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原文与赏析

一 解题

《语丝》五七期上语堂先生曾经讲起“费厄泼赖”(fair play)，以为此种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只好努力鼓励; 又谓不“打落水狗”，即足以补充“费厄泼赖”的意义。我不懂英文，因此也不明这字的函义究竟怎样，如果不“打落水狗”也即这种精神之一体，则我却很想有所议论。但题目上不直书“打落水狗”者，乃为回避触目起见，即并不一定要在头上强装“义角”之意。总而言之，不过说是“落水狗”未始不可打，或者简直应该打而已。

二 论“落水狗”有三种，大都在可打之列

今之论者，常将“打死老虎”与“打落水狗”相提并论，以为都近于卑怯。我以为“打死老虎”者，装怯作勇，颇含滑稽，虽然不免有卑怯之嫌，却怯得令人可爱。至于“打落水狗”，则并不如此简单，当看狗之怎样，以及如何落水而定。考落水原因，大概可有三种：(1)狗自己失足落水者，(2)别人打落者，(3)亲自打落者。倘遇前二种，便即附和去打，自然过于无聊，或者竟近于卑怯;但若与狗奋战，亲手打其落水，则虽用竹竿又在水中从而痛打之，似乎也非已甚，不得与前二者同论。

听说刚勇的拳师，决不再打那已经倒地的敌手，这实足使我们奉为楷模。但我以为尚须附加一事，即敌手也须是刚勇的斗士，一败之后，或自愧自悔而不再来，或尚须堂皇地来相报复，那当然都无不可。而于狗，却不能引此为例，与对等的敌手齐观，因为无论它怎样狂嗥，其实并不解什么“道义”;况且狗是能浮水的，一定仍要爬到岸上，倘不注意，它先就耸身一摇，将水点洒得人们一身一脸，于是夹着尾巴逃走了。但后来性情还是如此。老实人将它的落水认作受洗，以为必已忏悔，不再出而咬人，实在是大错而特错的事。

总之，倘是咬人之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

三 论叭儿狗尤非打落水里，又从而打之不可

叭儿狗一名哈吧狗，南方却称为西洋狗了，但是，听说倒是中国的特产，在万国赛狗会里常常得到金奖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狗照相上，就很有几匹是咱们中国的叭儿狗。这也是一种国光。但是，狗和猫不是仇敌么?它却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因此也就为阔人，太监，太太，小姐们所钟爱，种子绵绵不绝。它的事业，只是以伶俐的皮毛获得贵人豢养，或者中外的娘儿们上街的时候，脖子上拴了细链子跟在脚后跟。

这些就应该先行打它落水，又从而打之;如果它自坠入水，其实也不妨又从而打之，但若是自己过于要好，自然不打亦可，然而也不必为之叹息。叭儿狗如可宽容，别的狗也大可不必打了，因为它们虽然非常势利，但究竟还有些像狼，带着野性，不至于如此骑墙。

以上是顺便说及的话，似乎和本题没有大关系。

四 论不“打落水狗”是误人子弟的

总之，落水狗的是否该打，第一是在看它爬上岸了之后的态度。

狗性总不大会改变的，假使一万年之后，或者也许要和现在不同，但我现在要说的是现在。如果以为落水之后，十分可怜，则害人的动物，可怜者正多，便是霍乱病菌，虽然生殖得快，那性格却何等地老实。然而医生是决不肯放过它的。

现在的官僚和土绅士或洋绅士，只要不合自意的，便说是赤化，是共产;民国元年以前稍不同，先是说康党，后是说革党，甚至于到官里去告密，一面固然在保全自己的尊荣，但也未始没有那时所谓“以人血染红顶子”之意。可是革命终于起来了，一群臭架子的绅士们，便立刻皇皇然若丧家之狗，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革命党也一派新气，——绅士们先前所深恶痛绝的新气，“文明”得可以;说是“咸与维新”了，我们是不打落水狗的，听凭它们爬上来罢。于是它们爬上来了，伏到民国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的时候，就突出来帮着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人，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一直到现在，遗老不必说，连遗少也还是那么多。这就因为先烈的好心，对于鬼蜮的慈悲，使它们繁殖起来，而此后的明白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要花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

