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黄景仁·圈虎行》原文赏析
都门岁首陈百伎，鱼龙怪兽罕不备。何物市上游手儿，役使山君作儿戏?初舁虎圈来广场，倾城观者如堵墙。四围立栅牵虎出，毛拳耳戢气不扬。先撩虎须虎犹帖，以棓草地虎入立。人呼虎吼声如雷，牙爪丛中奋身入。虎口呀开大如斗，人转从容探以手。更脱头颅抵虎口，以头饲虎虎不受， 虎舌舐人如舐毂。 忽按虎脊叱使行， 虎便逡巡绕阑走。 翻身踞地蹴冻尘，浑身抖开花锦茵。盘回舞势学胡旋，似张虎威实媚人。少焉仰卧若佯死，投之以肉霍然起。观者一笑争醵钱，人既得钱虎摇尾。仍驱入圈负以趋，此间乐亦忘山居。依人虎任人颐使，伴虎人皆虎唾余。我观此状意消沮，嗟尔斑奴亦何苦! 不能决蹯尔不智，不能破槛尔不武。此曹一生衣食汝，彼岂有力如中黄，复似梁鸯能喜怒? 汝得残餐究奚补，伥鬼羞颜亦更主。旧山同伴倘相逢，笑尔行藏不如鼠。
《圈虎行》是乾隆四十五年 (1780) 黄仲则三十二岁时在北京写的。他在京生活贫困，后来为债家所逼出京，病死于山西解州道中。写这诗时，他已深深地领略了功名蹭蹬、浮沉下僚的窘穷辛酸的况味，阅历了炎凉威福的人情世态，所以诗篇通过对当时京师的 “圈虎”之戏的描写，抒发了他的嫉世、讽世之情。
开头四句是诗的总冒。前二句提示这首叙事诗所写的事件的背景，地点是当时的首都，时间是初春，此时此地，街市上热闹异常，曼衍鱼龙，驯服怪兽，各式各样的卖艺杂耍无不具备。它一方面反映所谓乾隆“盛世”的京师盛况，另一方面从不能务本业、务正业的卖艺人之多，反映了当时下层人民生计的艰难。作者本无意在这两句中反映复杂的社会矛盾，但由于真实反映生活，却把这种矛盾自然透露出来，也许就是所谓“形象大于思想”吧! 后二句，由面紧收到点，由背景紧接着点明诗篇描写的对象。那种被世俗称为“百兽之王”，这里称为“山君”，后文称为“斑奴”的老虎，竟被市上的 “游手儿”役使着作为表演把戏的角色。“游手儿”与“山君”相映成趣，也进一步透露了这些人的身份及其活动的社会原因，无意中补充上文对矛盾的反映。“何物”二字，加重诧异的语气，表示虎受人耍的把戏的不平常。
第二段描写“圈虎”之戏的具体情景，是全诗的中心，既极细致又极简练，表现作者艺术修养的高度圆熟。它顺着眼观过程的次序写，层层递进，又善用反跌衬托手法。“初舁”四句写虎戏的开始，戏场的布置，观者的众多，以及老虎出场时的狼狈相。虎须是最不好惹的，人们把干危险的事比为“捋虎须”。“先撩”一句写这里情况特殊，耍虎戏的人不畏虎，一开始就去干这勾当，并且是慢慢地“撩”着拨弄，但虎却不敢发怒，依然“帖服”。这对老虎来说，还是消极地不敢发作本性而已。这是第一层。“以棓”一句，写虎的受人指使，人把木棒直立，它也就学着“人立”起来，不但人不畏虎，而且是虎畏人并积极听命于人的行动了。这是第二层。“人呼”一句，写观众看了奇状而惊呼，虎也偶示威风，随着怒吼起来，虎声人声，一片雷动。这里观众与老虎并写，但以观众的喝彩衬老虎。“牙爪”一句，写耍虎戏者敢于在虎声怒吼、虎爪张舞、虎威发作之时，奋身近虎，危险更大，是第三层。“虎口”二句，写老虎张巨口作食人状，其势更为凶恶可怖，而耍戏者更是不慌不忙，把手“从容”探入虎口，这是第四层。“更脱”三句，写耍戏者更把头颅伸进虎口，虎不但不敢咬，反作爱抚之状。舐人头如舐小虎(毂)，这种动作是很出人意料的，因而“虎舌”一句的精警之处也是很出人意料的。这一句把老虎的“媚人”之态写得生动可掬。这是第五层，是耍戏者惊险表演的高潮。这五层一层紧似一层，观众的心理当已高度紧张。