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戕竹记》原文|翻译|赏析

【原文】

洛最多竹,樊圃棋错。包箨树笋之赢,岁尚十数万缗,坐安侯利,宁肯为渭川下。然其治水庸,任土物,简历芟养,率须谨严。家必有小斋闲馆在亏蔽间,宾欲赏,辄腰舆以入,不问辟疆,恬无怪让也。以是名其俗,为好事。

壬申之秋,人吏率持镰斧,亡公私谁何,且戕且桴,不竭不止。守都出令:有敢隐一毫为私,不与公上急病,服王官为慢,齿王民为悖。如是累日,地榛园秃,下亡有啬色少见于颜间者,由是知其民之急上。

噫! 古者伐山林,纳材苇,惟是地物之美,必登王府,以经于用。不供谓之畔废,不时谓之暴殄。今土宇广斥,赋入委叠;上益笃俭,非有广居盛囿之侈。县官材用,顾不衍溢朽蠹,而一有非常,敛取无艺。意者营饰像庙过差乎! 《书》不云:“不作无益害有益。”又曰:“君子节用而爱人。”天子有司所当朝夕谋虑,守官与道,不可以忽也。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

〔注〕 ①渭川:《史记·货殖列传》:“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渭川千亩竹……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②不作无益害有益:《尚书·旅獒》:“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 ③君子节用而爱人:《论语·学而》:“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鉴赏】

这篇文章写的是一起戕害竹林之事。事情发生在洛阳,时间在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这一年八月宫中大火,烧毁了崇德、长春等八殿。为了修复宫殿,朝廷命各地供给修建材料。洛阳官吏得令后不问需要多少,迅即将所有竹林砍伐一空。作者时在洛阳任西京留守推官,记下了这件事,并就此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文章从题前落笔,先写洛竹之利,养竹之艰,竹林之美,主人之好客,言简意赅,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洛阳竹林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又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这就为“戕竹”——一场灾难的到来,作了有力的铺垫和反衬。

第二节正面写“戕竹”。先点出时间:“壬申之秋”,即明道元年秋天。接着就写大砍大伐。“人吏”四句,句式由长而短,由散而整,用辞斩截,音节急促,将“戕竹”的来势之猛,行动之快,渲染得令人难以喘息。“人吏”之所以有如此来头,原来是“守都”(指河南府的主管官,即西京留守)有令。如此层层邀功,个个卖力,不几天,“樊圃棋错”的竹林,便变成处处“地榛园秃”。而百姓呢?却没有一丝吝惜之情流露于颜面。确实耐人寻味。再读下去,便深感百姓的可怜、可悲,因为他们不仅在物质上作了惨重而无益的牺牲,而且在感情上还遭到一番极大的欺骗和愚弄,则吏之可恨,自在言外。“下亡有啬色少见于颜间者,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实在是意味深长的一笔。

作者写过“戕竹”之后,引古证今,加以议论,这就是文章的最后一节。首先指出“伐山林,纳材苇”的目的是“以经于用”。在这个前提之下,地方“不供谓之畔废”,但是,官府若不按一定时间采伐聚敛,则“谓之暴殄”,更何况不“经于用”呢! 现在疆域辽阔,年年赋敛之物积聚甚多,而仁宗亦无大建宫室园囿的奢侈之心,所以朝廷长期积压的各种材料,无不听其朽烂。但是尽管如此,只要有一点意外情况,还是一不问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二不问时间是否合适,便打着“与公上急病”的旗号,层层加码,敛取无度,“不竭不止”,结果所取又超过所需,自然又是堆积腐烂。“《书》不云”两句,以正面的教诲之词,婉转而尖锐地批评了上述行为,恰恰是以“无益”于民之举(戕竹),害于民有益之物(洛竹),无“节用爱人”之心显而易见。由记事而评论,最后上升到为官之道。至此,事已记过,理也说透,文章似乎可以结束了,出乎意料,作者又再加生发——“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奇峰突起,境界大开。原来“戕竹”一事,只不过是用以折射大千世界的一面小小的镜子。点睛结穴,戛然而止,是所谓实处还虚。大千世界,古往今来,究竟有多少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戕竹”之事?还是留给读者去思考吧。

这篇文章一般选本不大见,其原因大概是觉得它还不能反映欧阳修的“纡徐委备”的风格。其实,它也有值得注意之处。我们知道二十五岁的欧阳修,于天圣九年(1031)到洛阳任西京留守推官,“始从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宋史》本传)。可见欧阳修的政治活动与文学活动基本上是同时起步的。这篇文章作于明道元年,也正是这个“起步”阶段的作品。文中所述的为官之道,与他后来主张为政宽简,注重实际,无疑是一脉相承的;那“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的看法,正可以解释他之所以要赞助、参与范仲淹主持的革弊救民的“庆历新政”。这篇文章不仅采用散体形式,而且内容直接议论时事,干预现实,这也反映了他的进步的政治思想与进步的文学创作,在“起步”阶段就统一在他的实践中。事实证明,他后来反对为文而文,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的文风,也不是偶然的;而这对于宋代古文运动的胜利,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这篇文章还显示了这位年轻的西京留守属官欧阳修的踔厉风发、不畏权势的精神风貌,而且这种“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可见这篇短文,在表现上虽不能充分反映作者成熟期的文风,但对了解、研究作者思想、创作的发展,乃至作者的品格、为人,都是颇有价值的。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说它值得注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