秋瑾女士，就是死于告密的，革命后暂时称为“女侠”，现在是不大听见有人提起了。革命一起，她的故乡就到了一个都督，——等于现在之所谓督军，——也是她的同志：王金发。他捉住了杀害她的谋主，调集了告密的案卷，要为她报仇。然而终于将那谋主释放了。据说是因为已经成了民国，大家不应该再修旧怨罢。但等到二次革命失败后，王金发却被袁世凯的走狗枪决了，与有力的是他所释放的杀过秋瑾的谋主。

这人现在也已“寿终正寝”了，但在那里继续跋扈出没着的也还是这一流人，所以秋瑾的故乡也还是那样的故乡，年复一年，丝毫没有长进。从这一点看起来，生长在可为中国模范的名城里的杨荫榆女士和陈西滢先生，真是洪福齐天。

五 论塌台人物不当与“落水狗”相提并论

“犯而不校”是恕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直道。中国最多的却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但是，这其实是老实人自己讨苦吃。

俗语说： “忠厚是无用的别名”，也许太刻薄一点罢，但仔细想来，却也觉得并非唆人作恶之谈，乃是归纳了许多苦楚的经历之后的警句。譬如不打落水狗说，其成因大概有二：一是无力打;二是比例错。前者且勿论;后者的大错就又有二：一是误将塌台人物和落水狗齐观，二是不辨塌台人物又有好有坏，于是视同一律，结果反成为纵恶。即以现在而论，因为政局的不安定，真是此起彼伏如转轮，坏人靠着冰山，恣行无忌，一旦失足，忽而乞怜，而曾经亲见，或亲受其噬啮的老实人，乃忽以“落水狗”视之，不但不打，甚至于还有哀矜之意，自以为公理已伸，侠义这时正在我这里。殊不知它何尝真是落水，巢窟是早已造好的了，食料是早经储足的了，并且都在租界里。虽然有时似乎受伤，其实并不，至多不过是假装跛脚，聊以引起人们的恻隐之心，可以从容避匿罢了。他日复来，仍旧先咬老实人开手，“投石下井”，无所不为，寻起原因来，一部分就正因为老实人不“打落水狗”之故。所以，要是说得苛刻一点，也就是自家掘坑自家埋，怨天尤人，全是错误的。

六 论现在还不能一味“费厄”

仁人们或者要问：那么，我们竟不要“费厄泼赖”么?我可以立刻回答：当然是要的，然而尚早。这就是“请君入瓮”法。虽然仁人们未必肯用，但我还可以言之成理。土绅士或洋绅士们不是常常说，中国自有特别国情，外国的平等自由等等，不能适用么?我以为这“费厄泼赖”也是其一。否则，他对你不“费厄”，你却对他去“费厄”，结果总是自已吃亏，不但要“费厄”而不可得，并且连要不“费厄”而亦不可得。所以要“费厄”，最好是首先看清对手，倘是些不配承受“费厄”的，大可以老实不客气;待到它也“费厄”了，然后再与它讲 “费厄” 不迟。

这似乎很有主张二重道德之嫌，但是也出于不得已，因为倘不如此，中国将不能有较好的路。中国现在有许多二重道德，主与奴，男与女，都有不同的道德，还没有划一。要是对“落水狗”和“落水人”独独一视同仁，实在未免太偏，太早，正如绅士们之所谓自由平等并非不好，在中国却微嫌太早一样。所以倘有人要普遍施行“费厄泼赖”精神，我以为至少须俟所谓“落水狗”者带有人气之后。但现在自然也非绝不可行，就是，有如上文所说：要看清对手。而且还要有等差，即“费厄”必视对手之如何而施，无论其怎样落水，为人也则帮之，为狗也则不管之，为坏狗也则打之。一言以蔽之：“党同伐异” 而已矣。

