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对于批评家的希望》原文与赏析

鲁迅杂文《对于批评家的希望》原文与赏析

前两三年的书报上,关于文艺的大抵只有几篇创作(姑且这样说)和翻译,于是读者颇有批评家出现的要求,现在批评家已经出现了,而且日见其多了。

以文艺如此幼稚的时候,而批评家还要发掘美点,想扇起文艺的火焰来,那好意实在很可感。即不然,或则叹息现代作品的浅薄,那是望著作家更其深,或则叹息现代作品之没有血泪,那是怕著作界复归于轻佻。虽然似乎微辞过多,其实却是对于文艺的热烈的好意,那也实在是很可感谢的。

独有靠了一两本“西方”的旧批评论,或则捞一点头脑板滞的先生们的唾余,或则仗着中国固有的什么天经地义之类的,也到文坛上来践踏,则我以为委实太滥用了批评的权威。试将粗浅的事来比罢:譬如厨子做菜,有人品评他坏,他固不应该将厨刀铁釜交给批评者,说道你试来做一碗好的看: 但他却可以有几条希望,就是望吃菜的没有“嗜痂之癖”,没有喝醉了酒,没有害着热病,舌苔厚到二三分。

我对于文艺批评家的希望却还要小。我不敢望他们于解剖裁判别人的作品之前,先将自己的精神来解剖裁判一回,看本身有无浅薄卑劣荒谬之处,因为这事情是颇不容易的。我所希望的不过愿其有一点常识,例如知道裸体画和春画的区别,接吻和性交的区别,尸体解剖和戮尸的区别,出洋留学和“放诸四夷”的区别,笋和竹的区别,猫和老虎的区别,老虎和番菜馆的区别……。更进一步,则批评以英美的老先生学说为主,自然是悉听尊便的,但尤希望知道世界上不止英美两国;看不起托尔斯泰,自然也自由的,但尤希望先调查一点他的行实,真看过几本他所做的书。

还有几位批评家,当批评译本的时候,往往诋为不足齿数的劳力,而怪他何不去创作。创作之可尊,想来翻译家该是知道的,然而他竟止于翻译者,一定因为他只能翻译,或者偏爱翻译的缘故。所以批评家若不就事论事,而说些应当去如此如彼,是溢出于事权以外的事,因为这类言语,是商量教训而不是批评。现在还将厨子来比,则吃菜的只要说出品味如何就尽够,若于此之外,又怪他何以不去做裁缝或造房子,那是无论怎样的呆厨子,也难免要说这位客官是痰迷心窍的了。

十一月九日。

【析】文艺批评是总结创作经验、评价创作和促进创作的重要手段。文艺批评家须要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敏锐的眼光、批评的勇气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五四”文学革命以后,中国新文学正处于初创阶段,不但需要大批新作家,也非常需要脚踏实地的有修养的文艺批评家。而当时,文艺批评却有种种不足。鲁迅这篇文章,正是针对文坛现状中的许多实际情况提出来的。

出自促进文学事业发展的要求,虽然新文学创作尚处于幼稚阶段,文艺批评无论是“发掘美点”或者是指出不足,都是正常的、必要的,因为批评者都抱有热烈的好意。而另一些批评就有问题了,鲁迅举出:“靠了一两本‘西方’的旧批评论,或则捞一点头脑板滞的先生们的唾余,或则仗着中国固有的什么天经地义之类的,也到文坛上来践踏,则我以为委实太滥用了批评的权威。” 他特别指出,如果从严要求,批评家应在“解剖裁判别人的作品之前,先将自己的精神来解剖裁判一回,看本身有无浅薄卑劣荒谬之处”。当然,这样做很难,但起码应该“有一点常识,例如知道裸体画与春画的区别,接吻和性交的区别 ,尸体解剖和戮尸的区别……”。批评者若以英美老先生的学说为主也无妨,可不能因为自己只知道这一家就排斥其它的学说和主张。带着偏见就不可能做到公正,那是批评家的大忌。

鲁迅认为,西方过去的文艺批评虽然也有一些可以借鉴的地方,但不应拿人家固定的框架来套中国的新文学,更不应装模作样来贬低和否定新文学。否则,气势汹汹地杀上阵来,其实是无的放矢,借洋人以吓唬中国人,那是很可悲的。仗着老祖宗的旧法宝来行事,处处不敢越雷池一步,那也是对新文学的戕杀。这些做法,必然带来文学批评上的混乱。

针对当时文学批评理论上的混乱和浅薄武断,鲁迅曾经指出:“我每当写作,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因为那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①而且表示:“不相信中国的所谓‘批评家’之类的话。”②其实他并非反对批评,只不过反对批评的滥用罢了。所以,他又说:“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坛已经干净,那所得的结果倒是相反的。”③这说明,他不但提倡正常的文艺批评,而且主张批评的争鸣,各抒己见,彼此论争,使问题得以正确的解决。对于文艺批评,他主张“知人论世”,反对断章取义的“摘句”和故作诡秘的“虚悬”。他说:“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于说梦的。”④因此他呼吁:“现在首先需要的,也还是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⑤足见鲁迅对文艺批评的开展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对批评家寄予了殷切的期望,本文就是其中的一篇。他对文艺批评的要求和希望,在今天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指导意义。

这篇文章以质朴的文风见长,就事论事,逐一道来,但不松散,不板滞,要言不烦,深刻透辟,切中时弊。从文艺批评的幼稚状况说到照搬西方,照搬老祖宗的旧律,以至只重创作,轻视翻译等等,例证不多,点到即止。但主旨明确,毫不含胡。为了说明问题,巧用比喻,妙趣横生,如说到作者与批评者的关系,便以厨师和食客作比:“譬如厨子做菜,有人品评他坏,他固不应该将厨刀铁釜交给批评者,说道你试来做一碗好的看:但他却可以有几条希望,就是望吃菜的没有‘嗜痂之癖’,没有喝醉了酒,没有害着热病,舌苔厚到二三分。”比喻的妙用,既说明问题,又形象生动,十分贴切,非常得体。他还采用了欲进先退的手法,如对文学批评家的要求作如是说:“我不敢望他们于解剖裁判别人的作品这前,先将自己的精神来解剖裁判一回,看本身有无浅薄卑劣之处,因为这事情是颇不容易的。”实际上,他当然希望批评家能有严格的自我解剖精神,但是,退一步说则不显得咄咄逼人,没有教训的口吻,而容易为人所接受,两者的效果迥然相异。表达的方式千差万别,行文的奥秘全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