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原谤
皮日休
天之利下民,其仁至矣! 未有美于味而民不知者,便于用而民不由者,厚于生而民不求者(1)。然而暑雨亦怨之(2);祁寒亦怨之(3); 己不善而祸及(4),亦怨之; 己不俭而贫及,亦怨之。是民事天,其不仁至矣! 天尚如此,况于君乎? 况于鬼神乎? 是其怨訾恨讟(5),蓰倍于天矣(6)! 有帝天下、君一国者,可不慎欤! 故尧有不慈之毁,舜有不孝之谤。殊不知尧慈被天下(7) ,而不在于子; 舜孝及万世,乃不在于父。呜呼! 尧舜,大圣也,民且谤之; 后之王天下,有不为尧舜之行者,则民扼其吭(8),捽其首(9),辱而逐之,折而族之(10),不为甚矣(11)!
〔注释〕(1)厚于生:使生活条件充裕。(2)暑雨:语出《尚书·君牙》,“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 。(3)祁寒: 大寒,语出《尚书·君牙》,“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 。(4)不善: 指行为不好。(5)怨:怨恨。訾: 咒骂。讟(dú): 诽谤,痛怨。(6)蓰(xǐ)倍: 几倍。(7)被天下: 普及于天下。(8)扼: 掐住。吭(háng): 喉咙。(9)捽(zuó):揪。(10)折:作推翻解。族之: 杀掉全族。(11)甚:过分。
〔鉴赏〕提到皮日休的《原谤》,很容易联想起韩愈的《原毁》来。这,一则因为两人同是唐代的著名作家,二则因为两文的题目很是相似,只有一字之异: 一为 “毁” ,一为 “谤” 。而从意义上说,“毁”即 “谤” 也,“谤” 即 “毁” 也。《原毁》中就这样写道: “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 《原谤》中也说: “故尧有不慈之毁,舜有不孝之谤。” “毁” “谤”并提,可以说是互文见义,意思完全一样。但《原毁》和《原谤》,无论从文章的主旨,还是从写作的方法技巧上来说,都是大不相同的。韩愈的《原毁》是推论当时士大夫好说别人坏话的根源和这种坏风气的恶劣影响,作者为文的本意,在于呼吁当时的大人先生们来转变这种坏的社会风气。文章采用比较对照的论述方法,和并列双行的结构方式,推比成篇,处处呼应,而又活泼流转,气势雄健,是流传后世的名篇。《原谤》的主旨,在于推论百姓对当世君主的怨恨与咒骂。作者为文含有对统治者的警告。文章采用垫拽的手法,分宾主行文,以天为宾,以君为主,以宾衬主,层层翻进,步步紧逼,最后逼出文章的本意。全文短小精悍,而文意曲折,写得十分出色。
皮日休的主要活动时期是唐懿宗咸通至唐僖宗广明的二十年间。这个时代是十分黑暗的。韦庄的《咸通》诗写道: “咸通时代物情奢,欢杀金张许史家。破产竞留天上乐,铸山争买洞中花。诸郎宴罢银灯合,仙子游回璧月斜。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弦管送年华。”陆龟蒙的《村夜》诗更为概括: “万户膏血穷,一筵歌舞价。”这些诗句,深刻地反映出当时统治者的生活是如何地糜烂与腐朽。而他们对人民的压追与剥削,竟然达到了以 “刳剥生灵为事业” (贯休诗句)的地步。这就是皮日休所生活的时代环境。
《原谤》全文包含三层意思。第一层写人民对天的怨恨; 第二层写人民对君主的怨恨与咒骂; 第三层,写作者对统治者的警告。文章从天与民的关系写起 “天之利下民,其仁至矣! ”上天给了人民无穷的利益,真是仁爱到了极点! 先概写一笔,下面从三个方面具体写出这些利益: “未有美于味而民不知者,便于用而民不由者,厚于生而民不求者。”三个排句,从“美于味”、“便于用” 、“厚于生”三个方面具体写出了上天给予人民的好处。说“天之利下民,其仁至矣” ,不为夸大。上天对人民是如此地仁爱,人民又是怎样来对待上天的呢?文章写道:“然而暑雨亦怨之; 祁寒亦怨之; 己不善而祸及,亦怨之; 己不俭而贫及,亦怨之。”文章连下四个“怨”字,写出了人民对上天的怨恨之多,怨恨之深。如果说,“暑雨” “祁寒”是上天造成的现象,因而怨恨上天还多少有一点道理的话,那么,“己不善而祸及” ,“己不俭而贫及”,则完全是自己酿成的,一味地“怨天” ,而半点也不“尤人” ,这就未免太不公平,太不应该了。上天给了人民这么多的好处,人民不但不感激它,反而恩将仇报,一个劲地埋怨,这难道不是不仁到了极点么?所以文章总锁一句: “是民事天,其不仁至矣! ” 由于有上面四句叙述作为坚实的基础,所以这一句论断便显得极为有力,无可辩驳。写天之于民,文章先下断语,后作分析; 写民之于天,却是先作分析,后下断语,这就显得活泼而不板滞。“其不仁至矣” 正应“其仁至矣” ,结构十分严谨。