满心“婆理”而满口“公理”的绅士们的名言暂且置之不论不议之列，即使真心人所大叫的公理，在现今的中国，也还不能救助好人，甚至于反而保护坏人。因为当坏人得志，虐待好人的时候，即使有人大叫公理，他决不听从，叫喊仅止于叫喊，好人仍然受苦。然而偶有一时，好人或稍稍蹶起，则坏人本该落水了，可是，真心的公理论者又“勿报复”呀，“仁恕”呀，“勿以恶抗恶”呀……的大嚷起来。这一次却发生实效，并非空嚷了：好人正以为然，而坏人于是得救。但他得救之后，无非以为占了便宜，何尝改悔;并且因为是早已营就三窟，又善于钻谋的，所以不多时，也就依然声势赫奕，作恶又如先前一样。这时候，公理论者自然又要大叫，但这回他却不听你了。

但是，“疾恶太严”，“操之过急”，汉的清流和明的东林，却正以这一点倾败，论者也常常这样责备他们。殊不知那一面，何尝不“疾善如仇”呢?人们却不说一句话。假使此后光明和黑暗还不能作彻底的战斗，老实人误将纵恶当作宽容，一味姑息下去，则现在似的混沌状态，是可以无穷无尽的。

七 论“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中国人或信中医或信西医，现在较大的城市中往往并有两种医，使他们各得其所。我以为这确是极好的事。倘能推而广之，怨声一定还要少得多，或者天下竟可以臻于郅治。例如民国的通礼是鞠躬，但若有人以为不对的，就独使他磕头。民国的法律是没有笞刑的，倘有人以为肉刑好，则这人犯罪时就特别打屁股。碗筷饭菜，是为今人而设的，有愿为燧人氏以前之民者，就请他吃生肉;再造几千间茅屋，将在大宅子里仰慕尧舜的高士都拉出来，给住在那里面;反对物质文明的，自然更应该不使他衔冤坐汽车。这样一办，真所谓“求仁得仁又何怨”，我们的耳根也就可以清净许多罢。

但可惜大家总不肯这样办，偏要以己律人，所以天下就多事。“费厄泼赖”尤其有流弊，甚至于可以变成弱点，反给恶势力占便宜。例如刘百昭殴曳女师大学生，《现代评论》上连屁也不放，一到女师大恢复，陈西滢鼓动女大学生占据校舍时，却道“要是她们不肯走便怎样呢? 你们总不好意思用强力把她们的东西搬走了罢?”殴而且拉，而且搬，是有刘百昭的先例的，何以这一回独独“不好意思”?这就因为给他嗅到了女师大这一面有些“费厄”气味之故。但这“费厄”却又变成弱点，反而给人利用了来替章士钊的“遗泽”保镳。

八 结末

或者要疑我上文所言，会激起新旧，或什么两派之争，使恶感更深，或相持更烈罢。但我敢断言，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毒害，向来就并未放松过，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只有改革者却还在睡梦里，总是吃亏，因而中国也总是没有改革，自此以后，是应该改换些态度和方法的。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析】本文写于1925年12月29日，发表于1926年1月10日的《莽原》半月刊，是《坟》一书中所收的重要论文。鲁迅说：“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本文表明鲁迅的思想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对敌人的凶残本性的认识，对中国革命，特别是辛亥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对痛打落水狗思想的精辟论证，说明鲁迅对中国社会的现象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也说明鲁迅通过艰苦的探索已孕育着他日后飞跃性的思想转变的基因。

本文确系针对林语堂和周作人的错误言论而发，但并未如许多论者所说，是将批判的剑锋指向林、周二人，将他们当做敌人痛加驳斥、严厉抨击。当时，林语堂还是鲁迅的挚友，周作人虽然与鲁迅失和分居但并未割断兄弟情谊。在女师大事件中，他们站在同一立场，主持正义，为反对封建军阀及其走狗，支持进步青年而奋斗。只是当章士钊已经下台而段祺瑞也即将下野时，周作人才认为打落水狗，即是打死老虎，“也是不大好的事”。林语堂则强调要努力鼓励“费厄泼赖”精神，“对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鲁迅的文章，正确处理了敌、我、友三方的关系，批判矛头直接指向主要对手，教育争取的对象，则是以林语堂、周作人为代表的有错误思想的“老实人”。鲁迅十分讲究策略，本文在分寸、口气与论辩的态度上都注意到区分主次，恳切劝诫和严词批驳相结合，以充分的事例和严密论证来达到以理服人的效果。

