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书》^②曰：“诗言志。”《礼记》^③申其说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大序》^④复释其义曰：“诗也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观于此， 则千古诗教之源，未有先于言志者矣。

乃近世论诗之士，语及言志， 多视为迂阔而远于事情， 由是风雅渐漓^⑤，诗教不振。抑知言志之道，无待远求， 风雅固其大宗^⑥， 谣谚尤其显证。欲探风雅之奥者， 不妨先问谣谚之途。诚以言为心声^⑦，而谣谚皆天籁自鸣， 直抒己志，如风行水上， 自然成文， 言有尽而意无穷，可以达下情而宣上德， 其关系寄托， 与风雅表里相符，盖风雅之述志， 著于文字;而谣谚之述志，发于语言。语言在文字之先，故点画不先于声音， 简札不先于应对。自来讲点画者，兼溯声音之始;工简札者，兼求应对之宜;然则谈风雅者，兼诵谣谚之词， 岂非言语文学之科实有相因而相济者乎?

顾前人裒^⑧录谣谚者，如郭氏茂倩之《古乐府解题》、左氏克明之《古乐府》、刘氏履之《风雅翼》、唐氏汝谔之《古诗解》， 则有谣无谚;臧氏懋循之《诗所》、郭氏子章之《六语》， 则谣谚并收，然皆以谣谚各列一门，而非以谣谚特编一集。至若周氏守忠之《古今谚》，则有谚无谣，杨氏慎之《古今谚》、《古今风谣》， 则谣谚分载，然其去取界限不甚谨严，故古籍每有阙遗，而今语尤多芜杂，阅者未能满其志焉。

顷读观察杜公手辑《古谣谚》一书， 采摭^⑨期于至详， 裁鉴^⑩期于至审⑾，体例期于至密，订正期于至精，集诸家之长，而无诸家之失， 其包罗宏富，共识为艺苑之讵观矣。而余所以推重此书者， 则更在公之听舆诵^⑿而酌民言，深有得乎诗教之本。盖谣谚之兴， 由于舆诵， 为政者酌民言而同其好恶，则刍荛葑菲⁽¹³⁾，均可备询访于輶轩⁽¹⁴⁾，故昔之观民风者，既陈诗亦陈谣谚。考之《左氏正义》， 以逍遥训谣，许氏《说文》， 以传言训谚⁽¹⁵⁾。夫谣与遥同部，凡发于近地者， 即可行于远方;谚从彦得声，凡播于时贤者，即可传之来哲。然则谣谚之语，在今日以为古， 在昔时则以为今， 所谓后之视今， 犹今之视昔也。

此书有鉴于周、杨两书之泛滥， 故但纪古而不纪今。然公于里谚民谣最能体察， 虽久司盐莱⁽¹⁶⁾，未握台纲， 而遇闾阎有控诉于前者，必善为绥抚，故事不越职， 而道济于生人。加以前此两摄东亭，舆情爱戴，士民之献颂者，咸拟诸古循吏焉。此以知古人谣谚， 本不啻⁽¹⁷⁾言志之诗， 而编次成书， 即不啻公之言志，信足以阐扬诗教而主持风雅之盟矣。惟祝至今以往，将见班秩弥高而政绩愈显， 撰著益富而声望愈隆， 其即以此书为左券⁽¹⁸⁾也夫。

(周绍良校点《古谣谚》， 中华书局1958年版)

注释 ①《古谣谚》——清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杜文澜编辑，共一百卷。搜集古书中所引上古至明代谣谚，另有“附录”与“集说”，共分三部分。按所引各书所属经、史、子、集四部编排，注明出处，并有考订。是书有咸丰十一年(1861)曼陀罗华阁刻本， 中华书局1958年版周绍良校点本。②《虞书》——见《尚书》，记载虞舜的传说。③《礼记》——儒家经典之一。相传为西汉戴圣编。四十九篇，后订为十二卷。本书为秦汉以前《儒家治礼》所辑解释和补充性传习资料，初无定本，经东汉郑玄作《礼记注》，乃成定本。唐孔颖达作《礼记正义》与郑注合刊于原文之下，是为通行本。④《诗大序》——汉代赵人毛苌传的《诗》，在每首诗题下均有序。唐人陆德明《经典释文》引旧说，认为“《关睢》，后妃之德也”起到“用之邦国焉”止，称为小序;自“风，风也”起到篇末叫做大序。⑤漓(li)——薄。⑥大宗——指事物的本源。⑦言为心声——扬雄《法言·问神》： “言为心声，书为心画。” ⑧裒(pou)——聚。⑨摭(zhi)——拾取，摘取。⑩鉴——审察，细看。(11)审——详细，周密。(12)舆诵——舆，众。不歌曰“诵”。(13)刍荛葑菲——刍荛，打柴人。葑菲，均为菜名。(14)輶轩(you xuan)——轻车。古代帝王使臣所乘，后因称使臣为“輶轩使”。周、秦时，每年八月遣輶轩使求各地方言。(15)以传言训谚——《说文》： “谚，传言也。” (16)盐笑——食盐者的户口册籍。(17)啻(chi)——但，仅， 只。(18)左券——古代契约分为左右两联，双方各执其一;左券即左联，常用为索偿的凭证。