接着从怨天写到怨君。“天尚如此,况于君乎? 况于鬼神乎?”对待上天尚且如此,更何况对于君主,更何况对于鬼神呢?使用反诘的语气,运用递进的句式,连用两个“况” 字,写出人民对君主的怨恨更有甚于上天。这里提到鬼神,但那是用作陪衬的。“是其怨訾恨讟,蓰倍于天矣! ”这两句紧承前句,具体说明人民对君主的怨恨咒骂的程度。既然人民对君主的怨恨是如此之深,咒骂是如此之厉,而人民又是既能“载舟” ,又能 “覆舟” 的,那么,君主难道可以不谨慎地对待人民么?所以文章紧接着写道: “有帝天下、君一国者,可不慎欤! ”真是层层深入,步步紧逼,逻辑严密。作者为了印证自己的观点,加强文章的说服力,便又举出尧舜被谤的情形作为例证。“故尧有不慈之毁,舜有不孝之谤。”尧传天下于舜,而不传其子,所以有人说尧不慈; 舜得不到父亲瞽叟的欢心,所以有人说舜不孝。但是,问题能不能这样去看呢?作者的回答是否定的。文章兜转一笔,加以申述: “殊不知尧慈被天下,而不在于子; 舜孝及万世,乃不在于父。”原来如此! 尧的仁慈遍及了普天下的人民,只是不在于儿子,——应该说是大慈; 舜的孝行影响到千秋万代,只是不在于父亲,——应该说是大孝! 所以,还是屈原说得正确: “彼尧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 尧舜的高尚行为,远远超出世俗,直薄云霄。一个“殊”字,深刻地揭示出一般人对于尧舜的高尚行为是很不理解的。文章极写尧舜行为高尚,也要受到毁谤,目的在于陪衬当世之君受到毁谤,那是理所当然的了。写到这里,文章的立意尚未表达出来,于是作者再翻进一层写道: “呜呼! 尧舜,大圣也,民且谤之; 后之王天下,有不为尧舜之行者,则民扼其吭,捽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为甚矣! ”作者的这一番话,真是说得痛快淋漓,喊出了当时人民的呼声。为什么人民会如此痛恨、仇视不为尧舜之行的君主呢?作者在《读司马法》一文中说道: “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 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唐虞尚仁,天下之民,从而帝之,不曰取天下以民心者乎? 汉魏尚权,驱赤子于白刃之下,争寸土于百战之内,由士为诸侯,由诸侯为天子,非兵不能威,非战不能服,不曰取天下以民命者乎?” 这一段话,正好作为上文的注脚。它深刻地揭露那些所谓创业垂统的圣帝明君,也都不过是屠杀人民的最大刽子手而已。既然这样,人民又怎能不怨恨、不诅咒、不打倒那些君主呢?作者说尧舜之君也难免受到人民的毁谤的看法,是并不全面的; 但是最后归结到警告当世之君,则是相当大胆的见解,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从写作上来看,文章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宾主分明,以宾衬主。有些事物,单从它的本身去写,不易写得生动; 有些道理,单从它的本身去讲,很难讲得深刻。如果使用宾主手法,写入别的事物,说上别的道理,以此为宾来作陪衬,那么所要写的事物就会生动得多,所要说明的道理就会深刻得多。《原谤》的主旨是要说明人民对君主的怨恨与咒骂。为了说明这个主旨,作者先写人民对上天的怨恨,以怨天为宾来陪衬怨君。在写怨天这个意思时,文章又有宾主之分,先说 “天之利下民,其仁至矣” ,再说 “是民事天,其不仁至矣” 。前者是宾,后者是主,说天之“仁” ,是为了衬托出民之“不仁” 。在写到“怨君”这一意思时,先不写人民怨恨后世之君,而写人民毁谤尧舜。毁谤尧舜又是作为宾来写的。既然连尧舜这样的大圣都遭到毁谤,那么,后世那些远不如尧舜的皇帝遭到怨恨和毁谤,就更是理所当然的了。因此,写人民对尧舜的毁谤,正是为了衬托出人民对后世君主的毁谤。文章就是这样以宾衬主,突出重点,层层翻进,步步紧逼,最后逼出文章的主旨。正因为这样,文意便显得深刻,内容便显得丰满,而行文也就避免了单调。此外,本文还使用了垫拽的手法。包世臣在《艺舟双楫·文谱》中这样说道: “垫拽者,为其立说之不足耸听也,故垫之使高;为其抒议之未能折服也,故拽之使满。高则其落也峻,满则其发也疾。”垫高犹如提高水位,使水落下去时更为有力; 拽满好比拉开弓弦。弓拉得越足,箭射出去就越有力量。《孟子·公孙丑》就曾运用了这一手法。《原谤》中也使用了垫拽的手法。文章说: “天之利下民,其仁至矣! ”上天对百姓极为仁爱,有了这样一句,已经够清楚了。但是作者觉得这样说力量不够,于是在这句之下又加进“未有美于味而民不知者,便于用而民不由者,厚于生而民不求者” 三句,这就把上天对人民的极为仁爱的意思充分地表达出来了,话也就显得有了力量。又如,“是民事天,其不仁至矣! ” 人民对待上天极不仁爱,有了这样一句,也已经够清楚了。但是作者觉得这样说力量不够,于是在此句之上又加进“暑雨亦怨之” 等四个排句,这样,“是民事天,其不仁至矣” 的话就有了力量。由于使用了垫拽的手法,《原谤》的文辞便由简单而变为丰满,由质朴而显得斑斓。