗人借用历史故事和传说，慨叹王著之死气冲霄汉，举国为之感动;劝慰王之英灵不必随子胥之逐潮;可在九泉之下，与忠臣龙逢伴游。天地之间，英名永存。大有“请君悲歌歌一曲，狂飚为我从天落”之势。
诗的最后四句，令人联想起屈原的《国殇》，长歌慨慷，幽思难忘：“出不入兮往不反……身首离兮心不惩”，“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象王著这样的人，生为人杰，死为鬼雄，山神为之悲啸，“啸歌伤怀，念彼硕人”(《诗经·小雅·白华》)，连诗人自己这个“铁面御史”也感到惭愧。“铁面御史”一语双关。本指北宋殿中侍御史赵抃，因其弹劾不避权贵，京师号“铁面御史”。诗人适受南台侍御史，故以铁面御史自嘲，以示面对英雄无畏果敢诛杀奸臣，自愧不如之意。这样结尾，言尽意未尽，文穷而情愈浓，从古贯今，由人及己，均于英雄面前逊色，此笔法之奇，行文之壮，能不令人钦佩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