诗只写耍戏者与老虎而不写观众，但从读者读诗时所受的吸引和反应来说，也完全可以体会到这一点。再说上文对老虎的怒吼和张口舞爪的描写，渲染紧张气氛，也全是为耍戏者的驯虎技能张本，以前者衬托后者。“忽按”二句，写耍戏者按着虎背，一声吆喝，虎便绕阑巡回而走。这是本段的转捩之笔，从对耍戏者的活动为主的描写转入对老虎的活动的描写。“翻身”四句，写耍戏者不必指挥，老虎自己就在“冻尘”中“翻身踞地”，抖动皮毛之美，学作“胡旋”之舞，“媚人”之态又更进一步，诗到这里结以“似张”一句，既是水到渠成、适应行文气机要求的不得不然之笔，也是揭示老虎一系列表演的可悲本质的画龙点睛之笔。孙星衍评：“仲则《圈虎行》为七古绝技，‘似张虎威实媚人’，奇句精思，似奇实正。”实在不错。就老虎方面来说，这四句又是它的表演的高潮。“少焉”六句，写虎戏的结束，“佯死”和“霍然起”是老虎表演高潮和“媚人”的余波，增加了诗的姿味。“人得钱”、“虎摇尾”是一场把戏表演的目的，是人与虎、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说明。“此间”句又继“似张”句之后对老虎再进行讽刺。
最后一段以议论作结。“依人”二句，感叹养活人的反而受人“颐指气使”，吃人的“唾余”，这是一种不公平、不正常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但存在于人和虎之间，且更多地存在于人和人之间，这就是下一句作者所说观看后“意消沮”的缘故。“不能决蹯”五句申明“嗟尔”句的感叹和斥责的理由：耍戏者并没有像《尸子》中所说的搏虎勇士中黄那样的武力，也没有像《列子》中所说的驯养禽兽者梁鸯那样的技能，一生靠老虎的耍戏谋“衣食”，而老虎却丧失原来的“虎性”，那样畏惧他们，不敢绝足(决蹯)以去，破槛而走，真是“不智”、“不武”之极。结尾四句从对“伥鬼”和“旧山同伴”的设想来总述老虎行动的可“羞”、可“笑”。虎与鼠对比，“伥鬼”与伥主对照，叙事与议论结合，表面上写得既辛辣又有谐趣，实际上是愤激而又沉痛的。
这首诗是当时北京社会的一幅绝好的风俗画。可以和它相比的，只有蒋士铨的《京师乐府词》的一些篇章。但这诗比蒋诗的“比兴”意义更为深刻复杂，它既可以是受制于人的失足“英雄”的写照，也可以是一些本性凶恶、善于施展威风，又甘心受控制他的人的“役使”，并耍尽各种手段以讨好主子的人的写照，更不必再谈上面所说的“养活”与“役使”关系的颠倒的问题了。上述可以写照的两种人，是统治阶级中所常见的，诗篇对老虎的描写，也是对这种人的穷形尽相的揭露。所以，这首诗就具有极为广泛而又深刻的典型意义。艺术上，生动、细致的白描，简洁精炼的语言; 结构严整而又有错落之处，如“更脱”句和“此曹”句俱以三句成片，和一般古诗常以两句成层的不同; 奔放激动的感情和劲挺的笔势在客观冷静的描写中透现出来; ……这些都很值得我们体味和学习。
黄仲则诗，似唐代的三李，它有李白诗的豪放，李贺诗的瑰奇，也有李商隐诗的缠绵工丽。他自己有一段《诗评》说： “愚见欲岑嘉州与李昌谷、温飞卿三家诗汇刻，似近无理;然能读之烂熟，定有绝妙过人处，亦惟解人能知之也。”这是他“夫子自道” 的创作心得之谈，不容忽视。他的古诗得力于二李和岑参，近体又得力于商隐和庭筠，故古近体兼工，奔放、瑰奇与绵丽兼擅。至于《圈虎行》一诗，白描细腻的功夫，则更为近似白居易的《琵琶行》一类诗篇。由此可知潘瑛《诗萃》所说的仲则诗 “自汉魏六朝下逮唐宋，咸能采撷精华，自成杼轴”，并非泛泛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