“论时事不留面子，贬锢弊常取类型”是鲁迅杂文的重要艺术特征。运用比喻，塑造形象，赋予特定的形象以丰富的象征涵义，通过以物拟人或以物拟物的方式，揭示某种社会集团或某种类型人物的思想行为与精神面貌的特征，是鲁迅杂文的重要艺术手法。本文以“落水狗”比喻失败的敌人，借“叭儿狗”来为正人君子，亦即走狗文人传神写照，都是十分准确、恰当的。文章首先通过“解题”提出全文的中心论点，接着分六段阐明六个分论点，采用层层深入与逐点驳斥相结合的手法，多侧面、全方位地进行论证，纵向的逻辑结构环环扣紧，关锁严密，横向的形象比喻左右逢源，各呈妙相。词严义正，思路畅达，在冷峭尖利的讽刺中隐含着作者忠厚正直的秉性和委婉深曲的用心，充分显示出鲁迅杂文的战斗风格。

“解题”部分，用概括叙述的方式引出林语堂的主张，作为全文批评论述的靶子。鲁迅巧妙地以“不懂英文” 为托辞，避开对“费厄泼赖”词义与内涵的探讨，明快直捷地提出关于 “打落水狗” 的问题，概括提出“ ‘落水狗’ 未始不可打，或者简直应该打”的中心论点，林语堂的错误主张，用“我却很想有所议论”的提法委婉地表示异议;对陈西滢，却借对文章总标题的解释，引用他诬蔑鲁迅是“在鬼头上装上义角”的话给予反击，态度十分鲜明。

第二部分仍紧扣“打落水狗”的命题，指出“落水狗”有三种，大都在可打之列。回答为什么要打落水狗的问题。首先对将“打死老虎”等同于“打落水狗”的观点进行辨析，老虎虽死，毕竟是虎，懦夫要硬充武松，按住死老虎痛打，确实是“装怯作勇”;但所打的毕竟是曾经威猛凶暴，不可一世的“老虎”，这就“怯得令人可爱”。但“落水狗”是活的，“落水”不等于死去，它也未因“受洗”而忏悔，故不能与死老虎等同。至于落水之狗是否该打，鲁迅认为应根据落水原因而定。并非因为咬人害人而自己“失足落水”之狗，因为它并无过错，不必去打。别人打落水之狗对于我们并无冒犯与仇怒，随声附和去打自然过于无聊。但当时鲁迅亲自带领青年冲锋陷阵，与封建军阀及其走狗奋战，亲自将狗打落于水中，那是完全必要的，决不能对它讲“费厄”、施仁慈。用刚勇的拳师不打倒地的敌人和打落水狗相比较，意在说明狗性不同于人性，落水狗不解道义，不能与对等的敌手齐观，对它不能讲“费厄”。描写狗上岸后的表现，活画出狗的情态与动作，说明它落水后并未“受洗”，挨打后必将前来报复。“老实人”从善良愿望出发，希望落水狗本性已变，改恶从善，“实在是大错而特错的事”。

第三部分论证叭儿狗尤其该打，表现出对效忠主子，伪装公正与中立，实则助纣为虐的正人君子者流的深恶痛绝。鲁迅巧妙地勾画了叭儿狗的脸谱与特征，为正人君子者流传神写照。叭儿狗的特点是：“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 ‘中庸之道’似的脸来。”这是借狗喻人，活画出正人君子者们标榜公理与正义，自夸公允和折中，口谈中庸之道而深藏祸害青年之心，指责别人偏激而自己却偏袒恶势力的丑恶面目。他们深得主子宠爱，较少引人厌恶，但奴性十足，摇头摆尾地颠屁股以献媚求宠，能起到恶狗斗狗起不到的作用，“应该先行打它落水，又从而打之”，决不宽恕轻饶。鲁迅的上述主张，鲜明体现出他疾虚伪和反自由主义的战斗精神，他对叭儿狗的剖析与批判，要言不烦，画皮画神又画骨，不仅击中要害，而且使其情伪毕露，无可遁形。

