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养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轶②汉唐而过之远矣。盛时忠贤杂遝③，人有余力。及天命已去， 人心已离， 有挺然独出于百万亿生民之上，而欲举其已坠，续其已绝，使一时天下之人， 后乎百世之下，洞知君臣大义之不可废，人心天理之未尝泯， 其有功于名教为何如哉!
丞相文公， 少年趠厉④， 有经济⑤之志; 中为贾沮⑥， 徊翔外僚⑦。其以兵入援也⑧， 大事去矣;其付以钧轴⑨也，降表具矣; 其往而议和也， 冀万一有济⑩耳。平生定力(11)， 万变不渝。”父母有疾，虽不可为， 无不用药之理。”公之语， 公之心也。是以当死不死， 可为即为，逸于淮，振于海。真不可为矣， 则惟有死尔。可死矣， 而又不死， 非有他也。等一死尔，昔则在己，今则在天(12)，一旦就义，视如归焉。光明俊伟，俯视一世，顾肤敏(13)裸将之士不知为何物也。推此志也， 虽与嵩、华(14)争高可也。宋之亡，守节不屈者有之， 而未有有为若公者， 事固不可以成败论也。然则收宋三百年养士之功者，公一人尔。
孙富为湖广省检校官(15)，始出辽阳儒学副提举卢陵刘岳申(16)所为传，将刻之梓(17)，俾(18)有壬序之。有壬早读《吟啸集》、《指南录》(19)，见公自述甚明。三十年前游京师，故老能言公者尚多， 而讶其传之未见于世也。伏读感慨，惜京师故老之不及见也。公之事业在天地间，炳中日星， 自不容泯;而史之取信，世之取法， 则有待于是焉。若富也， 可谓能后者已。
元统改元(20)十二月朔，参议中书省相台许有壬序。
(“四库全书”本《圭塘小稿》)
注释 ①《文丞相传》——元朝刘岳申根据文天祥的遗著和自己的见闻所作的传记，详细记载了文天祥的一生，较《宋史》的《文天祥传》更为翔实。②轶——超越、超过。③杂遝——杂多、纷乱。④趠厉——精神振奋，议论纵横。趠，同“踔”。⑤经济——经世济民，治理国家。⑥中为贾沮——中途为贾似道所阻。贾似道， 南宋末权臣，曾专权多年，把持朝政。沮，阻止。⑦徊翔外僚——指文天祥因迕贾似道被贬斥外放。⑧其以兵入援也——指德祐元年(1275)，元兵东下，文天祥在赣州组织义军，入卫临安(今浙江杭州)。⑨钧轴——国家政务重任。这里指文天祥于1276年出任右丞相。⑩济——成功。(11)平生定力——指文丞相以身报国之志。(12)昔则在己，今则在天——意指文天祥被拘大都之后，命握敌手，欲死不得。(13)肤敏——聪敏。《诗·大雅·文王》：“殷士肤敏。”毛传： “肤，美;敏，疾也。” (14)嵩、华——嵩， 嵩山，在河南登封县。华，华山，在陕西华阴县南。(15)检校官——官名， 负责查核、察看。(16)提举——官名，宋代以后设立主管专门事务的职官，以提举命名。刘岳申——字高仲，吉安人，生卒年不详，约元武宗至大前后在世。以吴澄荐，召为辽阳儒学副提举。著有《申齐集》。(17)梓——印刷。(18)俾——使。(19)《吟啸集》、《指南录》——均为文天祥的诗集。诗作多洋溢着爱国激情。(20)元统改元——元统，元顺帝年号(1333—1335)。改元，君主、王朝改换年号，每个年号开始的一年为元年。元统改元，即元统元年。
赏析 华夏自古多义士，而在改朝易代、民族危亡之际则尤甚。爱国英雄文天祥以其矢志不渝的报国壮举和“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书写了有宋一代三百年间最辉煌的历史篇章。他的业绩，彪炳千古;他的精神，光照日月。故传其人，录其事，表彰其精神，以激励后人。元人刘岳申据文山遗著及其见闻所作的《文丞相传》，详细记录了文丞相的生平事迹，叙写了其傲然不屈的生命历程，其丰富翔实， 为其他有关文天祥的传记不及。丞相之孙文富得此传，欲以刻印，请作者为序，于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撰成此文。
该序以论述文天祥的业绩为主，极力称扬文丞相为人之“光明俊伟”，磊落一世，在主人公的可传之点上养气蓄势。环境愈是艰险，愈见人物不凡，作传传世愈显其价值。作者遵循此旨，精心结构，刻意为文，或叙事，或议论，围绕着“可为”与“不可为”、“生”与“死”的矛盾对壮士之抉择予以剖析，纵横捭阖，回环转折，阐明丞相平生心志与作者的深情敬仰之意，读来颇感气势雄浑。其间情之切，理之足，力透纸背。
为人作序，作者并不从受请说起，而是远宕一笔，大谈宋代养士之盛，养士之功。养士， 旨在倡名教，树楷模，传百世。对养士初衷的概括，乍看似嫌遥远，与传难相契合，实则是作者有意将距离拉开，预设了一个评人品事的标准、尺度，为下文颂扬文天祥的功业张本。接着，序文夹叙夹议，盛赞文丞相为人之忠义贞节。文公少有“经济之志”，虽历经磨难，出生入死，却“万变不渝”。在南宋大势已去时，率兵弛援;在降表已具时， 出任丞相;在兵临都城时，往而议和。作者在此援引了文丞相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几次壮举， 以史实证明其欲力挽狂澜的经世报国之志。然仅此几例尚不足以展示文丞相的真精神。于是，作者纵笔开掘，引其言，推其心，将人物置于生与死的抉择困境中以窥其真面目。国之存时，其“当死不死”， “可为即为”，苟活于百般“可死”之后，是为“将以有为”;而当君死国亡之际， “真不可为”之时， 则视死如归，舍生取义。作者在最普通而又最本质的生与死、可为与不可为之间反复论证，择取最易展现人生气节的生死问题来将文丞相竭力而为、知其必死而不畏死的英雄气概阐发无遗。经过上述的层层论证，承前文之铺垫，得出结论：在“天命已去， 人心已离”之时、做到“挺然独出于百万亿生民之上，而欲举其已坠、续其已绝”。可见，合于宋养士之功的，三百年间惟有文天祥一人，作者于此为文丞相定了格。
作者颂扬文天祥的功绩，不为空言，处处以事理为据。叙事，抓住要旨;论理，则由事而发，推其志，示其心。序文或论断，或辨析， 曲折为文， 回肠荡气，笔端蕴含着丰富的感情，令人感到深同此理。序文之末转至本题，说明了传之由来及为文丞相作传传世的意义，补上了为文作序不可短缺的一笔。许氏感其行，崇其人，早惋叹其传不见于世。今之将传，感慨系之，故深情为文，慰文公，励后人。
此为传序，但作者不涉传之优劣，不评其文野，却畅言文公之精神、行止瑰伟磊落，卓然一世，行文中寓含着对作传、刻传之举的肯定。序文虽短，却雄浑隽永，撼人心魄。其句式安排上的骈散相兼，长短错杂，均因情而用，与论理相谐，陡增序文夺人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