赏析 《古谣谚》凡例第一则云：“谣谚二字之本文，各有专属主名。盖谣训徒歌，歌者咏言之谓，咏言即永言，永言即长言也。谚训传言，言者直言之谓，直言即径言，径言即捷言也。长言主于咏叹，故曲折而纡徐;捷言欲其显明，故平易而疾速。此谣、谚之所由判也。然二者皆系韵语，体格不甚悬殊，故对文则异，散文则通，可以彼此互训。”又说： “但纪古而不纪今，即古谣谚为名焉。”

按照杜文澜的解释，所谓“谣谚”也就是民歌，相当于《诗经》中的“国风”。但是，“诗三百”因了汉儒以来句句对证的解释渐渐成为关乎教化的经典之作，以至被一步步地纳入到统治阶级的政治体制中，并在随后的流传过程中有了更明确的服务宗旨。随着后世脑体分工的严格，诗歌的雅俗对立也就愈加明显。前者指文人士大夫的颇为考究的书面创作，以雅正见长;后者指劳动人民“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口头创作，其中有一部分为统治者所收录。雅诗最终将俗诗排挤出诗歌的领地。先秦时候“风” (即民歌)、“雅”并行的诗坛变成雅诗一统天下的局面， “风”渐渐失去其含义而与“雅”一起作为正统诗歌即“风雅”(亦称雅诗)而成为诗歌的代称。“风”的概念则为谣谚取代。古代的采风制度荒废了， “诗言志”的传统也荒废了。清人杜文澜有鉴于此，故辑录古籍中上古至明代的谣谚共3300余首，结集为《古谣谚》。刘毓崧的序言，对此作了说明，并表达了他对谣谚的看法。

刘毓崧着眼于谣谚与“风雅”的联系，认为谣谚“与风雅表里相符”， “相因而相济”。他从两个方面加以论证：其一根据“诗言志”的传统意义，从谣谚的起源谈起，指出谣谚兴于“舆诵”，即众人的徒诗。古代采诗(亦称采风)的人，向为政者“既陈诗又陈谣谚”。而统治者则根据谣谚了解百姓的“好恶”，并调整统治政策。古代的为政者正是看到了谣谚反映现实的精神而对其备加重视。可今世之人则把谣谚看成是远古之事，将其反映现实的精神丢弃了，而且，“近世论诗之士”连“风雅”的“言志之道”也日益淡化了。这样，不仅造成了谣谚和“风雅”的对立和因对立造成的诗歌范围与含义的狭小，且也造成了“风雅渐漓，诗教不振”的现状。实际上，谣谚和“风雅”同源于诗歌，都是表现人的思想感情的一种形式，它们共同承担着“达下情而宣上德”的责任。其二是从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关系来论述。他据《法言·问神》 “言为心声，书为心画”之意，指出在表现人的思想感情方面，谣谚诉诸“语言”， “风雅”诉诸“文字”，而“语言”则是“文字”的前身。这样，返祖归源，刘毓崧就将谣谚重新置回诗歌园地。在理论上打破了“风雅”一统诗坛的局面。

刘毓崧关于谣谚和“风雅”关系的论述，无疑十分精辟而独到。并且他对谣谚的看法更是一反前人(古时文人、士大夫)、时人对它的鄙薄，显得极有见地。他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将谣谚看成一种抒情言志的独立的诗歌样式而发扬光大之，而是遵循了传统的惯例，把它重新纳回“达下情而宣上德”的关乎风化的老路上去。所以，正如他在序中所言，他推崇杜文澜编辑的《古谣谚》，不仅是因为与诸选本相比它“集诸家之长，而无诸家之失”，更重要的是它的作者“听舆诵而酌民言，深有得乎诗教之本”。刘毓崧对杜文澜其书其人的嘉勉是以经学家的眼光作出的评价。清代“经世致用”的文风据此可略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