第四部分，从“不 ‘打落水狗’是误人子弟的”入手，从反面论述落水狗的该打，以理论论据和事实论据充分论证中心论点。“狗性总不大会改变的”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确凿论据。只要它们是狗，就不会改变势利、狂吠与伺机报复的本性。只有等到一万年或更长的年代后，狗进化为非狗，狗性消失而善性大增，那时也许可以对它们讲费厄，施人道。故“费厄泼赖”不是不能实行，而是要缓行。作者还以清末至辛亥革命的血的教训为鉴戒，来说明不打落水狗的巨大危害，指出现在的官僚和绅士诬指不合己意的人为“赤化”、“共产”，正和清末民国初年反动派诬指对手为“康党”和“革党”一样，乃是故伎重演。他们对革命者决不宽恕，告密陷害，滥杀无辜，以人血染红顶子。因此，提倡“不打‘落水狗’”，不仅自误，而且误人，危害极深，因此，落水狗是非打不可的。

第五部分指出林语堂、周作人将塌台人物与落水狗相提并论的错误，是对中心论点的进一步深化。文章首先指出在对敌斗争中应采取直道而反对恕道。指出恕道是儒家所提倡的仁恕和中庸之道的表现是不足取的。尤其批评中国的革命者多采取的“枉道”，提倡针锋相对的 “直道”。鲁迅还尖锐批评不打落水狗的人“自家掘坑自家埋”，咎由自取，真是苦口婆心，语重心长。

第六部分又转而探讨问题的反面，即“费厄泼赖”究竟能否施行?他的主张是“现在还不能一味‘费厄’”，即“费厄泼赖”的精神应该提倡，但现在为时尚早。因为反动统治者苛猛暴虐，杀人如草，对人民和革命者从来不讲“费厄”，我们对他们也不能讲费厄，只能“请君入瓮”，用他们对付人民的办法反施在他们的身上。中国自有特殊的历史条件与政治背景，英国绅士阶级倡导的“费厄泼赖”精神，不适用于当时的中国。因为“他对你不 ‘费厄’，你却对他去 ‘费厄’，结果总是自己吃亏”，到末了，不但要敌人宽容人民不可能，就连老实人省悟过来不想讲“费厄”，不宽恕敌人也办不到了。因此，要实行“费厄泼赖”，一定要看清对手，如果对手是人，通人性，讲“费厄”，那就可以而且应当对他们讲“费厄”;如果对手是狗，不通人性，不解道义，那就决不能讲“费厄”，而只能决不宽容，落水后还要从而痛打之，直到他们彻底改悔，狗性消泯，带上人性而后止。

第七部分的论证带有总结性，提出当前应采取的正确做法：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鲁迅从看病应让患者自选中医或西医谈起，以幽默讽刺的笔法，指出提倡“费厄泼赖”者于己的迂腐; 且还要以此“律人”以及“误人”，写得妙趣横生。然后举女师大风潮中陈源前后两篇文章为例，意在指明，提倡 “费厄泼赖”，将为敌手所乘。

第八部分总结全文，指出在改革者与反改革者的长期斗争中，改革者应总结“总是沉入睡梦”，心存幻想，以致使改革屡遭挫折的沉痛教训。改换态度和方法，永远进击，决不宽容已经失败但不肯改悔的敌人。

本文采用了正反对照，破立结合，层层深入，反复论证的方法，对“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必须痛打落水狗的主张论述得全面充分，详尽深入。第一节开门见山，摆出两个根本对立的论点;第二节水到渠成，从正面阐述中心论点;第三节抓住典型，解剖叭儿狗的形象与本质，说明决不能放过走狗文人;四、五两节在批判对方论据中深刻论述了不打落水狗的危害性;六、七两节从正、反方面论证了打落水狗的策略，归结出“现在还不能一味 ‘费厄’” 和 “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两条重要原则，再自然过渡到全文的总结。如此严密的结构和多样化的论证方法，使本文成为形象性政论的典范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